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區 初到中關村

　　　　　　　　　　　　　　　　·小爐匠·

　　這都是幾十年前的老故事了。那時北京比現在小，中關村是郊外的一個幾戶小村，周圍到處是莊稼地，果園和墳地。紅樓區是中關村最早的建築群，中國科學院的宿舍區，於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時期”建成。在那“日產千噸鋼，畝產萬斤糧”的日子裏，共和國的領導者大筆一揮，就在北京西郊的農田上繪出了未來科學城的藍圖。這邊成熟的高梁玉米還未收割，那邊在被征用的黃土地上就刷地蓋起一大片紅磚樓。與此差不多同時又在稍微偏北的地方蓋起一大片灰樓。這樣就有了所謂“紅樓區”和“灰樓區”，總共有七十餘座。從地理上講，３０餘座灰樓處於北部，稱為北區；另一些灰樓和其它紅樓位於南方，稱為南區，中間隔著一大片空地，被一些小工廠和倉庫占用。我一直懷疑這片空地為何不蓋房子。４０年之後這迷底才得揭曉，空地變成了寬廣的四環路，足見當時設計者的眼光之遠大。

　　那時父母都在科學院物理所工作。在遷往中關村之前，物理所在北京城裏的東皇城根，我們家住在東四七條。在我四五歲的童年印象中，有胡同中“大樹小門”的家園，門外賣糖果的小鋪，胡同口外車水馬龍的大街和叮咚來往的有軌電車。５９年春節剛過，小胡同中處處傳著兩個時髦的名詞，一個叫“西郊”，一個叫“中關村”，在我小小的心靈中，這就是未來世界的代名詞。就這樣，我在做了幾年“小胡同串子”之後，帶著一口清脆響亮的京片子來到了中關村。徒遷之日是５９年四月一個春雨瀟瀟的日子，父親帶上全家踏上征程。先坐“四路環行”，到平安裏再換乘３１路公共汽車。父親是書呆，先研究過地圖，發現到清華園下車比到中關村站近些，我們就在清華園站下了車。當時天空烏雲布滿，不時瓢下細細的雨絲。父親帶著我在前疾行，媽媽領著哥哥，奶奶抱著弟弟遠遠跟在後麵。那時宿舍區外麵的路還未修好，煤渣的路麵上是一個又一個的水坑。父親不時地把我拎起，越過一個又一個小孩無法逾越的水坑。一邊口中還念著“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我就透過睫毛上的鼢細雨，看到了怒放的杏花和豔紅的酒旗。走了一會，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一大片嶄新的樓房，被春雨潤透的紅磚格外醒目。見慣了土牆四合院的我也一下子興奮起來，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的新家。

　　我們的新家是６４樓３０２號，在三樓。那時不少人喜歡一樓二樓，以便在樓下開個小菜園。住三樓的要想提洗菜水澆地就費力多了。但父親是個書仙，談起學問津津樂道，對種菜之類的俗事卻無興趣，因此住三樓也無妨。那紅樓每座有四個門洞，每個門洞有十二個單元，都住了科學院的知識分子，每家差不多都有年歲相仿的孩子。我們一下有了許多小夥伴，真是高興極了。每天下午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一群孩子在一個小鬆樹林玩“換樹”。即每人占一棵樹，十個人就占九棵樹，留下一個人來搶。孩子們互相冒險換樹，有時三四個人連環換，真是刺激極了。最不能容忍的是幾個人聯合坑一個人。那時年紀小，挨一次坑恐怕一生一世對人的信任程度都會受到影響。還有很多遊戲比如“逮人”，“老狼老狼幾點了”之類。每天在金色的夕陽中歡天喜地喊成一片，直鬧到夜幕降臨，看不清人影兒了才罷。回家吃完晚飯，還常常串門，倍感胡同中沒有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樣性）。首先別人家的家具都很新奇，一樣的桌椅板凳，書架床鋪，擺在別人家就新鮮，自家的就顯得土氣。在生活習慣上也各有不同。我們北京的孩子睡覺前隻刷刷牙，毛巾胡亂抹一把臉就行了。可江南的小孩們還要操著吳儂軟語，羅嗦地互相監督“洗屁股”。還有各家的遊戲也不一樣。我這類北京胡同裏的串子隻愛拍洋畫，玩彈球，賭羊拐之類的玩藝兒。可南方的孩子居然愛玩跳棋、五子棋之類的陽春白雪。家長留過洋的還常常有八音盒，立體鏡之類的泊來貨。各家的語言也不一樣，小孩子在外麵全講一樣的普通話，回家就象變了個人一樣，一口“外語”，外人完全不知所雲。那時年紀小懂得兼收並蓄，還未培養出北京人排外的壞毛病，故也沒有“南蠻，北韃”之類的歧視。串門時推門就進，別人也把自己視為家人，從無留下吃飯之類的客套。父親曾多次嚴肅地教訓我到人家一定要先敲門。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學會，鬧得我幾十年後，直到現在敲別人家的門時還緊張，要先清清喉嚨，正正風紀扣。

