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壯筆屋
軍旅生涯是我永遠揮之不去的夢 這不僅僅因為我是軍隊大院裏長大,更重要的是我也曾經是軍營裏的兵！當兵苦,當兵甚至要犧牲生命、親情、愛情。
第十章：鐵龍
時間：1969年
BJ212z在山路中穿行，一路向西，進入大巴山腹地。
公路到了盡頭，剩下的路全靠兩條腿。當地老鄉說，這地方叫“鬼見愁”——山高得鬼見了都發愁，鳥飛過去都要喘口氣。我背著設備沿著剛剛開辟的施工便道往山穀裏走。
如果你隻看風景，這裏美得讓人窒息。
正是暮春時節，大巴山的群山披上了一層新綠。山脊上，杜鵑花開得正盛，一叢叢、一簇簇，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從山腳一直燒到山頂。雲霧在山腰上纏繞，像一條柔軟的白色絲帶，被風一吹，慢慢散開，露出下麵深不見底的峽穀和穀底奔騰的河流。陽光從雲層的縫隙裏漏下來，一束一束的，像金色的手指，在山坡上緩緩移動，所到之處，樹葉閃閃發亮，露珠晶瑩剔透。
如果我不說，你絕不會想到，就在這片如畫的山水之間，正有一群人在用血肉之軀，一寸一寸地鑿開大山。
走了差不多半天，傍晚時分，我終於看到了營區。
營區建在兩座大山之間的狹長穀地裏，是一排排綠色的帳篷，沿著山腳一字排開。從遠處看，這些帳篷像一片綠色的蘑菇長在灰褐色的山體上，與漫山遍野的杜鵑花形成了刺目的對比——一邊是怒放的生命，一邊是簡陋的棲身之所。帳篷旁邊堆著鋼軌、枕木、碎石，還有一排排整齊的鐵鍬、鎬頭、鋼釺。一座大橋正在修建，巨大的橋墩已經立起來了，像巨人的手臂從河穀裏伸出來，橋墩頂端還掛著未拆的腳手架，在夕陽下投下長長的影子。河穀裏的水清澈見底，嘩嘩地流著，水麵上漂浮著從山上飄落的杜鵑花瓣，粉白色的，一片一片，順著水流漂向遠方。
空氣中彌漫著硝煙味和塵土味，耳邊是鑿岩機的轟鳴聲和風鑽的尖嘯。一輛輛翻鬥車從隧道口開出來，滿載著碎石，車身的綠色油漆已經被灰白色的粉塵覆蓋，遠遠看去像是從石灰窯裏開出來的。車過之處，揚起一片塵土，在夕陽的照射下，塵土變成了金紅色，像一層薄紗籠罩在山穀裏。
團長姓陳，四十多歲，臉上的皮膚被大巴山的風吹日曬泛著古銅色的光澤。他穿著一身舊軍裝，袖口磨出了白邊，褲腿卷到膝蓋以上，露出的兩條小腿上青筋暴起，腳上是一雙沾滿泥巴的解放鞋。
“你就是總政派來的放映員？”陳團長上下打量著我，目光裏帶著一種長期生活在艱苦環境中的人特有的警惕和質樸。
“報告首長，林遠，總政文化處放映員。”我立正敬禮。
陳團長還了禮，嘴角動了動，算是笑了。他接過我手裏的放映機箱子，掂了掂分量，說：“我是這裏的團長，姓陳。這玩意兒不輕，走了不少路吧？”
“還好，習慣了。”
“多久沒放過電影了？”我一邊跟著他往營區走，一邊問。
陳團長想了想：“已經記不清了。”
我的心裏咯噔了一下。在這個連收音機信號都被大山擋得嚴嚴實實的深山裏，很久沒有看電影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群十八九歲、二十出頭的戰士們，除了施工、吃飯、睡覺，幾乎沒有任何精神生活。他們的世界裏隻有石頭、泥土、鋼釺、炸藥，還有隨時可能發生的塌方和犧牲。
當天晚上，我把幕布掛在兩根電線杆之間。幕布是白色的，但已經泛黃，上麵有好幾處補丁，是之前放映員用膠布貼的。投影儀一亮，整個營區都沸騰了。
戰士們從帳篷裏鑽出來，有的剛下工，臉上的灰還沒洗掉；有的正在洗衣服，手上還滴著水；有的端著飯碗，一邊扒飯一邊往幕布前跑。他們穿著清一色的舊軍裝，有的扣子沒扣齊，有的帽子戴歪了，但沒有人在意這些。他們擠在幕布前，蹲著的、站著的、坐在石頭上的，幾百雙眼睛齊刷刷地盯著那塊泛白的幕布，像一群孩子盯著糖果店的櫥窗。
