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越心中的神壇之美國

美國美國、爰我所得——逾越心中的神壇之美國（1）/吳一然
(博訊2007年2月09日 來稿)

    作者：吳一然
    
     長時間以來，世人對美國、古巴之間劍拔弩張的激烈衝突早已習以為常了。40年前，古巴甚至險些成為毀滅美國的核彈基地。殘酷的現實已經使美國人完全喪失了對"普拉特修正案"的記憶，淡忘了古巴正是從美國贏得的美西戰爭的勝利中走向獨立的史實。

上世紀初，美國的理想主義政治家為古巴定做了一部美國式的憲法，然而唯利主義的美國商人卻巧妙地把它變成了廢紙。精明的商人發現，通過腐敗手段控製古巴官員可以輕易獲取更高的商業利潤。同時，商人們也很用心漂白肮髒利潤以便維持體麵。他們授意所控製的學術機構和學者炮製各種千奇百怪的新概念作利潤包裝，還通過所控製的媒體成功左右了美國社會輿論——商業現實利益才是國家長久利益的主要基礎。然而，因腐敗導致貧窮、進而因貧窮引發革命的古巴，不僅完全粉碎了美國商人在古巴的家族利益，還顯著增加了全體美國人半世紀以來所承受的稅金負擔。
    
    遺憾的是，美國利益在古巴遭遇的滅頂之災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從近日到訪北京的龐大商業使團所關心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上看，美國對北京政策和中共的所謂改革一樣，都是追逐眼前商業利益，回避長遠政治基礎。繼百年前的古巴之後，美國商人利益的代理們再次發現，通過利用專製製度獲利，比扶植中國的工會組織來抑製惡性貿易逆差更有吸引力。來自北京的眼花繚亂的訂單，使美國政界越來越欣賞中共政權這塊被攥在手心裏的吸飽了民脂民膏的海綿。以至於老當益壯的基辛格博士及一些年富力強的美國議員都紛紛公開表示，與以前相比，中共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他們不再輸出革命，而是輸出電腦"。
    
    需要提醒基辛格博士們的是，被美國利益認定為無賴軸心的朝鮮、伊朗和古巴軍政權，與中共軍政權相比，不僅根本不具備輸出革命的實力，甚至孱弱得連輸出鍵盤的能力也沒有。中共成黨80多年來一直都在變，但是中國人民還是一眼就能認出它，因為其本質的部分還從未改變過。事實已經反複證明，中共政權這類依賴鎮壓民主選舉而存在的軍政權，無論它是否還在輸出革命，其存在始終都會是美國安全利益的威脅。因為美國利益不僅需要輸出電腦，更無法終斷對輸出民主的依賴。
    
    歐洲冷戰轉型後，由於在蘇聯時期發生了嚴重透支，俄羅斯的軍事擴張欲望走入了長期低迷，歐洲得以重歸百年前低對抗的舊格局。由此以來，美國對原本有賴於自己庇護的民主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也相應減弱，這從反孔戰爭中歐美的對立勢態可以明顯感覺到。與此同時，美國對原蘇聯庇護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卻迎來了壟斷期。
    
    美國利用這一新的壟斷優勢攤平冷戰成本，進而兌現冷戰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是，這一機會是曠日持久的全球民主化努力的產物，絕非貿易談判所能達到的成果。如果忽視民主化壓力的根本性作用，美國會落入同其他國家進行等級別純商業競爭的地步，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鈍化。如果持續運用獨一無二的強大民主化壓力，切實促成這類地區的民主轉變，美國將保持在該地區的領袖地位，影響力優勢會得到固化。
    
    與逆差相比，貿易之外的經濟黑洞更應該引起美國社會的重視，因為這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嚴重。這就是長期居高不下的軍備開支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天文數字的耗費。冷戰期間，對美國經濟消耗最嚴重的兩項戰爭是朝鮮半島戰爭和中南半島戰爭，中共政權在其中的關鍵作用是人所共知的。美國在冷戰後的軍備投入中，相當部分也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共軍政權及其輻射效應所產生的威脅。特別是近年越演越烈的核擴散危機，可以說就是徹頭徹尾烙印著中共特色的全球性災難。
    
