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員（十六章：春天就要到了）

第十六章：春天就要到了

 

1976年底的北京，入冬後格外冷。但所有人的心裏都是熱的。

一
十月的消息，像一把大掃帚，把積了十年的灰塵掃了個幹淨。

消息傳開那晚，東四三條胡同裏有人放了一掛鞭炮。緊接著，第二條、第三條……鞭炮聲從四麵八方響起來，像除夕夜一樣熱鬧。有人在胡同口抱頭痛哭，有人在院子裏開了瓶二鍋頭，有人站在當街大喊了一聲“好”——就一個字，卻喊得嗓子都劈了。

總政文化部的院子裏，那棵老槐樹早就掉光了葉子，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已經是王部長推開辦公室窗戶，深深吸了一口冷空氣，說：“林遠，你聞聞，這空氣不一樣了。”

我沒聞出什麽不一樣。冷風灌進鼻子裏，還是那股子幹巴巴的北京冬天味兒。

但我知道他在說什麽。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的院長找到我，”他把一封信遞過來，信紙在他手裏微微發顫，“想請你去放一場音樂會。”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這名字聽著就別扭。

“對。”王部長苦笑了一下，“就是原來的中央音樂學院。文革期間改為‘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

“不過裏麵的老師，還是那些老師。學生，還是那些憋了十年的學生。”

他把信推過來。信是用毛筆寫的，豎排，字跡工整得像是刻出來的——一筆一劃都透著十二分的小心。

我展開信紙：

“林遠同誌：我院全體師生久聞您在全軍巡回放映的事跡，知道你有許多音樂方麵的影片。多年來，我們的學生隻能從書本上知道貝多芬、莫紮特、柴可夫斯基，卻從未親耳聽過他們的音樂。不知是否有這些音樂家的交響樂團演奏？如今藝術的春天就要到了。如蒙允許，不勝感激。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趙瑞林。”

我把信看了兩遍。目光停在“藝術的春天就要到了”那幾個字上。

王部長點了一根煙，靠在椅背上，眯著眼睛看煙霧慢慢散開。

“趙瑞林這個人，你知道他的事嗎？”

我搖了搖頭。

“1964年，他在全國音樂工作會上說了一句話——‘音樂是人類的共同語言，貝多芬和聶耳都是偉大的作曲家。’”王部長吐出一口煙，“這句話在1966年被抄在一張大字報上，在原中央音樂學院的牆上貼了整整一麵。他被關了三年牛棚，後來下放到河北一個公社教書。”

他彈了彈煙灰。

“上個月，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傳到那個公社，趙瑞林在打穀場上放了一掛鞭炮。放完之後他就寫了這封信，揣在中山裝的口袋裏，一直沒敢寄。”

“為什麽？”

王副部長看了我一眼。“怕。十年了，誰不怕？怕這又是一場夢，怕信寄出去人又變了，怕連累收信的人。”

他把煙掐滅在窗台上。

“昨天他打電話給我，說——‘王部長，我忍不住了。忍了十年，一天也忍不下去了。’”

二
十一月底，北京下了第一場雪。

我開著BJ212到了鮑家街。那條街我路過很多次，但從沒進去過。在我的印象裏，那裏有一所了不起的學校——至少文革前是。

校門比我想象的要舊得多。兩扇鐵門生了鏽，門軸大概是許久沒上油，推的時候吱呀吱呀地叫喚。門楣上那塊木牌，白底黑字，“五七”兩個字尤為刺眼。

但門口那兩棵槐樹不一樣。樹幹粗得一人抱不過來，枝丫伸得老開，光禿禿的枝丫上落了一層薄雪，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倒像是開了一樹白花。

我熄了火，坐在駕駛室裏，握緊方向盤。不是害怕，是一種說不清的手足無措——我算什麽？一個放電影的，走進這所名字都叫不順口的學府，在那些一輩子研究音樂的人麵前，放貝多芬和莫紮特？

正猶豫著，那兩扇生了鏽的鐵門，緩緩地開了。

趙瑞林站在門口。

他比我預想的要老。頭發全白了，白得像落了一層霜，但每一根都梳得整整齊齊。人很瘦，灰色中山裝空蕩蕩地掛在身上，領口的扣子扣得嚴嚴實實。但腰板筆直——那種直不是硬撐的，是骨頭裏長出來的，彎了十年也沒彎斷。