頭頂是漫天的繁星，密密麻麻，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鑽石。銀河從北邊橫跨到南邊，像一條發光的河流，靜靜地從大巴山的群山上空流過。月光灑下來，把遠處的山脊勾勒出一道銀白色的線條，杜鵑花在月光下變成了深紫色，山風一吹，花瓣紛紛揚揚地飄落，像下了一場彩色的雪。
我放了兩部電影《鐵道衛士》《青年魯班》。尤其是當電影《青年魯班》上的年輕木匠用自己的技術創新解決工程難題時，台下的鐵道兵們看得很認真。他們不是那種城裏人看熱鬧的認真，而是一種帶著職業本能的專注——銀幕上每一個施工細節、每一道工序，他們都在用自己的經驗去衡量、去琢磨。
一個年輕的戰士，坐在第一排的石頭上，膝蓋上攤著一個小本子，一邊看一邊飛快地記著什麽。他的動作很快，眼睛盯著銀幕，手在本子上劃拉，時不時抬起頭看一眼，又低頭寫幾行。他的本子已經用了大半，紙張卷邊發黃，封麵上印著“為人民服務”五個紅字，被汗水和灰塵浸染得模糊不清。
我悄悄走過去，瞄了一眼他的本子。上麵密密麻麻寫滿了字，還有手畫的草圖——銀幕上那個木匠用的某種榫卯結構，被他原樣畫了下來，旁邊標注著尺寸和角度。
那天晚上，電影放完後，戰士們意猶未盡，圍在一起討論。我沒有馬上收拾設備，而是坐在一塊石頭上抽煙。陳團長走過來，在我旁邊蹲下，掏出自己的煙卷，卷得歪歪扭扭的，用舌頭舔了舔封口，點燃，深深吸了一口。
“咱們鐵道兵，幹的都是苦活累活。”他緩緩吐出一口煙，煙霧在月光下像一團薄霧，很快被山穀裏的風吹散。“鋪軌、架橋、鑿隧道，樣樣都是拿命換的。前年，我們團在隧道施工的時候塌方，犧牲了五個戰士。”
他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煙卷在他指間燃燒，灰燼落下來，掉在他粗糙的手背上，他沒有彈掉，好像根本沒有感覺到。
“最大的那個多大？”我問。
“二十一。最小的十九，湖南人，家裏就他一個兒子。他爹收到陣亡通知書，第二天就從湖南坐火車來了。到了營區，老人家沒說一句怪話，就在犧牲的地方坐了整整一天。走的時候跟我說，陳團長，我兒子是為國家死的，光榮。說完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把煙頭摁滅在石頭上，用拇指和食指撚了撚，直到火星完全熄滅。
“但是，鐵路修通的那一天，所有的苦都值了。”他的聲音忽然有了變化，像是石頭裏忽然滲出了水。“火車第一次開過來的時候，所有的戰士都站在鐵路兩邊，看著火車從麵前駛過，鳴笛，然後消失在群山之中。那種感覺，沒法用語言形容。”
他沒有看我，目光越過幕布，投向遠處黑黢黢的山影。山影層層疊疊，像一道永遠翻越不了的牆，但我知道，在這道牆的某個地方，他們正在用鐵鎬和炸藥，一點一點地鑿開一條路。
這時候，那個看電影時記筆記的年輕戰士走過來。他個子不高，圓臉，眼睛很大，裏麵有一種亮閃閃的東西，不是淚水，是某種更結實、更持久的光。他有些靦腆地站在我麵前，兩隻手不知道往哪裏放，最後插進了褲兜裏。
“林同誌，我……我想跟您說個事。”
“說吧。”
“我以後想當火車司機。”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自己的鞋尖，鞋尖上全是泥巴，鞋帶是一根綠色的尼龍繩。說完之後，他才抬起頭來看我，好像擔心自己說了什麽不該說的話。
“為什麽？”我問。
他想了想，好像在認真組織語言，然後說了一句讓我這輩子都忘不了的話：“因為我修了鐵路，我想看看鐵路的盡頭是什麽樣子。”
他說這話的時候，沒有煽情，沒有做作，就像說“我想吃碗麵”一樣自然。但正是這種自然，讓人心裏猛地一緊。
陳團長在旁邊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馬，好好幹，等你退伍了，去考個火車司機執照。”
小馬笑了，露出一口白牙，用力點了點頭。
