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澳大利亞對乙丙級台籍戰犯的審判
粟明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國的善後措施之一便是審判戰爭罪犯，以厘清戰爭責任，伸張正義，警示世人。就太平洋戰場的盟國而言，便是展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除了由盟國成員在東京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策劃、準備和發起戰爭違反和平罪的甲級日本戰犯予以審判，還由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荷蘭菲律賓八國所在國家或占領地區各自設立軍事審判法庭，負責對犯有普通戰爭犯罪和違反人道罪的乙丙級日本戰犯起訴和審理。根據1945年戰爭罪行法(The War Crimes Act 1945)，[1]澳大利亞在其國內和海外領地以及戰後占領和接收地區(亦即戰時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設立軍事法庭，自1945年底開始至1951年，分別在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Morotai)、英屬北婆羅洲的納閩(Labuan)、澳大利亞的達爾文(Darwin)、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維瓦克(Wewak)及拉包爾(Rabaul)和馬努斯(Manus)等地共進行了300場審判，[2]審理被指控或涉嫌的西南太平洋戰區日軍戰犯達1140人，最終判決777名戰犯，338名嫌犯無罪釋放，另有25人沒有定罪，這其中就包括了台籍戰犯。[3]
自1950年代開始，以席慎思(DCS Sissons)為先鋒的澳大利亞學術界就對由澳大利亞主導的戰犯審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4]包括了從法律層麵對審判程序和過程的梳理和所涉之倫理問題，[5]以及審判中揭示的日軍暴行和相關戰犯審判個案的探討，[6]也關注過這些被判決之日軍戰犯中有台籍和朝鮮籍背景者，以及他們被審判前後所涉及的身份及國籍的轉變，隻是還沒有係統地展開對台籍戰犯及其相關問題的專門探究。[7]筆者在探索太平洋戰爭時期被強運到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 Island)的中國抗日戰俘命運時，雖已涉及到澳大利亞軍事法庭審理台籍戰犯的問題，但並未能對此展開討論。[8]進入21世紀後，台灣學術界係統地開始了有關台籍戰犯問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學術成果積累；[9]作為這方麵的主要學者，藍適齊博士也擬定了詳細的台籍戰犯的研究計劃，[10]在很大程度上回應社會和學界對這一群體離散經曆及身份認同的關注，[11]然尚未就澳大利亞主導審判之日軍戰犯中台籍戰犯的情況以及相關問題予以係統梳理。
事實上，澳大利亞軍事法庭審判的台籍戰犯嫌疑人超過百人，後者在太平洋戰爭中所犯下之違反人道罪也極其惡劣，尤其是在充當俘虜營看守(亦稱為“監視員”)的過程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對盟軍戰俘的虐待和折磨較之日軍守備隊更甚，[12]必須予以清算，以彰顯正義。本文根據澳大利亞所收藏的戰犯審判記錄作一梳理，將其所審判的台籍戰犯的過程及後續遣返情況予以簡要介紹，以便世人對這一群體所犯罪行有所了解，以推進這方麵的研究。
台籍戰犯的來源
台籍戰犯基本上屬於太平洋戰爭期間附屬在南洋(此處的南洋係指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區域)的日本陸海軍的軍屬或軍夫，少部分人則屬於正式在編具有軍籍的日本兵，所有這些人被通稱為“台籍日本兵”。台籍日本兵是在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之後，隨著戰爭的逐步擴大而兵源日漸枯竭而在其殖民地台灣征集輔助人員，協助作戰的結果。而在早期，他們這些“參軍”的人士並不具備軍籍，是以軍屬(可細分為比照軍官待遇的囑讬、士官待遇的雇員和士兵待遇的庸人)及軍夫的身份從事文職、技術和後勤及粗勞力等工作。1938年4月1日，日本在台灣實施《國家總動員法》，打開了大批征用軍屬支援日軍作戰的大門。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因戰線延綿而對相關輔助人員需求激增，除了在台灣大批動員征召軍屬支援其南洋作戰外，也開始大力實施陸軍特別誌願兵製度，讓台籍日本兵入伍，直接加入前線部隊參戰。[13]由是，各種具備特殊技能的團體，例如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義勇團”、“農業指導挺身團”、“台灣特設農業團”，以技術為主的“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建設團”，以及直接擔負叢林作戰任務的“高砂義勇隊”等等，就直接輸送到了太平洋戰場。而西南太平洋戰區日軍形勢最為吃重，需求最甚，因而上述台籍日本兵主要就被送往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及周邊荷屬東印度的島嶼，包括沙撈越和英屬北婆羅洲。據日本厚生省統計，到1945年投降時，日本總計從台灣招募了軍屬126570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三年多時間裏則征召了80433名軍人，二者合共為207087人，其中有30304人陣亡於戰場。[14]在1943年底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美軍主力采取跳島戰術北向直接進攻菲律賓而向日本列島推進後，打擊和進攻困守於這一地區的日軍就主要由澳軍協助留守該戰區的美軍共同負責。可見，這大批的台籍日本兵就在澳軍的作戰區域裏協助日軍對付盟軍。他們擔任入侵並駐守當地的日軍各項後勤作業的支援，比如建築和維修飛行跑道、港口要塞、碉堡坑道、兵站補給、倉儲運輸、貨物管理及設施維護、以及養殖種菜等工作。隻是日軍在盟軍強力打擊下，戰局惡化，損失慘重，為垂死掙紮計，便在戰場現地征召，挑選台籍軍屬轉服特別誌願兵，直接編入作戰部隊，許多人就此戰死異域。[15]
在這些台籍日本兵中，有680人因其在此前所受教育中學過或接觸過英語，於 1942年被征召為戰俘看守(監視員)，經短期軍事訓練，被分發南洋各地日軍所設立之俘虜營看管盟軍戰俘。他們中有109人死於菲律賓戰場，210人失蹤或失聯。[16]在上述澳軍為主的西南太平洋作戰區域裏，日軍在英屬北婆羅洲設有兩處戰俘營，分別位於亞庇(Kota Kinabalu)和山打根(Sandakan)，在沙撈越的古晉(Kuching)也有一所；在葡屬東帝汶則有帝力(Dili)和包考(Baucau)戰俘營，在荷屬東印度的安汶(Ambon)及新幾內亞的拉包爾也各有一處。關押盟軍戰俘最多的戰俘營是北婆羅洲和拉包爾，台籍戰俘監視員大多就被派往這兩個地方。
日本投降後，澳軍接管了上述地區。作為日軍在上述地區各戰俘營擔任看守的台籍日本兵，除了前述剩餘人員中的三分之一作為戰犯嫌疑大部分被留下接受澳大利亞軍事法庭審判外，[17]其餘人員則幸運地在1946年由盟軍派船遣返回到台灣。[18]
戰犯指認與羈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也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亦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以同盟國勝利告終。當天，盟軍西南太平洋戰區地麵部隊總司令暨澳大利亞軍隊最高指揮官布萊梅將軍(Gen. Thomas Blamey)，立即下令該戰區內的日軍向澳軍投降，解除武裝。[19]然而，因戰區遼闊，島嶼眾多，澳軍部隊直到9月中旬才完成該地區的受降和盟軍戰俘的解救。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也因應善後要求，推動對日本戰犯的認定與審判，其當務之急便是先將這些戰犯嫌疑人予以認定並羈押起來。在9月2日盟國於日本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的當天，澳大利亞便已向英聯邦提出立即逮捕日本戰犯接受審判的要求；[20]9月6日，也就在澳軍於新不列顛島辛普森灣外海上接受日軍在西南太平洋戰區主力第八方麵軍投降的當天，澳大利亞最高法院大法官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主席韋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也正式向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提出這一要求；[21]一周之後，麥克阿瑟接受了建議，在日本發出了命令。[22]於是，9月20日，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國會上力促在澳軍接管的西南太平洋區域內就此立即采取行動，受到執政黨和在野黨支持，[23]次日，獲得授權的澳軍總司令布萊梅將軍便向戰區所屬部隊下達了逮捕戰犯的命令。[24]
