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平
當年，納粹滅亡，一名納粹戰犯講過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這句話難道不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嗎？
2007年8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經曆，使這本書具有特殊的價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華人，1932年出生於柬埔寨的貧困農村家庭，父親是來自潮州的華工。從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館領導，從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級領導人有直接交往，並親身參與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匯報柬共內部情況，周德高表達了對柬共種族滅絕的批評，並且告訴中共柬共第四號人物蘇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報。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實行兩個"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對柬共的正確批評，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波爾布特。中共擔心柬共內部的反對派與越南合作，會打破它的戰略安排，於是把蘇品與越共暗中聯係的情報轉告了波爾布特。第二年，蘇品就遭到波爾布特派人襲擊負傷，自殺身亡。蘇品的部屬，以韓桑林為首，深知大禍臨頭，於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反抗波爾布特，失敗後逃到越南。後來，越南軍隊在他們的配合下進攻柬埔寨，一舉消滅了柬共政權。周德高對蘇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報到頭來竟害死了蘇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謀害死蘇品的波爾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蘇品之死竟然引發了柬共上層的公開分裂並直接導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權的滅亡。在如此重大的事變中，周德高竟然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由此可見這本書的特殊意義。
周德高因為反對柬共的血腥屠殺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後來他退出了共產黨，去了香港，然後輾轉到美國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後，他講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學淵先生合作寫成此書。朱學淵文革前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80年來美，獲物理學博士，其後轉而經商，並從事文史研究以及時事評論，涉獵相當廣泛。他寫的有關民族問題語言問題的論著，別開生麵，饒有興味。
讀這本《我與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萬端。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這批柬共領袖，大多出身於柬埔寨的比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國留學，但是他們非但沒有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產黨，而且比原來本土的共產黨還要激進。其間原因何在？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來到西方後，目睹西方的發達，故而對自己所屬的階級的落後與無能感到羞恥感到鄙視，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產主義這套理論產生於西方同時又反西方，這就正好投合了他們既要學習西方又要維持民族驕傲的矛盾情結，所以正中下懷。從書中的記敘可以知道，波爾布特們之所以狂熱地推行共產革命，倒並不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狂妄"，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的。他們更多的是出於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後來居上，創造人間奇跡，開辟曆史新紀元。所以他們不但不把蘇共那一套放在眼裏，甚至對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產黨搞的那一套比毛時代的中共，比四人幫還要激進，以至於毛澤東本人都要自歎弗如，對他們大加讚揚。
在各個共產國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國成立的最晚，滅亡的最早。柬共政權隻有三年八個月的壽命，是共產國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權並不是被本國的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個共產國家越南用武力滅掉的。作者寫道：“多少年後，國際上還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軍是侵略軍的輿論。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非但沒有把越南軍隊當作侵略者，而且歡迎他們，感激他們，還帶他們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說過：‘如果越南人不對紅色高棉發動進攻，那我們的人民就將永世地被那些野蠻的’翁卡’統治，永遠當奴隸了。’"一個國家的人民，竟然歡迎外國軍隊侵略自己的國家，可見該國的統治者惡劣到什麽程度，也可見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不應該是最高原則。這對於那些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人應當是很有教益的。
