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的左右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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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Qian Blog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殖民主義的左右之辯
1830年，法國入侵當時還是奧斯曼帝國一行省的阿爾及利亞，至1879年完全占領。殖民統治行至1950年代，民族矛盾總爆發，阿當地反抗武裝聯合成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以下簡稱“阿解組織”），民族主義勢力與宗主國統治者的暴力衝突日益加劇。至1958年，駐守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已多達五十萬，但對立局勢絲毫沒有改變，恐怖活動愈發頻繁，雙方皆付出了慘重代價。

在這種情勢下，法國政府期望與阿解組織談判和解，但招致定居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與法國右翼民眾的激烈反對。他們希望，政府應采取不妥協的態度，嚴厲鎮壓阿解組織。在法國國內，和解派與鎮壓派互不相讓，導致連續數屆政府倒台；而知識分子階層也分為兩派，顯示出左翼與右翼完全對立的局麵。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考察，我們或許能夠窺見立場背後的深層圖景。

薩特是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堅定地站在阿解組織一邊，反對法國政府的侵略行動。他不斷撰文披露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不人道行為，並進一步指責殖民主義是一種邪惡的製度。薩特認為，對於殖民者的暴力，隻能以阿解組織的暴力來克服；他甚至號召所有人都站在阿解組織一方，對法國軍隊進行戰爭，以實際手段趕走殖民者、實現阿爾及利亞的獨立。

在薩特的領導下，左翼知識分子很快聚集起來，辦雜誌、出版書籍、發表演講、上街遊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然而，這股力量很快就遭到國家機器和右翼知識分子的仇視與聯合打擊：政府開始查禁左派的書籍報刊，抓捕某些激進人士；右翼知識分子利用國家宣傳機器，對左派輿論進行反擊。更有甚者，一些右翼民族主義組織除了集會遊行，還以暴力打擊左派人士，綁架、毆打、監禁，無所不用其極。

右派的立場是“國家利益”。他們指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就是對法國的分裂；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右派知識分子宣稱要堅決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並指斥左派是在“為背叛國家而辯護”。這一立場吸引了極富愛國熱忱的大學生群體，並得到了軍方的熱烈支持。

在知識分子的集體狂熱中，我們更應該關注少數保持了理性的人。著名作家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所以對故土的戰爭更為敏感，而對雙方種種不人道的行為，也不能認同；但是作為一名法國人，他亦不能舍棄身份，去站到阿解組織一邊。他曾說過：“我相信正義，但是在正義與（祖國）母親之間，我首先要保護我的母親。”這表明，加繆還是選擇了維護國家統一。

在這種境況下，他希望雙方和解，最終使阿爾及利亞留在法國，同時又能獲得相當的自治權。然而這一立場同時受到了左右雙方的嚴厲批評——左派認為這沒有改變殖民的本質，右派認為這等於出賣國家利益。加繆的“第三條道路”無人理會，而他本人直至1960年因車禍而死，都遭到了法國知識界的冷落。

立場偏右的雷蒙·阿隆，卻自覺與大部分右翼知識分子保持了距離。他沒有受到“愛國主義”“國家利益”等觀念的影響，始終以冷靜的態度看待阿爾及利亞戰爭。1957年，阿隆出版了《阿爾及利亞的悲劇》，書中指出：對阿爾及利亞的占領，不僅是不正當的殖民主義，而且也會危害法國的國家利益——因為想完全兼並一個具有阿拉伯傳統的地區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必須承認，阿隆是這場觀念戰爭中唯一握住真理的人。可惜，這一觀點被當時左右雙方極端對立的激動情緒淹沒了。

對立持續了很長時間，軍方對議會及政府的遲疑終於忍無可忍。1959年，戴高樂在軍方和右派的支持下組閣。然而令他們大跌眼鏡的是，戴氏並未對阿爾及利亞采取不妥協態度，而先是製訂新憲法，加強政府的權威；之後，更進一步在阿爾及利亞當地組織了公民投票，選擇留在法國還是獨立。戴高樂說：“阿爾及利亞人民應當自由選擇他們自己的命運。”三周的投票過後，人民讚成獨立。