後來我聽說，這個戰士叫馬德勝，陝西米脂人，家裏三代都是種地的。襄渝鐵路通車後，他退伍到了鐵路係統，從司爐幹起，一步一步當上了火車司機。他開了一輩子火車，跑遍了全國所有的鐵路線。退休後，有人問他，你跑了那麽多地方，最喜歡哪裏？他說，最喜歡大巴山。問他為什麽，他說，因為那裏有他的青春。
但這些都是後話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帳篷，躺在行軍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帳篷外麵，山穀裏的風呼呼地吹，偶爾傳來一聲遠處施工的爆破聲，悶雷一樣滾過山脊。月光從帳篷的縫隙裏漏進來，像一條銀白色的帶子，落在我的背包上。
我從背包裏摸出那台手機。
它安安靜靜地躺在我手心裏，屏幕完好無損，反射著清冷的月光。手機外麵套著一個軍綠色的防碎殼，厚厚的矽膠包裹著四角，屏幕邊緣高出兩毫米，即使摔在地上也不會碰到屏幕。我把手機保護得很好，每次用完都先擦幹淨，然後裝進一個絨布小袋子裏，再放進背包最中間的位置，四周用衣服和毛巾塞得嚴嚴實實。這台手機是我最重要的家當，要是壞了，就再也沒有了。
我打開手機，屏幕亮起來，泛著淡淡的藍光。我翻到相冊，裏麵存著許多穿越前的視頻，那些畫麵在小小的屏幕上流動，每一幀都像一幅畫，畫裏的人是活的，是會呼吸的，是會流汗的。
一個念頭忽然冒了出來。
為什麽不給這些鐵道兵也拍一拍呢？拍他們的施工，拍他們的生活，拍他們在這大山深處日複一日的堅守。不是那種擺拍的宣傳照，而是真實的、流動的、活生生的影像。然後放給他們看——不是作為外來的放映員放一部從外麵帶來的電影，而是放他們自己的故事，放他們自己的麵孔。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再也壓不下去了。
但我心裏清楚，手機這個東西太紮眼了。在這個連收音機都是奢侈品的深山裏，一台能拍照、能錄像的手機，會引起什麽樣的反應？我不能不考慮。臨行前林副政委專門交代過，有些東西要注意分寸，要學會保護自己，保護來之不易的工作條件。話沒有說透，但我聽得懂弦外之音。
可我還是想試試。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陳團長，說了自己的想法。沒有提手機的具體功能，隻是說有一種新的宣傳方式，可以把戰士們施工和生活的場景拍下來，當晚就能放給他們看。
陳團長聽了，沉默了很久。他坐在一塊石頭上，手裏拿著一個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白漆已經掉得差不多了，露出裏麵黑色的鐵胎。他盯著缸子裏的茶水看了半天，茶水是深褐色的，上麵飄著幾片茶葉梗。
“你是說，上午拍，晚上就能看到？”他抬起頭，眼睛裏帶著一種半信半疑的光。
“能。”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忽然站起來，把搪瓷缸子往地上一墩：“拍！有什麽不能拍的？讓戰士們看看自己幹活的樣子，也是鼓勁！”
說幹就幹。
上午，我拿著手機進了施工現場。出發前，我把手機從絨布袋裏取出來，仔細檢查了一遍屏幕和外殼，確認沒有問題，才揣進上衣內側的口袋裏，扣好扣子，又用手拍了拍，確保它不會滑出來。施工現場到處都是碎石和尖利的鋼釺，一不小心就可能磕到手機，我必須格外小心。
隧道口，風鑽手們正在打炮眼。四個人一組，兩個人扶釺，兩個人掄錘。十八磅的大錘掄起來，帶著風聲砸下去，鋼釺在岩石裏一寸一寸地往裏鑽。每砸一下，扶釺的人就要把鋼釺轉一下，防止卡住。他們的配合默契得像一個人，錘起錘落之間，沒有多餘的廢話，隻有鋼鐵撞擊鋼鐵的脆響和粗重的喘息聲。
我舉著手機，慢慢靠近。
一個掄錘的戰士注意到我了，他停下來，用袖子擦了把臉上的汗，衝我喊：“同誌，你拿的那是個啥玩意兒？”