他身後站著十幾個人。有老教授，戴著厚片眼鏡，拄著拐杖；有年輕教師，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衣裳；還有幾個學生，懷裏抱著琴譜，大概是剛從琴房跑出來的。所有人站在那裏，像一排被風吹了太久、終於等到陽光的白楊樹。

寒風吹過，沒有人縮脖子。

“林遠同誌！”趙瑞林迎上來，伸出兩隻手。

我握住了。他的手很涼，骨節粗大，指尖有繭——那是彈了一輩子鋼琴磨出來的。但那些繭已經軟了，像泡過水的樹皮，大概很久沒有好好碰過琴鍵了。

“趙院長，您好。”話一出口，我忽然意識到一個問題——他現在的職務叫什麽？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的院長？

趙瑞林好像看出了我的遲疑，笑了笑，那笑容裏有苦澀，也有一絲倔強。

“叫什麽都行，”他說，“人還是那些人。”

他的眼眶忽然紅了。但他忍住了——我看見他的喉結上下動了動，把什麽東西咽了回去。

“冬天就要過去，”他說，聲音有些啞，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藝術的春天就要到來。”

他身後的人群裏，有人開始鼓掌。稀稀拉拉的，帶著試探，帶著猶豫，像是許久沒用過這個動作，都有些生疏了。但鼓著鼓著，聲音就大了起來。有人用力地拍，把手掌拍紅了也不停，好像要把這十年沒拍的掌聲，一次全補上。

趙瑞林握著我的手，一直沒有鬆開。

三
趙瑞林領著我往校園裏走。他的步子不快，但很穩，像是在丈量這塊他熟悉了半輩子的土地。

“林遠同誌，你帶的那些設備，我聽王部長說起過。”他一邊走一邊說，“他說你那些東西，放出來的聲音，他這輩子沒聽過。”

“王部長過獎了。”

趙瑞林停了一下腳步，側過頭來看我，目光裏有種認真的、近乎天真的好奇。

“我搞了一輩子音樂，從西洋樂到民樂，從作曲到指揮，自認為對聲音還算了解。但王部長說——”他頓了頓，“他說你那些音箱，比咱們最好的音樂廳的聲音還要好。”

我沒接話。我無法告訴他，那些東西來自2025年。

趙瑞林也沒有追問。他繼續往前走，走了幾步，忽然說了一句：“我不管你那些東西從哪裏來。隻要能讓學生們聽到真正的聲音，就行。”

我們走過教學樓。走廊裏的燈昏昏暗暗的，牆上有很多白印子——那是大字報撕掉後留下的痕跡，一層壓著一層。紙已經黃透了，隻剩下幾個模糊的字。最上麵一層是幾個月前剛撕的，紙邊還翹著，風一吹就沙沙地響。

趙瑞林在一麵牆前停住了。牆上有一塊長方形的空白，比周圍的牆顏色淺很多，像一塊愈合了很久的傷疤。

“這裏掛過趙渢院長的照片。1966年夏天被人摘下來，當著全院師生的麵撕了。撕成八片，扔在操場上。後來有人偷偷撿起來粘好了，藏在一間廢棄琴房的吊頂裏。藏了十年。上個月才拿出來。”

他沒有說那個“有人”是誰。我沒問。

經過一間琴房時，門半開著。一個男學生坐在鋼琴前，麵前攤著一本手抄的譜子，封麵上用鋼筆寫著兩個字——《命運》。他彈了一個音，停下來，在本子上記了什麽，又彈了下一個音。他在一個一個地摸音，不是在彈曲子，是在考古。

趙瑞林聲音壓得很低：“他叫小陳，作曲係三年級。過去三年，他靠聽別人哼唱，記下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的主題。隻有前十六個小節，還不一定對。”

“沒有譜子？”

“有。圖書館裏什麽譜子都有。但那些譜子1966年被鎖進了一間地下室，門口貼了封條。封條上寫著——‘封資修毒草，嚴禁翻閱’。”