    隨著冷戰轉型，中共軍政權對美國利益眼前的直接威脅由輸出革命引發常規戰爭的方式，轉換成了向世界擴散擁有核武器是專製政權唯一安全保障的核訛詐意識。有中共核訛詐戰略40年間攫取的巨大政治利益在前，無論是薩達姆不惜滿門忠烈的冒死仿效，還是朝鮮、伊朗或其他專製政權的蠢蠢欲動都是難以避免的。特別是尼克鬆以來，基辛格博士們對中共專製政權的讚美明顯加強了中共核死亡意識的誘惑力。憑借擁有核武器而得以殘存的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成為了危害美國利益的新禍根。斬草需除根，若想斬斷核擴散的裂變鏈條，關鍵在於清除擁有核魅力的專製政權。但是美國方式卻是從枝葉開始著手收拾，同時還給予禍根特別的優待，導致美國利益相繼從越南、伊拉克、朝鮮、中南美等細枝末節上紛紛輾落下來。
    
    100年間，美國參與的一戰、二戰、韓戰、越戰等大規模戰爭，無一不是在民主黨人的命令下出征的，而且後兩場未能取勝的戰爭結局也都出自共和黨人之手。這顯然不能理解為巧合的意外持續，而是驢象的秉性使然。然而從布什父子開始，尤其是小布什先生上任以來，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將民主之戰進行到底是恢複和平的唯一途徑，也是提高反恐高額投入回報率的唯一辦法。
    
    我樂見共和黨商賈世家轉變成民主戰爭的專業戶，也樂見在野黨控製議會的美國傳統政局被恢複，更樂見對中共大加讚揚的共和黨眾議長被佩羅希女士取代。但是，克林頓民主黨政府給中國留下的深刻烙印至今仍深深傷害著那裏的民眾，甚至眼下的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被稱為"克共"也不為過。金正日的日本壽司師也曾證言，在克林頓執政時期，金正日過得最暢快，"將軍曾喜形於色地說，越過日、韓，直接與美國交往是多麽愜意"。冷戰轉型後，民主主義本應高歌猛進，然而曆史機遇下的克林頓政權卻操起了變相出售民主價值觀和自由信仰的勾當。這樣做不會迎來利潤豐厚的新經濟繁榮，隻有美國利益全球破產的新噩夢。
    
    克林頓政策是否背叛了美國傳統價值觀，美國利益的消長已經給出了明確判斷。一直以來，中國流亡民運界也非常重視抓叛徒。此事事關重大，但結果往往收效甚微。在中共之外，流亡者所在國的相關政府機構也應該掌握著相當豐富的確鑿證據。作為中國流亡者的主要聚居地，作為始終表示願意積極尋求有效方式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國家，美國能否在此方麵惠而不費地略盡地主之誼呢？
    
    如果有人嘲弄我崇美，我可能無意反駁。但是中共的擁躉沒有參與嘲弄的資格。中共長期大量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行為，就是自認不如美國政府的明顯證據。如果有人嘲弄我反美，我也可能無意反駁，但是尊重選舉價值的人士不應該參與其間。在把選舉結果確立為政府合法性唯一來源200年後，美國政府仍然將中國的主權權利持續賦予鎮壓選舉的中共政權，這明顯是違背美國主權在民憲法原則的行為，是公然的種族歧視，更是對中國內政的長期幹涉。選舉結束之前，中國政府暫缺！中國人無權強求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化給予幫助，但是有權利要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內部事務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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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利益誤判壓製中國崛起——逾越心中的神壇之美國（2）/吳一然
(博訊2007年2月10日 來稿)

    
    一、下海的美國民選政客與中共專製落水狗的水麵下互動

蘇聯解體後，克林頓政權誤以為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隨而，將儲備多年的軍事技術迅速轉變成商品的巨大功利誘惑，成為了克林頓首要的政績追求。
    
