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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我看中共開啟同達賴喇嘛談判大門

(2008-04-28 18:49:03) 下一個
盡管,中共媒體聲討“達賴集團”的聲音仍然在繼續,那種文革式腔調也未見收斂,但一搭宣言也抵不過一個實際行動,強大的國際壓力已經讓北京必須尋求妥協。而繼續對達賴喇嘛和西方媒體的口誅筆伐,不過是用來安撫國內憤青的泡泡糖而已。

胡溫尋找的突破口是“友好的法國”。4月18日-22日,胡錦濤的特別代表、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訪法。21日-27日,法國參議長蓬斯萊訪華。24日-27日,法國前總理拉法蘭作為總統薩爾科齊的特使訪華。25日-2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訪華。當胡溫先後會見了蓬斯萊、拉法蘭和巴羅佐之後,對話大門隨之開啟。4月25日,新華社對外宣布“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同達賴方麵接觸磋商”。

“3.14事件”以來,中共現政權在處理此次由西藏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中西衝突時,從胡溫到西藏大員,從統戰部到外交部,各級官員的表態都極為強硬。外交部發言人不斷發出對西方的強烈抗議,還罕見地在三天內連續三次要求CNN給中國人民道歉;當局也始終支持國內外華人的反藏獨反西方狂熱,甚至中共駐外使領館公開動員海外華人保衛奧運火炬。這一係列強硬姿態,毫無在近期內開啟對話大門的征兆。現在,胡溫政權如此動作,著實讓國內外輿論感到突兀。但仔細想來,胡溫決定開啟對話大門,實乃勢所必然。如若仍然僵在那裏,北京奧運的兩大目的都有可能落空。

首先,奧運火炬的世界性傳遞極為艱難,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阻止藏人在火炬進西藏、登珠峰上做文章,特別要確保奧運火炬順利登珠峰。因為,當局想控製住中國境內的藏人容易,但想控製住尼泊爾那邊的藏人就很難。從尼泊爾一側登珠峰相對容易,那邊的藏人又是登山高手,萬一尼泊爾政府看不住,讓那邊的藏人登頂,在隻有八平米的珠峰頂與中方火炬手遭遇,豈不是讓北京顏麵掃地。製止藏人行動的關鍵力量,與其說是中國政府和尼泊爾政府的聯合封山,遠不如讓達賴喇嘛出麵勸阻境內外藏人不要騷擾火炬傳遞。而要讓達賴喇嘛出麵說服藏人,除了與之對話之外,再無其他辦法。

其次,確保日益臨近的北京奧運不再有大麻煩,特別是不能讓開幕式的主席台上沒有歐美大國元首的麵孔。因為,西藏危機以來,不僅是歐美大國政要之間表現出罕見的一致,而且是西方國家的民間、媒體和政府的高度一致,不能不讓人想起十九前六四血案後的國際景觀。西方各國政要一致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反複敦促中共當局盡快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可以說,北京是否開啟對話大門,已經成為歐美大國政要是否出席奧運開幕式的前提。

即便胡溫政權的對話有著如此急功近利的目標,但其這麽快地作出對話決策,還是不同於中共傳統的危機處理方式。

傳統上,每逢中共遭遇事關政權穩定和國際關係的重大突發危機,中共那種死要麵子活受罪的僵硬傳統,決不會在風口浪頭上明確地作出妥協姿態。即便胡溫迫於西方的強大壓力而不得不開啟對話大門,如果按照中共的傳統方式,也照樣是暗箱操作,隻讓海外的人知道而不讓國內的人知道。19年前的六四危機,鄧小平在處理善後事宜上的妥協(讓方勵之赴美等決策)來自與老布什特使的秘密會晤。

再看西藏問題。從1979年鄧小平第一次會見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以來,雙方在八十年代就有過多次接觸,北京還多次邀請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回國考察。1989年的西藏事件和六四屠殺,以及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中斷了北京與達蘭薩拉的接觸。其後,國際壓力再次迫使北京作出妥協。2000年,“第三屆西藏組織國際會議”在柏林召開,共有52個國家代表參加,西方國家大都有代表出席。大會作出極為強硬的決議:“如果在未來3年內,不能促成與北京政府的談判,西藏自治的要求得不到實質性回應,與會成員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合法政府,並鼓勵西藏政府考慮其獨立地位。所以,2002年9月,北京終於恢複了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對話,前後共進行了六次對話,也邀請他們以私人名義訪問北京、拉薩和老家宗喀達澤村等地。