“封條還在嗎？”

“在。”趙瑞林頓了頓，“我沒叫人撕。因為我不想忘了。忘了，就有可能再來一次。”

琴房裏，小陳又彈了一個音。這次是連續的三個音，短、短、長。他停下來，猛地合上琴蓋，把臉埋在手臂裏。

趙瑞林輕輕拉上了門。

四
操場在教學樓後麵。枯黃的雜草踩上去哢嚓哢嚓地碎，一層薄雪被人踩得亂七八糟。冬天的風刀子似的割得人臉疼。

但操場上人不少。每個人都裹著厚厚的棉襖，哈出的白氣一團一團的。

跑道邊的石階上，一個女學生架著小提琴，正在拉《新疆之春》。歡快的、明亮的旋律從琴弦上蹦出來，切分節奏像馬蹄聲，裝飾音像手鼓的敲擊，在冬日的寒風裏像一把火。

趙瑞林看著那個女生：“小提琴專業四年級的學生。這首曲子，她是靠聽收音機裏偶爾播的一段硬記下來的。練了大半年。”

她拉完最後一個音，放下琴，看見趙瑞林，臉微微紅了一下，抱著小提琴鞠了個躬。

不遠處的籃球架下，三四個學生圍坐在一起，小聲唱著歌。唱的是《祝酒歌》——打倒四人幫後，北京街頭巷尾最常聽到的旋律。

“美酒飄香啊歌聲飛，朋友啊請你幹一杯，請你幹一杯……”

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試探什麽。唱到“舒心的酒啊濃又美”那句時，一個男生的聲音忽然大了一點，又趕緊收了回去。但旁邊的人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低低地笑了一聲，幾個人又繼續唱下去。

趙瑞林站在那裏聽了一會兒，沒有走過去。他雙手背在身後，眯著眼睛，嘴角微微動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說不清的表情，像一個人站在岸邊，看著冰凍了一整個冬天的河麵終於裂開了第一道縫。

“你看他們，”他終於開口了，“像不像剛從籠子裏放出來的鳥？翅膀硬不硬，不知道。但籠子門開了，總要試著飛一飛的。”

風吹過光禿禿的操場，把那幾個學生唱歌的聲音吹得斷斷續續的。

“趙院長，”我終於忍不住問出了口，“這學校現在到底叫什麽名字？我回去寫報告，總不能……”

趙瑞林沉默了一會兒。

“就叫音樂學院吧。名字是別人給的，裏麵的東西是自己的。這個院子，這些人，這些琴，這些譜子——不管叫什麽，它們在這兒。”

他轉過身看著我。

“總有一天，它會叫回原來的名字。”

五
晚餐是在食堂吃的。

門口的黑板上用粉筆寫著今日菜單：白菜燉豆腐、炒土豆絲、窩頭、棒子麵粥。黑板的右上角，有人用粉筆畫了一個小小的五線譜高音譜號。排隊的隊伍叮叮當當地響，有人在低聲哼《祝酒歌》，哼到“征途上戰鼓擂”那句，聲音微微揚起，又趕緊壓下去。

趙瑞林領我打了飯，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窩頭掰開來冒著白氣。

我們吃著吃著，旁邊就陸續有人端著碗坐下來。不一會兒，我們那張長條桌就坐滿了人。沒人說話，但所有人都在看我。

終於，一個年輕教師放下了筷子。

“林同誌，您帶的那些片子，真的有交響樂團演奏的貝多芬？”

“有。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全本的。”

他把筷子拿起來又放下，嘴唇哆嗦了幾下，最後隻說了一個字：“好。”

然後他低下頭開始喝湯，喝得很慢。旁邊沒有人看他。但我注意到好幾雙筷子的手都在抖。

對麵坐著的老教授忽然開口了，眼睛湊得很近地看我：“我上一次聽貝多芬，是1965年。在收音機裏。東德電台，短波，雜音大得聽不清，但我把耳朵貼在收音機殼上，聽了整整一個晚上。”

他低下頭，慢慢地喝。

“十一年了。”