    美國在冷戰期間形成的龐雜技術儲備中，含金量最高的當屬積壓在INTEL、IBM、MOTOROLA等軍工巨頭手裏的信息處理技術。由於社會消費能力在一定時期是一定的，政府的貨幣供應也需要穩定，所以新產業的資金市場占有規模的最大化，有賴於對已有產業的資金占有率實施有效壓縮。同時，傳統產業是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生產規模不可壓縮，那麽隻有大幅壓低產品單價一條路可走。由此以來，克林頓的追求就被歸結為打造一個提供超低價傳統產品的新產地。
    
    顯然，數量龐大的超低廉勞力是形成這個新生產基地的主要前提，所以在生產地點的選擇上克林頓並無太多的餘地。美國商人很早就進入了多黨製的印度，但是當地的工會、印共等左派勢力封閉了他們對利潤的無限想象。由此，中共軍政權控製下的大陸成為了利欲熏心者的必然選擇。但是，由於中南海與白宮不僅在知識和信息方麵處於不同時代，雙方的政治心理和地位也分別在兩個世界。一方焦慮的是對內保權，另一方的追逐是對外賺錢，緊迫性大不一樣。所以一如美國商人的預想，更加別無選擇的中共還是簽下了一份不便對內公開的入世協議。
    
    在肆無忌憚的特權利益驅動下，專製政權必然會積極動用暴力手段，強製維持勞力成本的長期低廉。這一點對各類攘攘逐利者特別具有吸引力，粉飾由此必然產生的大規模人權災難則屬於政界的承擔。擺在白宮智囊麵前的政策設計要求是，既要確保華盛頓與北京在公眾麵前保持一定距離，又要為北京維持中共特色勞力供應提供方便。於是所謂的人權對話機製或稱人質外交現象粉墨登場了。
    
    設計者以少數知名人士的牢獄之災置換持續發生的大眾化人權災難，試圖有效降低白宮新政策的運作成本。此外，將部分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反對派人物流放境外，阻斷他們對大眾的影響，也便於中共對社會的操控。少數知名人士在鎂光燈下出走美國，閃爍的強光在照亮白宮外交成果的同時，也使中國的人權災難的主體部分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加之美國商人利益授意下的民運組織不明就裏的頻繁渲染，克林頓政權主導的人權勝利的來之不易在世界麵前被完美地烘托起來了。妙處還在於，這樣不僅便於把人權責難悉數推給彼岸的新經濟合作夥伴，還能對全球的中國民運界營造出望美止渴的麻醉效應。
    
    由此也可以判斷，克林頓主義雖然選擇了走名人路線，卻不會支持向中國反對派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中國反對派由此增加的自主性有礙新經濟政策對成本的控製。
    
    二、克林頓親手配置左右產業轉移的國際政治環境
    
    上任伊始，克林頓推行了以大幅削減軍費等公共開支為基礎的國內市場整備，充分享受到了美國在冷戰期間對全球民主化投入的回報。但是，對這方麵的繼續投入被視為過時了。基於對國際政治衝突已經隨冷戰落幕而結束的判斷，克林頓決定徹底轉變美國戰後的政經模式，也隻有這樣的大手筆才能滿足他自幼年即滿懷的執政熱望。在第一任期內，礙於64屠殺導致的巨大道德壓力，白宮與北京的利益互動隻能在有關最惠貿易地位的半推半就所營造的兩岸喧鬧的表麵下秘而不宣。征服北京是克林頓政績計劃的重要環節，但是成功還麵臨著全球化的挑戰。
    
