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員（第五章：冰峰下的哨所 第六章：鐵騎雄獅）

第五章：冰峰下的哨所

 

林副政委找到我的時候，我剛從團部食堂出來。

那天的午飯是白菜燉粉條，大師傅多給了我幾塊肉，我沒舍得吃，用饅頭夾著，打算晚上熱一熱再吃。林副政委站在招待所門口，手裏夾著一支煙，煙頭的紅光在正午的陽光下幾乎看不見。他看了我一眼，把煙叼在嘴裏，騰出手來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遠，有個地方，我想帶你去看看。”

“什麽地方？”

他吐出一口煙，煙霧在陽光裏散了，像一層薄紗。他看著遠處，目光越過了操場上走隊列的連隊，越過了團部那根旗杆，越過了大院的圍牆，一直看到天邊。

“邊防十二連。”他說，“帕米爾高原上，海拔四千七百米。”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輕，像是在說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但我注意到他夾煙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我當營副教導員的時候去過，”他把煙掐滅，煙頭在鞋底碾了一下，“快十年了，一直想再去看看。”

他沒有說為什麽想去。我也沒問。有些話，當兵的人不說。

出發那天早晨，天還沒亮透。

北疆的夏天，天亮得比北京晚。北京時間六點，這裏還是灰蒙蒙的，東方隻有一線暗紅，像有人在天邊點了一根火柴。團部大院裏很安靜。

我的BJ212停在團部門口，林副政委坐在副駕駛座上，小李和衛生員小周擠在後排。車子駛出大院的時候，哨兵敬了個禮，小李鳴笛回禮。

一路向西。

起初還有柏油路，雖然坑坑窪窪，但至少是路。過了喀什，路就變了。柏油沒了，取而代之的是碎石路，車輪碾上去，石子劈啪作響。路越來越窄，越來越陡，一邊是風化嚴重的山壁，隨時可能有石頭滾下來；另一邊是萬丈深淵，穀底有一條河，河水是乳白色的，那是冰川融水，冷得刺骨。

海拔表上的數字從一千米跳到兩千米，然後是三千米。空氣越來越稀薄，BJ212的發動機開始發抖，像一頭得了高原反應的犛牛，喘著粗氣。

林副政委的臉色有些發白，但一句話都沒說。

“副政委，您還好吧？”小李在後座問。

“沒事。”林副政委擺了擺手，“當年我們走這條路，連車都沒有，全靠騎馬。從團部到邊防連，要走五天。現在有車，兩天就到了。”

第二天下午，車走到了盡頭。不是碎石路了，是根本沒有路。麵前是一座大山，山坡上覆蓋著碎石和稀疏的草叢，一條羊腸小道蜿蜒而上，消失在雲霧裏。海拔表顯示三千八百米。

趙連長已經在那裏等著了。

他站在山道入口處，身後牽著幾匹馬。三十出頭的漢子，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穿著一件半新的軍大衣，腳上是馬靴。他跑步上前，向林副政委敬禮報告，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後來我才知道，他在高原待了八年，聲帶在高寒缺氧的環境下出了毛病。

“林副政委，邊防十二連連長趙大江，奉命來接你們。”

“辛苦了。”林副政委還了個禮。

趙連長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落在我身後的箱子上。

“這就是放映員林同誌？”

“是。”我說。

“設備重不重？”

“四十多公斤。”

趙連長沒說話，轉過身，從戰士手裏牽過一匹最壯實的軍馬。那匹馬是棗紅色的，骨架大，胸寬，腿粗。趙連長把馬鞍上的褡褳解開，騰出位置。

“把設備綁上去。”他說。

我和小李一起把箱子抬上馬背，用繩子固定好。趙連長試了試，紋絲不動，點了點頭。

“上馬。”他說。

我不會騎馬。小李也不會。林副政委會，但他沒說什麽，接過韁繩，翻身上了另一匹馬。動作不麻利，但也算熟練。

趙連長看了我一眼，指了指那匹栗色馬。

“你騎這匹。它老實，認路。”

