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有人說餓死三千萬以上，有人說沒有這麽多或者沒有餓死人，到底有沒有餓死人或者到底餓死多少人，恐怕沒有人能夠統計清楚。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時是有很多人餓死的。
在中國曆史上，由於耕種的方法原始，耕種的工具落後，再加上分配不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非常普遍的現象，餓死人是正常的，而不餓死人則是非常不正常的。比如解放後的1956年，廣西餓死人就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延續和反映。好在當地的領導人及時發現問題，並妥善解決了問題，受到了中央的表揚。所以李井泉說：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這個話雖然說的是中國的實際情況，但是，蔣介石,慈禧太後可以這樣說，曆朝曆代的官吏都可以這樣說，而作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絕對不能這樣說
，特別是作為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更加不能這樣說，如果他真的這樣說了，那就說明他是一個標準的不顧百姓死活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應該說，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當政的新中國，大規模餓死人是極其不應該的，也是極其不正常的。當時，雖然有很多地區發生自然災害，也有蘇聯逼債的情況，如果全國科學合理的統籌，這些問題對於這麽大的中國來說，根本不會對中國各方麵產生過於嚴重的影響。據我老家的老人說，58年59年都是大豐收，但是59年秋的糧食很多都爛在地裏了，沒有收回來。而且盡管糧食沒有收回來，大隊倉庫裏還有糧食。但是，在我老家，當時有很多人餓死。
這說明餓死人這種情況的發生，主要原因應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裏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基層官員，而是有一定級別的高級官員禍害的結果，所以應該叫三分天災，七分官禍更為確切。
既然有人餓死，那就要看看到底是誰的責任。雖然當時的中央以及報紙，電台大張旗鼓地宣揚大躍進，到處刮五風，但是根據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全國22個省，3個直轄市，5個自治區，餓死人最多的卻是集中在五個省河南，四川，安徽，甘肅，山東等自然條件並不是最惡劣的地區。同樣一個省，每個地區，每個縣餓死人的情況也不一樣。由此看來，在一線工作的各個省，地區的領導們首先要對餓死人負主要責任。比如著名的信陽事件，河南雖然其他地區也有人餓死，但是信陽地區餓死人的情況特別突出，所以，信陽事件的直
接領導人，地委書記路憲文對於信陽地區餓死人應該負主要責任，至少60-70%以上的責任。河南省的領導人應該負20%左右的責任。
其它幾個餓死人的省，那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地方領導人應該負70-80%以上的責任。
比如四川的李井泉，作為四川的省委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他對於四川餓死人應該負80%以上的責任。毛澤東給幹部的信，他扣押不讓傳達；四川餓死人後，他的職務沒有變化，權力反而更大了。貴州省委書記周林被他撤職，毛給他說情，希望恢複周林的職務，他根本不聽；毛讓彭德懷參與三線建設，加強軍工的生產和 開發，他處處限製彭德懷的行動。看看毛給李井泉的：井泉（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同誌：你為什麽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我在這裏還有個要求，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並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你們來信，用保密電話直達我的住地及火車上.....。如事先不知道是毛寫給李井泉的信，肯定誤以為是一個下級向上級祈求寫信呢。李井泉為什麽這麽牛？顯然是有人給他撐腰，那就是劉鄧。
認為省地區級領導應該負主要責任的，還有當時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劉鄧等，在1962年的7千人大會上，總結餓死人的經驗教訓的時候，劉鄧的報告首先是要批分散主義的。所謂分散主主義，就是權力下放過多、過散或者是過於民主，各地區的權力太大。
但是，毛顯然不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說劉的報告他沒有看完，發給各位代表討論，討論的結果是，把這句話給去掉了。但是，現在看來，分散主義的造成餓死人的說法，還是比較準確的。
這樣算下來，中央有20-30%的責任，那麽中央的什麽人應該負多少責任呢？
首先是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周，鄧，譚震林應該負20-30%的95%以上的責任。