看這樣的黑箱曆史,我極度鄙視獨裁政權的怯懦陰暗,它一直用欺騙來戲耍中國人。我也可憐那些因西藏危機而抓狂的憤青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不但對漢藏關係的曆史知之甚少,而且對獨裁中共與達賴喇嘛的接觸磋商也一概不知。他們激動得讓千百萬顆紅心在互聯網上跳動,實際上是當了“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冤大頭。

無論胡溫政權基於怎樣的權益考慮,在漢藏關係、中西關係高度緊張的時刻,開啟對話大門總比緊閉大門好,起碼讓緊繃的關係稍微鬆弛一下,既是給自己台階,也是給對方台階。

更重要的是,胡溫政權能夠改變其前任的黑箱方式,不再瞞著國內民眾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偷偷談,而是向海內外公開宣布開啟對話大門。無論是基於怎樣的理由,公開了,總比秘而不宣來得體麵。正如讓外國記者進藏,總比全麵封鎖更能表現現政權的自信一樣。

胡溫第一次對國內公開這樣的對話決定,無論在主觀上是基於何種動機,但在可觀效果上,也多少顯示出胡溫對幫了政府大忙的愛國者們的知情權的尊重。與此同時,對話決定的公開也會帶來連鎖效應,起碼讓關注西藏問題的國人有所期待,想看看雙方能否談出結果。憤青們要看達賴喇嘛能否節製住“藏青會”,使激進派不再騷擾火炬傳遞和奧運會的召開;也要看看歐美大國的政要能否出現奧運開幕式的主席台上。而支持西藏高度自治的國人,要看胡溫在衝突得到緩解之後,能否撤換“文革式書記”張慶黎?能否依法公開公正地對待那些被捕的藏人?能否收回在西藏進行詆毀達賴喇嘛的所謂“感恩報國”運動?最後,當北京奧運平安結束之後,胡溫能否在西藏高度自治問題上鬆動一貫僵硬的立場?

行文值此,我忽然發現此次西藏危機對漢人的另一好處——大規模動員的愛國運動讓西藏問題得以凸顯。如果胡溫政權不是高調處理此次西藏危機,不是用公布“3.14事件”的方式進行反藏獨動員,不是用某些西方媒體的失實和火炬傳遞受阻來進行反西方動員,而仍然像1989年那樣處理西藏事件,對內地封鎖關於西藏抗議的任何信息,對西藏進行為期四百多天的戒嚴,那麽,西藏問題決不會如此廣泛地進入中國大眾的視野,國內外華人也不會知道西方國家對西藏問題如此關注,更不會知道達賴喇嘛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不管是中共高官及其喉舌如何詆毀達賴喇嘛,也不管憤青們如何仇恨達賴喇嘛,但無論褒貶愛恨,起碼讓達賴喇嘛走出了紅遍海外而海內無聞的窘境,讓達賴喇嘛的名字走入中國的千家萬戶,無意間在中國成就了一次西藏問題的大眾化啟蒙。

盡管中共的壟斷信息和宣傳方式一如今往,但互聯網為高度關注西藏問題的大眾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即便是那些鐵杆憤青,隻要他有多了解漢藏關係和西藏問題為什麽高度國際化的意願,也能得到遠遠超出黨國灌輸的意外收獲,起碼他們可以多了解點兒漢藏關係的曆史,了解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以及達賴喇嘛與“藏青會”的分歧;也讓無神論的漢民族對宗教的作用多一份感受,知道達賴喇嘛對藏人的神聖價值。特別是給已經陷於物質主義泥潭的國人上了生動一課——對於一個宗教民族來說,僅僅靠物質利益是無法擺平的,因為再多物質優惠和再嚴酷的強權都無法擺平藏人之心。所以,無論是刺刀的恐怖之光,還是金錢的誘惑之光,統統抵不過信仰之光。

最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共政權的黑箱,以往的西藏問題僅僅在中共高層是個 “難題”,而在絕大多數漢人心中,以往的西藏僅僅是旅遊觀光獵奇之地。現在,不管對西藏問題采取何種立場,但西藏問題終於可以走出中共黑箱而進入大眾視野,讓內地的漢人明確的意識到:西藏問題,不僅是中共政權必須麵對和妥善解決的,也是整個漢民族必須麵對和妥善解決的。因為,西藏問題之大,大到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統一和分裂。要想真正達成“漢藏大團結”,漢人就必須學會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辦法,就是讓雪域之魂達賴喇嘛回家。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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