他的聲音在山洞裏回蕩，帶著回聲。
“照相的。”我喊回去。
“這麽小的照相機？”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因為長期喝山泉水而格外白的牙齒。“我見過照相機，比你這玩意兒大多了！”
周圍的戰士都笑了。笑聲在山洞裏嗡嗡地響，把鑿岩機的轟鳴都蓋過去了幾分。
我沒有解釋，隻是繼續拍。我小心地把手機握在雙手之間，拇指和食指扣住防碎殼的兩側，防止它從汗濕的手裏滑出去。腳下的碎石又滑又尖，我一腳踩空，整個人晃了一下，第一反應不是去扶牆，而是把手機護在懷裏。旁邊的戰士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我的胳膊。
“同誌，你小心點！這地方摔一下可不是鬧著玩的！”
“謝謝。”我站穩了，重新舉起手機。
掌子麵上，石粉飛揚，空氣渾濁得像是能攥在手裏。燈光昏暗，隻有頭上的礦燈射出幾道黃白色的光柱，在粉塵中清晰可見。風鑽手們戴著防塵口罩，但口罩很快就被石粉堵住了，他們不得不摘下來，用嘴直接呼吸那種混合著岩石粉末和炸藥氣味的空氣。我能看到他們的嘴唇幹裂出血，鼻腔裏全是黑色的粉塵，但他們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隧道盡頭的那一點點光。
從隧道出來，我去了橋墩施工現場。
幾十米高的橋墩頂上，幾個戰士正在澆築混凝土。沒有塔吊，沒有泵車，所有的混凝土都是靠人一桶一桶拎上去的。他們在墩頂架了一個滑輪，用繩子把裝滿混凝土的鐵桶吊上去，然後兩個人一組，抬著鐵桶，沿著隻有一腳寬的腳手架走到澆築麵，把混凝土倒進模板裏。
橋墩在河穀裏拔地而起，風從山穀灌進來，吹得腳手架吱吱作響。我在下麵看著，腿都在發軟，那些戰士卻在上麵健步如飛，好像腳下踩的不是幾十米高的懸空木板，而是平地上的馬路。
我仰著頭拍，手臂酸了，脖子僵了，但不敢放下手機。鏡頭裏，一個戰士抬著鐵桶走過腳手架，忽然腳下打滑，整個人晃了一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一抖，差點把手機摔出去，趕緊用另一隻手護住。旁邊的人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那個戰士的胳膊。兩個人穩住身形，對視一眼，什麽話都沒說，繼續往前走。
這一切都發生在幾秒鍾之內，快得像一陣風，但那個畫麵永遠定格在了我的鏡頭裏，也永遠定格在了我的心裏。
拍完之後，我退到安全的地方，把手機翻過來檢查了一遍。屏幕完好，外殼沒有磕碰，防碎殼的四角還是完完整整的。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用袖子把屏幕上沾的灰塵擦幹淨，然後裝回絨布袋裏，拉好拉鏈，放回背包最中間的位置。
中午，我回到營地，找了個沒人的角落，坐在一塊石頭上開始用手機編輯視頻。陽光很烈，手機屏幕反光，我把軍裝脫下來蒙在頭上，縮在裏麵操作。汗順著脖子往下淌，濕透了衣領，但我顧不上這些，隻是專注地剪片子。手機的電量已經下去了一半，我得抓緊時間。
下午，我把編輯好的視頻存好，心裏盤算著晚上的放映。
但我沒想到的是，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
晚上，照例是先放新聞簡報。幕布上出現了毛主席接見外賓的畫麵，戰士們看得很認真，這是他們了解外麵世界為數不多的窗口。新聞簡報放完之後，按照慣例應該放正片。但我按下了暫停鍵，拿起話筒。
“同誌們，今天在放正片之前，先給大家看一段特殊的片子。”
幕布上出現了畫麵。
