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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道德淪喪的原因

(2008-02-03 12:29:40) 下一個
中國人有沒有道德觀?這是一個問題。

道德建設是不是可以自外於政治體製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就像我們看到的——隻要搞出一種類似空姐的微笑服務,道德建設就會因此發生——抑或是,她笑她的,道德敗壞,還是道德敗壞。於是,何以國人數典忘祖,道德淪喪,究竟是些什麽因素造成,成為一個亟待解釋的課題。

筆者無法深入其中給出完美的答案,隻是說說感覺。

這些感覺首先是政治因素使然。我常常和朋友說,如果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國家可以任意殺人,這個國家的道德底線就徹底玩完了!這當然不是說笑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說,偉大的伏爾泰就把摩西罵得體無完膚,說是於史於理,摩西都不是好東西;這樣,到了法國革命時代,人們就可以把聖經拴在驢子的尾巴上招搖過市。其結果,當然就是斷頭台呼呼轉動,人頭滾滾落地。因為殺人是一種新道德,是革命者最大的時髦——這個東西,在中共革命時代被如法炮製;他們的政治正確論可以殺死幾百萬地主,文革可以殺死學生自己的校長,為甚?就是因為摩西說的,不可以殺人——這個看法被顛覆了。既然可以殺人,殺人有理,試問,人間尚有何不可以實踐之事呢?六四,就是一證。說是殺死二十萬,換來二十年穩定;這二十年,就是所謂刺刀下建設的道德本體,也就是無道德本體。這個口子一開,道德中人自然惶惶然不可終日,因為這個現實太殘酷,殘酷到可以人人自危。這個自危,是殺人天天有,今天到你家,那種自危。

危機是不是六四開始?當然不是。從四九年,這個自危運動就開始了;不是五七年才開始,說假話,不是五七年開始,是四九年開始,甚至更早。看看建政初期的大小報章,即可獲證。兒子揭發老子,工人攻擊老板,農人殺死地主,就連著名人士,也在那時開始了誅心之道——文革時,叫做批倒批臭。於是,殺人可以論和揭發批判,謊言覆蓋論,合而為一。暴力和謊言,持續中國幾代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其實無法避之。說謊,對不對?在中國,說謊,很對。比如,我們可以列出幾種說謊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明知故犯。報紙,是人民公器,不可以謊報新聞。但是,在此國中,你不可以不謊報之。人們知道,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謊報等,即是。第二種,叫做內外有別,上下有別。做新聞,可以采用說出一部分事實之做法。記得筆者所在報社報道九一一,就是隻能在頭版固定位置刊載一則新華社通稿,五百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所有大報版麵一致,字體一致,所載報道一致,放在右下角——你可以寫五百五十字嗎?不可以——你可以抬高報道位置於版麵嗎?不可以。你是不是可以轉到下一頁詳細報道?不可以。於是,出現第三種道德滑坡,就是人們自主性的徹底喪失。新聞從業人員如此,其他人員也如此。長此以往,不但做報紙的人們自律得道,看報紙者,也習以為常。由於長期舉起一個所謂的選擇眼,人們甚至麵對真相也是惶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我本來可以在所在報社,看到台灣解嚴新聞,但是,內地報章對此毫無反映,我做為一個讀者,就連這樣重大的新聞,卻也看過等於沒看——報社中人,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無一人言說此端;就這樣被自律掉了。

那麽,和自律相反相成的是什麽?就是不擇手段和無所不用其極——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你看六四,就是不管死人還是不死人,清場鎮壓,就是得道。於是,在自律的反麵,人們得令猖狂,槍口伴隨著微笑射殺,這就是國家在承擔道義滅絕的保護傘。這個事情和納粹屠殺猶太人可以有恃無恐,是一個道理。我們強調過很多遍,很多學人也寫過很多遍,一個政治設計和理想烏托邦,把德國秩序論,大東亞共榮圈論,共產主義論,改革論,做為最高道德訴求,就像人們在曆史上常見的打打殺殺,據說,都是要在實現目地的時候可以不擇手段,於是,人類的悲劇應運而生。現在,中國人繼續走在這條險惡的理想之路上,不得回頭——因為,他們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一部分人究竟何時回顧廣大沒有富起來的民眾,好像要等一百年。於是,這一百年裏的道德,就是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人的道德,而且非常明顯的是,是少數人吃掉多數人,吃掉人,吃掉環境和資源,吃掉基本的文化和政治常識,一直吃到他們不想再富?是的,中國人的全部道德/不道德原理,就在這裏。