在西南太平洋各群島上執行受降和善後任務的澳軍，接到命令後立即行動起來。[25]由於在這一區域投降的日軍人數眾多，超過了20多萬人，[26]於解除他們的武裝並將其集中安置等待遣返之後，澳軍便根據戰爭罪行法列出了犯有普通戰爭罪的乙級戰犯名單，這些人主要是日軍的中高級軍官；[27]而對那些犯有違反人道罪的丙級戰犯，通常都是中低級軍官和士兵，也包含在日軍中服務的日本平民及台灣和朝鮮的軍屬及入伍官兵，則采取讓其以群體集隊在營地或駐地大街上列隊行走的形式，由當地被其奴役虐待的民眾及幸存下來的盟軍戰俘等在一旁指認。[28]比如，從日軍在山打根戰俘營裏成功逃出來的澳軍中士麥乃仁(Robert McLaren)，他隨後便就地加入了澳軍派往婆羅洲敵占區進行情報與遊擊活動的特別秘密行動小組，到日軍投降時，已因功及卓越貢獻而被晉升為上尉，此時也為了辨認戰犯，特地從澳洲前來納閩，履行指認職責。[29]而在維瓦克，1942年底被日軍從新加坡俘虜的英軍中轉運過來做苦工的2600名印度兵中之唯一幸存者辛格中尉(Lieut. Chint Singh)，也於11月中旬趕到這裏，要為其死去的弟兄同袍伸張正義，以告慰其在天之靈。[30]辛格中尉和其他在新幾內亞的印度兵戰俘一起，積極指認，[31]一位原本沒有被列入嫌疑者名單的日軍曹長，就在拉包爾的營地外被這些印度兵戰俘認出，使之與其他許多殺人凶手一起被關進拘留營，麵臨審判。[32]而在11月22日拉包爾的一次日軍列隊群裏，一位印度尼西亞裔荷印兵戰俘就當場指認出10名戰犯，這些日軍官兵在1942年都曾參與對荷印兵戰俘的大規模集體屠殺，用機槍掃射，用刺刀捅，十分殘忍。總計印度兵和荷印兵戰俘指認了140名戰犯。[33]1945年9月，在拉包爾的700多名中國戰俘獲澳軍解救後，就已經向澳軍表達了審判日軍罪行的強烈願望，列舉了日軍活埋和斬首中國戰俘、殘酷虐待的事實，為此，澳軍特別在12月初安排那些管理和接觸過中國戰俘的日軍和台籍日本兵列隊前往中國營地，讓其中國盟友指認。那些毒殺中國戰俘、將生病無法工作的中國戰俘活埋或槍殺的日軍戰犯，在中國官兵麵前一一落網；[34]在這些日本兵中，有一人甚至還未等到中國戰俘指認，就直接站了出來，因為他知道其本人對這些中國人的殘酷手段實在是太臭名昭著。但令澳軍遺憾的是，他們某次曾將一隊18人的日軍嫌疑犯帶給中國軍人指認，其中有一人卻無法得到辨認確定，從而讓其逃脫羈押和審判。[35]除了中國戰俘外，澳軍也在拉包爾解救了800多名由日軍主要從廣東省征募和強運到此的平民勞工，[36]這些平民勞工也同樣遭受到日軍的殘酷對待和屠殺。為此，他們也積極參與對日軍戰犯的指認。但因中國官兵和平民缺乏翻譯，導致至少有120名有嫌疑的日本戰犯無法得以指證，澳軍隻得暫時將其繼續羈押，以便此後能逐漸將其指證。[37]實際上，導致中國官兵與平民難以在戰犯指證方麵獲得較好的表現，並不僅僅是因為缺乏翻譯，還因他們中的許多人盡管飽受日軍欺淩奴役，甚至親身經曆或目睹了日軍對中國戰俘和平民的屠殺和其它暴行，也因不知道這些日軍的姓名及番號(包括已被調動到別處)而難以舉證。[38]盡管如此，他們已經用自己的行動表明，盡其可能地配合澳軍，不讓這些日本戰犯逃脫應有的審判。
到1945年10月15日，在英屬北婆羅洲，澳軍第9師已將日軍古晉戰俘營120人警衛隊的一半官兵羈押，其它戰俘營總計500人警衛隊的百分之十官兵，也被作為戰犯嫌疑人逮捕。[39]到10月底，僅澳軍第9師就已列出420名日軍戰犯嫌疑人名單，並將其195人收押監禁，等待審判。[40]而在新不列顛島，澳軍第11師因接收的規模大及範圍廣，此項行動進行得較為遲些，到當年11月6日，已經將逮捕的74名涉及虐待和屠殺美澳等盟軍白人戰俘的戰犯嫌疑人關進拘留營；一個月後，再有200名戰犯陸續遭到逮捕，後續還有更多的戰犯將被逮捕並接受審判。[41]
戰犯審判
澳大利亞動作迅速，很快便在其境內和西南太平洋戰區所設的軍事法庭對指認和逮捕的戰犯進行了審判。1945年11月29日至1946年2月28日，在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島進行了25場審判，被判刑的戰犯共148名；[42]194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布亞島的維瓦克進行了2場審判，被判刑的戰犯共2名；[43]1945年12月3日至1946年1月31日，在英屬北婆羅洲的納閩進行了16場審判，被判刑的戰犯共145名；[44]從1945年12月12日至1947年8月6日，在拉包爾共進行了188場審判，計有390名被指證的日軍戰犯受到了審訊，其中266人被確認有罪；[45]1946年3月1日至4月29日，在澳大利亞北領地的達爾文進行了3場審判，被判刑的戰犯共22名；[46]1946年6月26日至1947年4月29日，在新加坡進行了23場審判，被判刑的戰犯62名；[47]1947年11月24日到1948年12月8日，在香港進行了13場審判，判刑戰犯42名；[48]1950年6月5日到1951年4月9日，在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進行了最後的26場審判，判決了121名戰犯。[49]
仔細梳理上述各場審判個案，可以檢視出被判刑之台籍日本兵戰犯有95人，皆為軍屬及正式入伍的士兵，判刑的地點基本上集中於納閩和拉包爾兩地，而以前者居多，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皆為日軍在沙撈越和北婆羅洲戰俘營的看守。[50]但這些在納閩被判刑的台籍戰犯，也都在1946年初被轉移集中到拉包爾繼續審判，並對其在納閩的判刑結果予以複核，最終定案。[51]
戰時日軍在沙撈越戰俘營關押的盟軍戰俘(主要是英軍和澳軍)和平民總計有4660人，遭受到殘酷虐待和屠殺，到日軍投降時隻剩下1393人；[52]在山打根戰俘營則有2500名英、澳軍戰俘(包括因戰機被擊落而被俘的部分美軍飛行員)，但到1945年9月時，除了有6名澳軍戰俘在此前趁機逃脫外，其餘全部遭日軍虐待致亡和槍殺。[53]1945年12月3日開始，納閩軍事法庭就日軍在沙撈越和北婆羅洲戰俘營盟軍戰俘被殺事件審判涉事凶手，首批7名日軍和13名台籍戰犯一起受審。他們因虐待並槍殺或用刺刀捅殺43名戰俘，手段殘忍，於12月6日全部被判槍決。[54]經其辯護人以這些台籍看守是奉命行事為由緊急上訴，最終在次年初被改判10年徒刑，並罰做苦工。[55]也許是受此次判決上訴的影響，當年12月31日在納閩軍事法庭受審的5名台籍戰犯，就被判決5年到15年不等的徒刑。[56]1946年1月9日，18名台籍戰犯分別被判8至20年不同的監禁；[57]1月13日至15日，又分別判處20名台籍戰犯8年到20年不等的徒刑；[58]1月19日和30日，另外10名台籍戰犯被判決12至15年不同的監禁；[59]1月31日，再有33名台籍戰犯被判處3年到20年不等的徒刑。[60]由此可見，在納閩軍事法庭判決的145名戰犯中，台籍戰犯占了三分之二強。
到1946年2月，因澳軍結束在沙撈越及英屬婆羅洲和荷屬東印度的軍管，軍隊複員撤退回國，上述在納閩被判刑的戰犯及一些仍未曾接受審訊之嫌疑犯，就被轉送到澳屬海外領地的拉包爾，前者的刑期需要在此複核確認，後者則因需要而被集中於該地繼續接受審判。[61]而在拉包爾的審判，也同樣涉及到台籍日本兵。7名身為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團員而加入日軍第26兵站服務的台籍戰犯，因涉及在1943年於拉包爾附近槍殺7名中國戰俘，於1946年4月16日被判處絞刑；到七月初複核的結果，他們中之5人改判終身監禁，另兩人即日本名林一(中文名林發伊)和末代原武雄(中文名陳銘智)則因拒不認罪，法庭於7月7日確認維持原判，執行絞刑。[62]事實上，被判決死刑的還有另外5名台籍日本兵。其中一位名叫米田進(中文名潘進添)的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團員，來到拉包爾後在日軍第26兵站入伍成為軍曹，因涉及24名中國戰俘和平民以及6名生病中國戰俘分別在1943年3月和4月於拉包爾附近的塔笠瀝(Talili)海灣被害案，在1946月4月23日受審，他因親手槍殺兩名中國戰俘而被判絞刑。[63]而那些在英屬婆羅洲參與殺害英軍和澳軍戰俘的台籍戰犯，也有4人在移送到拉包爾後經複核與重審，於1946年5月20日和28日分別被判處絞刑，[64]經複核確認後在當年10月18日執行。[65]
雖然在1946年之後的審判中已經沒有了台籍日本兵戰犯的身影，但僅就其被判刑的人數而言，已占澳洲軍事法庭所判決戰犯人數的七分之一。除了被執行死刑者之外，所有這些被判刑的台籍戰犯在判刑後的初期都關押在在拉包爾的臨時監獄，隨後不久則被送到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監獄服刑。
遣返
早在軍事法庭審判台籍戰犯時，中國方麵便通過駐澳大利亞公使館向澳方表達了關切，即表示戰後台灣回歸中國，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國國民，希望能將其按戰勝國的國民對待。但澳大利亞並不買賬，認為他們是以敵國軍民身份參與的戰爭罪行活動，仍然要以敵國公民身份待之並予以判決。[66]此後台灣各方麵及外交部門通過種種途徑，希望將這些被判刑的台籍戰犯假釋，並許以在台灣繼續關押服刑的保證，也未動搖澳大利亞讓這些戰犯在馬努斯島繼續關押的決心，隻是對那些因健康原因需要治療的戰犯(如被判15年徒刑的邱榮)給予通融，出於人道關懷，將其送往日本。[67]事實上，促使澳大利亞在這件事情上不鬆口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來自國內要嚴懲日軍戰犯在戰爭期間所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強烈呼聲。[68]
但在1951年即馬努斯島軍事法庭戰犯審判結束後，原先立場堅定的澳大利亞也迅速轉變了遣返這些戰犯的態度。最主要一個原因是在當時冷戰的形勢下，國際上要求對這些戰犯予以大赦和假釋的請願運動規模強大，1950年3月7日麥克阿瑟在日本宣布對服刑表現良好的戰犯減刑三分之一以及被判終身監禁者在服刑15年之後可以獲得假釋；之後又因1951年9月8日舊金山和約締結而在次年4月28日生效，日本恢複正常國家狀態，激起國內要求釋放所有乙丙級戰犯返回日本的請願運動。[69]當年9月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命令，設立戰犯大赦和假釋委員會，根據日本政府的推薦對相關被判刑之戰犯提出減刑、假釋及大赦的建議。[70]由是，澳大利亞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何況此前英國和荷蘭就已經將在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審判的戰犯送往日本的巢鴨監獄關押服刑。[71]盡管澳大利亞仍然不情願，但也隻能隨著大流，於1953年將這些戰犯遣送去往日本繼續服刑，其中也包括了台籍戰犯。[72]到1958年，所有戰犯都被假釋、減刑及以赦免的名義釋放。[73]