先是隧道口的全景。灰色的岩石，昏暗的燈光，忙碌的人影，與洞口外麵漫山遍野的杜鵑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洞外是春天，是怒放的生命；洞內是硝煙，是生死的搏鬥。然後鏡頭推進，一個風鑽手正在打炮眼，他的臉占滿了整個畫麵——滿臉的灰塵，汗水衝出一道道溝痕，露出下麵的皮膚。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不像是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裏。
台下安靜了。
幾百個戰士，幾百雙眼睛，齊刷刷地盯著幕布。一開始是好奇，然後變成了驚訝，再然後，變成了某種我說不清楚的東西——像是感動，又不像，更像是一個人忽然在鏡子裏看到了自己，而且是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個自己。
畫麵切換，橋墩頂上，兩個戰士抬著鐵桶走過腳手架。風很大，他們的衣服被吹得緊貼在身上，露出年輕而結實的身體線條。腳下是萬丈深淵，頭頂是藍天白雲，他們就懸在天地之間，一步一步地走著，穩穩當當，不急不躁。
我聽到台下一片寂靜，連呼吸聲都聽不到了。
畫麵再切換，一個戰士蹲在鋼軌旁邊吃飯，碗裏是土豆燉粉條——說是燉粉條，其實粉條沒幾根，土豆切得大塊大塊的，湯多菜少。他吃得很香，臉上全是灰，隻有嘴巴周圍一圈是幹淨的，那是被碗沿蹭掉的。他一邊吃一邊跟旁邊的人說話，說著說著忽然笑起來，笑得很燦爛，露出一口白牙。
台下有人笑了，笑聲裏帶著某種不好意思的意味，好像被人撞見了什麽私密的事情。
畫麵繼續。晨光中，一個戰士在帳篷外麵洗臉，把一盆涼水從頭澆到腳——營地沒有熱水，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水珠在晨光中四濺，每一顆都像一顆小小的鑽石，折射出七彩的光。然後他猛地甩了甩頭，水珠四散，在陽光下閃著光，背景是大巴山層層疊疊的青山和山腰上繚繞的雲霧，美得像一幅水墨畫。訓練場上，兩個戰士在掰手腕，周圍的人圍成一圈呐喊助威，輸的那個人不服氣，嚷嚷著再來一局。帳篷裏，一個戰士趴在行軍床上給家裏寫信，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後把筆一扔，抱著腦袋躺下了——信紙飄落在地上，隱約能看到“媽，我在部隊很好”幾個字，後麵的字跡被塗掉了，大概是不想讓家裏知道這裏有多苦。
幕布上的每一張臉，都是他們自己的臉；幕布上的每一個場景，都是他們自己的生活。
忽然，幕布上出現了一個畫麵——一個年輕的戰士站在隧道口，麵對著鏡頭，有些緊張地說了一句話：“我叫馬德勝，陝西米脂人，我以後想當火車司機。”
台下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小馬坐在人群中，整個人愣住了，然後臉一下子紅到了脖子根。周圍的戰士推他、拍他、起哄，他用手捂著臉，但眼睛從指縫裏露出來，死死地盯著幕布上自己的樣子，眼眶紅了。
陳團長坐在第一排，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他一直保持著一個姿勢——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前傾，像一尊雕塑。幕布的光映在他粗糙的臉上，忽明忽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發抖。
視頻放完了。
幕布上重新出現了白底黑字的標準片頭，提醒大家接下來要放正片。但沒有人在意正片了。
整個營地像是被點燃了一樣。
