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贏第四次世界大戰

作者:Norman Podhor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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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管在視覺上還是觀感上，那次襲擊都是晴天霹靂。在視覺上，兩架被騎劫的飛機在○一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撞進世貿中心的雙子塔，背景是萬裏無雲的天空，藍得像假的一樣。那天我恰巧在現場半英裏之外的法院當陪審員。兩架飛機撞中大樓不久，我們全都湧上街頭──第二座大樓就在這時倒塌。這個景象本身仿佛還不夠震撼，在背後蔚藍晴空的襯托下，更是顯得難以置信。我覺得自己好像身在（以前所謂）特藝七彩的災難電影場景當中。

但那次襲擊也有另一種晴天霹靂。事發後一年左右，有關委員會在○二年十一月成立，查究暴徒怎樣，和為什麽做出這等驚人突襲、而我們原本又可否及時阻止。我要強調：九一一襲擊的確是晴天霹靂，因為沒有人相信這種事會發生，更不會盤算怎樣防備。委員會最後達成共識，認為美國在九一一遭受的攻擊，不能歸咎於美國任何一位總統以至任何政策。

因為事實很明顯：隻有基地和那些包庇並支持它的政權，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此外，美國既被動，又沒有防微杜漸，對九一一大開中門；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自由派抑或保守派、執政還是在野、理念是什麽，其實誰也不比誰高明。原因很簡單：兩黨曆屆政府對付恐怖分子的方法，都是大同小異；遠至七○年的尼克鬆，然後是福特、卡特、裏根（不錯，包括裏根）、老布什、克林頓，一直到九一一之前的喬治布什，都如出一轍。

當代其中一位最傑出的軍事戰略專家科恩（Eliot A. Cohen）認為，一般所謂“冷戰”（題外話：蘇聯政治宣傳首先使用這個字眼），應當給予正名；我也有同感。他說“冷戰”其實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提醒我們：全球衝突不一定需要數以百萬計的軍人參戰，也未必有地圖上的傳統前線。”我也認為，我們需要把現時的衝突視為第四次世界大戰，才可以完全了解它的性質。“反恐戰爭”的“一些主要特征”，與第三次世界大戰不謀而合，因此科恩把前者稱為第四次大戰：“它牽涉全球；當中會出現暴力及非暴力手段；需要動用技巧、專門知識和資源，卻未必需要動員大量軍隊；可能會持續多年；而且源自理念衝突”。

第四次世界大戰，還有一點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相同，科恩卻沒有提及：兩者都是透過總統申述的理念而宣戰。

一九四七年，美國總統宣布：“對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奮起反抗、愛好自由的民族，美國政策必須支持。”由此誕生杜魯門主義。當年的圍堵戰略有三部份：經濟、政治及軍事。四十年來，三方麵措施的輕重比例因應需要而改變，一直到我們在第三次大戰取勝。杜魯門主義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不同階段呈現全部內涵。另一方麵，○一年九月二十日，喬治布什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說，卻幾乎完全申述了布什主義。

這篇演詞帶出了布什主義。它針對第四次世界大戰，正如杜魯門主義針對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樣明顯。抗爭即將展開，布什並沒有把它稱為第四次世界大戰，但聲言這是最近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延續。對於襲擊我國國土的“全球恐怖主義網絡”，他有以下見解：“這種人我們已經見過。他們繼承了二十世紀一切嗜殺的意識形態，路線形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他們草菅人命，妄想把激進的念頭變成現實，棄絕一切價值觀，強權至上。他們把路走到盡頭，就掉進沒有墓碑的墳墓，葬身於曆史所唾棄的各種謊言”。

布什主義共有四項要旨，第一項要旨的基礎是：在道德上徹底拋棄相對主義；在世界事務上，可以亦需要作出道德判斷，並且一往無悔地堅持這項原則。布什在○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國情谘文，重複自己在○一年九月二十日初次談及的論點，並且說得更坦率、更詳細，務求當頭棒喝。

