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對惠特曼的影響
□ 盧曉白
摘要: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肯定人的神性,強調人的直覺意識,認為人可以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他的思想滲透在惠特曼的詩歌創作中,惠特曼在自我、人的價值、自然和上帝等多個角度探索實踐著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
關鍵詞: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惠特曼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1882)是美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文藝評論家,對美國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推動了當時美國思想文化的空前繁榮,促進了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的獨立,造就了真正的美國文學。著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狄金森、惠特曼、弗羅斯特等都受到他的影響。謳歌民主和自我的民族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是其中之一,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及詩學理論在惠特曼的作品中得以體現,愛默生思想為惠特曼的創作提供了不盡的源泉。
一、愛默生及其思想
愛默生1803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一個牧師家庭,哈佛學院畢業後進入神學院學習,後成為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後因不讚成當時唯一神教派某些教義,放棄神職,1822年赴歐洲遊曆,結識浪漫主義運動先驅人物蘭道爾、柯勒律治、華茲華斯等,深受康德先驗論哲學的影響。1837年愛默生發表著名演講《論美國學者》,抨擊了美國社會的拜金主義,強調人的價值,號召發揚民族自尊心。1840年愛默生任超驗主義刊物《日晷》主編,後來他把自己的演講匯編成書,這就是著名的《論文集》。1882年4月27日愛默生在波士頓逝世。
愛默生倡導超驗主義,強調個性的解放,擺脫神學、學院派教條主義及傳統思想的束縛,“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愛默生認為。“人們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自然是人類精神的化身,具有象征意義”。他提出“……置身於一個內心自由活動的超驗狀態。通過直觀去感受世界,追求真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保持了唯一神教派強調人的價值的積極成分,反對權威,崇尚直覺。先驗主義思想幫助美國人衝破外國的束縛,樹立民族自信,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真正的美國文學。
在詩歌創作方麵,愛默生認為,詩歌的韻律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催生韻律的主題”,強調個性的張揚,思想的自由。愛默生的詩歌散文沒有華麗的詞藻,不刻意追求形式,語言精煉,氣勢磅礴,富於哲理。有人這樣評價他的文字“愛默生似乎隻寫警句”,他的文字既充滿專製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開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貴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夾雜著某種神秘主義……那些被人誦讀的名言警句從未因歲月蒙上灰塵,反而被映襯得熠熠閃光,總能夠振奮人心。
二、愛默生對惠特曼詩歌影響
愛默生對惠特曼的影響是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1855年《草葉集》第一版出版後,遭到批評家們的廣泛批評和指責,而愛默生大加讚揚:“對《草葉集》的價值我絕不能視而不見,我覺得它是美國出版的最偉大的,充滿智慧的經典之作。讀這本詩集我感到十分高興,就象一種偉大的力量使我們高興一樣……我為你那奔放、勇敢的思想而感到興奮……”。愛默生一直渴望著在美國本土能出現擺脫英國文學影響的一個美國詩人或文學家。正是愛默生給予的鼓勵和鞭策使得惠特曼的詩歌開始在美國詩壇引起爭論,使自由體詩在美國文壇獨樹一幟。
惠特曼在《草葉集》初版序言裏就提到,其詩歌思想的核心是將自己的思想融入自然與客觀現實之中的一種表現,是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現實的一種高度融合。惠特曼認為,詩歌創作應該是“超驗的、新的、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描述性的、史詩般的”。認為詩歌創作“在於通過靈魂的透視去照亮一切自然”,這與愛默生“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不謀而合。
惠特曼的詩歌在表現形式上也受愛默生詩學思想影響。他強調詩歌表現中所表明的一種個性和自由,認為詩歌表現的形式不在於韻律的節奏或形式的均勻,這與愛默生的觀點接近。在惠特曼的詩歌中,詩行的長短已無關緊要,韻律的體現已無法表達詩歌內在的關係。反而成為一種束縛。他強調自我“靈魂”在詩歌表現中的內在聯係,是否能將詩歌的表現內容來影響人們的“靈魂”,是否具有時代的代表性、民族性,這是十分重要的,這與愛默生在《論詩人》中提出的“詩人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也產生了一致性。也正因為惠特曼在詩歌表現形式上的大膽革新和創新,才真正在詩歌表現形式上擺脫了傳統詩歌和學院派詩風的影響,從而創立了惠特曼式的自由詩歌體,並對後來的美國詩人或其他國家詩人產生影響。
三、先驗主義思想在惠特曼詩歌中的體現
1 人的價值
惠特曼和愛默生都強調個人的價值。愛默生在《民族的精英》中將“人”與“黃金”相比,突出人的偉大,金錢的無能,將“勤勞勇敢的人”與“懶漢懦夫”比較,歌頌平凡的人和勇士,突出表達了“人本身就是偉大的”,“人是自己的神”。而《草葉集》中的傑作《自我之歌》是惠特曼對自己,也是對所有讀者,特別是美國人民的歌頌。在《我為一個人的自身歌唱》中,他寫道:
我為一個人的自身歌唱,
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但要用民主這個詞,
用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惠特曼以充滿同情與熱愛的筆觸描繪了形形色色最下層的勞動人民,他選擇最平凡的草葉作為他思想的象征,透過他們——這最為普通的草葉,詩人看到了堅忍、希望與生命。“神聖而又平凡”是他追求的理念,神聖是惠特曼個人主義的基礎,平凡則是詩人民主思想的起源。
2 自由的意義
超驗主義推崇人的能力,對人的本質精神大力頌揚,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對超驗主義者而言,自由首先意味著個體的獨立精神。而惠特曼一直為自由、民主呐喊,《自我之歌》中的“我”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涵義,詩人通過“我”既表達了對民主自由和人類幸福的追求和憧憬,又謳歌了美利堅民族的現實生活和優良品質。在《草葉集》的初版序言中,惠特曼寫道:“合眾國的天才表現得最好的最突出的,不是在它的行政和立法者身上,也不在那些外交官、作家、大學或教會,而永遠最突出地表現在普通人民之中。”這既是詩人的開場白,也是《草葉集》的基本主旨,即從民主和全體人民的角度來歌唱物質的、精神的、曆史的個人。
3 辯證自然觀
愛默生認為人和自然是緊密相連、和諧統一的。在《論美國學者》中,他寫道:“人與自然源於同根,一個是葉,一個是花。兩者同情同構,相互聯係。”自然界是精神的象征物,自然界的每種物體,每一個生靈都會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一種啟示。在他看來“自然界就是思想的化身,又轉化為思想……每一種存在物都時刻在教育著人們,因為一切存在形式都注入了智慧。”自然界不僅向人們顯示其自身的物質價值和規律。而且還能使人們獲得道德真理,給人以精神上的啟示。
惠特曼對大自然更具有獨鍾。在《草葉集》中,詩人廣泛描繪了北美大陸的山山水水、飛禽走獸和人情世故。極力讚美大自然的壯麗、神奇和偉大。惠特曼認為。自然蘊含了自我所追求的人類價值,自然界無所不在的自由、活力和創造力令他身心振奮。在《一隻沉默而耐心的蜘蛛》中,他在靈魂和蜘蛛之間找到了共同點。在《我看見一棵橡樹在路易斯安那生長》中,詩人借孤獨的橡樹表達了自己對人類之愛的渴求。在《永遠搖晃的搖籃之外》中,惠特曼甚至進入一隻鳥的內心,把它深情的歌曲翻譯成人的語言。和愛默生一樣,惠特曼看到人和自然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是宇宙的一部分。
