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道德淪喪的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道德觀？這是一個問題。

道德建設是不是可以自外於政治體製和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就像我們看到的——隻要搞出一種類似空姐的微笑服務，道德建設就會因此發生——抑或是，她笑她的，道德敗壞，還是道德敗壞。於是，何以國人數典忘祖，道德淪喪，究竟是些什麽因素造成，成為一個亟待解釋的課題。

筆者無法深入其中給出完美的答案，隻是說說感覺。

這些感覺首先是政治因素使然。我常常和朋友說，如果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國家可以任意殺人，這個國家的道德底線就徹底玩完了！這當然不是說笑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說，偉大的伏爾泰就把摩西罵得體無完膚，說是於史於理，摩西都不是好東西；這樣，到了法國革命時代，人們就可以把聖經拴在驢子的尾巴上招搖過市。其結果，當然就是斷頭台呼呼轉動，人頭滾滾落地。因為殺人是一種新道德，是革命者最大的時髦——這個東西，在中共革命時代被如法炮製；他們的政治正確論可以殺死幾百萬地主，文革可以殺死學生自己的校長，為甚？就是因為摩西說的，不可以殺人——這個看法被顛覆了。既然可以殺人，殺人有理，試問，人間尚有何不可以實踐之事呢？六四，就是一證。說是殺死二十萬，換來二十年穩定；這二十年，就是所謂刺刀下建設的道德本體，也就是無道德本體。這個口子一開，道德中人自然惶惶然不可終日，因為這個現實太殘酷，殘酷到可以人人自危。這個自危，是殺人天天有，今天到你家，那種自危。

危機是不是六四開始？當然不是。從四九年，這個自危運動就開始了；不是五七年才開始，說假話，不是五七年開始，是四九年開始，甚至更早。看看建政初期的大小報章，即可獲證。兒子揭發老子，工人攻擊老板，農人殺死地主，就連著名人士，也在那時開始了誅心之道——文革時，叫做批倒批臭。於是，殺人可以論和揭發批判，謊言覆蓋論，合而為一。暴力和謊言，持續中國幾代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其實無法避之。說謊，對不對？在中國，說謊，很對。比如，我們可以列出幾種說謊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明知故犯。報紙，是人民公器，不可以謊報新聞。但是，在此國中，你不可以不謊報之。人們知道，大躍進時期的畝產謊報等，即是。第二種，叫做內外有別，上下有別。做新聞，可以采用說出一部分事實之做法。記得筆者所在報社報道九一一，就是隻能在頭版固定位置刊載一則新華社通稿，五百字，不能多，也不能少——所有大報版麵一致，字體一致，所載報道一致，放在右下角——你可以寫五百五十字嗎？不可以——你可以抬高報道位置於版麵嗎？不可以。你是不是可以轉到下一頁詳細報道？不可以。於是，出現第三種道德滑坡，就是人們自主性的徹底喪失。新聞從業人員如此，其他人員也如此。長此以往，不但做報紙的人們自律得道，看報紙者，也習以為常。由於長期舉起一個所謂的選擇眼，人們甚至麵對真相也是惶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我本來可以在所在報社，看到台灣解嚴新聞，但是，內地報章對此毫無反映，我做為一個讀者，就連這樣重大的新聞，卻也看過等於沒看——報社中人，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無一人言說此端；就這樣被自律掉了。

那麽，和自律相反相成的是什麽？就是不擇手段和無所不用其極——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你看六四，就是不管死人還是不死人，清場鎮壓，就是得道。於是，在自律的反麵，人們得令猖狂，槍口伴隨著微笑射殺，這就是國家在承擔道義滅絕的保護傘。這個事情和納粹屠殺猶太人可以有恃無恐，是一個道理。我們強調過很多遍，很多學人也寫過很多遍，一個政治設計和理想烏托邦，把德國秩序論，大東亞共榮圈論，共產主義論，改革論，做為最高道德訴求，就像人們在曆史上常見的打打殺殺，據說，都是要在實現目地的時候可以不擇手段，於是，人類的悲劇應運而生。現在，中國人繼續走在這條險惡的理想之路上，不得回頭——因為，他們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一部分人究竟何時回顧廣大沒有富起來的民眾，好像要等一百年。於是，這一百年裏的道德，就是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人的道德，而且非常明顯的是，是少數人吃掉多數人，吃掉人，吃掉環境和資源，吃掉基本的文化和政治常識，一直吃到他們不想再富？是的，中國人的全部道德/不道德原理，就在這裏。

