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五）——寫給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建議

1、我國男性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為22歲，女性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為20歲。法定結婚年齡偏小，這也是我國人口問題日趨嚴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1957年，我國著名的人口學專家、經濟學家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書麵發言中就發表觀點：“大概男子25歲，女子23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

很多國家、地區的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都比我國女性大得多。一份資料顯示，2004年，韓國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是30.2歲，法國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是28.5歲，香港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是27.7歲。目前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早婚早育的現象還很普遍，一些農村姑娘未到法定結婚年齡、十八九歲甚至不滿18歲就結婚。假設我國農村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19—22歲、城市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22—26歲，按城鄉居民3：7計算，我國女性平均結婚年齡為19.9—23.2歲，比上述國家和地區早4.5—10.3年。

平均結婚年齡小，導致平均生育年齡也小。2002年法國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29.4歲，澳大利亞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30歲。假設我國農村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21—23歲、城市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23—27歲，按城鄉居民3：7計算，我國女性平均生育年齡為21.6—24.2歲，比法國和澳大利亞早了5.2—8.4年。照此計算，在150左右年的時間裏澳大利亞能生出5代人，中國則會生出6、7代人，中國要多養一兩代人。如能將我國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提高5年，在100—120年的時間裏，我國就會少生1代人，國家的負擔也可因此減輕不少。

 

我國農村普遍早婚早育，導致農村人口增長速度過快，這又部分抵消了農民增加的收入，影響了農民增收。

 

科學研究表明，過早生育的婦女患一些疾病的機率比其他婦女大很多。過早生育不僅對婦女不利，對她們的後代也不利。過早生育的婦女由於一些器官還沒有完全發育成熟，尚未達到25—30歲的最佳生育年齡，她們的後代在智商、身體等方麵也沒有處在最佳生育年齡的婦女的後代發育的好，這給我國人口素質的提高帶來了負麵影響。如果我國女性的法定結婚年齡能提高到25歲，則我國絕大多數婦女的生育年齡都能處在最佳生育年齡，這可有效提高我國的人口素質。

 

綜上所述，為減緩我國人口增長速度，減輕國家的人口負擔，緩解三農問題，提高人口素質，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修改《婚姻法》的相關條文，將男性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26或27歲，女性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25歲，或將男女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都提高到25歲。

 

 

2、教育是立國之本，但教育經費不落實的問題始終存在，這對我國的發展很不利。在近年的全國兩會上，不斷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議出台《教育投入法》，以確保教育經費的落實。希望法工委采納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建議，製訂《教育投入法》。

 

3、人販子拐賣人口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 正是因為有人出錢從人販子手中非法買人，人販子才能得以生存。可以說，非法買人者的存在就是滋生人販子的土壤。打擊人販子隻是治標不治本的措施，隻有對非法買人者處以刑罰或罰款，大幅提高其違法成本，使非法買人者消失，才能使拐賣人口案件消失；否則即使處死一批人販子，還會有人販子繼續出現。

建議法工委製訂法律條文，對非法買人的違法者處以5年以上或3—5年的有期徒刑，或處以4—6萬元的罰款。這樣一來，非法買人所受的處罰比明媒正娶花的錢還要多，還要受刑罰，違法成本大幅度上升，非法買人者必定會大為減少，甚至絕跡。這將導致人販子滋生的土壤被徹底鏟除，拐賣人口的案件也可能因此而消失。為提高群眾舉報非法買人者的積極性，法工委還可製定規定，將罰款的20%獎勵給舉報者。

 

村民非法買人，村幹部應該是了解情況的。如果有村民非法買人，村幹部還不向公安機關舉報，村幹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屬於瀆職行為。建議法工委製定規定，對這樣的村幹部按瀆職罪進行處理。

 

一些服過刑的人販子不思悔改，出獄後仍重操舊業繼續危害社會。為防止這些屢教不改的慣犯繼續危害社會，建議法工委將因犯拐賣婦女兒童罪而第二次被捕的罪犯的刑罰定為死刑或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