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國家宣傳機器開動起來,政治正確,就成為政治血腥的保護傘。這一點勿庸置疑。人們說,你們要訴諸人們的良心,對各種罪犯施行所謂的良心挽救之道——說,自由存乎每一個人的心裏,含罪犯的心裏。這個說法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錯。宗教的力量成為道德法庭的懺悔之所,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錯;但是,人們還是在一個更大的錯誤前提下,忘卻了建設一個必不可少的小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首先要區分愷撒和上帝的各自歸屬。如果人們不知道極權主義的上帝之道,可以殺死愷撒,他的這種宗教理念和拯救之道就非常虛偽。也就是說,宗教正確論的現實,首先要麵對政治正確論——人們可以在宗教歧見中生存的前提,往往是不違反政治上的人人不幹涉人人的原則。除去這個原則,實行政教合一,說是毛主席就是上帝,就是救星,人們還有何宗教可言呢?你要對納粹遊行時期德國大眾的道德,來一個諄諄教導,使他們回心轉意而不廢其國家機器乎!於是,星空律令被語錄本子代替,摩西和耶穌,佛陀和阿拉,自然悉數滾蛋。於是,一切道德淪喪,由此開始。(可悲的人類,在回顧他們曆史的時候,確然發現了一些寫進文化曆史和政治學史的新名詞:古拉格;勞改;文革;右派,等等——試問,這是一種什麽樣子的道德回顧呢?誰要承擔這種無道無義的政治曆史責任呢?何以這樣的道德曆史,卻會被西方的政治道德容忍,並且與之共舞呢?稍有嚐試者,無論東、西方人士,都會因為上述名詞的出現而痛心疾首,因為,那正好是世界村道德淪喪的現實和曆史寫照。)

現在,這個後極權主義沒有具體的毛主席了,但是,其思維方式,還是要國人統一思維,統一步調,統一情緒。於是,宗教要服從黨的意誌,耶穌等人也要,據說是,可以入黨了。這樣一來,耶穌的道德規範,成為黨的一種意誌;佛陀,也要學習馬列主義了。這個東西,不是說笑話,是道德滑坡的一個本質原因。人們看到,既然耶穌可以入黨,那麽,耶穌就不是耶穌,黨也不是黨——就是,什麽也不是——什麽也不是的教育,教育出來的東東,就什麽也不是——相信耶穌的,就不相信了,相信黨的,同樣也不相信——這個什麽也不是主義,成為新時代的虛無主義。很多人說,他們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可以咒罵祖先於筆下,什麽孔子是條喪家犬啊,什麽中國文化是吃人文化啊,什麽黨文化,是封建主義啊!等等。於是,中國人的祖先和傳統文化,在這樣的叫囂聲中,被顛覆和塗炭了——而這正好是耶穌不是耶穌,黨不是黨,這樣一種畸形後極權主義道德文化的呈現。我們的提法簡單之極,就是:民主體製,才可以容納宗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專製體製,尚且可以寬容之,如,一再提到的拿破侖文化和俾斯麥文化,可以容忍甚至建設了某種道德體係和法律製度——唯獨極權主義文化是無文化,他不可以容納宗教。這也就是一向所言之帝師合一文化的排斥宗教性質。我不知道偉大的梵蒂岡教宗,如何因應這個挑戰!他是不是也認為耶穌和黨文化,可以合一乎!他的前任在爭取波蘭人的宗教自由和道德複歸,而他這個現任者,卻在研究他的耶穌,他的教義,是否可以由共黨授權加以解釋,背書,通融,搞出一個新的改革運動——世界上,真的什麽事情都會發生!

在廓清這些大前提,大問題之前,幾乎中國所有道德文化問題,基本處於無解狀態。暴力,成為不單是六四武裝鎮壓對於道德層麵的基本毀滅,經濟暴力——我們指,所謂新階級和紅色資本家的、可以有權不擇手段的假競爭,假博弈,同樣帶來道德和經濟雙層麵的虛無主義和掠奪主義。這樣的政治不道德,帶來的一切不道德,成為中國社會生態的根本病狀。他們這些大小毛主義分子,關注的抓老鼠主義,成為了中國人投機取巧,趨炎附勢,明搶暗奪,枉道從勢的現實,且越演越烈。我們說過,不是孔孟之道沒有統領五千年文明,不是世界文明軸心,排斥了孔孟和中國文化(見雅斯貝斯語);不是中國所謂專製主義,沒有產生中國文化和孔孟精髓;不是蔣介石取消了基督教義,儒學原則,取消了《大公報》和《觀察》(起碼他存在過),而是中共極權主義文化體製,使得任何一種文化,變態成道德本體的異化體和退化體——陳寅恪大師明言此理:他說,近代以來的體製所變,使得儒家文化失卻載體——他說的,就是這個問題。換言之,民主政府如果成立,儒家怎麽辦?一言蔽之: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雖然,我們可以甚至允許實證主義的語言學質詢,將此命題,進行辯駁,來證實凱撒和上帝的語言歸屬課題——因為,當人們這樣判斷的時候,他們無以為他們可以界定何謂凱撒,何謂上帝做出實證——其實,這個東東,也屬無解。曆史,是曆史的解說——自由的曆史,就是不自由的曆史;道德的曆史,就是不道德的曆史;我們寄希望於一個寬容的曆史,改變一個不寬容的曆史。其中的道德要素,就是認同所有層麵的文化存在——唯獨不可以容忍排斥一切文化的文化,黨文化,布爾什維克文化和雅哥賓無神論文化——因為,所有這些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類的政治毒瘤。容忍毒瘤,不是銜接生態物鏈而是要削弱之,甚至消滅物種。