我踩著馬鐙，翻身上去。姿勢肯定不對，那匹馬不滿地打了個響鼻，往前走了兩步。我趕緊抓住韁繩，手心全是汗。

趙連長笑了笑，翻身上了自己的馬。那是一匹黑馬，比棗紅馬高半頭，眼神很野，鼻孔噴著白氣。

“走吧。”他說。

一行人在山道上緩慢前行。

說是路，其實隻是碎石坡上踩出來的一條痕跡。寬不過兩尺，一邊是風化嚴重的山壁，一邊是陡峭的斜坡。馬走得很穩，每一步都踩在石頭的縫隙裏，蹄子打滑的時候，它會自己調整重心，穩穩地站住。

人不行。小李跟在我後麵，走了不到半小時，就扶著膝蓋喘不上氣了。小周的臉色發白，嘴唇發紫，是高原反應的征兆。趙連長讓一個戰士牽著小周的馬，又讓另一個戰士扶著小李。

“第一次上山都這樣。”趙連長對我說，“待幾天就習慣了。”

山越來越高，空氣越來越稀薄。我的頭開始疼，太陽穴像有人拿錘子在敲。但我咬著牙沒吭聲。

林副政委走在最前麵。他的腰板挺得很直，但臉色比在山下的時候更白了。趙連長策馬走到他旁邊，低聲說了句什麽。林副政委搖了搖頭，繼續往前走。

走了大約三個小時，山道變得平緩了一些。趙連長勒住馬，指著前方。

“到了。”

營區建在一處相對平坦的山坡上，幾排石頭房子，一個操場，一根旗杆。操場邊上拴著幾匹軍馬，馬鬃在寒風中飄動。房子的牆壁是用山石壘的，縫隙裏填著泥巴，屋頂是油毛氈的，壓著大石頭，怕被風刮跑。

此刻太陽還掛在西邊的雪峰上，把整片雪山染成了金色。暮色從山穀裏升起來，像一層薄紗，從下往上，慢慢地、慢慢地，把山腳裹住，把山腰裹住，最後隻剩下最高的幾個雪峰還亮著，像幾座金色的孤島。

趙連長把我和林副政委安排在兩間空出來的石頭房子裏。房子不大，一鋪炕，一張桌子，一盞馬燈。牆上糊著報紙，報紙已經發黃了，邊角卷了起來。角落裏有一個鐵爐子，爐膛裏的火燒得正旺，鐵皮煙囪燒得發紅。

我把設備從馬背上卸下來，搬進屋裏。趙連長站在門口，看著我打開箱子。

“這就是放映機？”他問。

“激光投影儀。”我說。

“不用膠片？”

“不用。”

趙連長沒再問。他蹲下來，看著那台銀白色的機器，伸出手，想摸一下，又縮了回去。

晚上，趙連長把他們最好的夥食拿了出來——羊肉湯麵。麵條是用高壓鍋煮的，海拔高了水不到八十度就開，不用高壓鍋煮不熟。麵條裏放了罐頭羊肉和脫水蔬菜。羊肉是去年冬天存下來的，凍得硬邦邦的，切開來還能看到冰碴子。

戰士們圍坐在一起吃飯，眼睛卻一直往我這邊瞟。消息早就通過電台傳過來了：上麵來了一個放映員，帶著世界上最先進的放映設備，要給大家放電影。

“多久沒放過電影了？”我問趙連長。

他想了想：“快1年了。上次放電影還是1966年冬天，團裏來了一輛放映車，放的是《地道戰》。膠片斷了好幾次，風太大，幕布被吹跑了兩回。但戰士們看得高興，零下三十多度，沒人回屋。”

林副政委坐在一旁，聽著這些話，手裏的筷子停了一下。

趙連長的筷子停的時間更長。他夾起一塊羊肉，放進嘴裏，慢慢地嚼。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去年冬天，”他忽然說，“我們連犧牲了一個戰士。”

屋子裏安靜了。

“巡邏的時候，山上雪崩。一塊石頭砸下來，他把身邊的戰士推開了，自己被砸中了。”

他把筷子放下，看著碗裏的麵條。

“才十九歲。甘肅人。來連隊第二年。”

沒有人說話。爐子裏的火燒得正旺，木柴劈啪作響。

“他叫王建軍。”趙連長說，“一班的。”

坐在角落裏一個戰士把頭低了下去。那是班長，一班長。他沒有哭，但他的肩膀在微微發抖。

趙連長沒有再說什麽。他端起碗，把剩下的麵條幾口吃完，站起來。

“林同誌，設備架好了嗎？”

“架好了。”

“那就開始吧。”