　　住下一兩個月，周圍環境熟悉了，就開始到更遠的地方去探險。那時紅樓區外都是莊稼地。在大片的田野中有東一片西一片的小鬆林，是明清時代有錢人家的墳地。講究一點的還有王八馱石碑。蓋樓的時候還挖出不少白骨。這一帶大概風水不錯，“上風上水”的，是太監們擇墓的首選。據說中關村原來叫“中官”村，中官是老輩兒們對太監的雅稱。紅樓區中小鬆林隔不遠就是一個，我們樓旁玩換樹的小鬆林就是在蓋樓時保留下來的。有一日站在朋友家的陽台上向東望去，隻見不遠處有個村落。我看到一隻“狐狸”跑來跑去，就招呼小夥伴們一聲呼哨跑下樓，向那村落跑去。到了才發現那“狐狸”原來是隻大黃狗。它大叫著向我們撲來，大家一轟而散都逃了，可我卻因彎腰提鞋慢了一步。本以為那碩大無比狗會一下子撲上來把我吃了，可它卻站在原地吠叫不動。後來才知道農村的狗都是“狗怕低頭撿塊磚”，它誤認我低頭提鞋是在撿磚頭，我也從此不怕狗了。多年來我曾多次憶起那次與狗的遭遇，後來認為那狗蠻聰明的，因為農村那些頂天立地的大漢們遇到惡狗從來不用心虛的撿磚頭，而是把腳上踏拉著的臭鞋一把抄起，朝狗掄去，再跳著一隻腳去撿。

　　我們在那村裏認識了個孩子名叫強子。他常常帶著我們在玉米地中的小徑上飛奔，宛如在迷宮中穿梭，出來一看才知到了個新地方。他還把我們領到他家，坐在院裏的小板凳上，把新蒸的窩頭掰成一塊一塊請我們吃。他問我“這窩頭怎麽會這麽甜，也沒擱紅糖也沒擱白糖？”我好象在此之前聽說過，當年的玉米麵蒸出的窩頭就是甜的，於是不假思索答曰“本來就是甜的”。強子就厚道地說“對了”。強子他爹在生產隊幹活，經常趕著馬車到我們樓區的糞井裏去掏糞，為菜地上肥。待我們上了小學，和強子的聯係也就斷了。幾年後他長得人高馬大，在文革中聽說他犯了事，當了“流氓”，被送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別人管他叫“臭嘴大白薯”。我心目中明眉皓齒的小強子也就永遠地消失了。

　　５９年夏天，在瘋玩了幾個月後媽媽就張羅著把我和哥哥送進幼兒園。那時南區隻有一個幼兒園，分大中小三個年級。記得第一天媽媽帶我去麵試，趁老師與媽媽談話時我就在院中跑來跑去，衝上高高的沙堆。口中不斷自言自語還時常冒出一些髒字兒。我那時還講老北京話，把普通話中常用的“你丫的”說成“你煙的”。依現在的標準看我那時就算是多動症了。但老師對多動症倒不十分擔憂，卻很怕我把那些罵人的話傳給其他小朋友，作出不想要我的姿態。後來不知怎麽我還是如願進了“中二班”。那班上的小朋友在四十多年後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大都升官，發財，當教授，禿頂，退休，脂肪肝了。但願我的語言天賦幫他們在漫漫人生中舒解過塵世的壓力。

　　過了大半年，聽說又要搬家了。這次隻搬到１００米外的另一樓。原來這紅樓區中有四座特殊一點的樓，隻有三層，三個門洞，每個門洞九個單元，三間臥房一客廳，木頭地板。而其他的樓都是四層四洞十二家，沒客廳洋灰地。這高級一點的四座原是為蘇聯專家蓋的，但後來覺得他們在友誼賓館住更方便些，還有西餐廳，“普蘭德”洗衣店。更重要的是房內有熱水，這是中關村無法克服的困難。住友誼賓館雖遠些，但各所總有“華沙”牌轎車接送，反而更有禮遇。於是這四座樓就空下來給國人住了。好像當時這高級樓房租要五元多，較貴，房多也不實惠。別人就說服父親搬家，騰出了６４樓３０２單元。

　　我們新家的門洞中有六家，三家“高知”三家“老紅軍”。那時孩子多，每家都有三四個，樓下一聚一大幫。每天玩的歡天喜地，樂不思家。除了前麵提過的遊戲，印象較深的還有列隊操練。這操練在學校每天都作，應是很枯燥的事，可是用俄語來喊口令就完全不一樣了，又時髦又有英雄感。現在想想那口令可能完全不對，中國人喊“一二一”，俄國人喊什麽誰知道？但時髦活在心中，對錯並無關係。一幫孩子在夜幕中方陣正步，應著領隊齊聲高喊“阿金，德瓦，特立，齊顛略！”兩邊黝黑的樓房翁翁的回應著，多麽威武雄壯，好像一下長高了一頭。父親不通俄語，教過我英文和德文的口令，但都無聲無息地淹沒在俄語的大潮中了。

　　我結識北區灰樓的兄弟門是上小學以後的事了。這北區灰樓也是臥龍藏虎之地，僅僅那１３，１４，１５三座樓，就住了多少知名的大科學家，俱往矣。

　　後來，我就上小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