戰士們圍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討論著。他們的聲音很大，語速很快，手勢很誇張，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一種興奮的光。有人說“那不是二班的老李嗎”，有人說“你看我在橋墩上那個熊樣”，有人說“小馬這下出名了”，笑聲和喊聲響成一片。頭頂的星星好像也比剛才更亮了，密密麻麻地鋪滿了整個天空，銀河橫亙在天際，像一條發光的河流，無聲地流淌著。
一個戰士擠到我麵前，他的臉上還有沒洗幹淨的灰，眼睛裏全是血絲，顯然是剛從隧道裏下工就趕來看電影的。他拉著我的袖子，聲音有些發顫：“林同誌，明天能不能拍我？我……我也想上那個……那個什麽？”
“視頻。”我說。
“對，視頻！我也想上視頻！讓我爹看看我在部隊幹啥！”
“行。”我說。
“還有我！”另一個戰士擠過來。
“我也要！”
“排我後麵！”
我被圍在中間，一時間竟有些手足無措。這些平日裏沉默寡言、隻知道埋頭幹活的戰士，此刻像一群爭搶糖果的孩子，眼睛亮得像是裝了燈泡。
這時候，陳團長走了過來。人群自動讓開一條路。他的臉色很平靜，看不出喜怒，但我注意到他的步態和平時不太一樣——平時他走路大步流星，帶著一種軍人的雷厲風行，此刻卻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思考什麽。
他走到我麵前，站定，看著我。
“小林，”他的聲音不大，但周圍一下子安靜了，“這個辦法，好。”
就一個字，“好”。但那個“好”字從他嘴裏說出來，帶著一種沉甸甸的分量，像一塊石頭落在地上，砸出一個坑。
他轉過身，麵對所有戰士，提高了聲音：“同誌們！林同誌的這個辦法，是宣傳工作的新辦法！讓大家看到自己幹活的樣子，看到咱們部隊的樣子，比放十部電影都管用！”
掌聲又響起來了，比剛才更響，在山穀裏回蕩，驚起了遠處樹林裏的一群飛鳥，撲棱棱地飛向夜空。
陳團長回頭看著我，目光裏多了一種東西，是信任，也是期待。“小林，以後你就多拍，多放。有什麽困難，直接找我。”
那天晚上，我回到帳篷，坐在行軍床上，久久不能平靜。手機握在手裏，屏幕完好如初，在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防碎殼的四角還是完完整整的，屏幕上一道劃痕都沒有。我把手機舉到眼前，仔細看了看，又用絨布擦了擦，確認沒有問題，才小心翼翼地裝回絨布袋裏，拉好拉鏈，放回背包最中間的位置，用衣服和毛巾塞緊。
但我心裏清楚，這隻是開始，後麵的路還很長。
手機的問題始終是個隱患。一個能夠拍攝和播放視頻的設備，在1969年的大巴山深處，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好奇，太多的麻煩。戰士們單純，但單純不等於遲鈍。已經有人在問了，“那個小東西怎麽這麽厲害”，“林同誌你那個到底是個啥”，“能不能讓我也玩玩”。
我得想個辦法。
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陳團長，說了自己的顧慮。陳團長聽完，沉默了很長時間。他站在帳篷門口，背對著我，看著遠處的山。晨霧在山腰上纏繞，像一條白色的帶子，杜鵑花在霧氣中若隱若現，像一團團燃燒的火焰。
“你說得對。”他終於開口了，聲音很沉。“戰士們好奇是正常的，但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轉過身來看著我：“這樣，我幫你打個掩護。就說這是總政特地從國外購進的宣傳設備，專門用來服務一線部隊的。國外的技術，咱們國內還沒有，所以大家不要亂打聽，也不要亂動。”
我點了點頭。這個說法雖然不能完全打消所有疑慮，但至少能擋住大部分問題。
“另外，”陳團長又說，“你不要隻拍我們團。你以後還要去別的部隊，每個部隊你都這麽搞，時間長了，大家就見怪不怪了。而且，你可以把之前拍的那些素材剪輯到一起，搞一個……叫什麽來著？”
“新聞快報？”
“對，新聞快報！把各個部隊的情況串起來，放給後麵的部隊看。這樣大家關心的就是內容本身，不會盯著你的設備不放。”