六
飯後，趙瑞林陪我回到車上搬設備。

我從後備箱裏搬出激光投影儀和那兩隻配套的主音箱——投影儀和兩隻音箱體積差不多，功放與音箱為一體，操作非常簡便，這是我平時放映用的標準配置。

趙瑞林蹲下來，用手背輕輕碰了碰音箱的金屬網罩：“這是什麽材質？分量這麽輕，又沒有共振，我搞了一輩子聲學，沒見過這種東西。”

“高科技。”我笑了笑。

搬完這些，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穿越過來的時候，後備箱備胎旁邊還塞著幾個小東西——那是之前一個朋友送我的幾隻能產生環繞立體聲的小音箱，說是最新的三維聲場技術。我平時放映用不上，一直扔在那裏。

我掀開後備箱的墊子。備胎旁邊，一個黑色的收納包裏，四隻比手掌稍大的黑色音箱整整齊齊地碼在裏麵。

趙瑞林湊過來看了一眼，拿起一隻，翻來覆去地端詳。他把音箱湊到眼前，看接縫處的工藝——那縫隙細得像畫上去的，幾乎找不到。他又把它貼在耳朵上輕輕敲了敲，聽那悶悶的回響。

“這加工精度，”他的聲音有些發顫，“我們什麽時候能有這樣的技術？”

我沒接話。

但還有一個問題。這套係統沒有專業的重低音音箱。對於交響樂來說，定音鼓、低音提琴的低頻能量，如果沒有足夠的低音下潛，整個音樂的完整性就會大打折扣。

我站在原地，皺起了眉頭。冷風吹得臉發木。忽然腦子裏靈光一閃——我將四隻環繞音箱中的兩隻重新定位，讓它們承擔低頻增強的任務。

趙瑞林跟著我走進禮堂。我讓他幫忙把兩隻主音箱放在台口兩側。然後我把四隻環繞音箱中的兩隻放在禮堂後方兩側，另外兩隻——我蹲下來，把它們麵朝觀眾席，緊貼台口下方的地麵擺好。

趙瑞林跟過來：“這兩隻是幹什麽的？”

“專門負責低頻。交響樂裏的定音鼓、低音提琴，沒有足夠的低音下潛，聽起來就像隔著棉被聽雷。”

我打開投影儀的配套APP，啟動了環繞聲場校正程序。投影儀內置的DSP芯片發出一連串測試信號，從每一隻音箱依次掃過。在設置界麵中，我將台口下方那兩隻音箱的分頻點調低，讓它們專門負責80Hz以下的頻率。兩隻同時工作，加上地麵反射的增強，應該能勉強達到重低音的效果。

幾秒鍾後，屏幕上跳出提示：“環繞聲場校準完成。低頻增強模式已啟用。”

我站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好了。”

趙瑞林看看那兩隻主音箱，又看看後方那兩隻環繞箱，最後把目光落在那兩隻緊貼地麵的小家夥身上。“就靠它們？”

“就靠它們。”我說，“趙院長，一會兒您自己評判。”

七
晚上七點，禮堂。

能坐三百人的禮堂擠了近四百人。椅子不夠，有人站著，有人坐在地上，走廊和門口都站滿了。窗戶關得嚴嚴實實，窗簾拉得一絲不漏。

所有音箱都已就位。趙瑞林走上台，禮堂裏的嘈雜聲一下子就沒了。他看了看台下那些麵孔——有的年輕，有的蒼老，有的已經在默默用手背擦眼睛。

“今天，”他開口了，聲音沙啞但每個字都很用力，“我們不講話。我們聽音樂。”

他走下台。燈滅了。

黑暗降臨的那一刻，整個禮堂像被什麽東西攥住了。四百個人擠在一起，但我聽不見任何一個人的呼吸。

我按下了播放鍵。

銀幕亮了。維也納金色大廳，雕花穹頂，紅色座椅。穿著黑色燕尾服的樂手們已經在調音。一個滿頭白發的指揮走上了台。

卡拉揚。柏林愛樂。

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

指揮棒落下的那一刻——邦邦邦邦。

定音鼓的第一下敲擊，從台口下方那兩隻音箱裏衝了出來。低頻的能量貼著地板向前翻滾，穿過一排排椅子，從聽眾的腳底傳到小腿、傳到脊椎、傳到胸腔。那不是“聽到”的聲音，那是“感覺到”的聲音。第一排的一個老先生猛地坐直了身體，眼鏡滑到了鼻尖上，他沒有去扶，眼淚無聲地從臉頰上滑下來。

