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殖民”的台獨史觀

日本占領台灣大肆屠殺超過四十萬人

      中評社╱題：“自我殖民”的台獨史觀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係教授

      在“228事件70周年中樞紀念儀式”上，蔡英文總統承諾撰寫“國家轉型正義調查報告”，嚴謹處理228事件責任歸屬；同時要求立法院本會期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並成立獨立機關負責轉型正義。她在致詞時，特別提到國史館前館長張炎憲。她說，張老師生前一直盼望228事件中“隻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要得到改變。說得不錯，但結果是否會如此呢？

      三光政策

      自從扁政府時代的教育部長開始推行“同心圓史觀”，國民政府被定位為“外來政權”之後，二二八事件就變成了民進黨的“提款機”，隻要提起“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就必須道歉如儀。蔡政府上台之後，更高舉“轉型正義”的大纛，徹底清算國民黨，將國民黨打趴在地，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然而，國民政府真的是像日本殖民政府那樣的“外來政權”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必須放在黃仁宇所謂“大曆史”的宏觀角度中來做比較，才能得到較為公正的答案。

      甲午戰爭結束，1895年6月7日，日軍在台北舉行“始政儀式”，隨即揮軍南下，動用七萬大軍，“掃蕩”各地以“守土拒倭”作為號召的抗日義民軍。

      1895年8月14日，日軍攻陷苗栗，那一天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可嚴重處分”的文章：

      “日本國版圖之內，不可存任何不順之民，或有人以為如此則島民將相率逃去，全島勢呈空虛，雖有土地將全無住民，而擔憂其後果。其實彼等之數至多不過三百萬，內地（指日本）苦於人口年年增殖，似台灣此種天然樂土，既歸我版圖，即使住民甚少，若講求陸續移住，不數年即不難充其數，我輩寧可待望島民自然逃去。茍不從我政之輩，一日亦不得存在於我版圖之內。苟有抵抗我兵者，叛民凶徒之類，不問兵民，全數誅戮，使成焦類，以全掃蕩之功。”

      基於這樣的“指導原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鐵腕掃蕩各地抗日“土匪”。在抗日三猛科鐵虎、簡大獅、林少貓的最後一猛林少貓戰死那一天，總督府宣布：“全島治安完全回複。”後藤新平自己承認：自1897至1902年六年間，被逮捕的“土匪”有8030人，其中有3473人依“法”處死；另外有4043人則是未經法律程式的“臨時處分”而遭到殺戮。根據東鄉實和佐藤四郎（1916）合著的《台灣殖民發達史》，自1898至1902年五年間，經“匪徒刑罰令”而處死刑者，有2998人，未經法律程式而被殺戮者，多達10950人。

      自主客觀的史觀

      對於殖民主而言，這樣大規模的殺戮事件隻不過是其“殖民發達史”的一頁而已。如果殖民地人民持有“自我殖民”的心態，不敢提出抗議，殖民主絕對不會自動道歉。時至今日，日本貨幣萬圓券上的人物頭像仍然是福澤諭吉，紀念他在明治時期鼓吹“脫亞入歐”，學習歐美國家，對亞洲各“落後國家”采取“殖民帝國主義”的“啟蒙”之功。

      台灣光複之初，固然發生過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更發生過“清鄉”和白色恐怖；然而，前者本質上是“官民衝突”；後者則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和本地菁英一起爭取自由民主，不遺餘力。在台灣近代史上，我們能夠找到任何像福澤諭吉“苟有抵抗我兵者，叛民凶徒之類，不問兵民，全數誅戮，使成焦類，以全掃蕩之功”那樣的言論嗎?

      從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結束之後，英、法、美是對外采取殖民帝國主義的第一波，德、日、義則是起而效法的第二波。如果台灣的學術社群有人甘為政治工具，而不能從這樣宏觀的“大曆史”來看二二八事件，執政黨又隻會拿二二八事件當“提款機”，食髓知味，炒作不休，則台灣必將繼續陷在“內耗”的泥澤中，而難有寧靜之日。

      蔣介石日記保存相當完好，而且已經公開。看過蔣介石日記的史家大多同意：他具有理學家和基督徒的雙重性格，對每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都巨細靡遺地坦誠記錄。今天政府如果願意接受自主客觀的史觀，便應當放手讓學術界深入研究蔣介石在228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向大家說清楚：在民國36年3月8日國軍第21師抵台之前和之後，到底誰是“加害者”？誰是“被害者”？

      “去蔣化”

      民進黨的執政方針當然不是想要“公正客觀”地麵對曆史，而是要藉由所謂的“轉型正義”，打擊國民黨，讓它永遠無法翻身。在此之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於2月25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將從法製麵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目前先停播《蔣公紀念歌》，將威權統治者意象鮮明商品包括：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下架，並將中正藝廊、介石廳、瑞元廳等場所更改為“中性的”“2展廳”、“3展廳”。一連串措施被解讀為“去蔣化”，引起朝野熱議。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中正紀念堂曾於2007年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後來國民黨重新執政，2009年改回原名，僅保留“自由廣場”牌匾。此外，中正紀念堂原本由教育部管轄，2009年由行政院核定改由文建會所屬，2012年則通過《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組織法》，改為文化部所轄三級機關。