我不得不佩服陳團長的智慧。這個安排一舉多得——既保護了手機的秘密，又提高了宣傳效果，還減輕了我的心理負擔。
但我很快發現，這個安排意味著一個巨大的代價：工作量。
以前，我隻需要帶著片子到各個部隊去放，放完就走，輕鬆得很。現在不同了。每到一個部隊，我要拍攝，要剪輯，要配音，要配樂，要把之前的素材整合編輯，做成二十分鍾到半個小時的“新聞快報”。所有這一切，都靠我一個人，一部手機，在行軍途中、在帳篷裏、在煤油燈下完成。
白天，我跟著戰士們下工地。隧道裏、橋墩上、路基邊，哪裏有施工，我就去哪裏。我要把每一個重要的節點、每一個感人的瞬間、每一張生動的麵孔都拍下來。有時候為了拍一個完美的角度，我要爬到半山腰上，懸在半空中；有時候為了等一個合適的光線，我要在烈日下站一兩個小時。每次拍攝之前，我都會先檢查一遍手機，確保電量充足、屏幕幹淨、防碎殼的四角完好。拍攝的時候，我永遠是雙手握持，拇指和食指扣住手機兩側，即使需要單手操作，另一隻手也隨時準備接應。拍完之後，第一件事不是回看素材，而是檢查手機有沒有磕碰。
晚上，別人休息了，我開始剪輯。手機屏幕小，編輯起來很費眼睛，常常剪到半夜，眼睛酸得流淚，就用涼水衝一衝，繼續幹。沒有專業的剪輯軟件，就用手機自帶的簡易功能，一段一段地拚接，一幀一幀地調整。配樂用的是手機裏存的幾首革命歌曲，《鐵道兵誌在四方》《我是一個兵》《打靶歸來》，翻來覆去地用。
最麻煩的是配音。我沒有專業的錄音設備，隻能用手機自帶的麥克風，找最安靜的時候錄——通常是淩晨兩三點，整個營地都睡了，山穀裏隻剩下風聲和水聲。我裹著軍大衣蹲在帳篷外麵，對著手機屏幕小聲念稿子，念錯了就重來，念到嗓子沙啞為止。
有一天晚上，我正蹲在帳篷外麵錄音，小馬不知道什麽時候走了過來，蹲在我旁邊，聽了一會兒。
“林同誌，你在說啥？”
“配音，給明天的新聞快報配音。”
“我能聽聽不？”
我把錄好的片段放給他聽。他聽得很認真，聽完之後說了一句：“你的聲音真好聽，像收音機裏的人。”
我笑了。收音機裏的人是播音員，我差得遠呢。但小馬的話讓我心裏一暖。
“林同誌，”小馬忽然壓低了聲音，“你那個小機器，到底是啥？我不問別人，就問您。您要是不方便說，我就不問了。”
我看著他，他也看著我。他的眼神很清澈，不是那種窺探秘密的好奇，而是一種真誠的、想要理解什麽的渴望。
我想了想，說：“小馬，你相信嗎，有些東西，知道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你就當它是一台小型的電影攝影機，隻不過比一般的更先進一些。”
小馬點了點頭，沒有追問。他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說：“那我以後不問了。林同誌，您早點睡。”
他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林同誌，明天您還拍不拍？”
“拍。”
“那您拍我的時候，給我說一聲，我洗把臉。”
說完他就跑了，消失在夜色裏。
我在原地蹲了很久，忽然覺得眼眶有些發熱。
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大山裏，在這個連吃飽飯都算奢侈的地方，一個十九歲的戰士，為了讓鏡頭裏的自己好看一些，說要洗把臉。
這就是鐵道兵。
後麵的日子，我的生活變成了一種固定的節奏：白天拍攝，晚上剪輯，淩晨配音，傍晚放映。每天隻睡四五個小時，眼睛永遠是紅的，嗓子永遠是啞的，但我不敢停下來，也不願意停下來。
因為我看到了效果。
自從有了新聞快報，戰士們的施工熱情明顯高漲了。不是因為上麵下了命令，也不是因為有什麽獎勵，而是因為他們想在當天的新聞快報裏看到自己。他們會主動找鏡頭，會下意識地挺直腰板，會幹得更賣力、更利索。一個班長跟我說，以前開安全會，講半天大家心不在焉，現在隻要在新聞快報裏放一段違章操作的鏡頭，不用多說，所有人自己就注意了。