然後弦樂組進來了。第一小提琴從左側前方湧來，第二小提琴從右側前方。定音鼓的每一次敲擊都有了“重量”，有了實體感，像一記記重錘實實在在地砸在胸口上。

第一樂章中段，命運主題再次出現，定音鼓以極強的力度敲響。那一瞬間，禮堂的地板微微振動了一下。

第一樂章結束時，禮堂裏沒有人鼓掌。所有人都安靜地坐在那裏。

第二樂章，行板。低音提琴的撥弦從台口下方那兩隻音箱裏清晰地浮現出來。每一個撥弦的音頭、琴體共鳴的溫暖質感，都纖毫畢現。

第三樂章，諧謔曲。低音主題由低音提琴和大管共同奏出。低頻穩穩地托住了整個樂章的骨架。

第四樂章。那排山倒海的旋律傾瀉而出的時候，定音鼓以雷鳴般的氣勢加入。台口下方那兩隻音箱將每一次鼓擊都化作實體般的能量——每一擊都清晰可辨，每一擊都有不同的力度和音色。窗玻璃在微微顫動。地板在輕輕共振。

最後一個音符落下。禮堂一片寂靜。沒有人鼓掌，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動。

那寂靜持續了很久。

趙瑞林站起來，走上台。他的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篤、篤、篤，每一步都很慢。

“同誌們，”他開口了，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你們剛才聽到的，是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寫於一八零八年。那時候，貝多芬的耳朵已經聾了。他聽不見這個世界的聲音，但他寫出了這個世界上最好的音樂。”

他的目光掃過台下。

“你們剛才聽到的聲音，不是我們這個世界能造出來的設備。但音樂是真實的。那個定音鼓——是真實的。”

他看著那些年輕學生的臉。

“同學們，過去那些年，你們心裏也有聲音。你們想學音樂，想聽音樂，想做音樂。但那些聲音被壓在心底，壓了很久很久。藝術的春天就要到了。那些聲音，可以出來了。”

台下有人用手帕捂住嘴，有人把眼鏡摘下來低著頭。

趙瑞林轉向我。他的眼睛紅了。

“林遠同誌，能不能把這首曲子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對。一遍不夠。”

我把貝多芬第五又放了一遍。這一次，禮堂裏沒有一個人動。

八
放完之後，禮堂的燈亮了。沒有人離開。

一個年輕學生站起來，眼睛很亮：“林同誌，我能不能點一首？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

我看了看趙瑞林，他點了點頭。

我從硬盤裏調出了裏赫特演奏、卡拉揚指揮的版本。那個著名的開篇——那四個雄壯的、像大河奔湧的音符炸響的時候，整個禮堂都在共振。鋼琴的低音區從台口下方那兩隻音箱裏滾滾而出，與主音箱的中高頻完美疊加。

那個學生閉上了眼睛。他的手指在空中輕輕蜷曲著，像是在彈一架看不見的鋼琴。

那天晚上，我連續放了四個小時。每放完一首，都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喊叫。隻是在曲子結束後的那幾秒鍾寂靜裏，能聽到有人輕輕歎氣。

淩晨一點，最後一段放完了。禮堂的燈亮了。

趙瑞林慢慢地站起來，扶了一下椅背，走上台。

“同學們，今天晚上，我們聽到了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從明天開始，我們要用耳朵記住它們，用心記住它們，用我們的樂器把它們演奏出來。”

一個年輕學生站起來：“院長，我們沒有樂譜。”

趙瑞林沉默了一會兒。“會有的。都會有的。”

吳家驊教授拄著拐杖走到我麵前，從中山裝口袋裏掏出一個厚厚的筆記本塞到我手裏。封皮磨得發白，角上都卷了。

“林遠同誌，這是我這些年寫的。關於柴可夫斯基的研究。以前隻能從書本上研究，今天聽了，有些地方是對的，有些地方是錯的。我要重寫。”