而在這個過程中，澳大利亞一直堅持著以前的觀點，即這些台籍戰犯是服務於日軍，也以其國民的名義對日軍占領地區的當地平民及盟軍戰俘犯下了違反人道的罪行，因而拒絕了將其遣送去台灣的要求。例如，中國駐澳公使館在1947年12月4日致函澳大利亞外務部，希望將在納閩和拉包爾判刑的這些台籍戰犯遣返台灣。但經外務部與軍方多次溝通後，澳方於次年3月22日回絕了上述要求。[74]盡管這樣，這些台籍戰犯顯然對去往日本並不介意，反而覺得那裏才應該是其歸宿，因為他們是為了日本而應召服役並加入日軍，在思想意識上已經將自己視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75]1946年4月，林江山在得之被判絞刑後所寫之絕筆詩就是最好的寫照。[76]而這些台籍戰犯在日本獲釋後，並沒有回到台灣，而是基本上都留在了日本，包括前述因病於1948年被遣送日本就醫的邱榮，也利用機會從醫院潛逃，就地藏匿。[77]這些台籍戰犯的經曆及其後半生，也是在簡茂鬆的自述《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的人生》於2001年在台灣出版後，方才為人所知。[78]
結語
本文隻是根據澳大利亞所藏有的檔案及相關研究，對戰後澳洲軍事法庭審判的台籍戰犯情況作一簡要介紹，並順帶將台籍戰犯審判相關的主要檔案作為注釋部分列出，以便檢索。限於篇幅，本文對很多與台籍戰犯相關的問題都未能顧及。例如，整個戰犯審判過程中的審訊口供及證詞都完整地保存於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和戰爭紀念館的檔案中，從中可以看到戰時這些台籍戰犯是如何殘忍地屠殺及虐待戰俘和平民，這與幾十年後台籍戰犯所聲稱的隻是執行看守任務，所獲刑期是澳人報複結果完全不同。[79]事實上，澳大利亞學者的研究表明，對這些戰犯的判決都是在大量證據基礎上做出，完全是依據事實而判，[80]甚至其中一些審判中的澳人辯護律師，在這些日本戰犯被判刑後，還根據程序為其提出上訴。[81]此外，戰後同盟國之間對這些戰犯國籍的變更和轉換之間的問題之交涉和博弈，[82]以及日據時期皇民化措施對這些台籍日本兵在二戰中行為及意識的影響等等，[83]關係到台灣社會的轉型和發展路徑與方向，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還有許多與台籍戰犯相關的問題，也有待於學界進一步的探討。
2021/02/12
[1] 據澳大利亞聯邦立法公報，1945年戰爭罪犯法是1945年第48號法案，當年10月4日在參眾兩院立法通過。見澳大利亞政府聯邦立法公報網站：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8C00198 (網站訪問日期：15/1/2021)。
[2] 實際上這裏邊也包括了在由英國主導的新加坡和香港兩地軍事法庭的39場審判，因其皆與日本戰犯對在西南太平洋戰區的不同地區之澳軍及盟軍戰俘和平民所犯罪行有關。詳見： Sissons, D.C.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1942-51), p. 19。該文可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的計算機開放設施網站上獲取：https://www.ocf.berkeley.edu/~changmin/documents/Sissons%20Final%20War%20Crimes%20Text%2018-3-06.pdf (網站訪問日期：15/1/2021)。
[3] Morris, Narrelle. Research Guide: Japanese war crimes in the Pacific-Australia’s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9, p. 145。作者Morris是目前澳洲最具權威的有關戰犯審判檔案的整理者和學者，上述數據是其最新統計。但據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根據所藏檔案綜合統計，在整個軍事法庭戰犯審判期間，澳大利亞共計審訊了924名戰犯嫌疑人，他們中有148人被判死刑並予以執行，還有496人被判處不同的刑期。見：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 Fact Sheet 61: World War II war crimes”, https://www.naa.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05/fs-61-World-War-II-war-crimes.pdf (網站訪問日期：15/1/2021)。
[4] 席慎思是澳大利亞研究戰犯審判的最主要學者，其長達半個世紀的相關戰犯審判研究成果及手稿，已由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收藏存檔並開放查閱，見：Papers of David Sissons -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ttps://nla.gov.au/nla.obj-337994618/findingaid (網站訪問日期：15/1/2021)。
[5] 例如：Pappas, Caroline. Law and Politic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in the Pacific, 1943–1961,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1998); Carrel, Michael. Australia’s Prosecu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Stimuli and Constraint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5); Okada, Emmi. “The Australian Trials of Class B and C Japanese War Crime Suspects, 1945–51”,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6 (2009): 47-80。
[6] 例如，Lee, Lisa. “A case from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Lieutenant General Nishimura, 1951”, Deakin Law Review, Vol 18, No.2(2013): 337-360; Cribb, Robert. "Atrocity and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Guilt,"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2: Iss. 3(2018): 4-9; Morris, Narrelle. “Unexpected Defeat: The Unsuccessful War Crimes Prosecution of Lt Gen Yamawaki Masataka and others at Manus Island, 195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11,3 (2013): 591-613; Aszkielowicz, Dean. The Australian Pursuit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1943–195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Morris, Narrelle. "Justice for 'Asian' Victims: 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of the Japanese, 1945-51."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War Crimes T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48-366。
[8] 粟明鮮：《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顛島中國抗日戰俘始末》，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頁80-84。
[9] 國立中正大學曆史係：《“國際戰犯審判中的台籍戰犯”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3年12月20-21日。會議收到的論文中，直接與澳大利亞審判相關者有：Shi-chi Mike Lan, “Crime of Interpreting: Taiwanese Interpreters as War Criminals” (藍適齊：“翻譯致罪：二次大戰後受到國際戰犯審判的台籍戰地譯者”) 、Dean Aszkielowicz,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ursuit of Korean and Formosan ‘Japanese’ War Criminals”以及Barak Kushber, “The Collapse of Empire and the Search for Colonial Guilt: Taiwanese War Criminals and the Conflict with International Law”。見：https://ccuhistory.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89.html (網站訪問日期：20/1/2021)。而中國大陸學者雖然也有涉及戰後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問題的研究，但可能因檔案資料所限，尚未發現有對澳大利亞戰犯審判中的台籍戰犯情況之研究成果。