    由於相當部分的美國傳統產業於六、七十年代轉移到了亞太等地，新經濟計劃中的轉移主體將發生在美國之外。這使得美國在轉移成本的全球分擔中處於優勢，但是促成遠在他國的工廠發生定向遷移，對白宮的國際政治影響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克林頓比原計劃提早多達5個月，於1998年6月迫不及待地先於其他西方國家首腦走進了64大屠殺後的天安門廣場，可謂以身作則。隨後，克林頓政權積極與北朝鮮修好，為韓國向大陸實施大規模產業轉移提供了政治上的"一平三通"。同時，克林頓的言傳身教也促使對北京抱有更多顧慮的日本和台灣加速了向大陸的產業轉移。其中日本對華投資和ODA規模在1999-2000年間雙雙快速達到了曆史高峰。
    
    在克林頓公開新經濟政策5個月後，美國基金對東南亞民主地區的前新興市場發動了97大掃蕩，應該就是這個政商聯合計劃發起總攻的前奏。在冷戰期間完成的前次產業轉移中，政治影響力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同的是，當時的作用是防範產業向專製國家轉移，而此次的作用卻是驅趕產業向專製國家轉移。在東歐之後，遠東殘餘的專製政權的利用價值遠大於摧毀價值，這就是克林頓主義相關政策的利益邏輯。
    
    三、新經濟巨額利潤要求下的美國逆差問題和中國三農問題
    
    通過肮髒同盟的政治交易，傳統產品價格被做到了空前絕後的低水平，擠壓出來的可觀的投資和消費資金被導向了NASDAQ新興市場。信息經濟產品終以超高定價登場亮相了。從NASDAQ製造世界級億萬富翁的空前神速來看，新經濟斂財的瘋狂超過了曆代海盜。隻有借助專製政權製造的貧窮勞力密集地區的"後發優勢"，才能把新產品利潤做到如此超乎時代文明想象的地步。因此，實現新經濟的商業利益最大化設計目標的前提，就是在全球範圍內促成傳統產品的生產向人權災難嚴重的大陸高度集中。這樣一來，原本分散在眾多國家的對美貿易順差也勢必會集中到大陸。所以，現在大陸對美國的高額順差，是克林頓政策的必然結果，早在美國商人的意料之中。
    
    因集中貿易而形成的兩地間的巨額逆差數字有利於白宮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便於憑借道德壓力主導貿易談判。此外，談判對手的大幅縮減也便於降低談判的政治風險。更重要的是，這個主要的談判對手國被對外一向軟弱的專製政權所控製。隻需要在政治製度方麵對那裏的特權集團略施顏色，忌諱政治變革的北京就會乖乖地回吐利潤。將國際問題北京化，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的策略，使美國巨大的政治製度相對優勢得以充分貨幣化。由此，新經濟計劃的目標設定不僅要確保美國商界在信息經濟領域獨步市場，也為傳統產業預設了衝銷成本的機會。
    
    事實也正如美國商人的預想，在匯率方麵的悉心配合，已經使中共由蘇維埃的播種機嬗變成了美國商人利益的升值器。為了切實應合克林頓新經濟政策對傳統產品超低價格的胃口，中共在鎮壓獨立工會組織、暴力推進全民所有資產定向私有化，以及加大外商經營優惠等傳統方麵竭盡全力的同時，還有計劃、有組織地暗中長期實施了農村蕭條政策，以確保向血汗工廠提供源源不斷的超低價勞力。善良的人們長期翹首以盼的三農問題，即使在"青天"當政的年代，也是久議不決，甚至妄議者治獄。陳桂隸、李昌平諸公忽視了不惜代價入世是被中共確定為性命攸關的生存戰略的政治背景。作為此戰略的重要策動者，肉食者朱某同時也必然是三農問題當然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四、無視民主政治的安全價值導致新經濟成果付之東流
    
    商品價格體係如同難以抵禦蟻穴之潰的江堤。既然美國商人決意選購更為低廉的大陸商品，其他國家想在原地維持原價格的生產是很困難的。但是出乎美國精英群體意料的是，新經濟苦心策劃的成本多米諾骨牌的最後一張落入了本拉登從不觸摸鍵盤的雙手。經曆長期策劃的911恐怖事件的發生，證明克林頓政權一切向錢看的新經濟政策，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徹底失敗了。這再次證明，放棄國際政治責任對美國利益的超級大國地位是災難性的威脅。繼百年前虛偽的人權政策導致美國在古巴利益的崩潰之後，私人商業利益欲望扭曲國家利益基礎後導致的美國噩夢在阿富汗再版了。
    
