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上半期華人移居澳大利亞概況

十九世紀上半期華人移居澳大利亞概況

澳大利亞是大洋洲的主要大陸，開發較其它大洲都要晚。盡管如此，早在十五世紀時，就已經有西方的探險家到達該地，也包括中國人及其船隊。[1]當時，中國人雖對該大陸情況無甚了解，但已知這塊大陸的存在。在明朝時期，早期赴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在呈獻給萬曆皇帝的堪輿萬國全圖中，也已經標示了澳大利亞這塊土地的確切位置。[2]1770年，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率領的探險隊對澳大利亞東海岸不同地點進行勘查和測繪後，英國宣布對這個大陸包括其周邊島嶼擁有主權。1788年，英國海軍上將亞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率領“第一艦隊”抵達悉尼(Sydney)，帶來了首批1,400多名移民(包括士兵和流放罪犯以及自由移民)，在這裏升起英國國旗，這塊土地遂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剛剛開始時，這塊土地稱為新南威爾士(New South Wales)，以悉尼為首府；並在1827年宣布整個澳大利亞包括塔斯馬尼亞島(Tasmania)全部都歸屬於大英帝國。而在1825年，塔斯馬尼亞就從新南威爾士獨立出來，成為另一塊單獨的直屬倫敦管理的殖民地，霍巴特(Hobart)為首府。1929年，英國人在澳大利亞西海岸的佩斯(Perth)附近設立新殖民據點，由此幾乎整個澳大利亞的西部就成為獨立於新南威爾士的新殖民地，稱為西澳大利亞(Western Australia)，首府佩斯。1836年，南澳大利亞(South Australia)也獨立出來成為另一塊殖民地，阿德雷德(Adelaide)為首府；並從1863年起，從新南威爾士那裏接手管理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1851年，維多利亞(Victoria)也從新南威爾士劃分出來，成為一塊獨立的殖民地，首府設在墨爾本(Melbourne)。1859年，位於澳大利亞東北部的昆士蘭(Queensland)最後從新南威爾士獨立，成為另外一塊殖民地，首府布裏斯本(Brisbane)。而原先囊括整個澳大利亞大陸包括塔斯馬尼亞島的新南威爾士殖民地，就隻剩下以悉尼為中心的那部分土地，當然這裏也是最早得到開發的區域。到1901年，上述六塊各自獨立的殖民地改製為州，合並成立澳大利亞聯邦，成為大英帝國的自治領，作為君主立憲製的國家。1931年，澳大利亞取得內政外交的獨立自主權，成為大英國協的獨立國家。

中國人與南洋接觸較早，然後足跡逐漸向南和向西延伸，早期的接觸以商務為目的。事實上，早在十九世紀之前，澳大利亞周邊便出現了中國商人的足跡。1802年，一份英國人的航海日誌表明，在昆士蘭北部的卡朋塔利亞灣(Gulf of Carpentaria)，就有中國人雇傭的印尼人船隊在那裏捕撈海參，當地土人所穿戴使用的那些物品，顯然都是中國產品。由此顯示出中國商人顯然在此之前便已來到了澳大利亞的沿海地區，雖然沒有他們在此居住和開發的曆史記錄，但已顯示出這些中國人為了商業目的，曾在此或者說定期性地到此進行短暫的停留。[3]而另外的跡象顯示，在此前後，中國人為了尋找檀香木，不惜深入到南太平洋的群島，澳大利亞顯然也包括在此之名列中。[4]誠然，來此廣柔區域尋找這些物品作為貴重財物者，更多的則是西方的探險尋寶船隊，許多中國人也由此混跡其中，除了充當木匠、水手、廚師，也有商人。