      鄭麗君則表示，這不是“去蔣化”，而是要“麵對他”，“蔣中正曾擔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是曆史事實，但推動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不能簡化為‘去蔣化’，也無關國家認同，而是基於麵對曆史、正視傷痛、尊重人權。”

      鄭麗君表示，“228和白色恐怖都是台灣曆史上的傷痛，社會必須正視麵對，與定論功過無關，要不要‘功過並陳’不是文化部或中正紀念堂的責任。”

      至於中正紀念堂是否改名、移除銅像、甚至取消衛兵交接儀式？鄭麗君表示，這都要經過社會討論後再決定，目前已先邀請專家學者組成“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諮詢小組”，將在立法院下個會期之前，提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組織法”修正草案。“為何轉型？如何轉型？轉型之後的用途和名稱，都可以開放討論”。

      “台中元年”？

      蔡政府的“轉型正義”當然不會僅止於“去蔣化”。台中市政府今年將配合台中火車站建站一百年，舉辦“台中百年會活動”。市長林佳龍在議會中公開表示，“如果有台中元年的話，應該從以前的日治時代開始”，“台中孔廟不是古跡，那是國民黨把以前的日本神社‘幹掉’，用它的孔子來統治”，“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在台一切建設都是為了反攻大陸”。

      綠營當權政客的無知和蠻橫真是令人歎為觀止！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他所著的《曆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紀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間的600年，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4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係，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年）時代傳入中國，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在西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複興運動。

      台中孔廟與日本神社

      西方文藝複興運動發生之後，現代科學開始萌芽，西方人開始向外探索，進入大航海時代。到了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歐洲科學更是快速發展，伴隨著產業的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興起，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紛紛采取殖民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德、義、日等國也起而效法，到處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思想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日本神社則是殖民帝國主義的精神支撐，怎麽能夠跟它相提並論？

      事實上，台中孔廟建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日據時代，日本人將原省城內的清朝官署幾乎全部拆除，國民黨政府時代才重建孔廟。台中孔廟用地原本是霧峰林家捐出的私人花園，如眾所知霧峰林家以反抗日本統治著稱，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林獻堂“一生不說日語、不著和服”，堅持漢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這樣的家族怎麽可能在自家花園裏興建日本神社？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時，幾乎所有的日本軍民都已經被遣送回國。當時台灣有六百萬人口，其中大約16至20萬是原住民，其他都是漢人。儒家的倫理與道德本來就是支撐住漢人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先驗性形式架構。孔子與台灣怎麽會沒有關聯？國民黨何德何能，怎麽可能“把日本神社幹掉”後，“用孔子統治台灣”？綠營政客沒有知識，也該有點常識吧？

      人類文明的出路

      社會學家Inglehart和Baker(2000)曾經在65個國家作了三波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在控製經濟發展的效果之後，在曆史上屬於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區，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價值係統。這些社會在“傳統／世俗-理性”和“生存／自我表現”的價值向度上有所不同。雖然大多數社會(包括西方)都朝向“世俗-理性”及“自我表現”的價值(即現代與後現代)的方向變動，但其速度並不相同，而且各文化區之間仍然保有其差異性。

      在這三大文化區中，係出同源而又同樣信仰一神教的兩大文化區，一方麵因為西方國家煽動茉莉花革命，搞得中東地區的許多伊斯蘭國家秩序崩潰，國際難民四處流竄；另一方麵西方國家組成的歐盟，也因為IS不斷發動恐怖攻擊，而麵臨解組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如果能夠吸納作為西方文明之優長的科學哲學，以“主∕客對立”的方式，建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則應當可以為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提供一種替代性的出路。這麽明顯的一個世界趨勢，當權的綠營政客，總該看得出來吧？

      當權政客的政治智慧

      蔡英文用霸王硬上弓的手法，逼走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再用“灌水”的方式，安排兩百多名親信人馬入會，方便自己出任會長。3月9日接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的蔡總統，在談及上任後將致力推動的工作中，竟然絕口不談“中華文化”，祇談“台灣文化”的實力。除了以轉型正義之名推動種種去蔣、去中的動作，日前民進黨中常會，又邀請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長吳樹民，以“傳承與彰顯：張炎憲教授逝世三周年全集發行計畫”為題，進行專案報告，蔡主席聽完報告後當場裁示，針對此發行計畫，應該以全黨之力來處理。

      由民進黨帶頭協修“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全集”具有什麽樣的政治意義？在弘揚什麽樣的“史觀”？現在綠營一麵宣稱台灣有五千名“共諜”，一麵動手抓“共諜”，又在政治上推動製訂“保防法”、“反滲透法”，搞得台灣社會風聲鶴唳，雞犬不寧。盡管蔡英文一再宣稱她“不挑釁”，希望以善意和大陸相處，但她的所作所為卻往往背道而馳。民進黨當權派這一係列的動作都沒有“挑釁意味”嗎？

      不久前，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會長孫亞夫接受大陸“南方都市報”專訪時表示，當前堅持和衝撞“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與圖謀“台獨”的一場新的較量又開始了。他說：“麵對較量，大陸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條件來贏得這場較量的勝利。”他特別提到國台辦主任張誌軍表示“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孫亞夫表示，張誌軍講這句話，“是要告訴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社會和台灣民眾，台獨的危害性和危險性。”民進黨有足夠的信心和智慧來贏取這場“較量”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5月號，總第2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