4 宗教的人文化
愛默生和惠特曼對上帝的理解都不同於正統的基督教。他們都對作為製度的宗教表示懷疑,看重作為個人信仰的宗教精神。愛默生常因無法從自身經驗中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感到困惑不安,他號召人們摒棄那種割斷人們與上帝直接交流的形式主義的信仰方式,追求“上帝與我同在”、“人人心中見上帝”的宗教理念。在《論自然》中他形象地描繪了與上帝同在的狀態:“站在空曠的大地上,我的頭顱淋浴在歡快的空氣,隨之升上無限的空間——一切卑微的、自私的思想都蕩然無存。我成為一個透明的眼球。我完全消失了,但我看見了一切。宇宙之生命湧流繞我回旋,穿我而過,我成了上帝之一部分或一粒子……”惠特曼覺得根本沒必要去證明。即使上帝不存在,人類之愛也足以讓他感到完美的幸福。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說:
我對人類說,不要對上帝好奇,
連對每一個宇宙好奇的我對上帝都不好奇。
我在每一件事物中聽到並見到上帝,卻絲毫不理解他,
我也不知道有誰比我自己更奇妙。
作為愛默生思想的追隨者,惠特曼認為,詩歌的目的在於喚醒自我中潛藏的神性。他堅信一切——人類、自然界乃至無生命的物體都具有神性。“我在每一件事物中都聽見和看見了上帝。”人類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到“美麗而溫和”的上帝就在身旁,“在男人和女人的臉上,在鏡子裏麵我自己的臉上。我看見上帝。”自豪地宣告世人:“我裏外都是神聖的。我使觸著我或被我所觸的一切也都成為神聖的東西。”在惠特曼的筆下,人與神的界限得到消解,人取得了與神平起平坐的地位,很多時候人神是一體的。
四、結語
惠特曼被後人奉為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率真坦誠,自由奔放,氣勢恢宏,充滿熱烈激蕩的情感體驗、深刻博大的思想見解。愛默生的思想是惠特曼創作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對於他堅定自己詩歌創作信念,保持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具有重要的影響。
探析愛默生與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轉自網絡）(2009-05-18 17:12:48)標簽：雜談 分類：愛默生
【摘 要】愛默生和霍桑同為十九世紀美國文藝複興時期超驗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家，但由於兩人的根本出發點不同，前者積極樂觀，後者則消極悲觀，所以在人性論，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及自然觀三方麵二者有不同的見解和看法。充分了解愛默生和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他們作品的實質，感受那個時代的氣息。
【關鍵詞】超驗主義； 人性； 超越； 自然
一.前言
超驗主義是19世紀30年代以後基於後期浪漫主義之上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原來一直是農業國的美國，三十年代以後工業取得迅速發展，在東部沿海的新英格蘭形成了最早的工業區，這一社會變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就是超驗主義這一衝擊舊思想枷鎖的思想解放運動。
由於超驗主義思想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已暴露出內在的矛盾，這就決定了超驗主義思想中的矛盾：它一方麵宣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謳歌人的智慧與創造性，這些都為資本主義民主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另一方麵，又常常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某些方麵不滿及疑慮，浪漫主義文學的基調由主觀轉向懷疑和消極。超驗主義的這種內在矛盾決定了超驗主義作家作品中的思想並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其中最能體現超驗主義這種內部矛盾的代表性作家就是愛默生和霍桑。這兩位作家同是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新英格蘭，並都曾一度居住在當時美國文學思想活動的中心—康科德城，可以說具有相同的時代背景，相似的生活環境，受到同樣的宗教文化氛圍的熏陶，可為何他們的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卻有著如此之大的反差呢？連亨利詹姆斯也認為這是個很罕見的例子：兩人生活環境相同，又都是清教徒的後代，有著相同的思想淵源，但表現在文學中的風格和品位卻截然不同。
持超驗主義的愛默生認為人並非生來就罪孽深重，而且人因可以與上帝進行交流而具有神性；在實現人性超越上，他堅信人的內在潛力是巨大的，要想發掘這種潛力，隻有通過自助自立而無需依賴他人或社會；而且他還認為人通過努力是可以認識自然界的。而霍桑雖不是清教徒，思想上卻深受加爾文主義的“原罪論”和“命定論”的影響，他認為人生而有罪，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人隻有在犯下了錯，經過深切痛悟，才能得到心靈升華；人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認識自然界是不可能實現的。正是如此相異的思想出發點使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積極樂觀，後者消極悲觀：前者洋溢著激情，後者籠罩著陰暗。鑒於愛默生與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筆者將從兩位作家作品入手在人性論，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及自然觀三方麵著重對這兩位作家進行探析。
二．關於人性
在人性這一點上，愛默生持較樂觀的態度。在他眼中，人既有邪惡醜陋的一麵，也有善良美好的一麵，善與惡並存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任何一片完整的樹葉都有正反麵一樣，“雙重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質特征，人亦如此。但人的這種“惡”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由於不恰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造成的，是道德問題，而不是由於違反了神意所招致的。
愛默生更進一步地認為，人具有神性，即“上帝與我同在”，“人人心中見上帝”，他可以通過自然這一“上帝的外衣”實現與上帝的交流與溝通，可以憑“理解力”了解自然，通過“直覺”領會神的旨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在1838年的《神學院獻辭》中，愛默生大聲疾呼竭力推崇人的至高無上，說“人就是一切，自然界的全部法則就在你自身”，他甚至說“人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把個人升華到“超靈”的境界。他在《論自然》一文中也用文學的語言形象地描繪與上帝同在的狀態：“站在空曠的大地上，我的頭顱沐浴在歡快的空氣中，隨之升上無限的空間—一切卑微的、自私的思想都蕩然無存了。我成為一個透明的眼球。我完全消失了，但我看見了一切，宇宙之生命湧流繞我回旋，穿我而過，我成了上帝之一部分或一粒子……”。這樣一來，人不僅僅是上帝的子民，在某些時刻也完全可以與上帝平起平坐。由於人是上帝按自己的模型造出來的，而且能完全領會上帝的旨意，他就有了神性，也閃爍著無所不在和萬能的上帝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神性的靈光。在《超靈》中他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不可言喻的是人與上帝在靈魂的每一個行為中的統一。最簡單的人，在全身心崇拜上帝時成為了上帝。”他認為宇宙間存在一種無所不容，無所不在，揚善棄惡的力量，即他所謂的“超靈”，“ 超靈”為人所共有，每個人思想都存在於超靈中，人可以以自己的直覺觀達到與上帝交融的境界。