陳團長說，自從開始放新聞快報，工地的施工效率提高了至少兩成。
兩成。我反複咀嚼這個數字。在這個靠人力和意誌與大山搏鬥的年代，兩成的效率提升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更少的犧牲，更快的進度，更早通車的鐵路，更早看到火車的汽笛在群山之間響起。
但我最得意的不是這個。
我最得意的是，那些在新聞快報裏出現過的麵孔，那些普通的、平凡的、放在人群裏根本找不出來的麵孔，忽然之間變得不一樣了。他們會在看完新聞快報之後，坐在幕布前久久不散，互相討論著“你看你今天那個鏡頭真精神”，“哎呀我那個動作太難看了”，“明天我一定要好好幹，爭取再上一次”。
他們變得更有尊嚴了。
不是那種被人施舍的尊嚴，而是自己看見自己之後，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價值的那種尊嚴。這種尊嚴，不是任何物質獎勵能夠給予的，它來自內心，來自對自我的確認和肯定。
一周後，我收拾設備，準備前往下一個部隊。
臨走前，陳團長把我叫到他的帳篷裏。他從箱子裏翻出一雙嶄新的解放鞋。
“拿著。你那雙已經破得不成樣子了。”
“團長，這……”
“別推了。你在我們團幹的這些事，比十雙鞋都值。”
我把鞋接過來，一時不知道說什麽好。
陳團長又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牛皮紙信封，上麵寫著地址。“這封信，你幫我帶出去寄了。是給我老伴的，告訴她我還活著。”
他笑了，笑容裏有一種苦澀的東西，像山裏那些被風雨侵蝕了千年的石頭。
我把信揣進懷裏，進京向他敬了個禮。
他回了禮，又緊緊握住我的手：“小林，到了下一個部隊，記得繼續拍，繼續放。讓更多的人看到自己。”
“是！”
我背著設備，沿著施工便道往外走。走了很遠，回頭一看，陳團長還站在營區門口，身後是連綿的群山和剛剛立起的橋墩。夕陽正好落在他身後的山脊上，漫山遍野的杜鵑花被晚霞染成了深紅色，像一片燃燒的火海。他的身影在天地之間顯得很小，卻像一根鋼釺，深深地釘進了大巴山的岩石裏。
後來我聽說，陳團長之後在那個團待了4年，直到襄渝鐵路全線貫通。通車那天，他站在第一列火車的駕駛室裏，從起點站到終點站，全程沒有說話，隻是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山巒，眼淚一直在流。
但那也是後話了。
我翻過一道山梁，停下來歇了口氣。夕陽已經沉到山後麵去了，天邊還剩下一抹橘紅色的晚霞，群山在暮色中變成了黛青色，一層一層地推向遠方。山穀裏的炊煙升起來了，淡淡的，藍藍的，和暮靄混在一起，像一層薄紗籠罩著營區。
我摸了摸背包裏的手機。絨布袋安安靜靜地躺在背包最中間的位置，四周的衣服和毛巾塞得嚴嚴實實。我把背包取下來，拉開拉鏈，把手伸進去，隔著絨布袋摸了摸手機的輪廓。硬邦邦的，方方正正的，防碎殼的四角在絨布下麵能摸出明顯的弧度。
完好無損。
我鬆了一口氣，把背包重新背上，繼續趕路。
這個小東西，到底還能陪我走多遠？
在這個時代不能打電話，電池也越來越不經用，每次充滿電隻能用三四個小時，我得精打細算，不能浪費每一格電。但在我手裏，它變成了另一種東西——一台記錄曆史的機器，一麵讓普通人看見自己的鏡子。
太陽已經完全落下去了，天邊最後一抹光也消失了。星星開始一顆一顆地亮起來，先是東邊最亮的那幾顆，然後越來越多，越來越密，最後整個天穹都被星光鋪滿了。銀河從北邊升起，橫跨過整個天空，像一條發光的河流，流向南方看不見的遠方。
遠處，又傳來鐵道兵的炮聲，悶雷一樣滾過山穀，在群山之間回蕩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