眾所周知，柬共長期以來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勢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結果，因此柬共的罪惡也就是中共的罪惡。後來，鄧小平修正了毛時代的外交政策。鄧小平曾經對飽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對幾百萬柬埔寨人民，和幾十萬柬埔寨華僑，卻沒有說過一句道歉的話。直到79年初，越南軍隊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權搖搖欲墜，鄧小平還以所謂"自衛反擊戰"的名義"教訓"越南，力圖挽救萬惡的柬共政權。隻是這場圍魏救趙的所謂"自衛反擊戰"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權迅速滅亡，中共隻好草草收兵；而隨著中共軍隊的撤離，中共在越南的人員也就被對方一網打盡，全軍覆沒。我們知道，中共一貫過河拆橋，對那些為自己效過命的人都棄之如敝屣，著實令人齒冷。這裏就是一個例子。
當年，納粹滅亡，一名納粹戰犯講過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這句話難道不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嗎？
□ 原載《人與人權》
附錄：
朱學淵：柬埔寨屠殺的掩卷和開卷——新書《我與中共和柬共》介紹
僅次與波爾布特的柬共第二號頭目農謝，近日以八二高齡在柬泰邊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條世界新聞。當年在柬共的整肅運動中，有農謝一句主張濫殺的名言‘多一個不賺，少一個不虧’。傅國湧先生於上期《動向》為文評論，標題為‘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審判’，本人對此深表懷疑。因為柬共的是種族滅絕的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審判柬共就是審判，這當然是中共絕不願見到的。
再說，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親越的洪森兩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個不成氣候的兒子拉那烈領頭，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搖撞騙，現在勢力已經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個下級軍官，當年為躲避清洗屠殺，逃去越南參加造反。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軍官，卻是一個運籌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過親老子，而且還‘恢複帝製’讓西哈努克的愛子當上國王，又宣布放棄共產專製‘實行憲政’，其實就是他大權獨攬。
話說，西哈努克與周恩來的關係情同父子，每每談起周恩來就眼淚汪汪；鄧小平複出後，多次代為柬共對他的虐待陪禮道歉，保證他在‘第二故鄉’永遠衣食無虞。因此，權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個性情中人，也不會為一個過氣的柬共頭目農謝，而與北京盛宴上的免費法國大餐翻臉的。
滑頭洪森，自從蘇修倒台，越共變色，他就化敵為友，與中共打得火熱了，他在實行和解政策的名義下，隻囚禁了柬共軍事頭目塔莫，和一個‘東方奧斯威辛’——金邊S-21監獄的頭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語‘杜同誌’），是一個潮籍華人。盡管聯合國一再催促洪森政府進行的‘世紀大審判’，但洪森一拖而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於獄中；密杜則一口咬定過去一切都是聽命上司，那個不死的上司就是農謝。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讓人們盡快遺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辦法又莫過於花錢消災。二○○二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對柬埔寨進行了四天訪問，大筆一揮，勾銷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點二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四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他短短的兩天訪問中，又宣布了給柬埔寨政府六億美元的援助。小國柬埔寨裏的‘人間公義’，又何能抵禦中共財大氣粗的‘美元萬億’？
如今，率先叛變的英薩利（波爾布特的連襟），在盛產寶石的‘拜林特區’大發橫財。而農謝是堅持留在波爾布特的身邊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猻散，他才與喬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籬拜林，據說在寫回憶錄，對中共滿口頌詞，他對去訪的香港記者說過，為什麽柬共與中共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中共從來不幹預柬共的事務。