1962年3月19日，法阿雙方簽訂停火協議，阿爾及利亞終於脫離法國統治，成為了獨立的國家。

阿爾及利亞戰爭不僅是真刀真槍的拚殺，而且也是知識界左右雙方角力的舞台。法國右翼知識分子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以所謂“國家統一”為基本，對另一個民族的自由和利益視若不見。民族主義又一次在曆史上起了負麵作用——在殖民主義的非正當性麵前，“國家利益”的目的論辯護是不足為憑的（況且這一目的論本身亦不能成立）。

我們或許能夠看到，左右之分顯露出了有趣的差異。在前現代國家，左派與民族主義結盟，成為傳統的捍衛者，而右派則是改革勢力；在現代化業已完成的國家，雙方的作用恰恰相反——左派是政府的激烈批判者，而右派又成了保守勢力。應該說，左派的變化與前現代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有關，而右派之所以能有如此改變，則因為它一直是自由、民主等現代觀念的堅定捍衛者。所以在前現代國家，右派知識分子會表現出對現狀的不滿與對社會變革的向往；而在現代化國家，右派會轉而成為社會主流觀念——自由、民主乃至政治製度本身——的保護者。

但右翼知識分子的保守主義一麵，往往會滑入觀念霸權的深淵。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法國右派對殖民主義的辯護就是這種霸權的表現：他們認為，殖民占領促進了人道主義與自由民主製度的傳播，是對阿爾及利亞的“拯救”。無可否認，殖民主義事實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但是這種目的論是非常危險的，是我之前反複討論過的結果決定論的結果。我們必須謹記：行為的有利結果並不能證明行為的正當性——更何況，這一“有利結果”經常是宣傳的產物，在曆史上更多出現的是，以“有利結果”的名義行不正當之事。

殖民主義論題的現代版同樣值得在此闡述。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轉型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的客觀主義哲學，雖然為資本主義與自由社會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但其目的論成分亦非常明顯。客觀主義的一個著名的觀點是：自由國家以戰爭推行自由民主製度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如果暴力事實上促進了自由民主製度的傳播，那麽暴力就是被允許的。很明顯，這一哲學深刻影響了美國的國家政策，為其積極的戰爭手段提供了理論辯護。

然而，這一辯護是不能成立的，它同樣是一種結果決定論：以戰爭的可能結果——自由民主製度的傳播——證明戰爭過程的正當性，這與自由主義的精神相悖逆。自由主義對過程合法性的強調是其他政治哲學不具有的：事實上，過程合法性在財產權與自由選擇的論證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容許結果決定論的侵入，自由主義就不可能保持它理論上的完備性。

最後讓我們回到原題。在殖民主義論辯中，真正值得讚揚的是堅持普遍立場的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對政治正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觀念的偉大反抗中，承受了難以想象的巨大壓力。雖然我不能讚同他們激進的暴力主張，亦不能認同那種被階級扭曲的普世主義，但與右翼保守主義的國家立場相比，兩者高下立判。左派知識分子對政治意義上的自由那鍥而不舍的追求，值得我們感佩。