[10] 藍適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期末報告：在國際戰犯審判中的台籍戰犯：被殖民者的戰爭與對‘殖民戰爭責任’的一個新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曆史學係，2015年3月28日。見：https://ah.nccu.edu.tw/item?item_id=128086 (網站訪問日期：17/1/2021)。
[11] 自1990年代開始，台灣學界開始有係統地記錄、整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籍日本兵的經曆，開展研究，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對台籍戰犯的資料整理和研究。見鄭麗玲：《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台北縣板橋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周婉窈：“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台灣史研究》，第2卷1期(1995年6月)，頁85-126；蔡慧玉：《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周婉窈：《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湯熙勇：《台北市台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台民口述曆史》，台北：台北文獻委員會，2001年；李展平：《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年，及《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7年；劉慧真：“‘國籍’之囚：台籍戰俘監視員的離散經驗”，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5)第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2011年10月1日，見：http://taioanlaupeng.blogspot.com/2011/10/ (網站訪問日期：17/1/2021)。
[12] 李維恂先生訪談(訪談者：粟明鮮；形式：麵對麵)，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見粟明鮮，前揭書，頁81。李維恂，1918年生，前忠義救國軍少校，1942年10月在江蘇省鬆江縣被日軍俘虜，隨後與其他1500名中國戰俘被強運至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做苦工；日本投降後，於1945年9月為澳軍所解救。在等待遣返回國期間，他曾擔任幸存下來的中國戰俘集中營副主官。
[13] 參見張迎來：“曰據時期台籍日本兵研究”，《現代台灣研究》2012年2期，頁59-63；吳亮衡：“隱身於喧囂中的台灣記憶──烽火下的軍夫軍屬”(2016-11-8)，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wmilitary-porter-in-ww2/ (網站訪問日期：17/1/2021)。
[14] 轉引自蔣宗偉： "二戰期間‘台籍日本兵’參戰因素之探析"，《現代台灣研究》2007年4期。
[15] 比如，1943年底從中國戰場調往太平洋戰場之新幾內亞島西部的日軍第36師團，配屬該部的台灣軍屬1750人，戰爭結束時生存下來的隻有577人，顯然是因應戰局變化而被補充為一線戰鬥兵，造成存活率隻有33%。見：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387。
[16] 李展平：《戰火紋身的監視員：台籍戰俘悲歌》，“簡介”。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官網館藏介紹：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71/2455 (網站訪問日期：17/1/2021)。
[17] 據統計，戰後總共有190名台籍日本兵成為戰犯嫌疑人受審。除了被英國、荷蘭和美國分別判刑26、7、4人之外，餘皆由澳大利亞審判。見藍適齊：“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台籍戰犯”，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21064，上傳時間：2018-11-23 18:45:54 (UTC+8) (網站訪問日期：17/1/2021)。
[18] 日本投降後，澳軍登陸拉包爾接管新不列顛島後發現，在該地之台灣壯丁有6465人。很顯然，他們即台籍日本兵。見“駐澳公使鄭亦同電外交部為澳戰犯接受之我國軍民急需救濟及遣送”(民國34年10月30日)，謝培屏編：《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匯編》(2)澳洲·蘇聯·羅馬尼亞·捷克篇，台北：國史館印行，2007年12月，頁4-5。但檔案未顯示這些人何時被遣返回台之記錄。而據一名叫蘇喜的台籍日本兵所述，他先以軍屬身份於1942年被派往新不列顛島服役，次年在現地前線受征召而成為當地日軍部隊的正式軍人。戰後，他隨著大批台籍日本兵被盟軍遣返，於1946年3月13日搭乘除役的日本特設航空母艦熊野丸回到台灣基隆。見周婉窈，前揭文，頁91-92。
[19] “Order of the Day by General Sir Thomas Blamey, Advanced LHQ, Borneo, 15th August 1945”, AWM045104。
[20] “Australia demands arrest of Jap war criminals”, Advocate (Burnie, Tasmania), 3 September 1945, p. 3。
[21] “Arrest for Jap War Criminals”, The Courier-Mail (Brisbane), 7 September 1945, p. 2。
[22] “Gen. Macarthur orders arrest of war criminals”, Advocate, 13 September 1945, p. 1。
[23] “Action demanded on Jap war crimes trails in Aust. areas sought”, Daily Telegraph (Sydney), 21 September 1945, p. 3。
[24] “Instruction to Blamey”,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 September 1945, p. 3。
[25] “Australian army seizing Jap war criminals”, Truth (Sydney), 23 September 1945, p. 1; “Arrest ordered of Jap Nauru killers”, The Courier-Mail, 22 September 1945, p. 3。
[26] 僅在澳屬新幾內亞，日軍第八方麵軍向澳軍投降時的剩餘兵力(包括陸海軍)就有139000人，見“Islands surrender: force of 139000 Japanese yield to A.I.F.”, West Australian (Perth), 7 September 1945, p. 7；在巴布亞的維瓦克，日軍第18軍及海軍部隊向澳軍投降時，其殘餘兵力合計仍有15000人，見“Wewak surrender to be made today”, Queensland Times (Ipswich, Queensland), 13 September 1945, p. 1；在荷屬東印度的莫羅泰，日軍向澳軍投降時，其餘部仍有41000人，見“Morotai”, Daily News (Perth), 3 September 1945, p. 5, and “41000 surrender in the Moluccas”, The Sun (Sydney), 2 September 1945, p. 1；英屬北婆羅洲的日軍殘餘兵力，投降時也仍有18000人，見“Japs being concentrated in North Borneo”, Advocate, 1 November 1945, p. 5。
[27] 到1945年11月初，澳軍便已根據相關名單逮捕了74名被列為乙級戰犯的日軍中高級軍官。見“Australia completes cases against Japs”, Lithgow Mercury (Lithgow, NSW), 6 November1945, p. 1。
[28] “Australians pick criminals in Jap line-up”, Newcastle Sun (Newcastle, NSW), 1 October 1945, p. 2。
[29] “War criminals, identifying Japanese: Australian guerilla assists”, West Australian, 12 October 1945, p. 7; and “Sandakan escapee will identify Jap criminals”, The Argus (Melbourne), 12 October 1945, p. 20。
[30] “One survivors of 2600”, The Sun, 19 November 1945, p. 1。