相反，喬森潘也寫了一本自辯的回憶，雖有觸及越南，但絕口不提中共。農謝的不識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隻能讓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這就是農謝‘被捕’的內幕。傅國湧先生期待的‘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審判’，我們大概永遠也不會看到，看到的隻會是農謝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我怎麽會知道哪麽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國南方城市，認識了鄰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華僑，今年七十六歲了，還在一間中學當校工。他前半生為中共精誠工作，在金邊《棉華日報》記者和經理任上，為赤化柬埔寨華僑社會，破獲國民黨特務陰謀暗殺劉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幫助柬共領袖喬森潘、胡榮、符寧等逃離金邊，作了許多腳踏實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國大使館最信任最幹練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戰爭進入高潮，美國和朗諾、施裏瑪達等人策劃推翻西哈努克，政變計劃竟先為中共獲知，在康生親自指揮下，是年底中調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參加該部的情報工作，並接受政變後的潛伏任務。政變後，德高先生未能在敵占區立足，被迫轉入解放區，又經常與柬共高層人物見麵，其中就有那個殺人不眨眼的農謝。
柬共在中共麵前俯首帖耳，背後卻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義’的惡言，華僑則更是被他們一律視為‘資產階級’，任意殘殺迫害。因此在柬共進城之前，中共係統在柬人員也統統被排擠到鄉間務農，進城以後也不得複原。然而因禍得福，德高和他的同誌也就逃脫了被清洗屠殺的命運。其間，德高對柬共的倒行逆施曆曆在目，深惡痛絕。
一九七六年，中共 ‘一舉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主政，堅持毛澤東的極左路線，黨內思想一片混亂，而柬越兩方已經勢不兩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調部急召德高去北京匯報情況，全家同行。他向中調部、外交部如實報告柬共的惡行，竟遭‘有立場問題’的猜忌訓斥。他提供柬共第四號人物蘇品曾經要求越方製止波爾布特路線的情報，引起中共方麵高度重視，次月蘇品即被邀請訪華，核實他的‘反波爾布特情緒’，蘇品等回柬埔寨後便先後被殺。
蘇品的死，導致他管轄的‘東部大區’全麵叛亂，數萬軍民逃入越南後，為越南扶植為‘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稍經訓練便配合越軍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邊，柬共倉皇逃至泰國邊界方得喘息，繼‘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話說蘇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謀，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腳踢出了一個大局麵。
德高先生筆述了他一生的經曆和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實核對和文字潤色，還收集圖片和繪製地圖。在撰寫的過程中讀了許多英文著作，對柬共的由來，波爾布特、英薩利等人的公德私愛，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動描述，《我與中共和柬共》書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園書屋’予以優先出版，售價六十港元，香港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費億萬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殺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計報酬，竟又別開一卷。
當年，納粹滅亡，一名納粹戰犯講過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這句話難道不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嗎？
2007年8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經曆，使這本書具有特殊的價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華人，1932年出生於柬埔寨的貧困農村家庭，父親是來自潮州的華工。從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館領導，從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級領導人有直接交往，並親身參與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匯報柬共內部情況，周德高表達了對柬共種族滅絕的批評，並且告訴中共柬共第四號人物蘇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報。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實行兩個"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對柬共的正確批評，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波爾布特。中共擔心柬共內部的反對派與越南合作，會打破它的戰略安排，於是把蘇品與越共暗中聯係的情報轉告了波爾布特。