隨著澳大利亞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從十九世紀開始，中國人也開始正式登陸這塊土地，參與這裏的開發與建設。早期英國殖民當局為鼓勵移民，開發澳洲，免費贈送每個自由移民100英畝的土地。最早抵達這塊土地的中國人，就是由在此物質刺激下從英國前來這裏準備大展宏圖的自由移民所雇傭者。根據記載，1803年，一艘名為Rolla號的船抵達悉尼港，隨船登陸的有一位叫做Ahuto的華人木匠。隻是與其相關之記載不全，無法得知這位華人是受雇於哪家公司抑或是自由移民。[5]但在15年後，第一位有正式記載的中國自由移民來到澳洲。1798年出生於廣州的麥世英(Mak Sai Ying, 或Mak O’Pong)，早年去到英國肯特(Kent)郡，受雇於約翰·布萊克斯蘭(John Blaxland)家族的莊園充任木匠，1818年2月27日隨該家族搭乘Laurel號船抵達悉尼。三年後，與布萊克斯蘭家族的木匠合同結束，麥世英移居到悉尼西部的帕拉馬塔埠(Parramatta)，在伊麗莎白·麥克阿瑟(Elizabeth Macarthur)夫人的牧場工作。之後，他便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在此購買土地，開設店鋪，經營自己的生意。這也意味著，麥世英是第一個有記錄的在澳洲開創生意經營的中國人。[6]1823年，他娶21歲的英國人莎拉(Sarah Jone Thompson)為妻，生育四個兒子。1829年，此時其英文名字已改為John Shiying(或John Sheen)的麥世英，獲得了帕拉馬塔埠當地政府頒發的執照和酒牌，經營旅館，設在教堂街(Church Street)，名為“金獅旅舍”(The Golden Lion Hotel)。很顯然，他的生意規模在擴大。1831年，麥世英返回中國，五年後因其妻莎拉病重而歸。1936年莎拉去世後，因原有旅舍及物業已經出手，麥世英便選擇在帕拉馬塔埠溫莎路(Winsor Road)上重開旅館，定名為“孔雀旅館”(Peacock Inn)，以其前廳之中式騎樓而著稱，被譽為“鴻運大廈”(Lucky House)。1844年，麥世英賣掉了這間旅館，之後再經營何業不得而知。[7]

另一位比麥世英晚兩年抵達悉尼的中國人Man Sue Bah (萬瑞柏，譯音)，也是自由移民，在其1862年去世時，以財富和樂於助人(尤其是對在悉尼經商和生活的同胞)而廣受尊崇，並與麥世英的兒子們時相往來。[8] 由此可見，萬瑞柏此前在悉尼也娶西婦為妻，經營生意，且相當成功，而麥世英的兒子也繼續經營生意。與此同時，在1840年代之前在悉尼經商的還有一位華人名叫John Mann (或Fung [Fong, Foong] Mann，馮明，譯音)，於1855年在悉尼去世，留下四個混血女兒，托孤於在墨爾本的華商劉光明，並在其長大後將她們分別都嫁與在澳經商的華人。[9]

1829年，有55名中國契約勞工進入澳大利亞做工，但他們是否從事任何其它活動，則無從可知，頁無法得知其後續結果。而同年一位名叫Moon Chow(文釗，譯音)的中國人抵達西澳佩斯，以木匠的身份在當地工作，並在1847年娶澳女Mary Thorpe為妻。[10]很顯然，文釗是以自由移民身份自主經營生意，1877年去世。[11]1835年曾有九名中國木匠抵達塔斯馬尼亞，他們是作為契約勞工來此工作，但在他們合同結束後是否有人自行營業以及去向則不清楚。[12]而在南澳大利亞成為獨立殖民地後的四年(1836-1840)期間，一位名叫Tim Sang(田生，譯音)的中國人抵達阿德雷德。當時的記錄顯示，他是廣東人，很可能是來自四邑地區，在此充任木匠。1842年，他以家具商的身份投標獲得了為當地海關大樓製作辦公家具的合同，由此顯示他此前便在當地開設家具行，經營家具的製作與銷售生意。[13]

到1848年，總計有18名來自中國的自由移民抵達澳大利亞。[14]除了上述有材料表明從事商業活動的幾位，其他人未有留下經商的記錄。在 1848-1853年間，因應澳大利亞勞工短缺，通過中介的安排，總計有3,000多名中國契約勞工(indenture labour)進入新南威爾士[15]，他們不是來從商，而是作為牧羊人、廚師、木匠、傭工等受雇於不同的牧場主和家庭。[16]三至八年合同期滿後[17]，這些契約勞工有相當部分人返回家鄉[18]，但也有少數人因獲得自由移民身份而進入自己創業的階段，但這畢竟是少數。[19]而就在這個時候，澳大利亞淘金潮興起，大批中國人蜂擁而入，中國人在澳大利亞的各項活動包括開辦商業經營生意才逐漸開展起來。

出處：https://historyandheritage.cityofparramatta.nsw.gov.au/people/mak-sai-ying-aka-john-shying

粟明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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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Bantam, 2002。

[2] 有關詳情，參見William Yuen Tai, The origins of China's awareness of New Zealand 1674-1911, 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5.