[31] “Indians’ revenge: identifying Japanese war criminals”, Kalgoorlie Miner (Kalgoorlie, WA), 14 November 1945, p. 1。
[32] “Curiosity put Jap war criminal away”, The Sun, 18 November 1945, p. 1。
[33] “10 Japs identified as murderers”, Mercury (Hobart), 23 November 1945, p. 5。
[34] “Policed Japs guard Rabaul murderers”, Guinea Gold (Papua New Guinea), 4 December 1945, p. 4。
[35] “Chinese shed inscrutability as they identify Rabaul Japs”, Daily News, 4 December 1945, p. 4。
[36] “外交部電軍轉辦關於處置澳戰犯接管我國官兵及平民事”(民國34年11月5日)，見謝培屏，前揭書，頁5-6。日軍從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及香港強行征召的平民勞工總計有2380人，於1942年10月將其強運到日軍第八方麵軍所占領區域做苦工，飽受虐待和屠殺；到日軍投降時，隻有800多人幸存下來。見：AWM54 1010/4/15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 statements by Lt Col Woo Yien of Chinese Army - Major Chen Kwok Leong and Chinese Civilians, 1946。
[37] “War criminals identified at Rabaul”, The Argus, 24 November 1945, p. 3。
[38] 李維恂先生訪談(訪談者：粟明鮮；形式：麵對麵)，2009年8月7-8日，台灣高雄。
[39] “Trail for many Japs in Borneo”, The Courier-Mail, 16 October 1945, p. 1; “Trial for Japanese in Borneo; Investigations in progress”, Army News (Darwin), 18 October 1945, p. 4。
[40] “A.I.F. arrests 195 war criminals”, Daily Telegraph, 1 November 1945, p. 3。一個星期後，澳軍在莫羅泰和英屬北婆羅洲再逮捕了另外的153名戰犯嫌疑人，等候審判。”Round up goes on”, Army News, 8 November 1945, p. 1。
[41] “Mass arrest of Rabaul suspects”, The Sun, 7 December 1945, p. 7。1950年，澳洲軍事法庭在收集充足證據的基礎上，再對關押的300名戰犯嫌疑人審判，以及決定再於日本逮捕200戰犯嫌疑人，一並審判。當然，這一年的審判，主要是與戰時日軍官兵對澳洲戰俘的屠殺與虐待罪行有關，基本上已不涉及台籍日本兵。見：“War criminal tribunals again soon, Australians may seize 200 more Japanese suspects”, The Sunday Herald (Sydney), 15 January 1950, p. 7。
[42] 詳見：AWM54 1010/2/3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Nominal roll,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embarked Morotai, on HMAS DUNTROON for onward movement to Rabaul, 1946; AWM54 1010/2/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Japanese in Australian PW Camps and on Administrative Staff Kuching。
[43] AWM54 1010/9/9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nvestigation of Atrocities:] Cannibalism - Murder of Indian Prisoners of War New Guinea - 1943-1944; AWM54 1010/4/168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Statements by Lieuts TW Ashton and FW Davis and others re the mutilation of the dead and cannibalism of Australians in the Wandumi area during February 1943。
[44] AWM54 1010/1/19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General:] List of documents used in trial of War Criminals, by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s, held at Labuan, December 1945 - January 1946; AWM54 1010/6/1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Summary of proceedings and petitions, messages and correspondence r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Labuan - 1945-1946。
[45] AWM54 1010/9/2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nvestigation of Atrocities:] Australian Military Forces War Crimes trials, Japanese War Criminals at Rabaul, Morotai, Labuan, Wewak and Darwin to terms of imprisonment imposed at Rabaul New Guinea 25/2/1947. Nominal roll of Japanese in Rabaul Area under sentence February 1947. Nominal rolls Japanese Legal Staff - suspects held in custody - Personnel to be held as witnesses - Personnel awaiting repatriation。
[46] AWM54 1010/6/10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Report on Darwin Trials. Lt-Col Yutani and others concerned in the murder of two Prisoners of War - Armstrong and Martin at Timor。
[47] AWM54 1010/4/17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Official statements made by Lieut Fukuda IJA OC Shimo Sonkurai, POW Camp Thailand between 15/5/1943 and 31/7/1943. Appendix VI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 1 Report by Col EB Holmes 5/9/1945; 2 Statements etc. obtained by HQ AIF in Changi, Singapore, August - September 1945; AWM54 1010/4/16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Australian War Crimes Commission, questionnaire - statements by Indians, captured at Singapore, 1942。
[48] AWM54 1010/3/111 Part 1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his was the trial of Japanese concern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ustralian and Dutch Prisoners of War at Hainan. Trial of Tahara Susumu; AWM54 1010/3/111 Part 2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rial of Tahara Susumu (March-May 1948); AWM54 1010/3/111 Part 3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Transcripts of Evidence:]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an Australian Military Court held at Hong Kong 5/1/1948. Trial of Tahara Susumu。