第二年，蘇品就遭到波爾布特派人襲擊負傷，自殺身亡。蘇品的部屬，以韓桑林為首，深知大禍臨頭，於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反抗波爾布特，失敗後逃到越南。後來，越南軍隊在他們的配合下進攻柬埔寨，一舉消滅了柬共政權。周德高對蘇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報到頭來竟害死了蘇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謀害死蘇品的波爾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蘇品之死竟然引發了柬共上層的公開分裂並直接導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權的滅亡。在如此重大的事變中，周德高竟然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由此可見這本書的特殊意義。
周德高因為反對柬共的血腥屠殺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後來他退出了共產黨，去了香港，然後輾轉到美國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後，他講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學淵先生合作寫成此書。朱學淵文革前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80年來美，獲物理學博士，其後轉而經商，並從事文史研究以及時事評論，涉獵相當廣泛。他寫的有關民族問題語言問題的論著，別開生麵，饒有興味。
讀這本《我與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萬端。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這批柬共領袖，大多出身於柬埔寨的比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國留學，但是他們非但沒有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產黨，而且比原來本土的共產黨還要激進。其間原因何在？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來到西方後，目睹西方的發達，故而對自己所屬的階級的落後與無能感到羞恥感到鄙視，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產主義這套理論產生於西方同時又反西方，這就正好投合了他們既要學習西方又要維持民族驕傲的矛盾情結，所以正中下懷。從書中的記敘可以知道，波爾布特們之所以狂熱地推行共產革命，倒並不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狂妄"，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的。他們更多的是出於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後來居上，創造人間奇跡，開辟曆史新紀元。所以他們不但不把蘇共那一套放在眼裏，甚至對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產黨搞的那一套比毛時代的中共，比四人幫還要激進，以至於毛澤東本人都要自歎弗如，對他們大加讚揚。
在各個共產國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國成立的最晚，滅亡的最早。柬共政權隻有三年八個月的壽命，是共產國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權並不是被本國的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個共產國家越南用武力滅掉的。作者寫道：“多少年後，國際上還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軍是侵略軍的輿論。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非但沒有把越南軍隊當作侵略者，而且歡迎他們，感激他們，還帶他們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說過：‘如果越南人不對紅色高棉發動進攻，那我們的人民就將永世地被那些野蠻的’翁卡’統治，永遠當奴隸了。’"一個國家的人民，竟然歡迎外國軍隊侵略自己的國家，可見該國的統治者惡劣到什麽程度，也可見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不應該是最高原則。這對於那些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人應當是很有教益的。
眾所周知，柬共長期以來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勢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結果，因此柬共的罪惡也就是中共的罪惡。後來，鄧小平修正了毛時代的外交政策。鄧小平曾經對飽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對幾百萬柬埔寨人民，和幾十萬柬埔寨華僑，卻沒有說過一句道歉的話。直到79年初，越南軍隊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權搖搖欲墜，鄧小平還以所謂"自衛反擊戰"的名義"教訓"越南，力圖挽救萬惡的柬共政權。隻是這場圍魏救趙的所謂"自衛反擊戰"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權迅速滅亡，中共隻好草草收兵；而隨著中共軍隊的撤離，中共在越南的人員也就被對方一網打盡，全軍覆沒。我們知道，中共一貫過河拆橋，對那些為自己效過命的人都棄之如敝屣，著實令人齒冷。這裏就是一個例子。