這種否定人性的墮落和罪惡並將人性等同於神性的觀點是同霍桑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霍桑盡管在他的許多作品中直接或間接的抨擊了加爾文教毒害人的宗教和窒息人的宗教教條，但他思想裏也充滿了矛盾，浸透了消極出世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意識。他經常陷入冥想，執著於加爾文教意義上的“惡”的觀念，並往往從這一觀點出發來看待社會現象，把一種具有神秘含義的“惡”當作造成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他曾在筆記中寫道，“人人心中皆有惡”，還借人物之口表達了這一觀點，說“難道人人不是從同一個惡根產生的嗎？”在《年輕小夥子布郎》(Young Goodman Brown)中霍桑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人的內心便是罪惡的源泉。小夥子古德曼·布朗（Goodman Brown）是個單純善良的青年，他受到魔鬼引誘，晚上出發去森林參加聚會，事前未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愛妻透露行蹤。可一到會場才發現許許多多平素他尊重愛戴的人—德高望重的牧師先生，虔誠慈祥的老教徒，美麗貞節的少女，甚至心愛的妻子，都在這裏與魔鬼歡聚一堂！而且在這裏他還聽到牧師披露了許多他不知道的正人君子們的隱密罪行，上至總統及太太，下至他自己的爺爺及父親，鄉裏鄉鄰，原來都那麽虛偽，那麽肮髒！那夜以後布朗變得沉默寡言，因為他認識到了人人心中皆有的罪惡，每個人都有一些邪惡的秘密，每個人都在竭力地為自己內心深處的秘密帶上麵紗，罪惡是人生而有之的胎記。然而罪惡終會遭到報應，像《七個尖角閣的房子》裏寫的那樣，罪惡即使不會報應在自己身上，也會累及後代。
描寫社會和人性的陰暗麵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點，麥爾維爾（HermanMelville1819 1892）曾經評價他最大的功績就是具備“描寫黑暗的偉大力量”，這與加爾文教關於人的“原罪”和“內在墮落”的理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霍桑“人性惡”的思想觀點在他的代表作《紅字》中表現得最充分。在這裏，霍桑從“惡”的觀點入手剖析人類社會，一開始就提出了犯罪問題。海斯特·白蘭必須佩戴恥辱的紅字示眾，但她始終不肯交代出自己的同犯丁梅斯代爾教長。作者通過幾個主要人物的命運反複探討“罪惡在哪裏？”“誰是真正的罪人？”等問題。在《紅字》的三個主要人物中，首先是白蘭公開受到懲罰，可是她堅強地度過了多年蒙受恥辱的生活，以德抱怨，終於使胸前的紅字變成了德性的標誌。其次是牧師，他懷著隱藏的罪惡倍受折磨，可是最後拿出勇氣，認了罪，獲得了道德上的自新。而白蘭的丈夫表麵上是受害者，卻由於一心想報仇，罪惡的毒液侵蝕他的靈魂，使他變得如同魔鬼一樣。霍桑突出地描寫了這個人物的醜惡的形象和更醜惡的靈魂，旨在表明隻有他才是真正的罪人。作者在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公開的罪惡之後，又揭開了道義上的罪惡，這樣步步深入，從中引出結論：罪惡根深蒂固，與人類社會共存。
同樣，在霍桑另一篇代表作《教長的麵紗》中，一貫受教民尊重的牧師突然在麵部蒙上了一層麵紗，不肯摘下，他的行動引起全村的各種猜測，並使他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到了臨死的時候，牧師仍然帶著黑麵紗，大聲疾呼：“我環顧四周，每一張臉上都掛著一麵黑紗！”在這裏霍桑用黑麵紗來象征人們隱藏的“惡”的遮蓋物（朱虹，1986：88）。如同在《紅字》中一樣，霍桑也是把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矛盾都歸結為一個抽象的“惡”，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要從“惡”入手，用他自己的話說，“內在世界一旦淨化，外在世界有遊蕩著的許多罪惡就會自行消失。”（朱虹，1986：85）
關於人性，二者的矛盾就在於愛默生認為人人皆善，“惡”是不存在的，而霍桑卻在其作品中展現了一個人人皆有罪孽的世界。在霍桑看來，愛默生所持的超驗主義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它並不承認人心的罪惡麵，認為人沒有必要為原罪、邪惡的存在而苦惱，這種對於人性的理解是膚淺的，遠不如清教的深刻。
三．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上
由於對人性的認識就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因此在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上，霍桑與愛默生的觀點也是針鋒相對的。這是二者有關人性分歧的自然延伸。
愛默生由於受到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和德國理想主義等思潮的影響，所以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傾向。他在承認善與惡並存的同時，堅信惡的一麵能夠被轉化，這種人性的超越要依靠人自身的修養和努力來實現，既不仰仗上帝的憐憫和恩惠，也不依賴他人和社會，因為人“自身就是一個有限範圍內的創世者”，他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的統治者，更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他反對權威，主張人憑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就可以直接得到知識，掌握真理，這實際上就是他所說的 “直覺”，也是他所提倡的“自助”精神（黃春燕，1999）。他在《論自助》一文中指出人要自助，要靠自己，“不必在自身外尋求答案”。愛默生始終把希望寄托在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以對人的讚美代替了對神的膜拜，為美國思想境界吹來了一陣清新的春風，驅散了長期縈繞在人們頭腦中的加爾文教“命定論”“人性惡”的迷霧。
愛默生那種過於樂觀的觀點在霍桑看來是及其幼稚的。他認為過度地沉溺於自我之中，隻會讓人與世隔絕，無益於培養真正高貴的品質，過度強調自我是阻礙而不是促進人的真正發展，它會使人遠離自然的秩序而永不能回頭。霍桑在其《紅字》和《七個尖角閣的房子》中所表現的超越觀是“幸運的墮落”的思想。他主張通過善行和自懺來洗刷罪惡，淨化心靈，從而得到拯救，提出“怎樣才能驅除由個人或是遺留下來的往事造成的罪惡感”，也許這種理論在暗示，人類應該歡迎亞當的墮落，因為這是使人完整的手段。這種“幸運的墮落”的思想可以用凱尼恩所發的感歎加以概括：多納泰絡犯下了滔天大罪，悔恨咬噬著並喚醒了他的靈魂，悔恨又使他具有了高度的道德和理智潛力，我們從未夢想過，在我們所認識的多納泰絡那瘦小的身軀裏，會孕育如此巨變……罪行教育了多納泰絡，罪行使他得到升華，那麽我們認為的宇宙中漆黑一團的罪，是否像悲傷一樣，僅僅是人類教育的一部分，通過它，我們一躍而上我們通過其他任何手段都無法企及的更加崇高和純潔的境界？是不是因為亞當墮落了，我們才有希望最終飛升到比伊甸園還要美妙的天堂？
可以看出與愛默生的觀點截然相反的是在霍桑的超越公式中大善並非以小善而是以惡為起點的。罪是善的階梯，罪行使人升華，罪的終結才是善的開始。隻有犯下了過錯一個人才具備了道德和理智的潛力；隻有他深切痛悟，才能使心靈得到升華。因為在霍桑看來既然難以馴服的本能常常將人導向惡的一麵，超越就必須具備強大的動力才能實現，這一動力就是負罪感。因為相信自己罪孽深重，消失多年的海絲特才又悄悄回到了新英格蘭，回到了這塊她曾犯下罪行的地方。她的“罪”使她有機會變得理性，變得更有愛心，更有同情心，更加柔和。美麗善良的海絲特在天使般的純潔中生活，在愛情的召喚下犯了罪，又在“罪”的逆境中掙紮求存，獲得道德上的新生和靈魂的升華，她的“罪”成為她靈魂攀升的階梯。丁梅斯代爾牧師表麵上看雖是深受教民愛戴的上帝的最忠實的代言人，實際上卻是在上帝麵前犯下了雙重罪刑的人。他終日生活在自己罪行和虛偽的悔恨之中，生活在背叛了上帝的巨大恐懼之中。一旦離開人群他便失去了籠罩在他身上的那種虛假的神性的光環，變成了一個最可憐最卑微的罪人。在這樣的負罪感的驅使下，他最終通過坦白懺悔自己的罪行，在死亡中實現了自己心靈的解脫。相比之下，正因全然沒有負罪感，齊靈渥斯才在本能的驅使下，從一個受害者墮落成為一個罪人。
總之，在霍桑看來，人性的超越首先必須源於對“惡”的感悟，同時在強有力的負罪感的趨勢下才能真正實現心靈的升華。他認為，像愛默生那樣，認為自己已經善良完美的如上帝天使一般，超越隻能是一場悲慘的夢幻。
四．自然觀
同樣，兩人對待自然的態度也是截然相反的。在愛默生的眼中，整個大森林不是隻有實用價值的開采對象和資源，而是充滿靈性的美的生命，是神對人的啟示。他在《論自然》一文中說“自然界就是思想的化身，又轉化為思想……每一種存在物都時刻在教育著人們，因為一切存在形式都注入了智慧。” “道德法則安居於自然界的中心，光芒四射”。這也就是說，人隻需向自然界請教就可以得到指導自己行動的真理。自然界不僅向人們揭開了物質規律，而且還能啟示道德真理，人通過努力是可以認識自然界的，而且人必須積極認識和掌握自然界。
但是霍桑出於宗教意識和神秘主義觀點的影響，他對人類認識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能力籠統的抱懷疑態度。他否定一切技術進步，否定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因而他對當時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並不理解，隻是簡單地把工業的巨大發展看作一種邪惡的勢力。在作品中，他總是用醜惡的形象表現人類征服自然界的一切努力，如著名的短篇小說《拉帕西尼的女兒》中的醫生學問深，醫術高，卻被描寫成一個窒息一切人性的惡魔。為了科學的需要，不惜以自己的親生女兒做實驗。在許多描寫科學實驗的短篇作品中，霍桑總是力圖表明，人類征服自然界就是違背自然，不僅徒勞無益，而且還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胎記》中的艾爾默，是一位篤信科學並企圖依靠它實現自己戰勝自然規律的科學家，他堅信自己可以去掉妻子臉上的胎記，使美麗善良，溫柔可愛的喬治亞娜更加完美，結果他的實驗成功了，喬治亞娜的生命卻也隨著那顆胎記永遠消逝了。