[49] AWM54 1010/1/2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General:] Movement of Japanese suspect War Criminals from Japan to Manus Island。
[50] “外交部電國防部司法行政部轉駐雪梨總領館呈來被澳陸軍部判決之台籍戰犯名單”(民國37年4月16日)，《澳大利亞陸軍部日台戰犯審判記錄(一)》，國史館檔案史料，典藏號：020-010117-0048。
[51] 詳見日本“近現代史?腹備忘録”網站整理的B級裁判資料：“157：オーストラリア管轄戦犯裁判”，http://stomach122.jugem.jp/?eid=157 (網站訪問日期：22/1/2021)。
[52] Thomas Fuller, “Borneo Death March /Of 2,700 Prisoners, 6 Survived : An Old Soldier Remembers a Wartime Atrocit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9. See: https://www.nytimes.com/1999/03/23/news/borneo-death-march-of-2700-prisoners-6-survived-an-old-soldier.html(網站訪問日期：22/1/2021)。
[53] Sandakan Death March - Sgt J.W. Sue, NAA: MP927/1, A274/1/54; Loss of Australian PoW in death march from Sandakan to Ranau, NAA: MP742/1, 51/1/269;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Australian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https://www.awm.gov.au/articles/encyclopedia/pow/general_info (網站訪問日期：22/1/2021)。
[54] Eric Thornton, “Death sentence for Jap, massacre of POW’s”, The Argus, 6 December 1945, p. 16。
[5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ATSUMOTO Hideo AWC 776: YOKOYAMA Nobuo AWC 866: NANGO Hiroshi AWC 796: YAMADA Yoshimasa AWC 854 - Sugino Unit: MAEKAWA Harukichi (Corporal) AWC 768: KANEKO Masumi (Corporal) AWC 745: YAMADA Tokuichi (Corporal) AWC 855: IGAWA (Ikawa) Kichizaemon (Private) AWC 735: SASAI Shinzaburo (Private AWC 811: HIROTOMI Asao (Private) AWC 729: KOMAKI Kiyomatsu (Private) AWC 762: KOIZUMI Jisako (Private) AWC 761: HODOSHIMA Namiji (Private) AWC 731: MIURA Wataru (Private): NAKAYAMU Hiroji (Private) - Labuan Unit: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8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14;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IROTA Selichi AWC 728 : KANASHIGE Shokichi AWC 748: FUJIKAWA Tetsuo AWC 704: HIRAYAMA Hideo AWC 725: NAKAYAMA Kenichi AWC 795: KAWAMURA Teruhoshi AWC 752: UMEMURA Susumu AWC 848: MIYAMOTO Fumio: KUMADA Norihara: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8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04。
[56]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IWABE Shigaru (Sergeant) AWC 74 : HAVASHIBA Mitsujiro AWC 722: ISHII Fujio AWC 740: KAWAKAMI Kiyoshi AWC 751: SUZUKI Saburo AWC 824: TAKATA Kunio AWC 830: YANAI Kenji AWC 862: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29 and 31 December 1945], NAA: A471, 81216。
[57]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NAGAHIRO Maseo: NAKAYAMA Tameo: HIROTA Ginjiro: HIROUCHI Jiro: MIYAKE Tadao: SHOJI Shinsuke: YOSHIKAWA Tatsuhiko: FUKUSHIMA Masao: GOTO Tsuneyoshi: MATSUBA Shokichi: TAKEUCHI Yoshmitsu: KAMIMURA Shoichi: KOBAYASHI Shizuo: MATSUDA Kenji: SANADA Shigenori: SONE Takeyoshi: TAKEMOTO Isao: UMEMURA Kemburo: UTSUNOMIYA Seichi : YOKOTA Kinzo: YOSHIMURA Hideo: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7-9 August 1946], NAA: A471, 8077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OKADA Toshiharu (Sergeant): HIROTA Ginjiro (Sergeant): HIROUCHI Jiro (Sergeant): MATSUDA Nobunaga (Sergeant): MIAKE Tadao (Sergeant): MORIOKA Teikichi (Sergeant): SHOJI Shinsuke (Sergeant): YOSHIKAWA Tatsuhiko (Sergeant): YOSHIOKA Shigeo (Sergeant): YASUYAMA Eikichi (Sergeant): Unit - N/A: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11-13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1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FUKUSHIMA Masao AWC 173: Unit - Sandakan POW Camp: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30 and 31 May 1946], NAA: A471, 81218; AWM54 1010/4/174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Affidavits and Sworn Statements:] Affidavits by Japanese personnel in connection with charges arising from Sandakan - Ranau, death march with comments by Warrant Officer HW Sticpewich covering prelude to march, War crimes and events by Warrant Officer WH Sticpewich。
[58]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GOTO Tsuneyoshi: HAYASHIDA Kiyoshi: KANASHIGE Yoshio: MATSUBA Shokichi: NISHIKAWA Moriji: TAKEUCHI Yoshimitsu: TOMIYAMA Shintaro: TOYOOKA Eijiro: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Labuan, 13 and 14 January 1946], NAA: A471, 81970;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BEPPU Yoichi (Sergeant): YAMAMOTO Jiro: HASHIMOTO Masao: KAWAKAMI Kiyoshi: NAGAHIRO Masao: NAKAYAMA Tamao: OYAMA Tatsuo: Unit - Borneo Prison Camp: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14, 15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913。