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國家宣傳機器開動起來，政治正確，就成為政治血腥的保護傘。這一點勿庸置疑。人們說，你們要訴諸人們的良心，對各種罪犯施行所謂的良心挽救之道——說，自由存乎每一個人的心裏，含罪犯的心裏。這個說法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錯。宗教的力量成為道德法庭的懺悔之所，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錯；但是，人們還是在一個更大的錯誤前提下，忘卻了建設一個必不可少的小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首先要區分愷撒和上帝的各自歸屬。如果人們不知道極權主義的上帝之道，可以殺死愷撒，他的這種宗教理念和拯救之道就非常虛偽。也就是說，宗教正確論的現實，首先要麵對政治正確論——人們可以在宗教歧見中生存的前提，往往是不違反政治上的人人不幹涉人人的原則。除去這個原則，實行政教合一，說是毛主席就是上帝，就是救星，人們還有何宗教可言呢？你要對納粹遊行時期德國大眾的道德，來一個諄諄教導，使他們回心轉意而不廢其國家機器乎！於是，星空律令被語錄本子代替，摩西和耶穌，佛陀和阿拉，自然悉數滾蛋。於是，一切道德淪喪，由此開始。（可悲的人類，在回顧他們曆史的時候，確然發現了一些寫進文化曆史和政治學史的新名詞：古拉格；勞改；文革；右派，等等——試問，這是一種什麽樣子的道德回顧呢？誰要承擔這種無道無義的政治曆史責任呢？何以這樣的道德曆史，卻會被西方的政治道德容忍，並且與之共舞呢？稍有嚐試者，無論東、西方人士，都會因為上述名詞的出現而痛心疾首，因為，那正好是世界村道德淪喪的現實和曆史寫照。）

現在，這個後極權主義沒有具體的毛主席了，但是，其思維方式，還是要國人統一思維，統一步調，統一情緒。於是，宗教要服從黨的意誌，耶穌等人也要，據說是，可以入黨了。這樣一來，耶穌的道德規範，成為黨的一種意誌；佛陀，也要學習馬列主義了。這個東西，不是說笑話，是道德滑坡的一個本質原因。人們看到，既然耶穌可以入黨，那麽，耶穌就不是耶穌，黨也不是黨——就是，什麽也不是——什麽也不是的教育，教育出來的東東，就什麽也不是——相信耶穌的，就不相信了，相信黨的，同樣也不相信——這個什麽也不是主義，成為新時代的虛無主義。很多人說，他們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可以咒罵祖先於筆下，什麽孔子是條喪家犬啊，什麽中國文化是吃人文化啊，什麽黨文化，是封建主義啊！等等。於是，中國人的祖先和傳統文化，在這樣的叫囂聲中，被顛覆和塗炭了——而這正好是耶穌不是耶穌，黨不是黨，這樣一種畸形後極權主義道德文化的呈現。我們的提法簡單之極，就是：民主體製，才可以容納宗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專製體製，尚且可以寬容之，如，一再提到的拿破侖文化和俾斯麥文化，可以容忍甚至建設了某種道德體係和法律製度——唯獨極權主義文化是無文化，他不可以容納宗教。這也就是一向所言之帝師合一文化的排斥宗教性質。我不知道偉大的梵蒂岡教宗，如何因應這個挑戰！他是不是也認為耶穌和黨文化，可以合一乎！他的前任在爭取波蘭人的宗教自由和道德複歸，而他這個現任者，卻在研究他的耶穌，他的教義，是否可以由共黨授權加以解釋，背書，通融，搞出一個新的改革運動——世界上，真的什麽事情都會發生！

在廓清這些大前提，大問題之前，幾乎中國所有道德文化問題，基本處於無解狀態。暴力，成為不單是六四武裝鎮壓對於道德層麵的基本毀滅，經濟暴力——我們指，所謂新階級和紅色資本家的、可以有權不擇手段的假競爭，假博弈，同樣帶來道德和經濟雙層麵的虛無主義和掠奪主義。這樣的政治不道德，帶來的一切不道德，成為中國社會生態的根本病狀。他們這些大小毛主義分子，關注的抓老鼠主義，成為了中國人投機取巧，趨炎附勢，明搶暗奪，枉道從勢的現實，且越演越烈。我們說過，不是孔孟之道沒有統領五千年文明，不是世界文明軸心，排斥了孔孟和中國文化（見雅斯貝斯語）；不是中國所謂專製主義，沒有產生中國文化和孔孟精髓；不是蔣介石取消了基督教義，儒學原則，取消了《大公報》和《觀察》（起碼他存在過），而是中共極權主義文化體製，使得任何一種文化，變態成道德本體的異化體和退化體——陳寅恪大師明言此理：他說，近代以來的體製所變，使得儒家文化失卻載體——他說的，就是這個問題。換言之，民主政府如果成立，儒家怎麽辦？一言蔽之：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雖然，我們可以甚至允許實證主義的語言學質詢，將此命題，進行辯駁，來證實凱撒和上帝的語言歸屬課題——因為，當人們這樣判斷的時候，他們無以為他們可以界定何謂凱撒，何謂上帝做出實證——其實，這個東東，也屬無解。曆史，是曆史的解說——自由的曆史，就是不自由的曆史；道德的曆史，就是不道德的曆史；我們寄希望於一個寬容的曆史，改變一個不寬容的曆史。其中的道德要素，就是認同所有層麵的文化存在——唯獨不可以容忍排斥一切文化的文化，黨文化，布爾什維克文化和雅哥賓無神論文化——因為，所有這些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類的政治毒瘤。容忍毒瘤，不是銜接生態物鏈而是要削弱之，甚至消滅物種。