布什在九月粗略提過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敵人。之後不久，他發表戰時第二項重要文告，清楚指出與世界為敵的三個國家──伊拉克、伊朗及北韓──把它們稱為“邪惡軸心”。他再次效法裏根：後者亦曾經指摘蘇聯──我們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首要敵人──是“邪惡帝國”。

布什其後的言論，繼續抱持自己主張的第一項要旨，又斷言我們要為普世道德目標而戰鬥：“分辨是非，有些人總覺得不婉轉或不禮貌。我不同意。時移世易，不能墨守成規，道德價值卻不會改變。無論在任何文化、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樣……我們置身於正邪之爭，邪惡就是邪惡，美國不會含糊其詞”。

布什跟把我們帶進戰後著名的理論爭辯（但沒有提及雙方代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曆史終結”觀點，認為共產主義消亡之後，我們本身的政治製度已經沒有對手可以一較高下。盡管這項理論飽受誤解，布什卻完全認同：“二十世紀結束後，隻有一個方向容許人類繼續發展，不容妥協的發展基礎就是：人類尊嚴、法治、限製政府權力、尊重女性及私產權、言論自由、平等司法和宗教包容”。

政治學家享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價值觀，因此提出“文明衝突”的理論。布什讚同福山的觀點之後，又反駁了享廷頓的講法：“男女共有的權利和需要，在任何文化都沒有分別。不管在非洲、拉丁美洲、以至整個伊斯蘭世界，自由都是天賦權利。正如所有國家的百姓，伊斯蘭國家的民眾都希望得到，亦應該得到，同樣的自由和機會，他們的政府也應當聽從他們的訴求”。

(二）

布什主義四項要旨的第一項，開展新的道德態度；第二項要旨，同樣遠離主流學術界與知識界對恐怖主義的概念。

我們追查的恐怖分子，大部份出身於富裕家庭，一再證實布什主義對他們的理解：經濟因素不再被視為恐怖主義的源頭。滋生這種殺人瘟疫的“泥潭”不是貧窮和饑餓，而是政治壓迫。隻有透過“政權變更”的戰略，“排幹”這些泥潭，我們才可以解除恐怖主義的威脅，並且讓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民眾實現“他們渴求及應得”的自由。

此外，根據這項新的理解，除卻少數例外，恐怖分子並非單獨行事的狂徒，而是各國政府資助的組織所委派。因此，我們的目標不僅是生擒或殺死拉登，以及消滅他領導下的基地恐怖組織。布什誓言：對那些遍及五、六十個國家，盤根錯節的恐怖組織網絡和涵蓋全球的活動小組，我們都會全部鏟除。我們不會再把這些群體當作一般罪犯交由警察拘捕，也不會向他們宣讀法律權利和提交法庭審訊。從今以後，他們將被視作與美國以至整個文明世界交戰、隸屬軍事聯盟的非常規部隊。

有人已向美國宣戰，我們因此要迎戰。然而誰是敵人？由於肯定是拉登策動九一一襲擊，他和基地最高領導層都藏身於阿富汗；哪是第一個攻擊目標，又同時是布什主義第二項要旨的首個試驗場地？答案顯而易見。

不過，布什動用軍事力量前，曾向伊斯蘭極端激進政權、統治阿富汗的塔利班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交出拉登一夥人，以及關閉境內所有恐怖分子訓練營。塔利班拒絕要求，不隻招來攻打；按照布什主義的定義，他們更是自取滅亡。因此，○一年十月七日，美國、英國與十多個國家聯手，征討基地和向它提供“援助及棲身之所”的政權。

相比後來，當時在美國內外，對第四次世界大戰首個戰線的反對聲音相對不大，因為阿富汗戰事可以算是對恐怖分子的還擊。雖然有不少人對推行“政權變更”的風險竊竊私語，但實際上，塔利班（在穆斯林世界以外）普遍不獲同情。