所以在談到個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愛默生和霍桑兩人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前者一如既往地堅持著樂觀的超驗主義觀點，後者則始終擺脫不了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綜上所述，愛默生從超驗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霍桑則從加爾文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兩位傑出作家在思想上的根本出發點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各自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充分了解愛默生和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他們作品的實質，感受那個時代的氣息。透過他們的作品，我們看到的是十九世紀宗教氣息濃厚，教權統治嚴酷的新英格蘭，是宗教的統治與人性的覺醒之間的對抗。
美國超驗主義 美國超驗主義也叫“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或者說“美國文藝複興”是美國的一種文學和哲學運動。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瑪格麗特·富勒有關，它宣稱存在一種理想的精神實體，超越於經驗和科學之處，通過直覺得以把握。領導人是美國思想家、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美國超驗主義（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是美國的一個重要思潮，它興起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新英格蘭地區，但波及其他地方，成為美國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是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以及梭羅相關的一種文學和哲學運動，宣稱存在一種理想的精神實體，超越於經驗和科學之處，通過直覺得以把握。
一般認為，愛默生是超驗主義的倡導者，他的散文，特別是他的演講，令人感到親切，富有一種奇異的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聲音；他的散文在端莊凝重的說教之中每每流溢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學、哲思的深度來。他的言詞文本雄辯有力而輝煌，語調變幻莫測，顯示出他的深奧的文學技巧來。
1831年，愛默生辭去波士頓第二教堂的聖職到歐洲去旅遊。其間，他會見了不少當時的文學名人，諸如英國詩人、散文家瓦特·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蘇格蘭散文家、曆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特別是他在蘇格蘭鄉間會見了卡萊爾之後，開始了兩位文學家的終生友情和通信。
1837年，當愛默生作《美國學者》演講時，另一名超驗主義的集大成者梭羅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對於很多人而言，梭羅是一本教科書，通過他，人們可以用自然界發生的事實來理解世界，於是世界便成了一個供人閱讀、品味、咀嚼的整體。他希冀過簡單的生活。
梭羅說過：“我之所以走進林間並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貴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煩做些個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細膩而自然，充滿了一個敏感的作家和一個深思熟慮的哲人對大自然的至誠的感受和感動。
比起愛默生的演說和寫作，梭羅更多地是實踐和行動，在他的性格中，那種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和那種曾經在美國的開發，尤其是西部的開發中表現出來的勇敢、豪邁、粗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存在某種內在的聯係。
從現在的曆史資料來看，人們無法了解梭羅是否親自聆聽愛默生的演講，但梭羅一生實踐了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的召喚：更多地關注美國本土，追求美國本土的獨創性。
作為一場融歐洲與美國思想潮流於一體的思想運動，它催生了美國散文一係列經典之作：《自然》（Nature，1836）、《美國學者》（TheAmericanScholar，1837）、《知識的自然曆史》（NaturalHistoryofIntellect，1893）、《瓦爾登湖》（Waldon，orLifeintheWoods，1854 梭羅著），等等。
十九世紀的美國被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是獨特的美國文化誕生和成長的時期，是繼政治獨立之後美國精神、文化從歐洲大陸的母體斷乳而真正獨立的時期。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時代，以愛默森和梭羅等為代表的“超驗主義”思潮“破空出世”，成為美國人的精神獨立宣言。
超驗主義追求人的自由的精神成為美國文化中一個重要遺產。這種思潮發源於單一神教，同時又接受了浪漫主義的影響，強調人與上帝間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其結果是解放了人性，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為可能。超驗主義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社會目標是建立一個道德完滿、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盡管帶有烏托邦的理想色彩。
超驗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主張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而直接認識真理，認為人類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個縮影——“世界將其自身縮小成為一滴露水”（愛默生語）。它強調萬物本質上的統一，萬物皆受“超靈”製約，而人類靈魂與“超靈”一致。這種對人之神聖的肯定使超驗主義者蔑視外部的權威與傳統，依賴自己的直接經驗。
超驗主義的主要思想觀點有三。首先，超驗主義者強調精神，或超靈，認為這是宇宙至為重要的存在因素。超靈是一種無所不容、無所不在、揚善抑惡的力量，是萬物之本、萬物之所屬，它存在於人和自然界內。其二，超驗主義者強調個人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的革新隻能通過個人的修養和完善才能實現。因此人的首要責任就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刻意追求金玉富貴。理想的人是依靠自己的人。其三，超驗主義者以全新的目光看待自然，認為自然界是超靈或上帝的象征。在他們看來，自然界不隻是物質而已。它有生命，上帝的精神充溢其中，它是超靈的外衣。因此，它對人的思想具有一種健康的滋補作用。超驗主義主張回歸自然，接受它的影響，以在精神上成為完人。這種觀點的自然內涵是，自然界萬物具象征意義，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體現。
愛默生有句名言——“相信你自己”，這句話成為超驗主義者的座右銘。這種超驗主義觀點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助於打破加爾文教的“人性惡”、“命定論”等教條的束縛，為熱情奔放，抒發個性的美國式文化奠定了基礎。
正因為愛默生的超驗主義觀點摒棄了加爾文教派神為中心的思想，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人”就上帝，才使得超驗主義明顯地烙上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時代轟烈：“一個人一定能夠成為他想成為的人。”而這種素來被稱為美國平民宗教的自立自強，激勵了美國民族精神的發展完善。
因此，超驗主義者的貢獻就在於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重新審視了“美”的哲學命題，解放了美國思想，也使美國文學（包括散文創作）從模仿英國及歐洲大陸的風格中脫穎而出，開創了美國文藝複興時期。