    現實表明，克林頓新經濟政策對專製勢力的活用已經釀成了致命的安全災難，其對市場規律的整體判斷也嚴重一廂情願。在恐怖襲擊之外，新經濟對資金占有率的瘋狂追求所導致的全球性重複建設引發的原材料及能源價格的暴漲，及其加重的環境災難，也足以使新經濟政策落入勞而無功的地步。
    
    五、勞力轉移對設備轉移的比較優勢
    
    西方的工廠設備可以拆運到大陸，與之配套的交通、能源、環保等眾多設備卻搬不走。它們和原來的操作者一同失業了。在大陸重建的新設施的水準比被放棄的舊設施落後得多，其建造和運轉都會更嚴重地消耗自然資源，對全球環境質量造成更大的損害。半世紀前曾經成功的產業轉移模式，如今是否仍然符合整體成本要求，值得再探討。
    
    隨著二戰的結束，大量青壯年走進了洞房，至使20年後的西方整體上迎來了就業高峰期。目前，西方國家的人口狀況與前次產業轉移期相比有了根本的變化，人權狀況與更早的殖民時代相比更是翻天覆地。由此，發達國家或許可以考慮，以仿效殖民時期的勞力轉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引發自然資源巨大耗費的生產設備的轉移。
    
    產業轉出國可以建立無形的法律特區，以特別法的形式保持輸入勞工的低廉成本。但是勞工的收入無論如何也會比大陸血汗工廠的收入好。與專製政權的暴力壓製相比，與強調必須服從當地專製法的雅虎的行徑相比，特別法可以輕易獲得道德和人權優勢。以中國勞工為例，他們不僅可以獲得更多保全生命、四肢、健康和尊嚴的機會，有更滿意的收入，大陸社會的消費水準也會出現堅實的平衡性增長。同時，社會還可以得到大批經過現代化職業訓練和民主自由價值觀熏陶的公民群體，而世界上的青山綠水也可以更多地保留下來。
    
    以勞力轉移替代設備轉移，可能減少中國勞工直接參與的規模，但是收入總量未必會減少。如上所述，社會效益會更真實、更可觀。更重要的是，由於需要依賴於中共專製政權的暴力統治，在蘇聯之後，新經濟政策已經成為了全球民主化新的主要障礙，而全球民主一體化的早日完成可以極大增強人類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終結戰後重建這類悲劇，減少世界範圍的軍費開支，對全球經濟的安全與效率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勞力轉移不僅可以有效減少對能源、建材等原材料市場的低效耗費，依法出現的大量外籍勞工還可以為當地服務業提供新機會，便於維持當地就業市場的平衡。至於勞工非法流散問題，如果西方國家有信心防範無孔不入的恐怖分子，順便把勞工流散問題控製在可接受的範圍應該是現實的。並且，合法的大量低廉勞力的存在，對偷渡規模也會起到明顯的抑製作用。
    
    如果把經濟全球化置於政治製度一體化的支持下，傳統產品的價格可能降不到今天這個地步，新經濟億萬富翁的資產不會象今天如此耀眼，但是人類生活的幸福指數會明顯提高。雖然少了一時的喧鬧，新經濟成果卻可以具備久遠的可持續性和真實的安全性。
    