讓我們放下左與右的視角偏見：自由主義——精確地說，古典自由主義/自由意誌主義，既不指向左、也不指向右，它指向自由。
標簽： 保守主義, 左與右,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班大會剝下了西方精神優越的偽善畫皮
　　　
　　　　
　　作者: 反思
　　
　　
　　致大公報編輯先生：
　　
　　我很震驚地讀到貴報上高潔女士為以色列種族滅絕行為和西方殖民主義辯護的文章。這種觀點出自歐羅巴基督教文明中心主義自由派人士之口， 不足為奇，但出自一個認同中華文明的大公報專欄作者之口，不僅是片麵， 而且是喪失立場。
　　
　　首先這篇通訊是發自法國，高潔女士既沒有親臨德班會場，也沒有現場采訪不同國家的代表，其觀點都是引用法國主流媒體的。如果此文作為一個法國媒體對德班會議觀點綜述的話，也未嚐不可。但高女士大可不必當法國人的傳聲筒，讓自己擺出一付為西方為猶太人打抱不平的架式。
　　
　　猶太複國主義是不是種族主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製約伊斯蘭文明的一個楔子。五十年來，幾百萬巴斯坦人痛失家園，流離失所。幸虧我們的高潔女士是一個高等的法裔華人，可以盡情享受法國布爾喬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情調，而不必象巴勒斯談人那樣在生存邊緣掙紮。我三年前去過以色列，親眼目睹猶太人是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人的，如果說種族主義的定義是製度化的一個民族歧視另一個民族，那以色列就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樣板。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連車牌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說讓巴勒斯坦人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飛機了。作為一個非猶太人乘客，我在飛機場受到兩個小時的盤問，上查祖宗三代，下問赴以色列事由，最後還是沒有讓我上他們的班機。整個國家象個大兵營，到處是荷槍實彈的軍人。隨時可以盤查任何巴勒斯坦的行人和車輛。在以色列的控製下，巴勒斯坦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巴人隻能靠給猶太人打工為生。我常想，巴人的“人肉炸彈”難道不是讓猶太人逼出來的嗎？
　　
　　當今世界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你可以批評任何民族，任何主義，任何文明，就是不可以批評猶太人和猶太複國主義。誰要是批評猶太人，誰就是反猶主義，誰就是希特勒。這其實是猶太人控製美國主流傳媒和統治好萊塢後製造出來的“神話”(myth). 他們把自己打扮成世界文明史迄今最大的受害者，來為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辯護。我常想，可惜美洲印第安人沒有自己的好萊塢，不可能將自己幾千萬人被歐洲基督教文明種族滅絕的故事講給世人聽。中國人也沒有自己的好萊塢，不然將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圓，中英鴉片戰爭，日軍南京大屠殺作為題材年年拍，年年演，看誰還敢妖魔化中國和中華文明？
　　
　　不可否認，任何文明都有排他性，也有對他者的殘酷性。但是，歐洲發源的基督教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最具侵略性的文明。它為之自豪的地理大發現，文藝複興，工業化，世俗化，到今日的全球化，都是源於對其它文明民族的瘋狂掠奪，占有，侵略，奴役上麵，歐洲北美國家今日的繁榮富裕其實是建立在全世界其它文明民族的落後與貧窮之上。正因為有這些第三世界的“賤民”和“苦力”，我們“地球村”中北美，澳洲，歐洲的高等種性才可以廉價地享受巴西的咖啡，哥倫比亞的香蕉，古巴的雪茄，中國的運動鞋，南非的鑽石，印度尼西亞的木材，菲律賓的女傭，印度的保鏢，泰國的按摩女。。。。。
　　
　　當然，作為高等種性，還需要有精神和道德上的優越感。最早是基督教，後來是共和國家，現在是“人權”，“多元文化”。當占領別人領土時，是“地理大發現”，當需要無償和廉價勞動力時，是“勞動力自由流動遷徙”，當把別人領土占為己有後，就成了“民族國家”，別的民族再想到他們那裏搞“曆史大發現”就成了非法入境，人蛇或侵略，當覬覦別國財富要去掠奪時，是“開放市場”，當別人也要到他們那裏找”自由市場”，就有了配額，傾銷，人權標準等等，西方人不知在世界各地掠奪了多少文明財富，他們甚至可以大顏不慚地公開展示在自己的博物館裏，可當別人也要與他們共享一下西方文明成就時，就有了知識產權，有了專利。這世界總是他們有理，總是他們道德高尚。
　　
　　德班是一個分水嶺。這一次非西方文明的人們第一次拿起了西方的矛去擊西方文明的軟肋，剝去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偽善的畫皮。西方主流精英包括他們的自由知識分子的從氣急敗壞到精神失落溢於言表。他們從此在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麵前再無優越可言，他們從精神領袖淪落為精神小醜。
　　
　　遺憾的是，我們中華文明的知識分子在此次大會中作了旁觀者；更不用說包括高潔女士在內的那些以崇尚西方自由主義為精神支柱的中華知識分子們了。他們徹底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