其實，“超驗主義”作為一種並不確切的戲稱，也許隻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表現了這一思潮的一個特征，即崇尚直覺和感受，而這一思潮的意義也許更重要地是體現在它熱愛自然，尊崇個性，號召行動和創造，反對權威和教條等具有人生哲學蘊涵的方麵，它對於美國精神和文化擺脫歐洲大陸的母體而形成自己嶄新而獨特的麵貌產生了巨大影響。
□ 盧曉白
摘要: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肯定人的神性,強調人的直覺意識,認為人可以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他的思想滲透在惠特曼的詩歌創作中,惠特曼在自我、人的價值、自然和上帝等多個角度探索實踐著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
關鍵詞: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惠特曼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1882)是美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文藝評論家,對美國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推動了當時美國思想文化的空前繁榮,促進了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的獨立,造就了真正的美國文學。著名作家霍桑、麥爾維爾、狄金森、惠特曼、弗羅斯特等都受到他的影響。謳歌民主和自我的民族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是其中之一,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及詩學理論在惠特曼的作品中得以體現,愛默生思想為惠特曼的創作提供了不盡的源泉。
一、愛默生及其思想
愛默生1803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一個牧師家庭,哈佛學院畢業後進入神學院學習,後成為波士頓第二教堂牧師。後因不讚成當時唯一神教派某些教義,放棄神職,1822年赴歐洲遊曆,結識浪漫主義運動先驅人物蘭道爾、柯勒律治、華茲華斯等,深受康德先驗論哲學的影響。1837年愛默生發表著名演講《論美國學者》,抨擊了美國社會的拜金主義,強調人的價值,號召發揚民族自尊心。1840年愛默生任超驗主義刊物《日晷》主編,後來他把自己的演講匯編成書,這就是著名的《論文集》。1882年4月27日愛默生在波士頓逝世。
愛默生倡導超驗主義,強調個性的解放,擺脫神學、學院派教條主義及傳統思想的束縛,“提倡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愛默生認為。“人們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自然是人類精神的化身,具有象征意義”。他提出“……置身於一個內心自由活動的超驗狀態。通過直觀去感受世界,追求真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保持了唯一神教派強調人的價值的積極成分,反對權威,崇尚直覺。先驗主義思想幫助美國人衝破外國的束縛,樹立民族自信,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真正的美國文學。
在詩歌創作方麵,愛默生認為,詩歌的韻律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催生韻律的主題”,強調個性的張揚,思想的自由。愛默生的詩歌散文沒有華麗的詞藻,不刻意追求形式,語言精煉,氣勢磅礴,富於哲理。有人這樣評價他的文字“愛默生似乎隻寫警句”,他的文字既充滿專製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開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貴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夾雜著某種神秘主義……那些被人誦讀的名言警句從未因歲月蒙上灰塵,反而被映襯得熠熠閃光,總能夠振奮人心。
二、愛默生對惠特曼詩歌影響
愛默生對惠特曼的影響是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1855年《草葉集》第一版出版後,遭到批評家們的廣泛批評和指責,而愛默生大加讚揚:“對《草葉集》的價值我絕不能視而不見,我覺得它是美國出版的最偉大的,充滿智慧的經典之作。讀這本詩集我感到十分高興,就象一種偉大的力量使我們高興一樣……我為你那奔放、勇敢的思想而感到興奮……”。愛默生一直渴望著在美國本土能出現擺脫英國文學影響的一個美國詩人或文學家。正是愛默生給予的鼓勵和鞭策使得惠特曼的詩歌開始在美國詩壇引起爭論,使自由體詩在美國文壇獨樹一幟。
惠特曼在《草葉集》初版序言裏就提到,其詩歌思想的核心是將自己的思想融入自然與客觀現實之中的一種表現,是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現實的一種高度融合。惠特曼認為,詩歌創作應該是“超驗的、新的、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描述性的、史詩般的”。認為詩歌創作“在於通過靈魂的透視去照亮一切自然”,這與愛默生“在自然中發現人的理性光芒”不謀而合。
惠特曼的詩歌在表現形式上也受愛默生詩學思想影響。他強調詩歌表現中所表明的一種個性和自由,認為詩歌表現的形式不在於韻律的節奏或形式的均勻,這與愛默生的觀點接近。在惠特曼的詩歌中,詩行的長短已無關緊要,韻律的體現已無法表達詩歌內在的關係。反而成為一種束縛。他強調自我“靈魂”在詩歌表現中的內在聯係,是否能將詩歌的表現內容來影響人們的“靈魂”,是否具有時代的代表性、民族性,這是十分重要的,這與愛默生在《論詩人》中提出的“詩人應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也產生了一致性。也正因為惠特曼在詩歌表現形式上的大膽革新和創新,才真正在詩歌表現形式上擺脫了傳統詩歌和學院派詩風的影響,從而創立了惠特曼式的自由詩歌體,並對後來的美國詩人或其他國家詩人產生影響。
三、先驗主義思想在惠特曼詩歌中的體現
1 人的價值
惠特曼和愛默生都強調個人的價值。愛默生在《民族的精英》中將“人”與“黃金”相比,突出人的偉大,金錢的無能,將“勤勞勇敢的人”與“懶漢懦夫”比較,歌頌平凡的人和勇士,突出表達了“人本身就是偉大的”,“人是自己的神”。而《草葉集》中的傑作《自我之歌》是惠特曼對自己,也是對所有讀者,特別是美國人民的歌頌。在《我為一個人的自身歌唱》中,他寫道:
我為一個人的自身歌唱,
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但要用民主這個詞,
用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惠特曼以充滿同情與熱愛的筆觸描繪了形形色色最下層的勞動人民,他選擇最平凡的草葉作為他思想的象征,透過他們——這最為普通的草葉,詩人看到了堅忍、希望與生命。“神聖而又平凡”是他追求的理念,神聖是惠特曼個人主義的基礎,平凡則是詩人民主思想的起源。
2 自由的意義
超驗主義推崇人的能力,對人的本質精神大力頌揚,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對超驗主義者而言,自由首先意味著個體的獨立精神。而惠特曼一直為自由、民主呐喊,《自我之歌》中的“我”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涵義,詩人通過“我”既表達了對民主自由和人類幸福的追求和憧憬,又謳歌了美利堅民族的現實生活和優良品質。在《草葉集》的初版序言中,惠特曼寫道:“合眾國的天才表現得最好的最突出的,不是在它的行政和立法者身上,也不在那些外交官、作家、大學或教會,而永遠最突出地表現在普通人民之中。”這既是詩人的開場白,也是《草葉集》的基本主旨,即從民主和全體人民的角度來歌唱物質的、精神的、曆史的個人。
3 辯證自然觀
愛默生認為人和自然是緊密相連、和諧統一的。在《論美國學者》中,他寫道:“人與自然源於同根,一個是葉,一個是花。兩者同情同構,相互聯係。”自然界是精神的象征物,自然界的每種物體,每一個生靈都會在人的心靈中產生一種啟示。在他看來“自然界就是思想的化身,又轉化為思想……每一種存在物都時刻在教育著人們,因為一切存在形式都注入了智慧。”自然界不僅向人們顯示其自身的物質價值和規律。而且還能使人們獲得道德真理,給人以精神上的啟示。
惠特曼對大自然更具有獨鍾。在《草葉集》中,詩人廣泛描繪了北美大陸的山山水水、飛禽走獸和人情世故。極力讚美大自然的壯麗、神奇和偉大。惠特曼認為。自然蘊含了自我所追求的人類價值,自然界無所不在的自由、活力和創造力令他身心振奮。在《一隻沉默而耐心的蜘蛛》中,他在靈魂和蜘蛛之間找到了共同點。在《我看見一棵橡樹在路易斯安那生長》中,詩人借孤獨的橡樹表達了自己對人類之愛的渴求。在《永遠搖晃的搖籃之外》中,惠特曼甚至進入一隻鳥的內心,把它深情的歌曲翻譯成人的語言。和愛默生一樣,惠特曼看到人和自然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是宇宙的一部分。
4 宗教的人文化