飯後，趙連長叫了幾個戰士幫忙，在操場上架幕布。他們把幕布的四角用繩子固定在木樁上，木樁砸進凍土裏，再用石頭壓住。風很大，吹得幕布鼓起來，像一麵巨大的帆，繩子繃得緊緊的，發出嗡嗡的聲音。

我把投影儀搬到操場上，兩個黑色的小音箱擺在兩側，電池放在彈藥箱上。我連接好設備，試了一下畫麵。幕布在風中劇烈抖動，畫麵也跟著晃動，像水麵的倒影，一波一波的，看不清楚。

趙連長站在旁邊，看著晃動的畫麵，沒說話。

我把音量調大，音箱裏流出的音樂被風撕成碎片，忽大忽小，忽遠忽近，像是有人在山那邊放收音機。戰士們在操場上坐好了，每人一個小馬紮，軍大衣裹得緊緊的，皮帽子上的護耳放了下來。他們的臉被風吹得通紅，呼出的白氣一團一團的，在暮色中格外清晰。沒有人抱怨，沒有人縮脖子，就那麽坐著，等著。

我看了林副政委一眼。林副政委坐在第一排邊上，軍大衣的領子豎起來，擋著風。

“副政委，”我走過去，蹲下來，湊到他耳邊說，“風太大了，畫麵穩不住。聲音也聽不清。戰士們受不了。”

林副政委轉過頭，風把他的頭發吹亂了。他沒有馬上說話，而是看了看操場上的戰士們。

“你打算怎麽辦？”他問。

“換到屋裏。”我說，“一班宿舍。一個排一個排地看。一排先看，二排三排先睡覺。連幹部分到各排，跟著看。”

林副政委沉默了幾秒鍾，然後點了點頭。他站起來，走到趙連長身邊，低聲說了幾句。趙連長先是一愣，然後看了看操場上的幕布，又看了看那些戰士，點了點頭。

“全體注意！”趙連長的聲音沙啞，但每個字都很清楚，“風太大，換到屋裏放！一排先看，完了是二排，最後是三排和炊事班，幹部分到各排！副指導員跟我到一排！現在二排三排先回宿舍睡覺！”

戰士們站起來，沒有抱怨，沒有歎氣。他們抱起馬紮，排著隊，往宿舍走。

一班宿舍在營區的最東邊，是最大的一間。石頭壘的牆，油毛氈的頂，裏麵一鋪大炕，能睡十來個人，加上站的地方，擠一擠能塞三十多人。屋子不大，炕占了一半，剩下的空間剛好夠放投影儀。白牆就是幕布。

一排的戰士們進來了。他們脫了軍大衣，掛在牆上的釘子上，然後站到炕前。炕上坐不下了，就站著，站在炕沿邊，站在門邊，站在任何能站的地方。副指導員站在炕沿邊，排長站在門邊，趙連長站在炕沿邊，林副政委也站在炕沿邊。他們和戰士們擠在一起，肩膀挨著肩膀。

我把投影儀放在炕對麵的木箱上，鏡頭對準白牆。兩個音箱擺在炕沿的兩頭，用枕頭墊高。連接好設備，試了一下。畫麵穩穩地停在白牆上，不晃了。音箱裏流出的音樂在屋子裏回蕩，溫暖，飽滿，像有人在他們耳邊輕輕地唱。

趙連長站在炕沿邊，看著那麵白牆，沒說話。

“放什麽片子？”我問。

趙連長看著林副政委。林副政委想了想：“《冰山上的來客》。”

趙連長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他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

“好片子。”他說。

燈滅了。屋子裏隻有投影儀的光。那光從鏡頭裏射出來，穿過屋子裏的灰塵，落在白牆上。灰塵在光柱裏飛舞，像一群小小的螢火蟲。

電影開始了。

當銀幕上出現帕米爾高原的雪峰時，我聽到有人輕輕地“啊”了一聲。那些戰士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那是他們每天麵對的山，每天巡邏的路，每天守衛的國境線。