反對阿富汗戰役的人，大多認為這場仗勝算不大。不錯，有些人真正反對的，其實是美國整體軍事勢力。可是，阿富汗戰事一開始之後，大家的注意力就轉移到戰場發生的一切岔子。

例如：開戰不過一、兩個星期，北方聯盟協助聯軍的阿富汗戰士方麵出現差池，《紐約時報》像阿普爾（R.W.Apple）那些觀察員就立刻祭出越戰幽靈。從恐怖深淵喚來的這個冤魂，自此揮之不去。

有關第四次世界大戰所有早期戰役的爭論，都有越戰幽靈的蹤影。它今次說：我們誤把地麵作戰交托當地不勝任的部隊，以為隻需要向他們提供指導和空軍掩護便足夠。這種戰略注定失敗，我們也會重蹈越戰的覆轍，陷入“泥沼”。

阿普爾和其他人聲稱：畢竟蘇聯入侵阿富汗亦要铩羽而歸──何況他們毋須遠距離作戰，沒有我們的後勤問題。我們怎會比蘇聯幹得更好？不過，當B-52轟炸機群投下一萬五千磅榴霰彈後，暫時趕走了越戰幽靈，亦減低了某些人對走進泥沼的憂慮（甚或希望）。榴霰彈絕對不是反戰者所譏諷的那樣，隻能“轟擊瓦礫”；連《紐約時報》的報道也不得不承認，榴霰彈“接近地麵才爆炸，幾百碼內無堅不摧，對敵人造成極大的心理震撼。”

但榴霰彈還不是唯一的撒手。大家後來都發現，我們的“聰明炸彈”威力，已經遠遠超過它在九一年麵世時的水平。在○一年的阿富汗，地麵的偵察員使用無線電、手提電腦、激光，而且策馬四出，空中亦有星等儀器自動搜索目標──在各種輔助下，“聰明炸彈”有驚人的準確度，可以避免誤炸平民，亦可以輕易殲滅敵人。《紐約時報》那篇報道又說：“美國嶄新的軍事科技”“讓拉雜成軍的遊擊隊”（據說把我們拖進泥沼的那個北方聯盟）不足三個月內，擊潰塔利班政權“久經戰陣的部隊”，同時美軍的陣亡人數也偏低。

這場仗未能抓到拉登，也沒有殲滅基地，但後者在阿富汗戰事絕對損兵折將。塔利班政權則被推翻，取代它的政府不會再援助及包庇恐怖分子。在新政府治下的阿富汗雖然不算完全民主，但相比前任的極權政府，亦絕不暴虐。沒有塔利班的伊斯蘭極端教條，該國的政治由此得以發展，撒下了自由製度的種子，並且讓它們有機會萌芽生長。

布什主義第二項要旨對恐怖主義的嶄新理解，在阿富汗戰事顯露無遺：窩藏恐怖分子，不肯把他們清除的國家，即是要求美國代勞；統治這些國家的政權也是自取滅亡，由有民主誌向的領袖代替。當然美國會審慎從事；如果情況許可，亦會用上經濟、外交等手段。但阿富汗的例子，證明美國既不排除、又有能力展開軍事行動，更可以作出致命一擊。

（三）

布什主義的第三項要旨，建基於我們先發製人的權利。布什在○一年九月二十日頗清楚地指出，他無意等候再受襲擊（“我們將對付那些支援或庇護恐怖主義的國家”）。但到了○二年的國情谘文，他更加明確：“我們會從長計議，但時不我與。我不會在危難當前，等候事情發生或袖手旁觀。美國不會允許世上最危險的政權，用世上最具殺傷力的武器來威脅我們。”