愛默生和惠特曼對上帝的理解都不同於正統的基督教。他們都對作為製度的宗教表示懷疑,看重作為個人信仰的宗教精神。愛默生常因無法從自身經驗中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感到困惑不安,他號召人們摒棄那種割斷人們與上帝直接交流的形式主義的信仰方式,追求“上帝與我同在”、“人人心中見上帝”的宗教理念。在《論自然》中他形象地描繪了與上帝同在的狀態:“站在空曠的大地上,我的頭顱淋浴在歡快的空氣,隨之升上無限的空間——一切卑微的、自私的思想都蕩然無存。我成為一個透明的眼球。我完全消失了,但我看見了一切。宇宙之生命湧流繞我回旋,穿我而過,我成了上帝之一部分或一粒子……”惠特曼覺得根本沒必要去證明。即使上帝不存在,人類之愛也足以讓他感到完美的幸福。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說:
我對人類說,不要對上帝好奇,
連對每一個宇宙好奇的我對上帝都不好奇。
我在每一件事物中聽到並見到上帝,卻絲毫不理解他,
我也不知道有誰比我自己更奇妙。
作為愛默生思想的追隨者,惠特曼認為,詩歌的目的在於喚醒自我中潛藏的神性。他堅信一切——人類、自然界乃至無生命的物體都具有神性。“我在每一件事物中都聽見和看見了上帝。”人類隨時隨地都能感受到“美麗而溫和”的上帝就在身旁,“在男人和女人的臉上,在鏡子裏麵我自己的臉上。我看見上帝。”自豪地宣告世人:“我裏外都是神聖的。我使觸著我或被我所觸的一切也都成為神聖的東西。”在惠特曼的筆下,人與神的界限得到消解,人取得了與神平起平坐的地位,很多時候人神是一體的。
四、結語
惠特曼被後人奉為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率真坦誠,自由奔放,氣勢恢宏,充滿熱烈激蕩的情感體驗、深刻博大的思想見解。愛默生的思想是惠特曼創作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對於他堅定自己詩歌創作信念,保持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具有重要的影響。
探析愛默生與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轉自網絡）(2009-05-18 17:12:48)標簽：雜談 分類：愛默生
【摘 要】愛默生和霍桑同為十九世紀美國文藝複興時期超驗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家，但由於兩人的根本出發點不同，前者積極樂觀，後者則消極悲觀，所以在人性論，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及自然觀三方麵二者有不同的見解和看法。充分了解愛默生和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他們作品的實質，感受那個時代的氣息。
【關鍵詞】超驗主義； 人性； 超越； 自然
一.前言
超驗主義是19世紀30年代以後基於後期浪漫主義之上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原來一直是農業國的美國，三十年代以後工業取得迅速發展，在東部沿海的新英格蘭形成了最早的工業區，這一社會變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就是超驗主義這一衝擊舊思想枷鎖的思想解放運動。
由於超驗主義思想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已暴露出內在的矛盾，這就決定了超驗主義思想中的矛盾：它一方麵宣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謳歌人的智慧與創造性，這些都為資本主義民主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另一方麵，又常常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某些方麵不滿及疑慮，浪漫主義文學的基調由主觀轉向懷疑和消極。超驗主義的這種內在矛盾決定了超驗主義作家作品中的思想並不相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其中最能體現超驗主義這種內部矛盾的代表性作家就是愛默生和霍桑。這兩位作家同是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新英格蘭，並都曾一度居住在當時美國文學思想活動的中心—康科德城，可以說具有相同的時代背景，相似的生活環境，受到同樣的宗教文化氛圍的熏陶，可為何他們的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卻有著如此之大的反差呢？連亨利詹姆斯也認為這是個很罕見的例子：兩人生活環境相同，又都是清教徒的後代，有著相同的思想淵源，但表現在文學中的風格和品位卻截然不同。
持超驗主義的愛默生認為人並非生來就罪孽深重，而且人因可以與上帝進行交流而具有神性；在實現人性超越上，他堅信人的內在潛力是巨大的，要想發掘這種潛力，隻有通過自助自立而無需依賴他人或社會；而且他還認為人通過努力是可以認識自然界的。而霍桑雖不是清教徒，思想上卻深受加爾文主義的“原罪論”和“命定論”的影響，他認為人生而有罪，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人隻有在犯下了錯，經過深切痛悟，才能得到心靈升華；人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認識自然界是不可能實現的。正是如此相異的思想出發點使這兩位作家的作品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積極樂觀，後者消極悲觀：前者洋溢著激情，後者籠罩著陰暗。鑒於愛默生與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筆者將從兩位作家作品入手在人性論，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及自然觀三方麵著重對這兩位作家進行探析。
二．關於人性
在人性這一點上，愛默生持較樂觀的態度。在他眼中，人既有邪惡醜陋的一麵，也有善良美好的一麵，善與惡並存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任何一片完整的樹葉都有正反麵一樣，“雙重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質特征，人亦如此。但人的這種“惡”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由於不恰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造成的，是道德問題，而不是由於違反了神意所招致的。
愛默生更進一步地認為，人具有神性，即“上帝與我同在”，“人人心中見上帝”，他可以通過自然這一“上帝的外衣”實現與上帝的交流與溝通，可以憑“理解力”了解自然，通過“直覺”領會神的旨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狀態。在1838年的《神學院獻辭》中，愛默生大聲疾呼竭力推崇人的至高無上，說“人就是一切，自然界的全部法則就在你自身”，他甚至說“人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把個人升華到“超靈”的境界。他在《論自然》一文中也用文學的語言形象地描繪與上帝同在的狀態：“站在空曠的大地上，我的頭顱沐浴在歡快的空氣中，隨之升上無限的空間—一切卑微的、自私的思想都蕩然無存了。我成為一個透明的眼球。我完全消失了，但我看見了一切，宇宙之生命湧流繞我回旋，穿我而過，我成了上帝之一部分或一粒子……”。這樣一來，人不僅僅是上帝的子民，在某些時刻也完全可以與上帝平起平坐。由於人是上帝按自己的模型造出來的，而且能完全領會上帝的旨意，他就有了神性，也閃爍著無所不在和萬能的上帝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神性的靈光。在《超靈》中他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不可言喻的是人與上帝在靈魂的每一個行為中的統一。最簡單的人，在全身心崇拜上帝時成為了上帝。”他認為宇宙間存在一種無所不容，無所不在，揚善棄惡的力量，即他所謂的“超靈”，“ 超靈”為人所共有，每個人思想都存在於超靈中，人可以以自己的直覺觀達到與上帝交融的境界。