    六、新經濟陰影的全球化
    
    從直接經濟效益上看，此次產業轉移對轉出地的影響與對鼓動者的影響大相徑庭。轉出國在冷戰期間形成的尖端軍事技術儲備規模遠遠無法與美國相比，冷戰後也就缺乏迅速形成新產業規模的能力。在新經濟時代，即便在傳統西歐地區，也出現了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例如西班牙、意大利、芬蘭等國都在兩位數，就業狀況的長期惡化也引發了巴黎的大規模騷亂。並且，國際資本與中共專製勢力的合作在進一步壓低貧窮國家的勞力價格的同時，也累及發達國家的勞工收入的改善。最近，德國、加拿大等國的對華人權政策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或許就標誌著這些國家的利益意識開始反思新經濟。至少德國總理選擇會見為新經濟利益鏈條最底層的中國農民仗義執言的陳桂隸夫婦絕非巧合，加拿大政府致疑人權對話模式也許另有深意。同時，加強對反恐戰爭的投入也是利益反思的重要方麵。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還算幸運。至少在信息經濟十大巨頭中還有日本的一席之地（排名第九，其餘皆為美國企業，據2005年銷售額）。但是在新經濟時代，日本經濟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奇怪現象。一方麵數據顯示國家處於曆時最長的經濟"景氣"，另一方麵，民眾消費水準卻持續低下化。這說明，對於缺乏原料且擁有傳統產業規模的日本的整體利益而言，在抵消原料支出的增長和傳統產品的降價後，信息經濟及由此出現的所謂"中國特需"帶來的是負效益。影響還不止於經濟領域，作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手工"物件製作"業也陷入深刻危機。
    
    七、商人私利與專製勢力合作的成本
    
    有位東京教授曾公開致疑克林頓，"他在八年中都幹了些什麽"。對於日本人來說，如此直白的表達是不常見的。對於全球共同利益來說，更尖刻的問題或許是，克林頓忙了八年都留下了些什麽？
    
    克林頓上任後，美國經濟迎來了冷戰勝利賦予的自然增長機遇。保持這一機遇有賴於政府為市場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而繼續推進全球民主化是經濟全球化必然的安全要求。對民主全球化的巨大貢獻既是美國在冷戰中保持優勢的動力，也是美國在新經濟競爭中保持領先的主要助力。然而這一永恒財富在冷戰後被迅速冷落了，導致新經濟長達八年的積累頃刻間隨著世貿大廈崩潰了。這說明，克林頓對國際政治投入的斤斤計較不能支持他對新經濟利潤的設計。
    
    如果克林頓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比爾蓋茨就屬於利令智昏。這位新經濟的風雲人物正為產品在大陸麵臨的盜版問題所困擾，因為他難以接受盜版泛濫主要是政治製度問題的現實。
    
    首先，盜版泛濫是貧窮問題的反映。專製政治導致嚴重社會不公，社會不公又加劇貧窮，使盜版產品大行其道。隻有民主和自由的社會製度才能降低社會不公程度，產生富裕社會，進而有效控製盜版的泛濫。其次，盜版消費是一個利益意識問題。鎮壓選舉的中共政權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政治盜版利益集團，在其巨大的盜版利益效應的作用下，即使是富裕的消費者或財大氣粗的政權機構也會對盜版產品趨之若鶩而毫無顧忌。特別是，這個盜版政權還得到了比爾蓋茨的認同與讚美。美國商人隻願享受專製政權暴力維持下的"世界上最自由的資本市場環境"的便利，而不願承擔伴生的成本，這是任何信息技術也難以勝任的虛擬任務。由此可見，經濟巨頭的壟斷本能與專製政權的獨裁意識共享著同一個操作模塊。
    
    新經濟對利潤的追逐尺度達到了瓦解自身安全的地步，這無論如何也是對知識概念的褻瀆。在經曆了十餘年的風雨滄桑後，原設計中的產業利潤陷阱已經擴散成了公共安全黑洞，任何補丁式的技術性處理都無濟於事。對於美國整體利益而言，政治作用在新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應該進行徹底的係統升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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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貝克VS布什三世－－逾越心中的神壇之美國（3）

1996年9月的一天，一個慘叫不止的阿富汗男子被拖掛在一輛飛奔的蘇製軍車後麵，他的生殖器已經被行刑者用槍刺剜掉了，喀布爾街道上細碎的礫石隻用了十多分鍾就磨平了軀體的剩餘部分。這就是阿富汗戰爭失敗方的末代傀儡、納吉布拉時年49歲的生命終點。他的政治生命早在4年前就已經完結了，而矜持的戰爭勝利者卻始終不在現場。