布什把他的新觀念放進曆史層麵：“上世紀大部份時候，美國倚靠冷戰的遏止及圍堵原則來防。在一些情況，這些策略仍然有效。但新威脅也要求新思維。以巨大報複來遏止國家這一套對飄忽的恐怖分子網絡不中用，因為他們沒有國家和人民要保護。”這包括基地及類似的團體，但布什進一步解釋，為何舊一套無法對付像伊拉克侯賽因的政權：“當失衡的獨裁者能使用大殺傷力武器，或供應給恐怖分子盟友時，圍堵是不可能的。”

布什拒絕退縮，駁斥了用條約限製武器這套一向被奉為神聖的教條，指這已不能應付今日的伊拉克及邪惡軸心成員：“我們不能自求多福來保美國及朋友，我們不能相信暴君的諾言，他們莊嚴地簽署不擴散條約，然後有係統地毀約。”因此布什堅決表示：“如果我們等候威脅成熟，便太遲了……要打贏反恐戰爭不能靠防禦，我們必須追打敵人、擾亂他們的部署，並在最糟威脅湧現前對付它。我們步進的世界，行動是唯一安全的路徑。這個國家將會行動。”

在那段初階，布什政府仍否認它已決定對付侯賽因，但所有人都知道布什指向他。當下目標是在伊拉克獨夫有機會提供大殺傷力武器給恐怖分子前推翻他，但這不是布什或支持者的最決定性考慮。長遠的戰略構思不止於此，布什的想法是伸延始於阿富汗的“排幹泥潭”計劃，然後讓整個地區步向民主。如果在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代表中東恐怖主義宗教那一麵，那麽侯賽因治下的伊拉克，就是它最有力的世俗夥伴。這套兩棲戰略，就是用來對付這隻雙頭野獸。

但跟對付阿富汗不同，攻打伊拉克和推翻侯賽因的想法惹起的熾熱風暴，不比抨擊布什堅持用“善”與“惡”字眼的反對聲音來得溫和。

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年八月一篇名為《不要攻擊伊拉克》的文章，作者是斯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他是老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他說，“侯賽因跟恐怖組織有連係證據不足，跟九一一有關就更加薄弱。事實上，侯賽因的目標跟威脅我們的恐怖分子不同，跟他們聯手對他無好處。”

斯考克羅夫認為，攻打伊拉克會破壞全球反恐運動，“最可怕的後果是在中東的影響，當地的共識是，伊拉克主要是美國的困擾，但該區的困擾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如果我們為了對付伊拉克而不理以巴衝突，我們會被視為忽略穆斯林世界的重要利益，來滿足狹窄的美國利益。”這可能會使阿位伯世界不穩定。

斯考克羅夫強調解決“以巴衝突”，這隻是指摘以色列為和平障礙的標準婉言。他強烈暗示以色列總理沙龍比侯賽因更危險，此舉為反以色列的聲浪造勢；反以聲浪在九一一襲擊後數小時便無恥出籠，自此愈演愈烈。論者認為，以色列比石油公司扮演更吃重角色，把我們拖進伊戰。

批評者認為，一群猶太裔官員陰謀集團秘密策動攻伊，為的是以色列而非美國的利益。散布這種誹謗指控的人，認為把這批陰謀家稱為“新保守派”比猶太人好。這是聰明的一，因為在稱為新保守派這一群人中，猶太人確實占了大部份。新保守派就是昔日一些自由派和左派，二三十年前覺悟前非跟左翼割席，轉而投向右翼的人。這些大家早已知道，但對那些現在才發現的人，很容易隻集中在那些似有猶太名字的新保守派，忽視了其他重要但不是猶太人的新保守派。

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反對九一年海灣戰爭時已試過用這招，他當時譴責新保守派騎劫和敗壞了保守主義運動。今天他變本加厲，指隻有兩批人敲打中東戰鼓：以色列國防部及其在美國的傀儡。他又點出多位名字似猶太人的重要鷹派。十年後，布坎南再揪出其中一位鷹派RichardPerle，但Perle今次躋身其他人之列，包括兩位主角五角大樓高層Paul Wolfowitz和Douglas Feith，以及一大群政府外的猶太知識分子配角（如Charles Krauthammer、William Kristol和Robert Kagan）。他們被描繪成以色列政府的特務。