這種否定人性的墮落和罪惡並將人性等同於神性的觀點是同霍桑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霍桑盡管在他的許多作品中直接或間接的抨擊了加爾文教毒害人的宗教和窒息人的宗教教條，但他思想裏也充滿了矛盾，浸透了消極出世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意識。他經常陷入冥想，執著於加爾文教意義上的“惡”的觀念，並往往從這一觀點出發來看待社會現象，把一種具有神秘含義的“惡”當作造成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他曾在筆記中寫道，“人人心中皆有惡”，還借人物之口表達了這一觀點，說“難道人人不是從同一個惡根產生的嗎？”在《年輕小夥子布郎》(Young Goodman Brown)中霍桑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人的內心便是罪惡的源泉。小夥子古德曼·布朗（Goodman Brown）是個單純善良的青年，他受到魔鬼引誘，晚上出發去森林參加聚會，事前未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愛妻透露行蹤。可一到會場才發現許許多多平素他尊重愛戴的人—德高望重的牧師先生，虔誠慈祥的老教徒，美麗貞節的少女，甚至心愛的妻子，都在這裏與魔鬼歡聚一堂！而且在這裏他還聽到牧師披露了許多他不知道的正人君子們的隱密罪行，上至總統及太太，下至他自己的爺爺及父親，鄉裏鄉鄰，原來都那麽虛偽，那麽肮髒！那夜以後布朗變得沉默寡言，因為他認識到了人人心中皆有的罪惡，每個人都有一些邪惡的秘密，每個人都在竭力地為自己內心深處的秘密帶上麵紗，罪惡是人生而有之的胎記。然而罪惡終會遭到報應，像《七個尖角閣的房子》裏寫的那樣，罪惡即使不會報應在自己身上，也會累及後代。
描寫社會和人性的陰暗麵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點，麥爾維爾（HermanMelville1819 1892）曾經評價他最大的功績就是具備“描寫黑暗的偉大力量”，這與加爾文教關於人的“原罪”和“內在墮落”的理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霍桑“人性惡”的思想觀點在他的代表作《紅字》中表現得最充分。在這裏，霍桑從“惡”的觀點入手剖析人類社會，一開始就提出了犯罪問題。海斯特·白蘭必須佩戴恥辱的紅字示眾，但她始終不肯交代出自己的同犯丁梅斯代爾教長。作者通過幾個主要人物的命運反複探討“罪惡在哪裏？”“誰是真正的罪人？”等問題。在《紅字》的三個主要人物中，首先是白蘭公開受到懲罰，可是她堅強地度過了多年蒙受恥辱的生活，以德抱怨，終於使胸前的紅字變成了德性的標誌。其次是牧師，他懷著隱藏的罪惡倍受折磨，可是最後拿出勇氣，認了罪，獲得了道德上的自新。而白蘭的丈夫表麵上是受害者，卻由於一心想報仇，罪惡的毒液侵蝕他的靈魂，使他變得如同魔鬼一樣。霍桑突出地描寫了這個人物的醜惡的形象和更醜惡的靈魂，旨在表明隻有他才是真正的罪人。作者在這些人物身上暴露了公開的罪惡之後，又揭開了道義上的罪惡，這樣步步深入，從中引出結論：罪惡根深蒂固，與人類社會共存。
同樣，在霍桑另一篇代表作《教長的麵紗》中，一貫受教民尊重的牧師突然在麵部蒙上了一層麵紗，不肯摘下，他的行動引起全村的各種猜測，並使他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到了臨死的時候，牧師仍然帶著黑麵紗，大聲疾呼：“我環顧四周，每一張臉上都掛著一麵黑紗！”在這裏霍桑用黑麵紗來象征人們隱藏的“惡”的遮蓋物（朱虹，1986：88）。如同在《紅字》中一樣，霍桑也是把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矛盾都歸結為一個抽象的“惡”，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要從“惡”入手，用他自己的話說，“內在世界一旦淨化，外在世界有遊蕩著的許多罪惡就會自行消失。”（朱虹，1986：85）
關於人性，二者的矛盾就在於愛默生認為人人皆善，“惡”是不存在的，而霍桑卻在其作品中展現了一個人人皆有罪孽的世界。在霍桑看來，愛默生所持的超驗主義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它並不承認人心的罪惡麵，認為人沒有必要為原罪、邪惡的存在而苦惱，這種對於人性的理解是膚淺的，遠不如清教的深刻。
三．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上
由於對人性的認識就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因此在實現人性超越的方式上，霍桑與愛默生的觀點也是針鋒相對的。這是二者有關人性分歧的自然延伸。
愛默生由於受到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和德國理想主義等思潮的影響，所以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傾向。他在承認善與惡並存的同時，堅信惡的一麵能夠被轉化，這種人性的超越要依靠人自身的修養和努力來實現，既不仰仗上帝的憐憫和恩惠，也不依賴他人和社會，因為人“自身就是一個有限範圍內的創世者”，他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然的統治者，更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他反對權威，主張人憑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就可以直接得到知識，掌握真理，這實際上就是他所說的 “直覺”，也是他所提倡的“自助”精神（黃春燕，1999）。他在《論自助》一文中指出人要自助，要靠自己，“不必在自身外尋求答案”。愛默生始終把希望寄托在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以對人的讚美代替了對神的膜拜，為美國思想境界吹來了一陣清新的春風，驅散了長期縈繞在人們頭腦中的加爾文教“命定論”“人性惡”的迷霧。
愛默生那種過於樂觀的觀點在霍桑看來是及其幼稚的。他認為過度地沉溺於自我之中，隻會讓人與世隔絕，無益於培養真正高貴的品質，過度強調自我是阻礙而不是促進人的真正發展，它會使人遠離自然的秩序而永不能回頭。霍桑在其《紅字》和《七個尖角閣的房子》中所表現的超越觀是“幸運的墮落”的思想。他主張通過善行和自懺來洗刷罪惡，淨化心靈，從而得到拯救，提出“怎樣才能驅除由個人或是遺留下來的往事造成的罪惡感”，也許這種理論在暗示，人類應該歡迎亞當的墮落，因為這是使人完整的手段。這種“幸運的墮落”的思想可以用凱尼恩所發的感歎加以概括：多納泰絡犯下了滔天大罪，悔恨咬噬著並喚醒了他的靈魂，悔恨又使他具有了高度的道德和理智潛力，我們從未夢想過，在我們所認識的多納泰絡那瘦小的身軀裏，會孕育如此巨變……罪行教育了多納泰絡，罪行使他得到升華，那麽我們認為的宇宙中漆黑一團的罪，是否像悲傷一樣，僅僅是人類教育的一部分，通過它，我們一躍而上我們通過其他任何手段都無法企及的更加崇高和純潔的境界？是不是因為亞當墮落了，我們才有希望最終飛升到比伊甸園還要美妙的天堂？
可以看出與愛默生的觀點截然相反的是在霍桑的超越公式中大善並非以小善而是以惡為起點的。罪是善的階梯，罪行使人升華，罪的終結才是善的開始。隻有犯下了過錯一個人才具備了道德和理智的潛力；隻有他深切痛悟，才能使心靈得到升華。因為在霍桑看來既然難以馴服的本能常常將人導向惡的一麵，超越就必須具備強大的動力才能實現，這一動力就是負罪感。因為相信自己罪孽深重，消失多年的海絲特才又悄悄回到了新英格蘭，回到了這塊她曾犯下罪行的地方。她的“罪”使她有機會變得理性，變得更有愛心，更有同情心，更加柔和。美麗善良的海絲特在天使般的純潔中生活，在愛情的召喚下犯了罪，又在“罪”的逆境中掙紮求存，獲得道德上的新生和靈魂的升華，她的“罪”成為她靈魂攀升的階梯。丁梅斯代爾牧師表麵上看雖是深受教民愛戴的上帝的最忠實的代言人，實際上卻是在上帝麵前犯下了雙重罪刑的人。他終日生活在自己罪行和虛偽的悔恨之中，生活在背叛了上帝的巨大恐懼之中。一旦離開人群他便失去了籠罩在他身上的那種虛假的神性的光環，變成了一個最可憐最卑微的罪人。在這樣的負罪感的驅使下，他最終通過坦白懺悔自己的罪行，在死亡中實現了自己心靈的解脫。相比之下，正因全然沒有負罪感，齊靈渥斯才在本能的驅使下，從一個受害者墮落成為一個罪人。
總之，在霍桑看來，人性的超越首先必須源於對“惡”的感悟，同時在強有力的負罪感的趨勢下才能真正實現心靈的升華。他認為，像愛默生那樣，認為自己已經善良完美的如上帝天使一般，超越隻能是一場悲慘的夢幻。
四．自然觀
同樣，兩人對待自然的態度也是截然相反的。在愛默生的眼中，整個大森林不是隻有實用價值的開采對象和資源，而是充滿靈性的美的生命，是神對人的啟示。他在《論自然》一文中說“自然界就是思想的化身，又轉化為思想……每一種存在物都時刻在教育著人們，因為一切存在形式都注入了智慧。” “道德法則安居於自然界的中心，光芒四射”。這也就是說，人隻需向自然界請教就可以得到指導自己行動的真理。自然界不僅向人們揭開了物質規律，而且還能啟示道德真理，人通過努力是可以認識自然界的，而且人必須積極認識和掌握自然界。
但是霍桑出於宗教意識和神秘主義觀點的影響，他對人類認識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能力籠統的抱懷疑態度。他否定一切技術進步，否定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因而他對當時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並不理解，隻是簡單地把工業的巨大發展看作一種邪惡的勢力。在作品中，他總是用醜惡的形象表現人類征服自然界的一切努力，如著名的短篇小說《拉帕西尼的女兒》中的醫生學問深，醫術高，卻被描寫成一個窒息一切人性的惡魔。為了科學的需要，不惜以自己的親生女兒做實驗。在許多描寫科學實驗的短篇作品中，霍桑總是力圖表明，人類征服自然界就是違背自然，不僅徒勞無益，而且還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胎記》中的艾爾默，是一位篤信科學並企圖依靠它實現自己戰勝自然規律的科學家，他堅信自己可以去掉妻子臉上的胎記，使美麗善良，溫柔可愛的喬治亞娜更加完美，結果他的實驗成功了，喬治亞娜的生命卻也隨著那顆胎記永遠消逝了。