電影放著。阿米爾和古蘭丹姆小時候的戲，戰士們看得很安靜。但當阿米爾追著馬車跑的那場戲出現時，我看到站在門邊的一個戰士嘴唇在微微翕動。他的眼眶紅了。

電影繼續放著。到了後半段，那場戲來了。

一班長在哨位上犧牲了。他凍僵的身體趴在雪地裏，手裏還握著槍，眼睛還睜著，望著國境線的方向。楊排長站在他麵前，沉默了很久。然後音樂響起了。

“天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

那歌聲像從雪山上流下來的，又像從地底下冒出來的。它穿過石頭房子的牆壁，穿過高原稀薄的空氣，穿過每個人心裏最硬的那層殼，鑽了進去。

屋子裏有人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把臉埋在袖子裏、肩膀劇烈抖動的哭。是那種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出聲、但眼淚根本止不住的哭。

我看到，坐在炕沿邊的一班長——就是那個在晚飯時低頭的班長——他的眼淚流了下來。他沒有擦，就那麽坐著，讓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他旁邊的戰士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直沒有放下來。

趙連長站在那裏，眼睛盯著銀幕，一動不動。他的嘴唇抿得緊緊的，下頜的肌肉在微微跳動。

林副政委站在那裏，兩隻手垂在身體兩側，攥成了拳頭。

當“親愛的戰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偉的身影和藹的臉龐”那句唱出來的時候，一班長終於哭出了聲。那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屋子裏，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沒有人覺得他丟人。

電影放完了。燈亮了。沒有人動。

屋子裏很安靜。爐子裏的火還在燒，木柴劈啪作響。

趙連長站在那裏，眼睛盯著已經變暗的白牆，沉默了很久。他的嘴唇在微微顫抖。

然後他轉過身，對著戰士們說了一句：“同誌們，唱首歌。”

戰士們站直了身體。他們的臉上還有淚痕，眼睛還是紅的，但腰板挺得筆直。

“親愛的戰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偉的身影和藹的臉龐——”

《懷念戰友》的旋律在石頭房子裏響了起來。不是電影裏的配樂，是戰士們自己唱的。他們的聲音沙啞、粗糙、不在調上，但每一個字都咬得很重。

“親愛的戰友，你也再不能聽我彈琴聽我歌唱——”

一班長唱得最大聲。他的聲音破了，沙了，但他還在唱。他旁邊的戰士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直沒有放下來。

一排歌唱完了。屋子裏安靜下來。趙連長看了我一眼。

 

“繼續放。”他說。

我愣了一下。以為一排看完就該換二排了。但趙連長說的是“繼續放”。他要連看兩部。

我看了看林副政委。林副政委微微點了點頭。

第二部片子，我選了一部蘇聯電影——《這裏的黎明靜悄悄》。1972年上映的蘇聯戰爭片，講的是二戰期間一群蘇聯女兵在叢林中與德軍偵察兵殊死搏鬥的故事。沒有宏大的戰爭場麵，沒有千軍萬馬的衝鋒，隻有幾個年輕的女兵，在森林裏、在沼澤裏、在敵人的槍口下，一個一個地倒下。

燈又滅了。銀幕又亮了。

電影開始了。

銀幕上出現了俄羅斯的叢林，白樺林，沼澤地。五個女兵，年輕的、漂亮的、愛笑的，穿著軍裝，背著步槍，跟著準尉瓦斯科夫進入森林。她們的任務是攔截德軍的偵察兵。

屋子裏很安靜。戰士們不習慣看外國電影，也不習慣聽俄語。但字幕他們是認識的，一行一行地，把那些女兵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當那個最漂亮的女兵——熱尼婭——在叢林中唱著歌、引開德軍火力、最後倒在敵人槍口下時，屋子裏安靜得能聽見爐子裏木柴燃燒的劈啪聲。站在門邊的那個戰士低下了頭。他的肩膀在微微發抖。

當五個女兵全部犧牲、準尉瓦斯科夫一個人押著剩下的德軍走出森林時，銀幕上出現了那五個女兵的幻影——她們站在白樺林邊，笑著，鬧著，像還活著一樣。

電影放完了。燈亮了。沒有人動。

 

一排看完了兩部電影。趙連長說：“一排睡覺。二排到一班宿舍。”

 

二排的戰士們已經等在外麵了。他們披著軍大衣，站在門口，哈著氣，跺著腳。他們已經聽說了王建軍的事，也聽說了電影裏的那些畫麵。他們進來的時候，沒有人說話。

我重新按下播放鍵。先是《冰山上的來客》，然後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同樣的電影，同樣的白牆，同樣的兩個小音箱。

當一班長犧牲的那場戲出現時，二排有人哭了。電影放完後，趙連長說了同樣的話：“唱一遍。”