他拍了拍那個筆記本，轉過身，拄著拐杖一步一步走出了禮堂。

人群開始慢慢散了。沒有人說話。小提琴專業的那個女生走到我麵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抱起琴大步走了出去——步子很快，像是在趕著回去練琴。

九
那天晚上，我睡在音樂學院的招待所裏。累，但睡不著。

耳朵裏還殘留著定音鼓低頻的餘韻。我想起趙瑞林看到那些音箱時的眼神——一個搞了一輩子音樂的人，麵對來自半個世紀後的技術，那種困惑與敬畏。

窗戶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花。我走到窗前，用手指摁了一下，冰花化開一小塊，露出外麵黑沉沉的天。

操場上有人。小陳、拉小提琴的女生，還有下午唱《祝酒歌》的那幾個學生，並排坐在石階上，裹著棉襖，仰頭看著星星。小提琴女生把小提琴架在肩上，拉了起來。不是貝多芬，不是柴可夫斯基，是《新疆之春》。

這一次，她拉得和下午不一樣了。同樣的旋律，但多了一種東西——一種開闊的、明亮的、像春天一樣的東西。快速的十六分音符在寒夜裏像一串串星星，從琴弦上蹦出來，蹦到天上。

琴聲在空曠的操場上飄了一會兒，那幾個唱《祝酒歌》的學生也跟著輕輕哼了起來——“舒心的酒啊濃又美，千杯萬盞也不醉……”

這一次，沒有人壓低聲音。

十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還沒大亮，窗外有鳥叫。

我下樓的時候，趙瑞林已經站在教學樓門口了。他還穿著昨天那件中山裝，扣子扣得整整齊齊，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眼眶下有一圈青黑色，眼裏有血絲——大概一夜沒睡。

他手裏端著一隻碗，碗上蓋著一個小碟子。

“林遠同誌，吃碗麵再走。”

碗裏的麵條冒著熱氣，上麵臥著兩個荷包蛋，蛋黃鼓鼓的，黃澄澄的。蔥花切得很細，香油的味道在清晨的冷空氣裏格外地香。

“趙院長，您幾點起的？”

“沒睡。耳朵裏全是貝多芬。”

我接過碗，低頭吃了一口。

趙瑞林站在旁邊，看著院子裏那棵老槐樹。清晨的空氣很新鮮。老槐樹光禿禿的，枝丫上還掛著昨夜的霜，白花花的。

“林遠同誌，你什麽時候再來？”

我放下筷子，把最後一口麵湯喝幹淨了。

“很快。”

他點了點頭。

我上了車，發動引擎。趙瑞林站在大門口，身後是那些學生和老師。有人把手舉過頭頂朝我揮手。小提琴女生站在人群裏，懷裏抱著琴，朝我揮手。陽光照在琴身上，反射出暖棕色的光。

我把車窗搖下來：“趙院長，下次我來的時候，給你們帶全套的貝多芬。九部交響曲。”

趙瑞林的眼睛亮了一下：“好，我們等著。”

我掛上擋，踩了油門。車子緩緩駛出校門，拐上了鮑家街。

後視鏡裏，那些舉起的手一直沒有放下來。老槐樹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樹幹已經泛青了。

車子拐過街角，那些影子消失了。前方是長安街，筆直的一條大路。冬天的太陽剛剛升起來，又大又紅，陽光鋪在雪麵上，金燦燦的。

我一隻手握著方向盤，另一隻手伸進口袋裏，摸到了吳家驊教授那個磨得發白的筆記本，沉甸甸的，還帶著人的體溫。

前方是長安街，陽光鋪了一地。

我隻知道，這個冬天的早晨，一碗麵很香，一群人在等我再來，老槐樹的樹幹泛青了。而有些等了太久太久的聲音——包括那每一記都砸在胸口上的定音鼓，包括那貼著地麵滾滾而來的低音提琴，包括那個姑娘在星空下拉響的《新疆之春》，包括那終於不再壓低聲音的《祝酒歌》——終於，以它們應有的方式，落在了四百個人的耳朵裏和心裏。

一年後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牌子摘掉，中央音樂學院牌子重新掛起。

藝術的春天，終於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