與前不同的是，今次這班人成功滲透美國政府頂層，密謀控製他們不是猶太人的上司（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以至布什總統）攻打伊拉克。不用多久，全世界都用這理論來抨擊布什主義。可以“揭露”攻伊（以致第四次世界大戰）其實是由猶太人發動去保以色列的利益，還有什麽比這一套更好？

為了掩飾反猶太主義，論者假裝他們說“新保守派”時不是指“猶太人”。但論調脫離不了耳熟能詳的反猶太謊言：猶太人永不會忠於他們居住的國家，他們隻會在幕後操縱世界為自己邪惡的目標服務，而且經常成功。

這理論本身荒謬絕倫，要人相信無法相信的事：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賴斯這些有自己堅實一套的人，竟會被一班狡猾的下屬（不管是猶太人與否）蒙騙，做一些違反自己良好判斷的事情去打仗，去打一場看不見跟美國利益有何關係的仗？

（四）

斯考克羅夫等人的慨歎，令人覺得喬治布什誤把“全副心神放在”伊拉克，完全忽視了“以巴衝突”。但事實上，即使在發生九一一襲擊前，已經有廣泛而可靠的報道說：布什打算公開承認，隻有成立巴勒斯坦國，才可以和平解決以巴衝突；經過九一一的短暫延誤，他在十月便發表了相關言論，打破美國曆任總統的禁忌。

可是，經過幾個月的思量，布什似乎發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阿拉法特一夥恐怖分子就得以執政；這種做法好像有點不妥。我們正在打仗，務求把世上包庇並資助恐怖活動的政權逐一鏟除，美國為何還要默許，甚至協助增添這類國家？

這個問題大概令布什產生了另一項構思，比他在九一一後對恐怖主義提出的見解更有創意。○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說；三星期後，就開始談論這構思。他的講詞，對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提出條件：“目前，巴勒斯坦當局助長恐怖活動，而不是打擊，這是不能接受的。美國不會支持巴勒斯坦國成立，直至巴勒斯坦領導人與恐怖分子展開長期奮戰，並且摧毀他們的根基。”

他又說：不過，要從事這種抗爭，就要投票選出“新領導層，對恐怖主義絕不退讓的領導層”，務求“在民主、市場經濟和實質反恐的基礎上，建立全新的政治和經濟製度。”

布什講過多次：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和平共存，是他的“理想”。以上那番說話，顯示這項理想符合他對恐怖主義邪惡之處的整體看法。這還不止：他更進一步把巴勒斯坦問題帶返中東大局，以正視聽。多年來，阿拉伯人的政治宣傳都把那項問題抽離實際背景。這麽重要的一幾乎無人看破，所以值得深入探討。

中東的穆斯林國家相信，真主阿拉把該區土地留給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因此，以色列在四八年建國前，阿拉伯各國早已大力阻撓猶太人的主權國──以至任何猶太人國家在中東成立。數以億計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控製中東二十多個國家領土。以色列當年小國寡民，麵積小得像新澤西州，人口低於七十五萬。衝突雙方看來強弱懸殊。阿拉伯人發動六七年“六日戰爭”，務求消滅以色列，結果反遭打敗，以色列從此控製了約旦河西岸（原屬約旦）以及加沙地帶（本來受埃及控製）。

可是，慘敗的阿拉伯人後來透過政治宣傳，把這場戰事變成口舌上和政治上的勝利。整個穆斯林世界持續對以色列開戰，但在他們口中，這不過是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間的鬥爭。以色列的形象，自此由牧童大變成巨人歌利亞。該國四麵受敵，人口又少，曾經贏得不少同情；但阿拉伯人這一，令很多人對以色列改變觀感。