[3] Matthew Flinders, A Voyage to Terra Australis, Nicol, London, 1814, p.225.

[4] 郭衛東：“檀香木：清代中期以前國際貿易的重要商品”，《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39-51頁。

[5] Carol J. Baxter ed. General muster list of New South Wales 1823, 1824, 1825. Sydney: Australian Biographical & Genealogical Record for the Society of Australian Genealogists, 1999. 轉引自https://chineseaustralia.org/man-sue-bach/ (accessed 2023/2/9)。

[6] “Episode 1: John Shying – The story of Australia’s first known Chinese settler”, in https://newstories.net.au/john-shying-the-story-of-australias-first-known-chinese-settler/ (accessed 2023/2/9).

[7] “Mak Sai Ying aka John Shying”. In website of Parramatta History and Heritage, City of Parramatta. https://historyandheritage.cityofparramatta.nsw.gov.au/people/mak-sai-ying-aka-john-shying (accessed 2023/2/9)。記載顯示，麥世英1842年再婚，娶英女Bridget Gillorley為妻，不幸的是，六個月後其妻病歿；1846年，他再娶英女Margaret McGovern為妻。1880年6月18日，麥世英病逝於悉尼。

[8] Kate Bagnall, “Man Sue Bach, 1790–1862: the ‘oldest Chinese colonist’ in New South Wales”, in The Tiger’s Mouth, 23 February 2013, https://chineseaustralia.org/man-sue-bach/ (accessed 2022-10-4).

[9] Claire Faulkner, Conquest-An Inside Story: A True Story of Chinese-Australian Integration, in https://conquestaninsidestory.wordpress.com/ (accessed 2022/10/19). 作者是John Mann後人，曆經十幾年，挖掘出其先祖的曆史並予以整理成書，2013年出版(Claire Veronica Faulkner, Conquest-an inside story: the integration of a colonial Chinese-Australian family cluster, Ayr, Queensland, Australia: Claire Veronica Faulkner, 2013)。該網站為作者擁有，將其書中的家族曆史脈絡節選刊登。

[10] Anne Atkinson, Chinese labour and capital in Western Australia, 1847-1947, Diss. Murdoch University, 1991, p. 14.

[11] Anne Atkinson ed., Asian Immigrants to Western Australia, 1829-1901, Nedlands, W.A.: University of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8.

[12] Helen Vivian, Tasmania's Chinese heritage an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sites in North East Tasmania, Dis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1986, p.8.

[13] “Chinese”, in website of SA History Hub https://sahistoryhub.history.sa.gov.au/subjects/chinese-0 (accessed 2023/2/11).

[14] “Early Chinese migrants”, in website of National Museum Australia, https://www.nma.gov.au/explore/features/harvest-of-endurance/scroll/early-chinese-migrants (accessed 2023/2/11).

[15] Marxine Lorraine Darnell, The Chinese labour trade to New South Wales 1783-1853: An exposition of motives and outcom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7, p.1. 這裏的契約勞工，是指由澳大利亞殖民地勞務公司出麵從中國引進的勞工，是與十九世紀中期至後半期臭名昭著的奴隸製有一定區別的。後者人身受到禁錮，勞動條件差，死亡率高，俗稱“豬仔”或“苦力”；前者則是屬於債權製，訂有每月工資數額，做工三到八年的契約，在償還由勞務公司代為墊支的運輸等費用及完成服務年限之後，成為自由勞工。此項引進勞工的年份不長，從1848年開始，到1853年因淘金熱而中止。詳見：Cullen, Rose. “Empire, Indian Indentured Labour and the Colony: The Debate Over ‘coolie’ Labour in New South Wales, 1836–1838.” History Australia 9.1 (2012): 84-109。

[16] Maxine Darnell, Responses and Reactions to the Importation of Indentured Chinese Labourers,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 History ISSN 1442 2999,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999.

[17] “民國駐廈門領事布拉德萊致美國駐華特使馬沙利函(1853年3月25日於廈門民國領事館)”，載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6頁。

[18] 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字顯示，到1851年，這些抵澳的中國契約勞工已有1438人回國。詳見：https://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featurearticlesbytitle/4A6A63F3D85F7770CA2569DE00200137?OpenDocument (accessed 2023/1/20)。

[19]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ress, 1982,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