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焰·
自古忠奸如涇渭、善惡如天壤,但《黑色筆記本》(以下簡稱“黑本”)讓人覺得忠奸不如涇渭那樣分明,善惡也不像天壤那樣有別。在這部由荷蘭人Paul Verhoeven導演的描寫二戰荷蘭抵抗德國的懸念片裏,觀眾看到的是一個灰色世界——在敵占區內求生存又抵抗的本能,好壞難辨又心知肚明的無奈。
故事發生在二戰結束前的荷蘭,一位年青的荷蘭籍猶太女子和家人在逃離德軍占領的途中被出賣,全船人被德軍打死。作為唯一的幸存者,這位女子化名愛麗絲,加入荷蘭抵抗組織,投身於荷蘭地下活動。在執行一次任務時,愛麗絲在火車上邂逅了德軍駐海牙的情報軍官蒙茲,並利用他躲過一劫。上級知道後,命令她不惜一切誘引蒙茲,獲取情報,還令她潛入德軍黨衛部安裝竊聽器。愛麗絲完成了任務,但也對蒙茲產生了愛情。此時,蒙茲已經察覺愛麗絲是間諜,而且還是染成金發的猶太人。但是,他對她的傾愛和“留後路”的戰後打算使他大義放過愛麗絲。倒是他的黨衛軍死對頭弗蘭根把他刑定為賣國,打進死牢。理由是蒙茲暗地與抵抗組織秘密談判,擅自答應不處決荷蘭抵抗戰士。愛麗絲被蒙茲的正直所感動,決心營救,然而她自身難保,也落入魔掌。狡猾的黨衛軍弗蘭根利用同一竊聽器,讓抵抗組織相信愛麗絲是出賣同胞的叛徒。
戰爭結束,愛麗絲因為誤解被繼續關在牢房,遭到同胞施予的非人羞辱,直到後來被荷蘭抵抗組織骨幹漢斯解救。然而,故事的即將結束才是問題的真正開始。為什麽抵抗組織屢次失敗?為什麽黨衛軍在打劫襲擊時,能夠信息準確、如魚得水?那位律師生前的黑色筆記本裏又記錄了什麽?故事的結局完全意想不到。如果能夠原諒犯忌,這裏不妨泄漏一下謎底:內奸是那位英勇善戰的漢斯。漢斯和黨衛軍弗蘭根曾經有過私下交易,又暗地戀著愛麗絲,是個隨機應變的投機分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愛麗絲當初是躺在棺材裏,扮裝死人逃過了敵人的查捕;漢斯最後是躺在棺材裏,扮裝死人企圖逃出人民的查捕,但未遂而悶死其內。這應驗了蓋棺定論的老話。
《黑本》並不是有意混淆陣線,而是刻意反映陣線的混淆。它實際相似Jacques R.Pauwels的著作《偉大戰爭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Good War)。該書揭露了盟軍和德軍在二戰期間,尤其臨近結束時,所進行的交易和妥協。如以反共反蘇為理由,美英加寬待投降的德軍,讓在荷蘭的降軍繼續保留武器、維持編製。不同的是,《黑本》用視覺形象表現忠奸的難以分明和敵我的勾肩搭背,包括揭露荷蘭人和德軍對猶太人的蔑視和謀財害命。影片的表現方式又是反高潮和反意料,故情節懸而不決、惹人猜測、令人回味。的確,由於淪陷區內苟活者、幸存者、合作者、抵抗者的不確定性、流動性和似是而非,有些善良人的災難開始於戰爭結束,有些善良人的幸運結束於勝利開始。其實,戰爭遠非忠奸兩字所能囊括。
如所知,德軍1940年5月10日侵略荷蘭,不到5天內占領全國。當時,荷蘭共有140,000猶太人,其中107,000被驅除出境。這些被趕走的75%死在異鄉和納粹集中營。影片以此作為仇恨根源的大背景,以愛麗絲一家和其他猶太人如何被槍殺為契機,向觀眾展現正規黨衛軍殺人劫富的殘暴和卑鄙。如果愛麗絲出於為父母報仇,她的憎恨可以理解。可是看到她自由出入海牙蓋世太保總部,為德軍投入地唱歌,觀眾不由得懷疑她是否已經活得相當體麵自在而忘卻了複仇。當被營救出來,蒙茲和愛麗絲一起逃到一條小船上,這時戰爭結束的消息從收音機裏傳來,觀眾開始為他們的浪漫前景祝福,可是愛麗絲歎氣道:“戰爭結束了,我的噩夢卻開始了。”事實上,納粹軍官和猶太女子互相戀愛本身就是錯誤,但是這樣的事確實有過,奧斯威辛集中營就有一例。