布什現在把這種顛倒翻轉過來。他指出真相，讓巴勒斯坦人知道：在數十年來的“中東衝突”，他們一直被當作“棋子”。至於大局麵其他國家，以及它們的所作所為，布什亦堅持公開發表坦白的意見：“我以前講過，不支持我們討伐恐怖分子的國家，即是與我們對立。各國必須有所行動，才是真正愛好和平。所有真正致力於和平的領導人，都必須命令官方媒體停止鼓吹暴力，並公開譴責自殺式炸彈襲擊。所有真正致力於和平的國家，都必須阻止資金和設備落入企圖毀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並阻止新成員加入，包括哈馬斯、伊斯蘭聖戰組織及真主黨等。所有致力於和平的國家，必須阻截伊朗向這些組織運送的物資，並且反對伊拉克等助長恐怖活動的政權。利亞必須關閉恐怖分子的營地，以及驅逐恐怖主義組織，從而在反恐抗爭中站在正義的一方。”

布什就在那時重建了中東衝突的背景。其後幾個月，歐洲的主要盟友：英國首相貝理雅，以及國務卿鮑威爾向他施壓，令他有時重拾舊想法，但他總能回複過來。在這個問題上，他亦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理想”。在這個理想的指引之下，他對反恐戰爭的見解不但包括巴勒斯坦當局，而且涵蓋整個穆斯林世界，以至“盟友”和敵人，踏出有力的一步。
清除了悖於事實的矛盾，在第四項要旨的承托之下，布什主義現已變得穩固、完整、首尾一致。

（五）

我想把一九四七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跟二○○一年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起頭再察看一下。

杜魯門主義在一九四七年麵世時，立刻遭受不同方麵的攻擊。在共和黨陣營內，亦有不少人猛烈反對這項主張──“圍堵”到底是美國政策，抑或隻是民主黨的政策？當時沒有定論。一九五二年的總統選舉，令這項爭議更形激烈。共和黨支持艾森豪，與杜魯門親自挑選的繼任人斯蒂文生爭奪總統寶座，並且在競選宣傳中大肆攻擊杜魯門主義。

可是，艾森豪當選總統之後，對杜魯門主義幾乎沒有動過一根毛發，於是沒有人再懷疑圍堵是否純屬民主黨政策。杜魯門主義終於完全得到兩黨支持，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

一九五二和二○○四年的競選戰況，有異曲同工之妙。民主黨支持的克裏，要是在十一月擊敗布什的話，又會怎樣？該黨現時全力指摘布什的政策，勝選後又會否摒棄他的方針？抑或會像一九五二年的共和黨那樣，對伊拉克保持與布什相若的路線？在伊拉克以外的問題上，會否像五二年的共和黨對待杜魯門主義那樣，對待布什主義？九一一令我們卷進第四次世界大戰；在民主黨眼中，伊拉克會否隻是大戰麵其中一場戰役？他們會否決定采取布什主義隱含的戰略，繼續打這場仗，直至取得勝利？

從民主黨的言行看來，我恐怕他們不會這樣做。該黨在七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誇張的鷹派言論，亦未能令我安心。我熱烈擁護布什主義，但願我看錯他們。克裏有機會當選下一任總統；如果他真的勝出，又揚棄布什主義，像九一一之前那樣，以徒勞無功的執法、司法模式對付恐怖分子，讓隨時會向他們屈服的聯合國和歐洲處理其他相關事務，隻會釀成大災難。

不管克裏怎樣美化，我們的敵人都會把這種轉變視為懦弱畏縮，由此帶來可怕的後果；中東那些暴虐政權，亦會再次任意向伊斯蘭恐怖分子提供庇護和根據地；這些恐怖分子會再次敢於襲擊我們——而且行動規模還要大得多。

不過，勝出大選的民主黨倘若默認歐洲和聯合國都不能拯救我們，亦同意隻有布什主義才足以應付在九一一真正令我們覺醒的嚴重威脅，那麽，即使“戰爭分化了美國”，也不會令我們的敵人像近年那樣有恃無恐。