當年，納粹滅亡，一名納粹戰犯講過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這句話難道不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嗎？
□ 原載《人與人權》
附錄：
朱學淵：柬埔寨屠殺的掩卷和開卷——新書《我與中共和柬共》介紹
僅次與波爾布特的柬共第二號頭目農謝，近日以八二高齡在柬泰邊境被警方逮捕，已成一條世界新聞。當年在柬共的整肅運動中，有農謝一句主張濫殺的名言‘多一個不賺，少一個不虧’。傅國湧先生於上期《動向》為文評論，標題為‘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審判’，本人對此深表懷疑。因為柬共的是種族滅絕的罪行，都是在中共教唆下施行的，審判柬共就是審判，這當然是中共絕不願見到的。
再說，柬埔寨原本有西哈努克和親越的洪森兩派，前者是由西哈努克的一個不成氣候的兒子拉那烈領頭，全靠老子的招牌招搖撞騙，現在勢力已經式微。而洪森原本是柬共的一個下級軍官，當年為躲避清洗屠殺，逃去越南參加造反。這名小和尚出身的小軍官，卻是一個運籌帷幄的大人才。他善待西哈努克甚過親老子，而且還‘恢複帝製’讓西哈努克的愛子當上國王，又宣布放棄共產專製‘實行憲政’，其實就是他大權獨攬。
話說，西哈努克與周恩來的關係情同父子，每每談起周恩來就眼淚汪汪；鄧小平複出後，多次代為柬共對他的虐待陪禮道歉，保證他在‘第二故鄉’永遠衣食無虞。因此，權衡中共的‘恩’，柬共的‘怨’，花花王子西哈努克，即便至死是個性情中人，也不會為一個過氣的柬共頭目農謝，而與北京盛宴上的免費法國大餐翻臉的。
滑頭洪森，自從蘇修倒台，越共變色，他就化敵為友，與中共打得火熱了，他在實行和解政策的名義下，隻囚禁了柬共軍事頭目塔莫，和一個‘東方奧斯威辛’——金邊S-21監獄的頭目，此人真名江吉耀，化名‘密杜’（柬語‘杜同誌’），是一個潮籍華人。盡管聯合國一再催促洪森政府進行的‘世紀大審判’，但洪森一拖而再拖。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塔莫死於獄中；密杜則一口咬定過去一切都是聽命上司，那個不死的上司就是農謝。
中共最大的期望就是讓人們盡快遺忘‘柬埔寨革命’，而最好的辦法又莫過於花錢消災。二○○二年十一月，中國總理朱鎔基對柬埔寨進行了四天訪問，大筆一揮，勾銷了柬埔寨政府欠下的二點二億美元的債務。二○○六年四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他短短的兩天訪問中，又宣布了給柬埔寨政府六億美元的援助。小國柬埔寨裏的‘人間公義’，又何能抵禦中共財大氣粗的‘美元萬億’？
如今，率先叛變的英薩利（波爾布特的連襟），在盛產寶石的‘拜林特區’大發橫財。而農謝是堅持留在波爾布特的身邊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爾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猻散，他才與喬森潘一起下山，至今寄籬拜林，據說在寫回憶錄，對中共滿口頌詞，他對去訪的香港記者說過，為什麽柬共與中共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為中共從來不幹預柬共的事務。
相反，喬森潘也寫了一本自辯的回憶，雖有觸及越南，但絕口不提中共。農謝的不識相，中共的友人洪森就隻能讓他去‘住招待所’了，我想這就是農謝‘被捕’的內幕。傅國湧先生期待的‘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審判’，我們大概永遠也不會看到，看到的隻會是農謝的自然死亡和‘柬埔寨革命史’的掩卷了。
我怎麽會知道哪麽多柬埔寨的事情呢？
我在家居的美國南方城市，認識了鄰城的周德高先生，他是土生的柬埔寨華僑，今年七十六歲了，還在一間中學當校工。他前半生為中共精誠工作，在金邊《棉華日報》記者和經理任上，為赤化柬埔寨華僑社會，破獲國民黨特務陰謀暗殺劉少奇、王光美的爆炸案，幫助柬共領袖喬森潘、胡榮、符寧等逃離金邊，作了許多腳踏實地的工作，因此也是中國大使館最信任最幹練的‘柬埔寨通’。
一九六九年，越南戰爭進入高潮，美國和朗諾、施裏瑪達等人策劃推翻西哈努克，政變計劃竟先為中共獲知，在康生親自指揮下，是年底中調部召德高先生去北京，被吸收參加該部的情報工作，並接受政變後的潛伏任務。政變後，德高先生未能在敵占區立足，被迫轉入解放區，又經常與柬共高層人物見麵，其中就有那個殺人不眨眼的農謝。
柬共在中共麵前俯首帖耳，背後卻常常口出‘中共是修正主義’的惡言，華僑則更是被他們一律視為‘資產階級’，任意殘殺迫害。因此在柬共進城之前，中共係統在柬人員也統統被排擠到鄉間務農，進城以後也不得複原。然而因禍得福，德高和他的同誌也就逃脫了被清洗屠殺的命運。其間，德高對柬共的倒行逆施曆曆在目，深惡痛絕。
一九七六年，中共 ‘一舉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主政，堅持毛澤東的極左路線，黨內思想一片混亂，而柬越兩方已經勢不兩立。一九七七年四月，中調部急召德高去北京匯報情況，全家同行。他向中調部、外交部如實報告柬共的惡行，竟遭‘有立場問題’的猜忌訓斥。他提供柬共第四號人物蘇品曾經要求越方製止波爾布特路線的情報，引起中共方麵高度重視，次月蘇品即被邀請訪華，核實他的‘反波爾布特情緒’，蘇品等回柬埔寨後便先後被殺。
蘇品的死，導致他管轄的‘東部大區’全麵叛亂，數萬軍民逃入越南後，為越南扶植為‘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稍經訓練便配合越軍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攻入金邊，柬共倉皇逃至泰國邊界方得喘息，繼‘五年抗美’又是‘十年抗越’的苦境。話說蘇品之死是中共和柬共的合謀，而小人物周德高竟一腳踢出了一個大局麵。
德高先生筆述了他一生的經曆和這番精彩的故事，我作了事實核對和文字潤色，還收集圖片和繪製地圖。在撰寫的過程中讀了許多英文著作，對柬共的由來，波爾布特、英薩利等人的公德私愛，也都有力所能及的生動描述，《我與中共和柬共》書成，先睹者俱有快感，‘田園書屋’予以優先出版，售價六十港元，香港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中共耗費億萬金元要把柬埔寨屠殺史掩卷，周先生和我不計報酬，竟又別開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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