二排的戰士們唱起了《懷念戰友》。他們的聲音比一排更大，像是要把心裏的什麽東西喊出來。

二排看完，已經是淩晨三點了。

三排的戰士們已經等了很久。他們被叫醒的時候，沒有抱怨。他們穿上軍大衣，走進一班宿舍。

我第三次按下了播放鍵。先是《冰山上的來客》，然後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

當一班長犧牲的那場戲出現時，三排的一個戰士忽然站了起來。他站在那裏，看著銀幕上凍僵的一班長，嘴唇哆嗦著。

“王建軍——”他喊了一聲。

旁邊的班長拉他坐下。他坐下了，但眼淚已經流了下來。

“王建軍曾經和他一個班。”班長低聲對我說。

當五個女兵的幻影最後一次出現在白樺林邊時，天已經快亮了。

趙連長站在一班宿舍的門口，看著戰士們一個一個地從屋裏走出來。他們有的在揉眼睛，有的在打哈欠，有的還在低聲哼著《懷念戰友》的旋律。

一班長走在最後麵。他的眼睛又紅又腫，但嘴角帶著一絲笑。他走到我麵前，停下來，敬了個禮。

“林同誌，謝謝你。”

“不用謝。”

“你一夜沒睡。”

“你們也一夜沒睡。”

 

這時趙連長走過來，站在我旁邊。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遞過來。是一朵雪蓮，花瓣已經幹了，但還保持著盛開的形狀，白色的絨毛在晨光中泛著微光。

“這是戰士們讓我給你的。”趙連長說，“雪蓮，山上長的。不多，一年也采不到幾朵。戰士們說，你是第一個來我們連隊的放映員，這朵雪蓮送給你。”

我接過來。雪蓮很輕，輕得像沒有重量。花瓣幹透了，感覺一碰就會碎。我把雪蓮小心地放進胸口的衣袋裏，扣上扣子。

“趙連長，替我謝謝戰士們。”

趙連長點了點頭。他看了看遠處已經發白的天際線，沉默了一會兒。

“王建軍犧牲那天，是一班長把他從雪裏刨出來的。”他說，“刨了兩個小時。手都凍爛了。王建軍被砸中的時候，推開了身邊的戰士。那個戰士活下來了。王建軍沒有。”

我沒說話。

“一班長半年沒笑過了。”趙連長說，“今天晚上，他笑了。”

早上，戰士們沒有出操。趙連長說，今天破例，讓他們多睡一會兒。

我回到自己那間石頭房子，躺在炕上，卻睡不著。就走出屋子，看見林副政委一個人坐在操場邊的石頭上，看著天上的星星。帕米爾高原的夜空，沒有一絲光汙染，銀河像一條發光的河流，從東邊的地平線一直流到西邊的地平線。他披著軍大衣，手裏夾著一支煙，煙頭的紅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我走過去，坐在他旁邊。

“睡不著？”他問。

“換了地方睡不著。”我說，“您呢？”

“老了。”他吸了一口煙，“想起一些舊事。”

沉默了一會兒。

“副政委，您當年在這裏待了多久？”

“三年。”他說，“五八年到六一年。那時候我是營副教導員，負責蹲點，在這個連隊住了大半年。”他指了指操場對麵的一塊空地，“那邊以前是馬廄，隻有幾匹馬，不夠用。我和戰士們一起上山砍木頭，自己動手擴建的。”

“那時候條件比現在更苦吧？”

“苦。”他吐出一口煙，“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水壺裏的水凍成冰疙瘩，咬都咬不動。巡邏一次要走三天，在雪地裏過夜，幾個人擠在一起取暖。有一年冬天，我騎馬巡邏，馬踩進了冰縫，摔斷了腿。我在雪地裏爬了六個小時才爬回連隊，兩個腳趾甲凍掉了，到現在都沒長出來。”

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腳，像是在回憶什麽。

“但那些兵，比我能吃苦。”他的聲音忽然輕了下來，“有一個戰士，甘肅人，才十九歲。他騎馬巡邏的時候從馬上摔下來，滾下了山坡，肋骨斷了三根。他自己把肋骨接上，用綁腿纏住，又騎了三天馬回到連隊。”

“後來呢？”我問。

“後來落下了殘疾，複員回家了。”林副政委把煙頭掐滅，“他走的那天，全連都哭了。他笑著說，沒事，我還能走路。”