事實上，自迫使蘇軍於1989年撤離阿富汗之後，這個貧瘠偏遠的國度就被美國權力精英們從國家利益版圖中漫不經心地刪除了，如同舍棄一部使用過的一次性相機。此後，被"全球化"遺忘了的阿富汗民眾相繼遭受了蘇聯傀儡政權血腥貪婪的4年暴政，及同樣持久殘忍的軍閥混戰。終於，在這片絕望的土地上出現了報複全世界的極端力量——惡魔乘虛而入了。繼烏幹達種族滅絕災難發生後，血腥的中世紀代碼在"信息經濟"時代再次複活了——極端信仰分子在毫無信仰的聯合國的機構駐地，以其人之道鎮壓了在此避難的前獨裁者。此後，他們在世界的持續漠然中劫持阿富汗數百萬人口整整5年之久，後來他們又劫持了3架美國民航飛機。

2001年9月11日曆時17分鍾的攻擊，使1989年後的12年間氣宇軒昂地出入美國國會大廈和白宮的那些人，無比強烈地恢複了對那個叫阿富汗尼斯坦的世界角落的存在意識。從詹姆斯貝克先生領導的伊拉克問題研究小組成員70歲的平均年齡來看，專家們恐怕盡列其間。阿富汗曾經是美國利益鏖戰10年後奪取的陣地，然而戰敗者留下了納吉布拉，勝利者卻什麽也沒有留下。隨後，持續12年的傳統式的漠然，成就了美國的百年記憶。但是，由近日成立的伊拉克問題研究小組成員的構成上來看，導致悲劇的重要幫凶——偏狹的商業利益思維意識，至今仍然籠罩著世界貿易中心的廢墟。

如同布什父子的決斷同伊拉克戰爭走向密切相關一樣，詹姆斯貝克先生與蘇軍撤離後美國對阿富汗政策的關係同樣緊密。1989年2月蘇軍撤離後，時任國務卿的貝克先生如果掌握了正確權衡利弊的準則，自然會促使老布什政府再多投入一點點力量，順勢幫助民主價值觀在阿富汗確立起來。這樣一來，塔利班專製政權將不會出現，基地組織也就難以在阿富汗立足。進而，美國力量由此實現的近距離存在，能否有效遏製薩達姆入侵科威特的欲望，從而避免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及能否有力促進伊朗變革派力量的發展，甚至規製印巴雙方的核政策，都明顯具有想象的空間。

3年後的1991年，詹姆斯貝克先生在美國草率終止第一次伊拉克戰爭的決策群體中仍然占據顯要位置。美軍出人意料的撤離所導致的薩達姆對伊南部什葉派反抗組織的報複性屠殺的規模，遠遠超出了此前發生在杜賈爾村的屠殺規模，駐伊美軍正在為由此產生的種族仇殺承受慘重犧牲。在蘇聯解體的曆史機遇下，美國先後失去了在阿富汗已經得到的勝利和在伊拉克垂手可得的勝利。然而，主導了這一係列決策失敗的人們，最近卻紛紛出麵指教正在為他們的錯誤承受政治代價的小布什政府。在處置勝利局麵上一再舉措失當的人反倒有能力應付失敗嗎？

1989年至2001年，美國在經曆了兩屆政府三任總統長達12年頗具口碑的執政後，阿富汗卻由美國利益的支撐點逆變成了反美堡壘，曾經不堪一擊的伊拉克也被造就成了吞噬美國利益的黑洞。那12年間持續存在的決策錯誤，已經從紐約市中心、伊拉克街頭及阿富汗荒野奪走了6千多美國人的生命，已經把數以萬億計的國民稅金化為烏有，已經使消耗了半個世紀浩大投入的歐洲冷戰的勝利光環黯然失色，但是兩黨製下的美國輿論卻對當年的錯誤決策表現出了集體失憶。