[59]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UROZUMI Hisaa (Sergeant): FUKUDA Nobuo: GOTO Yoshitaro: HIROTA Nobuo: IKEDA Yashio: MATSUDA Takeo: NAGATA Shinichi: NISHIKAWA Yoshinori: TOYODA Kokichi: YANAGAWA Hideo: YANAGAWA Shigeinori: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18-19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76;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AYASHI Yoshineri: KITAMURA Kotaro: KIYOSHIMA Tadeo: Unit - N/A: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Labuan, 30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79。
[60]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1;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SHOJI Kuraji (Sergeant): MATSUTAKE Katsuhi (Sergeant): KOGO Shigeru (Sergeant): ASAKUSA Katsuji (Sergeant): INAGAKI Tetsuo (Lieutenant): KUBO Akihiko (Lieutenant) NAGATA Tomio aka KYOGAWA: KYOSE Norisuke: MATSUDA Takeishi: OKAMOTO Kiemel: ISHIMOTO Yoshio: TSUDA Seiji: FUJIMOTO Yoshio: TAGAWA Nobuyuki: SUZUKI Noboru: YASUMOTO Yoshio: HAYAMA Takeo: MATSUDA Buichi: ISHII Hideo: TAKAMURA Shoji: TOKUDA Masatake: MATSUBAYASHI Takeo: TAKAMI Tsuneo: KIMURA Seijiro: NAGAYOSHI Seichi: KAWAMURA Katsuo: KANEKO Shigemori: IMAGAWA Masamune: KATO Tadao: FUJIMURA Shigeru: TAKENAGA Shigematsu: KOBAYASHI Teruo: NAGAMURA Eiki: KASAMA Eiji: OKOBAYASHI Takemitsu: FUJITA Yoshio: TOMIBAYASHI Teruo: YOSHIDA Koichi: OKAMOTO Shozo: SIGIYAMA Seichi: KOIKE Yasushi: SHIMIZU Kanji (Rank for above servicemen: Guards): (Prisoner of War Camp Lintang Barracks, Kuching Sarawak):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Morotai 22-31 January 1946], NAA: A471, 80754 PART 3。
[61] AWM54 1010/2/36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Identification of War Criminals:] Nominal roll, Japanese Prisoners of War embarked Morotai, on HMAS DUNTROON for onward movement to Rabaul, 1946。
[62]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MATSUSHIMA Tozaburo (Sergeant) AWC 2910: AYIZAWA Harimoto (Private) AWC 2651: HAYASI Hajimo AWC 2683: KIOHARA Takeo AWC 2913: OKABAYASHI Eikyu AWC 2685: YANAGAWA Vetane AWC 2914: SHIMURA Yuzo AWC 2911: FURUYA Eisuke AWC 2912: TAKABAYASHI Tsuruichi AWC 2684: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10-16 April 1946], NAA: A471, 80915; AWM54, 1010/6/103-[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Sgt Matsushima Tozaburo - Sup Pte Ayizawa, Harimoto Civilian Hayasi Hajime; Kiohara Takeo; Okabayashi Eikyu; Yanagawa Uetane; Shimura Yuzo; Furuya Eisuke; Takabayashi Tsurwichi -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 number of Chinese on or about 3rd March or 11 November 1943。
[63]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TASAKA Mitsuo (Lieutenant) AWC 2915, 26th Supply Depot: TAJIMA Moriji (Lance Corporal) AWC 2916, 228th Infantry Regiment: YONEDA Susume AWC 2686: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23 April 1946], NAA: A471, 80978; AWM54, 1010/6/49 - [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AWC 2915 Lt Tasaka Mitsuo; 2916 L/Cpl Tajima Moriji; 2682 Civilian Yoneda Susume,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five Chinese at Talili, 1943。
[64] AWM54, 1010/6/30-[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of civilian, Kitamura Kotoro; Civilian Kawakami Koyashi; Civilian Suzuki Saburo, Statement by Keith Botterill, 1946; AWM54, 1010/6/105-[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at Rabaul of Kitamura Kotoro, Kawakami Koyoshi, Suzuki Saburo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ustralian soldier Pte Cleary at Ranau, Borneo in 194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KITAMURA Kotoro AWC 755: KAWAKAMI Koyoshi AWC 751: SUZUKI Saburo AWC 824: Date and Place of Tribunal - Rabaul, 25, 27 and 28 July 1946], NAA: A471, 81213; AWM54, 1010/6/89-[War Crimes and Trials -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rial by Military Court of AWC 720 Hayashi Yoshinori, charged with the murder of Australian Pte N Parker at Ranau, Borneo, 1945; [War Crimes - Military Tribunal - HAYASHI Yoshinori AWC 720: Place and date of Tribunal - Rabaul, 29 and 30 May 1946], NAA: A471, 81015。這4名台籍戰犯的名字是鈴木三郎(Suzuki Saburo，中文名林琳彩)、川上清(Kawakami Kiyoshi，中文名蔣清全)、北村光太郎(Kitamura Kotoro，中文名王壁山)和林義德(Hayashi Yoshinori，中文名林江山)。
[65] Suzuki Saburo - CME - War Criminal number 824 - [box 6], NAA: B5563, 1258; Suzuki, Saburo - Civilian - Executed 18/10/46, NAA: B5569, SUZUKI/SABURO。