他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土。

“早點睡吧，明天還要趕路。”

他走了幾步，又停下來，背對著我說了一句：“林遠，你知道為什麽我要帶你來這裏嗎？”

“不知道。”

“因為這裏是中國最偏遠的地方。如果一個放映員的片子能放到這裏，那全中國就沒有他到不了的地方。”

他沒有回頭，徑直走進了石頭房子。

我坐在那塊石頭上，看著天上的銀河，坐了很久。

回到房間，我把那朵雪蓮從口袋裏拿出來，放在枕邊。幹枯的花瓣在晨光中泛著淡淡的黃色。讓我想起電影中的那首歌。

“親愛的戰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偉的身影和藹的臉龐——”

我閉上眼睛。窗外，天已經亮了。雪山的峰頂在陽光下閃著金光。

那朵雪蓮在枕邊，靜靜地，像一個小小的、白色的哨兵。

 
第六章：鐵騎雄獅

從帕米爾高原回來沒多久，一封來自甘肅某坦克師的信送到了林副政委手上。信寫得很簡單：“聽說貴部有一名放映員，設備先進，片源豐富。我部擬邀請其為全師官兵放映電影，望予批準。坦克XX師政治部。”

落款處蓋著坦克師的大紅印章，署名：師長劉仕龍。

林副政委看著那個名字，眉頭微微皺了一下。他把信紙湊近了看，又拿遠了看，像是在辨認一個模糊的記憶。

“劉仕龍……”他低聲念了一遍，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這個名字太熟。”

他點上一支煙，深吸了一口。煙霧繚繞中，他的眼神飄向了很遠的地方。

“朝鮮戰場上，我們營有個副營長，姓劉，山東人，說話嗓門大得很。”他慢慢地說，“那時候我是一連指導員。他是副營長，打仗猛，對戰士也好，就是脾氣急。有一次陣地被敵人炮火覆蓋，他衝出去救傷員，一發炮彈落在他旁邊，左耳朵被削掉了半邊。衛生員給他包紮的時候，他還罵罵咧咧的。”

林副政委說著，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右耳。他的右耳也缺了一小塊，那是同一場戰鬥留下的。

“後來他調走了，再沒聯係過。”他把煙灰彈掉，“這個劉仕龍……不知道是不是他。叫仕龍的人不多，可天下同名同姓的也不少。”

他又看了一遍信上的署名，把信紙放下，站起來在辦公室裏走了兩圈。

“我要去看看。”他說，“去看看就知道了。”

出發那天早晨，天還沒亮。我的BJ212停在團部門口，林副政委坐在副駕駛座上，小李和衛生員小周擠在後排。BJ212駛出部隊大院，上了國道。向東行駛，過了蘭州，路越來越荒涼。黃土高原的秋天，天高雲淡，路兩旁是連綿的黃土丘陵，溝壑縱橫。

我的手握著方向盤，手心卻一直在出汗。不是因為路不好走，是因為激動。

因為馬上就要見到我無言的戰友－５９坦克

1976年底我入伍，成為XX坦克師紅軍團的一名坦克乘員兵。之後擔任車長在坦克通信這個專業長達４年。我會在鐵疙瘩裏待六年，聽發動機的轟鳴，聞柴油和黃油的味道，在狹小的炮塔裏蹲著、趴著、擠著。那是我的青春。那是後來的事。現在，是1967年。我還沒有當兵。

但坦克——那是我骨子裏的東西。

第三天下午，我們到了坦克師的營區。

營區建在河西走廊的一片戈壁灘上。四周是一望無際的戈壁，風很大，吹得沙礫打在車窗上劈啪作響。哨兵查驗了證件，放行。

車子剛停穩，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就從師部辦公樓裏大步走了出來。他四十出頭，左耳上方缺了明顯的一塊。他的眼睛很亮，穿著一身綠軍裝，褲腿塞進馬靴裏，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林副政委下了車，站在車門前，看著那個人。那個人也站住了，看著林副政委。兩個人的目光同時落在對方殘缺的耳朵上。

三秒鍾的沉默。

“你是……”林副政委先開了口，聲音有些遲疑。

“林國棟！”那個人大步衝過來，一把抓住林副政委的肩膀，聲音大得像打雷，“你這個老東西，還活著呢！”