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兩黨在一九五二年後開始有共識，美國國內依然有不少“分歧”，在勝利之路亦出現很多岔子──越戰就是最有名的事例。而且有些時候，我們好像快要戰敗；敵人是那樣強大，似乎隻有與對方談判，然後請法庭頒下命令，才可以實現和平。

現在，第四次世界大戰剛開始不久，同樣的心態已經發揮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難免出現挫折和差錯，有些人亦因此感到灰心，但我們堅守立場，直至取得最後勝利。對我們來說，把軍事、政治及理念上的威脅消除，就是勝利的報酬。我們的勝利，也令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居民得以擺脫極權暴政。無可否認，暴政結束並不代表所有問題會一掃而空；但也不可以說，共產主義（而不是馬克思意料之中的資本主義）走進曆史墳墓之後，情況依然沒有任何改善。

第三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情形，也和目前第四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情況相映成趣。裏根主張建造飛彈防禦係統，我們的精英對計劃冷嘲熱諷，認為不可行。但根據蘇聯前任官員的自白，俄國（包括他們最優秀的科學家）原來深信美國能夠研製這種係統。他們不但認為我們會這樣做，更相信係統足以把他們幹掉。今日，布什認為中東可以民主化，那群人亦再次發出冷言冷語，而我們在該地區的敵人──正如俄國忌憚“星球大戰”──卻相信我們已經逐漸成功。

最後還有布什主義對全中東自由力量所產生的影響。當年裏根形容蘇聯“邪惡”，甚至充滿信心地預言它會敗亡，為古拉格勞改營內外的民主派異見人士帶來了新希望。

布什主義亦一樣。布什令改革和民主化成為整個中東的熱門話題。以前沒有這方麵的聲音，現在卻有無數文章、演講、座談會、甚至講道，談論政治及宗教自由化，並且探討實踐方法。正如八十年代鐵幕麵的異見人士，今日中東的民主人士也沒有氣餒。盡管費盧傑等地並不太平，但在布什主義不斷發之下，有關改革的討論日益熱烈，範圍也一直擴大。

布什總統發表首篇國情谘文時，斷言美國受曆史感召，“為自由而奮鬥，既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榮幸”——他又把抗爭形容為“罕有的機會，應當把握”。他剛在五月提醒我們：“反恐戰爭不是由我們引發”，但我們對挑釁已經作出回應，現在亦需要努力符合“曆史對我們國家”的“深切期望”。

這篇文告，特別是提及曆史的那些說話，仿佛回應肯楠（George F.Kennan）在第三次大戰爆發時，化名X所撰寫的短文最後幾段：“蘇美兩國的關係，其實是對美國整體國格的考驗。美國隻需要符合本身最優秀的傳統，證明這個偉大國家有存在價值，便足以自保。”

肯楠跟寫出結語：“在這種情況之下，細心留意蘇美關係的人士，會感謝上天把這項艱巨任務交給美國人，因為曆史顯然要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負起領導的責任；他們需要振作起來，完成任務，從而保障整個國家的安全。”

把“蘇美關係”換作“伊斯蘭恐怖主義”，整段金石良言就適用於美國今日麵對的情況。

一九四七年，我們依照曆史“明顯的要求”，在道德和政治上肩負領導的責任；其後四十年，我們一直付諸實行。我們有時行事並不明智或妥當，有時亦老大不情願。但我們確實承擔了這項責任，由此確保“這個偉大國家繼續留存”；而世上一個重要地區數以百萬計的民眾，亦因此生活得更好。

現在，曆史顯然再次要求我們在道德和政治上擔任領導。“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全”──相比四七年，更明顯包括我們的人身安全──再次視乎我們是否能夠、是否願意肩負這項責任，並且付諸實行。我們是否準備好？我們是否願意？我想是的，但現在還未可以確定。要留待二○○四年大選過後一段時間，才可以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