有人說，男人的想法來自於推理或衝動，而女人的想法則來自於感覺或意象。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我給杜鵑這樣一個感覺，那就是我人生的發展方向應該在商業，而不是科研。不過，想法總歸是想法，如果生活上沒有什麽變化，杜鵑頂多發發感慨，比如說：“哎呀，大仙呀，你真該離開研究所下海經商去。”
在我們研究室，一直有個重點課題組，而大仙是其中的一員。這個課題組的背後後台是一位老研究員。老先生解放前就是天津北洋大學的係主任。解放初期出任部科技司總工程師。同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一樣，老先生沒有逃過“反右”這一劫。不過，幸運的是，對於他這個右派的處理要比錢偉長他們好多了。他被下放到我們研究室，工資待遇不變，仍然是二級研究員待遇。到了1961年，右派帽子也被撤了。老先生本來就不喜歡當官，來到研究所，感覺更自在一些。另外，所裏各層領導都十分尊重他。我去研究所的時候，他是所裏研究員中唯一配有專用汽車和司機的人。
有了這個活菩薩，部裏每個5年計劃的重點科研課題自然就是我們研究室的了，另外，老先生在國家科委裏也有很厚的人脈，一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也能分上一份羹。有個這些，我們這個課題組的人自然就是室裏乃至所裏的寵兒了。當初，大仙碩士畢業為進這裏也是讓導師費了不少功夫推薦才成功的。
兩個變故讓我們這個課題組一下子從天上掉到了地上。一是老先生到南方出差的時候仙逝在旅館裏。二是，部科技司對新的5年計劃的課題采用了所謂的競爭機製。一些大學教授們擠進了與我們的爭食行列。我們課題組真正的領導人（老先生的嫡係繼承人）是個書呆子，除了正常的課題申請渠道，從來沒想到過如何和科技司的那幫人搞關係。你想，這樣怎麽能夠鬥得過那些如狼似虎的競爭者。所以，等部裏課題評選結果一下來，我們除了一個10萬的課題外，別的一無所獲。當然，我們手裏現有的課題還夠我們玩幾年的，但對以後卻不免充滿著迷惘。
另外，所裏的一項政策性變化更給我們增加了危機感。研究所除了從部裏拿課題外，還可以直接和地方政府和企業聯係拿到課題。我們稱傳統的從部裏或科委得到的課題為縱向課題，稱其他渠道來的課題為橫向課題。
橫向課題與縱向課題的顯著區別是其資金使用的靈活性。對於縱向課題，科委和部裏都有一套監督使用的機製。你可以用它來買設備，買電腦，做實驗，出差，開會，但你不能用它來發獎金。也就是說，除了所裏能扣去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外，你不能用它來創收。而橫向課題就不同了，研究資金一到，你就可以用它來發獎金了。實際上，你隻要滿足了地方企業給該課題提出的成果要求，這些錢你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後來，這個橫向課題基本和科研無關了，很多都是設計或技術谘詢服務等領域的事情。
所裏政策性變化的主旨就是要多發展橫向課題，這樣大家可以多分錢。具體措施就是以後的獎金不再是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刀切了。說要打破大鍋飯，實行多勞多得，誰拿的橫向課題多（所謂的創收多）所得的獎金就越多。
如此一來，我們課題組就慘了，寵兒一下子變成了棄兒。組裏一些人為了擺脫光幹活得不到獎金的困境想起了辦法。有些入兼入了別人的橫向課題組，另一些選擇另立山頭，自己到外麵找橫向課題去了。還有一兩個膽子更大一些，幹脆停薪留職，到南方下海去了。
大仙自然要為此煩惱。但當時除了背後發點牢騷外，並沒有什麽具體的方略。第一，大仙不喜歡設計或服務性質的工作，真要做的話，我想幹脆到設計院去，那裏才是一流設計師該去的地方，像我們這樣到處撈小的設計項目有些丟份。第二，大仙一沒有靠山，二沒有資金，下海經商隻能去打工，心裏沒多大興趣。