所以在談到個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愛默生和霍桑兩人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前者一如既往地堅持著樂觀的超驗主義觀點，後者則始終擺脫不了加爾文主義的影響。
綜上所述，愛默生從超驗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霍桑則從加爾文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兩位傑出作家在思想上的根本出發點的不同造成了他們各自作品在內容和風格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充分了解愛默生和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矛盾，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他們作品的實質，感受那個時代的氣息。透過他們的作品，我們看到的是十九世紀宗教氣息濃厚，教權統治嚴酷的新英格蘭，是宗教的統治與人性的覺醒之間的對抗。
美國超驗主義 美國超驗主義也叫“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或者說“美國文藝複興”是美國的一種文學和哲學運動。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瑪格麗特·富勒有關，它宣稱存在一種理想的精神實體，超越於經驗和科學之處，通過直覺得以把握。領導人是美國思想家、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
美國超驗主義（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是美國的一個重要思潮，它興起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新英格蘭地區，但波及其他地方，成為美國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是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以及梭羅相關的一種文學和哲學運動，宣稱存在一種理想的精神實體，超越於經驗和科學之處，通過直覺得以把握。
一般認為，愛默生是超驗主義的倡導者，他的散文，特別是他的演講，令人感到親切，富有一種奇異的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聲音；他的散文在端莊凝重的說教之中每每流溢出特有的富有魅力的睿智、幽默感和文學、哲思的深度來。他的言詞文本雄辯有力而輝煌，語調變幻莫測，顯示出他的深奧的文學技巧來。
1831年，愛默生辭去波士頓第二教堂的聖職到歐洲去旅遊。其間，他會見了不少當時的文學名人，諸如英國詩人、散文家瓦特·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蘇格蘭散文家、曆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特別是他在蘇格蘭鄉間會見了卡萊爾之後，開始了兩位文學家的終生友情和通信。
1837年，當愛默生作《美國學者》演講時，另一名超驗主義的集大成者梭羅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對於很多人而言，梭羅是一本教科書，通過他，人們可以用自然界發生的事實來理解世界，於是世界便成了一個供人閱讀、品味、咀嚼的整體。他希冀過簡單的生活。
梭羅說過：“我之所以走進林間並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貴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煩做些個人想做的事。”因此，他的文字細膩而自然，充滿了一個敏感的作家和一個深思熟慮的哲人對大自然的至誠的感受和感動。
比起愛默生的演說和寫作，梭羅更多地是實踐和行動，在他的性格中，那種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和那種曾經在美國的開發，尤其是西部的開發中表現出來的勇敢、豪邁、粗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存在某種內在的聯係。
從現在的曆史資料來看，人們無法了解梭羅是否親自聆聽愛默生的演講，但梭羅一生實踐了愛默生在《美國學者》中的召喚：更多地關注美國本土，追求美國本土的獨創性。
作為一場融歐洲與美國思想潮流於一體的思想運動，它催生了美國散文一係列經典之作：《自然》（Nature，1836）、《美國學者》（TheAmericanScholar，1837）、《知識的自然曆史》（NaturalHistoryofIntellect，1893）、《瓦爾登湖》（Waldon，orLifeintheWoods，1854 梭羅著），等等。
十九世紀的美國被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是獨特的美國文化誕生和成長的時期，是繼政治獨立之後美國精神、文化從歐洲大陸的母體斷乳而真正獨立的時期。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時代，以愛默森和梭羅等為代表的“超驗主義”思潮“破空出世”，成為美國人的精神獨立宣言。
超驗主義追求人的自由的精神成為美國文化中一個重要遺產。這種思潮發源於單一神教，同時又接受了浪漫主義的影響，強調人與上帝間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其結果是解放了人性，提高了人的地位，使人的自由成為可能。超驗主義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社會目標是建立一個道德完滿、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盡管帶有烏托邦的理想色彩。
超驗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主張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而直接認識真理，認為人類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個縮影——“世界將其自身縮小成為一滴露水”（愛默生語）。它強調萬物本質上的統一，萬物皆受“超靈”製約，而人類靈魂與“超靈”一致。這種對人之神聖的肯定使超驗主義者蔑視外部的權威與傳統，依賴自己的直接經驗。
超驗主義的主要思想觀點有三。首先，超驗主義者強調精神，或超靈，認為這是宇宙至為重要的存在因素。超靈是一種無所不容、無所不在、揚善抑惡的力量，是萬物之本、萬物之所屬，它存在於人和自然界內。其二，超驗主義者強調個人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的革新隻能通過個人的修養和完善才能實現。因此人的首要責任就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刻意追求金玉富貴。理想的人是依靠自己的人。其三，超驗主義者以全新的目光看待自然，認為自然界是超靈或上帝的象征。在他們看來，自然界不隻是物質而已。它有生命，上帝的精神充溢其中，它是超靈的外衣。因此，它對人的思想具有一種健康的滋補作用。超驗主義主張回歸自然，接受它的影響，以在精神上成為完人。這種觀點的自然內涵是，自然界萬物具象征意義，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體現。
愛默生有句名言——“相信你自己”，這句話成為超驗主義者的座右銘。這種超驗主義觀點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有助於打破加爾文教的“人性惡”、“命定論”等教條的束縛，為熱情奔放，抒發個性的美國式文化奠定了基礎。
正因為愛默生的超驗主義觀點摒棄了加爾文教派神為中心的思想，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人”就上帝，才使得超驗主義明顯地烙上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時代轟烈：“一個人一定能夠成為他想成為的人。”而這種素來被稱為美國平民宗教的自立自強，激勵了美國民族精神的發展完善。
因此，超驗主義者的貢獻就在於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重新審視了“美”的哲學命題，解放了美國思想，也使美國文學（包括散文創作）從模仿英國及歐洲大陸的風格中脫穎而出，開創了美國文藝複興時期。
其實，“超驗主義”作為一種並不確切的戲稱，也許隻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表現了這一思潮的一個特征，即崇尚直覺和感受，而這一思潮的意義也許更重要地是體現在它熱愛自然，尊崇個性，號召行動和創造，反對權威和教條等具有人生哲學蘊涵的方麵，它對於美國精神和文化擺脫歐洲大陸的母體而形成自己嶄新而獨特的麵貌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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