蘇聯崩潰後，精明的克林頓政府打算利用變化給殘餘專製政權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恐慌牟利，卻對專製政權由此對民主製度產生的前所未有的刻骨仇視所蘊藏的風險毫無知覺。執政8年的克林頓先生醉心於同製造天安門事件的北京、製造21世紀大饑荒的北朝鮮撮合低成本高回報交易，將預算的任內平衡視為數字化曆史名譽的捷徑，誤以為自己是摘取冷戰勝利果實的幸運兒，對荒遠的阿富汗、烏幹達持續發生的悲劇沒有絲毫興趣。

投入量比預算結餘龐大得多的軍事優勢被荒廢了，柏林牆倒塌後出現的史無前例的政治優勢被貽誤了，美國利益隨後遭遇史無前例的打擊也就順理成章了。如果本拉登的攻擊計劃提前一年實施，總統克林頓將不得不親手把連任多年處心積慮攢下的"新經濟"成果化為灰燼，而副總統戈爾2000年的惜敗也不能不說具有先見之明。在伊拉克局勢方麵，美國在野黨的凶猛攻擊自覺地僅限於現任小布什政府，承受攻擊的小布什也無意動用攻擊前任民主黨政府的雙刃劍。由此，驢象兩黨在老布什和克林頓兩者間找到了平衡，但是國家利益的天平卻持續處於岌岌可危的失衡狀態。看來是推動第三黨確立的時候了。

對於布什家族而言，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是十足的噩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場父子之間的戰爭。不論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論薩達姆與基地組織的關係是否密切，父子之間都至少有一方需要承擔責任。但是這一仗是美國終結1989年錯誤決策惡性循環的唯一起點，是小布什及家族減輕曆史責難的唯一機會，坐等第二個阿富汗出現是美國和布什家族都難以承受的。即使2003年的小布什不發動第二次伊戰，至遲今日規模更大的戰爭也會在同一地區打響。在北朝鮮強行核武裝效應影響下，兩伊及敘利亞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本能追逐及與恐怖反美組織的天然同盟利益，都會一再引發戰爭。在2003年推動這場在1989年的阿富汗就被注定的戰爭走向終結，於國於家都是美國民選總統克盡職守的最好選擇。

美國在伊拉克遲遲不能得到最終勝利，不是戰爭決策的錯誤而是戰後控製策略的失敗。美國忽視了對擁有最大權力的那群伊拉克人的控製。作為占領者，美國應該當仁不讓地秉持主權在民原則，不拘一格地維護伊拉克各族民眾的人權利益，保持武力影響的同時更多地運用民主原則的效力，使伊拉克新貴階層持續處於本國民眾應有的壓力和切實的監督之下。即便不能迫使他們同萬裏之外的白宮一樣焦頭爛額，至少也應該迫使他們在血肉橫飛的巴格達每周工作滿5天，以減緩他們腰圍的膨脹速度。否則伊拉克新生權貴的蠢蠢貪欲會像當年南越的同行們那樣成為吞噬美國利益的泥潭。

十多萬年輕的美國人不得不再次出現在中東的戈壁荒灘，或者說15年前的海灣戰爭能夠死灰複燃，應該是全體美國的錯誤。這個國家的權力精英群體中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責任最小者恰恰是成為眾矢之的的小布什政府。下屆總統的追逐者中，副總統切尼或許最接近美國利益的要求。為2009年大選著想，共和黨應該著力維護切尼的聲望，使其領導並重組伊拉克問題的應對研究，在主導伊拉克善後事務中確立影響力。想當初改造德國也不過動用了兩次戰爭，而盲信廣泛接觸政策的詹姆斯貝克先生的商人式浪漫，卻很可能帶給美國第三次對伊拉克作戰的危險。如果不幸如此，布什三世的政治前景也就成為了薩達姆先生的陪葬品，而反戰母親們也將難以避免淪為反戰祖母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