[66] Gavan McCormack, "Apportioning the blame: Australian trials for railway crimes", in Gavan McCormack and Hank Nelson (eds), The Burma-Thailand Railway: Memory and history, Allen & Unwin: 1993, p. 82。亦見：“駐雪梨總領事館代電”(1947年9月1日)，《澳大利亞陸軍部日台戰犯審判記錄(一)》，國史館檔案史料，典藏號：020-010117-0048；及“國防部為請轉向澳洲聯邦政府索寄台籍戰犯判決書各一份以憑辦理由”(1948年5月4日)，《澳大利亞陸軍部日台戰犯審判記錄(二)》，國史館檔案史料，典藏號：020-010117-0049。
[67] “駐雪梨總領事館電呈台籍戰犯起訴罪狀及判決表由”(1948年8月23日)，《澳大利亞陸軍部日台戰犯審判記錄(一)》，國史館檔案史料，典藏號：020-010117-0048。邱榮的日本名是豐岡榮次郎(Toyooka Eijiro)。
[68] “Diggers furious over Japs' light sentences”, The Sun, 17 March 1946, p. 1。2005年，一位澳洲學者也在其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專辟一章講述澳洲民眾對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及判刑懲罰的強烈願望，以彰顯正義。見Michael Carrel, Australia's prosecu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stimuli and constraints,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5, p. 290。即便是在1953年所有戰犯都被遣送到日本繼續服刑後，麵對來自各方麵對這些台籍戰犯減刑和提前釋放的要求和具體安排，直到1955年中，即在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順應形勢及盟國要求，跟在美國和英國之後而決定逐漸假釋和赦免這些關押在日本巢鴨監獄的戰犯後，軍方仍然以不能忘記這些日軍幫凶當年在山打根死亡行軍過程中對英、澳軍戰俘滅絕人性的屠殺行為和罪行作為依據，密電外交部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見“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24 Aug 1955”, War criminals of Formosan and Korean origin [granting of parole], NAA: MP729/8, 66/431/27。
[69] Dean Aszkielowicz, “Chapter 21: Changing Direction: Repatriation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n Australian Custody”, in Georgina Fitzpatrick, Timothy L.H. McCormack, and Narrelle Morri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1945-51, Brill | Nijhoff, 2016, pp. 732-754。
[70] “Harry S. Truman, Executive Order 10393—Establishment of the Clemency and Parole Board for War Criminals”,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78804 (網站訪問日期：7/2/2021)。
[71] 比如，1950年1月23日，在荷屬東印度軍事法庭判決的600多名日本戰犯就搭乘荷蘭政府安排的輪船回到日本服刑，這些戰犯中也包括了1947年在拉包爾被判刑10年的日軍第八方麵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見：“Criminals retur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4 January 1950, p. 1。
[72] Narrelle Morri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the Pacific: Australia's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2019, pp. 246-273。
[73] Dean Michael Aszkielowicz, After the Surrender：Australia and the Japanese Class B and C war criminals, 1945-1958,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July 2002, pp. 288-299。
[74]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NAA: A1838, 1550/21。
[75] 例如，1947年9月11日澳軍對台籍戰犯二等兵竹永茂鬆(Takenaga Shigematsu，中文名簡茂鬆)及二等兵鬆本秀夫(Matsumoto Pideo，中文名吳金盛)的審訊記錄表明，他們皆自願應召入伍，宣誓效忠天皇和遵守日本法律。見“Interrogation of Formosan Civilian TAKENAGA Shigematsu by Capt. J. Gerke of HQ 8 MD, on 11 Sept 47, at RABAUL”及“Interrogation of AWC 776 2nd Class Pte MATSUMOTO Pideo of 15853 Field Depot and Civilian Guard, Borneo, by Capt J. Gerke of HQ 8 MD, on 11 Sept 47 at RABAUL”，《澳大利亞陸軍部日台戰犯審判記錄(一)》，國史館檔案史料，典藏號：020-010117-0048。另見劉香君：“那一年，我們為了日本而戰！”，《Taiwan Panorama台灣光華雜誌》,2001年7月，頁104。
[76] 林江山的絕筆詩是：“獄中贈花是親友，好花美香解悲愁；人間如花無異樣，盛咲既散萬事休。花束如寶隨人臥，嗅香忘悲謝貴君；與花同床偕五更，甦生若櫻大和魂。”詳見日本“近現代史?腹備忘録”網站整理的B級裁判資料：“1979：オーストラリア管轄?ラバウル裁判?第104號法廷／俘虜暴行致死?林事件”，http://stomach122.jugem.jp/?eid=1979 (網站訪問日期：7/2/2021)。
[77] War crimes - Formosan war criminals, NAA: A1838, 1550/21。
[78] 詳見：濱崎紘一著、邱振瑞譯：《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鬆的人生》，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
[79] 比如，莊智：“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鬆的人生”，《台灣光華雜誌》，2001年6月，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71c7022f-a72c-4081-93a9-b8dfe65ed430 (網站訪問日期：8/2/2021)。
[80] Narrelle Morris and Tim McCormack, “Chapter 23: Were the Australian Trials Fair?”, in Georgina Fitzpatrick, Timothy L.H. McCormack, and Narrelle Morris, Australia's War Crimes Trials 1945-51, Brill | Nijhoff, 2016, pp. 781-809。
[81] 例如，Emmi Okada, 前揭文，pp. 56-57。
[82] Narrelle Morris, “Justice for ‘Asian’ Victims-The Australian War Crimes Trials of the Japanese, 1945–51”, in Kevin Jon Heller and Gerry Simpson,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War Crimes Tria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48-366。
[83] Yoichi Nakano, Japan’s Wartime Use of Colonial Labour: Taiwan and Korea (1937-1945), Master of Art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8; and Patricia Hului, “Fighting For Japan: The Korean And Formosan Soldiers During WWII” (July 15, 2020), https://kajomag.com/fighting-for-japan-the-korean-and-formosan-soldiers-during-wwii/ (網站訪問日期：8/2/2021)。
這是追蹤了十幾年收集檔案材料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