這個道理，放到道德層麵，就是道德可以存在，甚至容忍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道德，但是，不可以容忍每一個時代，都要消滅每一個時代的道德。就像我們所言，道德就是道德，是元起於摩西，耶穌或者孔孟的那些基本教義，甚至可以說，是覆蓋一切時代的道德通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也就是，自由主義所言之消極自由，不幹涉他人之自由，不可因為要樹立新自由，新民主，社會主義新人的自由，就取消曆史和元道德——如果人們一會主張認同蘇聯式新民主，一會認同中國式新自由，那麽，事情就會起變化，變化到最終取消基本自由和起碼民主。

當這些基本常識被解釋清楚以後，我們發現，時下中國社會，既沒有還原政治自由的道德原意，也沒有還原宗教自由的基本原義，他們在經濟政治層麵，不曾建設任何道義原則。在此現狀下，構建一種既無文化也無宗教價值的苟且道德和實質不道德現狀，成為現實。他們既無宗教涵養，更無政治寬容。他們建設的道德虛無場域，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總體上的無文化特征。他們所言的社會主義文化，根本不是原創和原義文化，而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嫁接失敗產物。他們嫁接的資本主義，失敗了，因為他們不是林肯和傑斐孫；他們嫁接的社會主義文化，失敗了，因為他們甚至不是馬克思和盧森堡；他們建設的市場經濟，不是市場，而是官場；他們的官場文化，明暗規則，玷汙了資本市場的市場道德和法製。這個現狀，無需贅言。

二、他們的道德建設就是不道德建設。他們在推舉官本位製度的俗不可耐和寡廉鮮恥的文化不道德主義中，灌入了世界上最為不恥於人類的人治體製。在遭遇災難的時候，他們甚至要小孩子、小學生死於其前（新疆大火事件……）。這樣的官本位道德的建立本身，就是取消人類尊嚴的不道德建製。

三、極權主義文化的整體主義，變成一種人格螺絲釘主義。這樣的團體操式的建製，使得每一個活生生的人，苟且於生存之道而枉顧了他們的尊嚴和個性。他們始終不敢正視他們的主子，在所謂新中國的每一頁曆史上。於是，人格的分裂和犬儒，使得主子文化和主子道德，處於肆無忌憚，不受任何監督的任何領域。從企業建製，到媒體建製，從大學建製到機關建製，這樣的螺絲釘人格和奴性人格，比比皆是，無法收拾，也幾乎無法改革。這樣的官吏和草民，成為中共無道德邏輯實施的通暢管道。他們根本不用擔心，甚至在朝廷曆史中出現的硬諫和死諫。他們聽到的，是孔孟之道中最為汙穢和下賤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民為貴，君為輕之思維，早已並不存身。

四、在革命時期的人人反對人人的做法，在和平時期，變成人人欺騙人人。他們描畫了一副中國人人開汽車，住洋房，出國行的假象，而回避了廣大民眾實際生存的困境。他們當然不會允許他們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會和工會——因為，他們認同的無產階級主人翁道德，就是兩個字：服從。

五、他們取消了國家文化建設中的公器之使用和公器之自由性質。大學，幾乎已經不存在任何人文精神的陶冶和訓練；報紙，幾乎等於宮門抄；機關，則成為巧取豪奪的權利單位。所有這些機製的道德建設，就是呼應官僚喉舌的胡說八道——幾十年來，形成了不知道何謂民心，何謂道德的曆史積習。所謂法治和操守，隻是寫在人民日報上，連他們自身也加之嘲弄的垃圾文字。

六、錢，成為人們頂禮膜拜，不擇手段和無恥之憂的終極目地。這就毋庸贅言了。

七、官員說，你們要相信未來——麵包和民主都會有的；人們說，他們什麽也不相信；人民，什麽也不相信——試問，一個極權主義團體操式的奧運，就會改變這場道德淪陷，讓中國人相信未來嗎？鬼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