1945年5月,加拿大軍隊解放了荷蘭。在解放的那些日子裏,那些曾經和德軍“交朋友”的荷蘭婦女被拉到街上當眾受辱,有的被剃頭、有的被拔光衣服、有的被刻字……她們為“不知亡國恨”付出了代價。深仇大恨的愛麗絲是為真摯的愛情付出了代價,她的代價似乎又比別人的更甚——接受糞便的潑灑。這暗示她叛徒的罪名難以洗清。作為襯托,整天和納粹花天酒地的愛麗絲女友羅尼卻安然無恙。她在德軍戰敗後馬上嫁給一位加拿大軍醫。其暗喻是,戰爭不是雙方對壘,而是左右逢源。與其中流砥柱,不如隨波逐流。用羅尼自己的話,“我用笑容對待勝利者。”不過,荷蘭人對這段不光彩的曆史直言不忌,首都阿姆斯特丹有著歐洲唯一的“與敵合作博物館。”相比於四川投資家樊建川設想的中國博物館(不知是否落成,但創意是全民共討伐),荷蘭的博物館對各種合作分子作了大膽卻平和的披露。它意在反映,不在鞭笞。當然,由於德國視荷蘭人為雅利安人,德軍對荷蘭的占領不像對其它的殘酷。畢竟,希特勒想把荷蘭最終改造成為第三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毀了之。
按照慣例,影片裏的德國鬼子是一群臉譜化的變態虐待狂。但是,德國軍官蒙茲的形象卻是出汙泥而不染。可以看出,影片對他的描寫是情有獨衷,以使其鶴立雞群。戰後,蒙茲逃出監牢,被人認出後又入虎口。這符合邏輯,誰能讓一個德國軍官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出人意料的是,蒙茲幫助抵抗組織的功勞沒有提及,他本人被移交給戰俘營裏的納粹法庭,結果依然以通敵叛變的罪名被黨衛軍俘虜槍斃。何以可能?如前所說,盟軍收編德軍俘虜,以防東線事變。為此,盟軍承認前納粹有關懲罰通敵和叛逃的軍事法律,允許德國俘虜成立法庭,發給他們德國步槍執行槍決。這是偉大戰爭裏的又一個神話。同時,這又給“忠奸(中間)”地區提供了又一層模糊。殊不知,就連向德國投降並與其合作的法國維希政府,前後逮捕了2000名叛徒,罪名是他們向德國提供情報(Simon Kitson)。
同樣是講潛伏臥底的電影,《黑本》裏的愛麗絲和《色戒》裏的王佳芝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她們都在黑白兩道之間漂流,她們的驕奢生活都招人嫉恨,她們的內心冷暖、人生況味都鮮有人知。又有誰想知?當愛麗絲和王佳芝走近各自的刺探和行刺目標,她們都發現自己墜入情網而不能自拔。她們具備同樣的神秘,但有著不同的美。她們同是打進敵人內部,但擔任不同的使命、有著不同的結局。另外,對於《黑本》,“好德國人”的模型可以用來解釋或解脫德國人的變節。對於《色戒》,“壞蛋”的形象不允許有好人的舉止(根據國人的一些評論)。在西方,說一個人好比較容易;在中國,說一個人壞非常簡單。
最後,荷蘭和中國都是被侵略國家。麵對受辱的過去,兩國的反思態度不盡相同。當一些中國人苛刻《色戒》未臻革命理想,他們是把劇中人拔高到她所不是和不能及的超驗境界。作為全體淪陷的曆史承擔者,荷蘭人深知占領區的遭際,因而能夠做的客觀冷靜。他們把《黑本》送交奧斯卡以競爭2007年最佳外語片。雖沒被提名,荷蘭人卻為揭自己瘡疤的《黑本》感到驕傲。該片於2006年製作,迄今為止,該費用和票房都為荷蘭之最。一句話,審視戰爭的電影已經越來越脫離愛國式的歌頌和教育,它們的精神色調變得越來越灰,敵我變得越來越難解難分。對這類影片的欣賞有賴於史學的解禁和政治的淡化。否則,我們的觀眾隻能按先入為主去照圖索驥,而沒有能力和素養去歸納群馬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