林副政委的眼睛猛地亮了，嘴角一下子咧到了耳朵根：“劉仕龍！果然是你！”

“不是我還能是誰！”劉師長哈哈大笑，兩隻大手使勁拍著林副政委的後背。

那天晚上，放映安排在坦克訓練場。

訓練場上，幾十輛59式坦克按戰鬥隊形排列，炮管指向同一個方向。幕布掛在兩輛並排的坦克之間。戰士們坐在坦克前麵的空地上，每人一個小馬紮。坦克兵們穿著工作服，頭上戴著坦克帽。

我站在投影儀旁邊，眼睛卻一直在看那些坦克。59！太熟悉太親切了。那傾斜的裝甲，那圓潤的炮塔，那粗壯的100毫米口徑的身管。在這種坦克裏待了六年。閉著眼睛都能摸到每一個開關、每一個手柄、每一個儀表盤的位置。

“林同誌，第一次見坦克？”旁邊一個戰士問他。

“不是。”林遠說。

戰士愣了一下，還想再問，林遠已經按下了播放鍵。

我放的是《坦克大戰》，蘇聯1969年拍攝的戰爭片，講的是庫爾斯克會戰。當銀幕上的T-34坦克衝向德軍陣地時，台下的坦克兵們身體前傾，眼睛發亮。有人攥緊了拳頭，有人咬緊了嘴唇，有人不自覺地模仿著駕駛動作。

突然！訓練場上的一輛坦克發出轟鳴。聲音像一頭蘇醒的巨獸，震得地麵都在顫抖。我趕緊關掉投影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輛咆哮的坦克。

劉師長站起來，走到那輛坦克旁邊，朝駕駛艙裏大喊一聲：“誰在裏麵？”發動機熄火駕駛窗打開，露出一張年輕的臉。那是一個二十出頭的戰士，坦克帽戴在頭上，眼睛亮得像兩顆星星。

“報告師長！”他大聲說，“二營五連駕駛員王鐵柱！”

劉師長愣了一下，轉頭看了一眼林副政委。

“為什麽發動坦克？”劉師長問。

“報告師長，”王鐵柱抬起頭，臉漲得通紅，“我看電影太激動了，手就不自覺地摸到了啟動按鈕……我想發動車子衝上去……”

全場爆發出哄堂大笑。劉師長自己也笑了，拍了拍王鐵柱的腦袋：“你小子，看電影都能把坦克開起來，要是真上了戰場，還不得把天捅個窟窿！”電影結束到我這裏來一趟。

笑聲中，我把目光落在那輛59式坦克上。手指微微動了一下。想起1977年，第一次鑽進坦克也是59式。那狹窄的炮塔門，電台的旋鈕，耳機裏刺啦刺啦的電流聲。

劉師長衝我揮揮手：“抱歉!小林，我的兵不省心，繼續放電影吧。”我隱約身後聽到幾個戰士的偷笑。

一段小插曲過後，電影繼續直到結束。訓練場周邊的燈亮了，照得坦克清晰可見，我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坦克。

“小林，”劉師長走過來，“想不想進去看看坦克？”

我愣了一下。沒想到劉師長會主動邀請。

“可以嗎？”

“有什麽不可以的。”劉師長指著坦克的炮塔，“鐵疙瘩，隨便看。”

我走到坦克旁邊，左腳踩著履帶，身體向上一縱，左手順勢抓住炮塔扶手，身子一轉，右腳已經牢牢踩到車體，接著雙手撐住車長一側的炮塔門，腿一曲，整個人就進入坦克戰鬥室，動作一氣嗬成，沒有一絲猶豫，沒有一步多餘，這就是坦克兵標準的三步登車。

劉師長一怔，衝著林副政委指這我剛進入的炮塔門，他心裏明白，不是一個真正坦克兵，斷不會做出這麽規範動作，難道......