而劉作為最重要的主持一線工作領導人，應該負其中的最主要責任，就是中央的20-30%中的60%以上。自從1956年，劉就開始不公開地主持中央工作，黨的8大以後，他基本上就是一線工作的一把手，59年又當選國家主席，他從形式上正式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的最高領導人。55年打掉了高饒集團，使黨內沒有了反對聲音，57年反右，反掉了黨外的反對聲音。正是他當選國家主席之後，中國就馬上發生了餓死人的事件，這是巧合嗎？絕對不是，而是劉掌權後製定和執行的政策的必然結果。他不僅是大煉鋼鐵，刮五風，吃食堂倡導者，更是堅決執行者，比如最早的吃食堂就是在河北徐水縣，1958年就開始吃食堂。而這個縣是劉親自抓的一個早期實現共產主義的典型，然後全國推廣的。
中央領導人中另外一個虛報產量，刮五風，吃食堂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是譚震林。由於大家在討論餓死人這一問題的時候，有的是故意抹黑毛，有的是替毛辯護，把責任推給劉鄧，而把餓死人的重要責任人譚震林給漏掉了，他當時是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書記處書記，當然這個書記處是歸鄧管的。當時主要是農業出問題，農村餓死人，他首先應該負責。更為關鍵的是，當時的很多口號，都是他發明的，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他提出來並到處推廣的。畝產萬斤也是他發明並推廣的，有很多地區說達不到畝產萬斤，他也一定
強求他們報畝產萬斤。河北的徐水，也是他鼓吹並且推薦給劉少奇的。另外，信陽事件已經發生並被發現餓死人，也是他反複多次不讓監察部向上報告的。他至少應該對中央的20-30%的責任中的30%以上負責。所以從此以後，他被稱為不負責任，到處亂吹牛放炮的譚大炮。
毛的責任可能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從當時的情況看，餓死人還真真正正不應該由毛負主要責任。毛的責任是失察和把權力過於放心地交給劉周鄧譚，應該負中央的15-20%的責任1-5%的責任。
剩餘的，應該是周，鄧的責任。鄧除了一張站在稻子上的照片，還沒有看到他其它的關於大煉鋼鐵，刮五風，吃食堂的言行，因為都被鄧屏蔽掉了。但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負責大躍進政策的具體部署。鄧小平作為書記處總書記，曾被毛澤東稱為大躍進的“副帥”，要說他沒有責任，根本不可能。
關於周的言行也不多，不過他一直作為副手，負責具體工作，配合一把手工作，責任應該會小一些。。
在這裏，趙紫陽也應該擔負1-2%的責任，雖然當時他當領導的廣東沒有餓死人，但是，他的一個反瞞產的報告，經中央批準，推向全國，對於餓死人事件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惡性作用，使全國多餓死了很多人。比如我老家在反瞞產運動中，除了餓死人，還有很多人被打死。
這裏有兩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一些問題。一個是河北徐水縣的典型，另外一個是信陽事件。
本來在解放前，徐水是非常窮苦的。解放後，由於大家的工作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不僅生產得到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全國應該是走到了比較前列的。譚震林發現了這一典型後，報告了劉少奇，劉看了材料之後，覺得很好，就作為自己的一個共產主義典型來試點。劉不僅在毛去徐水的8月份之後於9月份去過徐水，還在毛去之前的5月份和王光美一起去過徐水，並在那裏住了一個晚上，親自組織一大批人在裏準備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材料。毛在去過徐水之後，發現了很多問題，然後派人去調查，果然發現徐水確實有很多很大的問題，所以在毛去之後的一個多月左右的10月份，毛就要求不要再宣傳徐水典型了。如果按照劉少奇的徐水搞法，中國肯定會象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那樣，所有人都很有可能會進那種共產主義集中營。
再以河南信陽事件為例，60年2月份就發現餓死人的問題，中央監察部要上報中央，可是譚震林不讓報。到了4月份，餓死人越來越多，就又派人去調查，結果的確是餓死人的問題更加嚴重。報告在6月份，7月份分別送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的手裏，他們也隻是輕描淡寫地處理了一下，餓死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吳之圃還繼續當他的省委書記，在10月18號還給陳雲吹牛說河南仍然可以調很多糧食給中央。10月24日，李富春不知道為什麽把信陽事件的報告送到了毛的辦公室。毛看完之後，馬上批示：“劉周上午即看，下午討論一下解決辦法”。要知道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可以說是日理萬機，每天的日程是至少一周前就已經安排好了，毛打破慣例安排，讓劉周當天就要討論解決辦法。這充分說明，毛對普通百姓有著深厚的感情，把普通百姓死活當作天大的，第一重要的事情。在毛的心裏，什麽軍國大事，都沒有老百姓的性命重要。而劉
周鄧譚明顯不是這樣想的。從這些情況來看，毛是第一次知道信陽事件的情況。但劉周鄧早就知道，譚應該更加清楚，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想辦法來認真解決農村百姓餓死人的問題。他們甚至象李井泉那樣，對老百姓的死活是無動於衷，甚至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常現象。