這個道理,放到道德層麵,就是道德可以存在,甚至容忍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道德,但是,不可以容忍每一個時代,都要消滅每一個時代的道德。就像我們所言,道德就是道德,是元起於摩西,耶穌或者孔孟的那些基本教義,甚至可以說,是覆蓋一切時代的道德通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也就是,自由主義所言之消極自由,不幹涉他人之自由,不可因為要樹立新自由,新民主,社會主義新人的自由,就取消曆史和元道德——如果人們一會主張認同蘇聯式新民主,一會認同中國式新自由,那麽,事情就會起變化,變化到最終取消基本自由和起碼民主。

當這些基本常識被解釋清楚以後,我們發現,時下中國社會,既沒有還原政治自由的道德原意,也沒有還原宗教自由的基本原義,他們在經濟政治層麵,不曾建設任何道義原則。在此現狀下,構建一種既無文化也無宗教價值的苟且道德和實質不道德現狀,成為現實。他們既無宗教涵養,更無政治寬容。他們建設的道德虛無場域,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總體上的無文化特征。他們所言的社會主義文化,根本不是原創和原義文化,而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嫁接失敗產物。他們嫁接的資本主義,失敗了,因為他們不是林肯和傑斐孫;他們嫁接的社會主義文化,失敗了,因為他們甚至不是馬克思和盧森堡;他們建設的市場經濟,不是市場,而是官場;他們的官場文化,明暗規則,玷汙了資本市場的市場道德和法製。這個現狀,無需贅言。

二、他們的道德建設就是不道德建設。他們在推舉官本位製度的俗不可耐和寡廉鮮恥的文化不道德主義中,灌入了世界上最為不恥於人類的人治體製。在遭遇災難的時候,他們甚至要小孩子、小學生死於其前(新疆大火事件……)。這樣的官本位道德的建立本身,就是取消人類尊嚴的不道德建製。

三、極權主義文化的整體主義,變成一種人格螺絲釘主義。這樣的團體操式的建製,使得每一個活生生的人,苟且於生存之道而枉顧了他們的尊嚴和個性。他們始終不敢正視他們的主子,在所謂新中國的每一頁曆史上。於是,人格的分裂和犬儒,使得主子文化和主子道德,處於肆無忌憚,不受任何監督的任何領域。從企業建製,到媒體建製,從大學建製到機關建製,這樣的螺絲釘人格和奴性人格,比比皆是,無法收拾,也幾乎無法改革。這樣的官吏和草民,成為中共無道德邏輯實施的通暢管道。他們根本不用擔心,甚至在朝廷曆史中出現的硬諫和死諫。他們聽到的,是孔孟之道中最為汙穢和下賤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民為貴,君為輕之思維,早已並不存身。

四、在革命時期的人人反對人人的做法,在和平時期,變成人人欺騙人人。他們描畫了一副中國人人開汽車,住洋房,出國行的假象,而回避了廣大民眾實際生存的困境。他們當然不會允許他們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會和工會——因為,他們認同的無產階級主人翁道德,就是兩個字:服從。

五、他們取消了國家文化建設中的公器之使用和公器之自由性質。大學,幾乎已經不存在任何人文精神的陶冶和訓練;報紙,幾乎等於宮門抄;機關,則成為巧取豪奪的權利單位。所有這些機製的道德建設,就是呼應官僚喉舌的胡說八道——幾十年來,形成了不知道何謂民心,何謂道德的曆史積習。所謂法治和操守,隻是寫在人民日報上,連他們自身也加之嘲弄的垃圾文字。

六、錢,成為人們頂禮膜拜,不擇手段和無恥之憂的終極目地。這就毋庸贅言了。

七、官員說,你們要相信未來——麵包和民主都會有的;人們說,他們什麽也不相信;人民,什麽也不相信——試問,一個極權主義團體操式的奧運,就會改變這場道德淪陷,讓中國人相信未來嗎?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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