59坦克的駕駛艙在左邊，炮塔在中間，那部熟悉的A-220坦克調頻電台在炮塔左側後壁上。９６個頻率旋鈕撥盤，耳機插孔的位置。我閉著眼睛都能摸到。

伸出手，手指落在波段的旋鈕上。輕輕一轉，哢嗒一聲，卡死了。老式的機械旋鈕，就是這個手感。

我開始調頻。手指飛快地轉動旋鈕，耳朵微微側著，像在聽什麽。動作太快了，太熟了，像是練過一千遍、一萬遍。

“你在幹什麽？”炮塔門探出一個腦袋，是王鐵柱。他看著林遠的手指在電台麵板上飛舞，眼睛越瞪越大。

“調頻。”林遠說。

“你會用這個？”

“試試。”

王鐵柱爬在炮塔旁，看著我操作。我手指沒有停。將胸前開關板到接收模式，耳機裏傳來的電流聲非常幹淨。

“差不多了。”我說。

王鐵柱接過耳機，戴在頭上。他聽了聽，又摘下來，看了看我，又戴上去。反複了兩次。

“你怎麽知道這個？”王鐵柱的聲音變了，變得低低的，像是怕被別人聽見，“A-220是剛裝備的。全軍百分之九十的部隊還在用T-34-85那種老電台。這個新電台，我們團也是上個月才列裝。我學了半個月才勉強會用。你怎麽……你以前用過？”

我沒有回答。從炮塔裏出來，跳下坦克，拍了拍身上的土。

王鐵柱追上來，拉住我的袖子。

“林同誌，你到底是什麽人？”

我看著他。月光下，這個年輕戰士的眼睛亮得像兩顆星星。

“我當過兵。”林遠說。

 

王鐵柱愣了一下。“不可能。你看起來也就二十。你什麽時候當的兵？”

我沒有回答。轉過身，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電台的接地線檢查一下。剛才調頻的時候，電流聲不太幹淨。一定是接地不良。”

王鐵柱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

那天晚上，電影放完後，劉師長把王鐵柱叫到了辦公室。一番詢問後，才知道王鐵柱的父親是王德勝，正是當年和劉師長、林副政委一起在朝鮮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戰友。王德勝因為車禍前些年已經去世了。

辦公室裏沉默了很長時間。劉師長走到王鐵柱麵前，把一雙嶄新的手套塞到他手裏。

“拿著，”劉師長說，“好好開坦克，給你爹爭氣。”

王鐵柱拿著那副手套，激動得像個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王鐵柱找到我：“林同誌，”他說，“你說的那個接地線，我回去查了。真的鬆了。”

我點了點頭。

“你怎麽知道的？”王鐵柱問。

“猜的。”我說。

王鐵柱盯著我看了幾秒鍾，然後笑了。他沒有再追問。

早飯過後，劉師長把我和林副政委送到營區門口。戈壁灘上的太陽剛從地平線上升起來，把整片戈壁照得金黃。

“老林，下次再來。”劉師長握著林副政委的手說。

“下次你去我那裏。”林副政委說。

兩個人同時側過頭，露出自己殘缺的耳朵。

“一對耳朵。”劉師長說。

“湊一起正好。”林副政委說。

林副政委上了車。我發動了BJ212，駛出坦克師大門。開出幾公裏後，我停下車，林副政委下了車，換到小李開的另一輛車上，返回團部。而我正準備獨自駕車向下一個目的地駛去。

就在這時，從後視鏡裏看到一個人揮著手向我跑過來。是王鐵柱。

我趕緊下車。

王鐵柱氣喘籲籲來到我身邊。

“林同誌，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什麽問題？”

“你到底是什麽人？”

我看著他。晨光照在他年輕的臉上，把他的眼睛照得發亮。

“我當過兵。”我說。

“我知道。你說過了。什麽兵？”

“坦克兵。”

“哪年當的兵？”

我想了想。“1976年。”

王鐵柱愣住了。心想，“1976年？現在還沒到呢。”

“我知道。”

他看著我，眼睛裏的光變了。從好奇變成了另一種東西——不是恐懼，不是懷疑，是一種說不清的、又像敬畏又像困惑的光。

“林同誌，你……”

“別問了。”我說，“多多練習電台排故障。那玩意兒關鍵時候能救命。”雖然王鐵柱是駕駛員，但是到了林遠當兵時，坦克部隊已經提倡一專多能，尤其是1979年那場戰爭。

王鐵柱站直了身體，敬了個禮。

“是。”

我踩下油門，BJ212在戈壁公路上飛馳而去。後視鏡裏，王鐵柱還站在那裏，一直看著我的車消失在天際線上。

他不知道，九年後，一個叫王曉燕的女孩。他的妹妹。會在北京的小街上遇見一個叫林遠的放映員，請他喝汽水。她不知道，那個放映員就是今天鑽進她哥哥坦克裏的人。

那都是後來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