自從毛看到信陽事件的報告後，毛才真正認識到劉鄧譚等人給老百姓禍害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所以毛不得不親自，直接參與中央的領導工作。在毛的堅決要求下，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很多根本性的改變來糾正過去的錯誤。毛並且派出了大量的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秘書，警衛下到農村去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並把1961年作為一個調查研究年。從而使餓死人的事情徹底不再發生。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應該是一個關於餓死人事件的總結的大會。在這次大會上，與毛、周，譚等領導人的主動檢討不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沒有做檢討。他不僅不做自我批評，還鼓動彭真，鄧小平等把責任往毛的頭上推，他自己也暗示代表們批毛，以達到他們篡位奪權的目的。結果，這種陰謀剛剛一開始，就遭到周，陳伯達等人的激烈的，針鋒相對的反對和批
駁而不得不停止。特別是林彪當時的講話，使他們的野心才徹底縮了回去。林彪的講話，應該是對餓死人事件比較準確的總結發言，特別是說道：“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經過40年的所謂改開檢驗，這些話仍然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經典說法和關鍵所在。
網上還有很多網友對那一個時期領導人的講話進行了比較，認為毛幾乎從來沒有鼓動過刮五風，並且一直是批評刮五風的。另外，河南的吳之圃，四川的李井泉後來被鄧平反，鄧還親自給他們給吳之圃開追悼會，還給李井泉人大副委員長。這就說明他們是一條線上
的人，說的不好聽一點，他們就是一丘之貉。
楊繼蠅的書羅列了大量餓死人的事實，很難能可貴。不過，可惜的是，他預設立場，先定結論，把所有的責任都放在毛一個人頭上，所以他的推理過程也是錯誤的。這就如同做研究，他有實驗結果，但是，因為他預設的結論是錯誤的，推理過程當然是錯誤的，所以他的那本書沒有太大的價值。
所以，餓死人的責任，如果排除自然因素（自然災害大概占30-40%），餓死人的省，地區（市）級領導負70-80%的責任，劉10-20%，譚5-10%，毛1-2%，周鄧1-5%，趙紫陽1-2%。當然餓死人持續發生於1959冬天到1960年年底，時間跨度很長，問題錯綜複雜，不可能象1+1等於2那麽簡單，這裏隻能大致量化。
我現在當然沒有條件去實地調查，並且經過60多年以後也很難調查了。但應用科學，我們也能知道個大概，那就是當時的中國包括信陽不可能發生大規模餓死人事件。
許多文章就像李錦那樣經不起推敲，這樣的東西本人看得多了。
中央有幾個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你可以查一下。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如果不是因為餓死人太多，也不會稱為信陽事件。
百度一下，把很多比較長的文章認真看看，就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嚴重程度。如果不嚴重，毛偉人也不會說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討論一下解決辦法。
當時信陽有多少人餓成了這樣？ 沒幾個吧！ 為什麽20年代四川饑民會餓成這樣，而60年代的中國農民（不僅僅是信陽）不會？ 你可以到網上搜搜非洲饑民是什麽樣的，納粹集中營裏的難民是什麽樣的，二戰日軍俘虜營裏的俘虜又是什麽樣的。 如果這還不夠，你還可以搜搜那些厭食症患者又是什麽樣的。如果這還不夠，你還可以搜搜動物（狗，老虎，大象等）被餓成皮包骨的照片。
信陽地區包括現在的駐馬店地區，當時總人口大約800多萬。
當時的地委書記路憲文就是親眼見到很多快死的人而不救。
你說的兩篇文章我都看了。
很多文章說信陽事件餓死人48-105萬，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們村餓死了100多人，占20%左右。
李錦的文章無法評論，不過虛假的可能性大，他1952出生，當時7-8歲，很多記憶不一定準確。
如果你什麽時間願意去我老家調查，我可以給你地址，很多吃食堂的人們在10年之內應該是健康活著的
關於信陽事件，已經有很多學術文章詳細介紹了，另外我家裏有人餓死，不是道聽途說。
我會看看你的文章的。謝謝
本人有篇文章，歡迎你來看看。
這個作者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也希望沒有人餓死，但是沒有任何說服力。
不要把這個當作數據。看看百度關於信陽事件的介紹，另外看看很多人的回憶錄。
下麵這個給你參考：
https://www.bqpu.net/news/1372894
我老家就是信陽事件發生的地方。有時間我會寫寫我聽到的情況的。
任何一個正常人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都不會罵人，我對此能夠理解。
沒有出現大量的皮包骨，可能發生大規模餓死人事件嗎？ 是否違反了自然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