當杜鵑得知我的處境時，她似乎看到了我以後生命中某種意象。好像我是一塊礦渣裏的金塊，使其閃光唯一所缺的就是擦去沾在我身上的泥土。
擦泥工作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我和杜鵑的激烈對峙。為了使我對遠景有清晰的憧憬，杜鵑極力給我宣傳工商成熟人士的風采。比如，某些書籍有言：“在美國，一流智商的人經商，二流智商的人從政，三流智商的人才去搞科學。”等等，從文化層麵上動搖我“科研至上”的優越感。
另外，那段時間，杜鵑常帶我接觸上商界人士。隻要是她部裏有這方麵的活動，她都拉著我去參加。開始的時候，看到這些趾高氣揚西服革履的家夥們是有些讓人羨慕，但看多了，了解了他們，神迷感就淡然無存了。這樣，我在杜鵑麵前酣暢地表露著我對這些人的蔑視。
杜鵑對我的頑固當然很生氣，但她表現出很大的耐心。對於我的狂妄言語，斥責的少，說服的多。但這樣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我的肆無忌憚。最後，我們倆不可避免的衝突來了。
那次是個台商到北京，杜鵑負責接待。當她知道這個台商以前曾在大學教書時，非常高興，認為這人和我經曆類似，應該能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所以，她就特地安排讓我能見他一次。
台商姓蔡，名國宏。說話談吐很有修養。我和杜鵑晚上在酒店酒吧間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確實讓我感覺到他與一般商人不同的氣質。
談話開始的氛圍是非常融洽的。杜鵑借機說：“蔡先生，大仙現在從事科研，有意想往工商業上轉，不知蔡先生有什麽好的建議。”
蔡國宏打量了一下我，他有些誤會了，以為杜鵑是來給我介紹工作的。便客氣地說：“杜小姐，我們那個公司屬於化工行業，和大仙先生的專業離得很遠。當然了，如果大仙先生能有杜小姐這樣的公關和組織能力，到我們市場部搞搞推廣還是可以的。”
沒等杜鵑解釋，我急忙問：“如果杜小姐肯下海到貴公司，請問能夠給她什麽職位和待遇呢?”
蔡國宏:“她要去，我給她做市場部經理。月薪1萬。”
我笑了。忙對他說：“我們今天來，不是要到你公司工作，我們隻是想以你的經驗確認一下，像我這樣的人是否適合到商海裏沾沾水。”
蔡國宏也笑了：“哈，誤會誤會，抱歉抱歉。”杜鵑在一邊沒說話，但我感覺到她對我和蔡國宏交流結果不很滿意。
然後我問到蔡國宏以前在大學教什麽的。他說教的是曆史。然後我們談到幾段史記中的事情。也許是對過去講台的懷念，也可能是幾杯酒讓他興奮了，這家夥居然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起課來。
忽然之間，此人的高雅形象在我麵前蕩然無存，讓我覺得和以前那些誇誇其談的商人沒什麽兩樣。我抓住他講話中的兩個錯誤，毫不留情地駁斥他。他似乎有些不服氣，說史書中就是這麽寫的。我看著他：“蔡先生，經商適合不適合你我不太清楚，但你棄教似乎是個明智的選擇。”然後，我把史記那段文字給他背了出來。
然後，一切似乎都是尷尬的。跟蔡國宏告別時，杜鵑的微笑似乎已經壓不住她即將噴發的怒火了。還沒等我們走出酒店大門，她就惡狠狠地對我說：“大仙！你太令人失望了，連基本的禮節都沒有！”
這次我沒能沉默：“是，我這人永遠不能，也絕對不會具備你所期望的這等修養。”
杜鵑繼續咆哮：“你不僅沒有修養，心胸還如此狹隘。人家說你不如我就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覺得你一直得比別人強才行？”
我回應：“謝謝提醒，我的確好勝心強，但是我會注意和誰去比。拜托了，請你以後不要再讓我和別人比賽畫圈看誰圓好嗎？我比不過！”
“你以為還有以後？哼！”說完，杜鵑自己打車走了。
當怒氣在我腦際逐漸消失的時候，我慢慢感到一陣輕鬆，同時也感到一種自由。忽然我腦際冒出一個想法，我需要某種改變，而這改變絕不是杜鵑所期待的下海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