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問題和出路（二）

中西文明的問題和出路（二） 回首五千年 本帖旨在初步探討中華文明的問題和未來之路。 [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前途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正在和將要麵臨西方文化現代性相同的問題。社會現代化的趨勢不可逆轉，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消極方麵，例如屬於文化現代性的享樂主義、社會認同感的喪失、不服從性、自戀等也隨之而來。因為現代性所意味著的生存邏輯造成了生態災難和社會危機：“技術發明的後果是產生了５萬枚核彈頭；工業化經濟導致了各大洲的生態滅絕；財富和服務的社會分配產生了１億貧困而饑饉的眾生。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和一個星球，正處於可怕的境地中。”[注1]科學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加強了人對自然的控製；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汙染、資源浪費、人口劇增、生態平衡的破壞，及軍備競賽加劇、人文精神的失落等對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主義提出了嚴重的挑戰。 近代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麵對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敗局，開始了各種救亡的嚐試。洋務運動基本就是照搬西方的科技和軍事裝備。但後來甲午之戰，海軍全軍覆沒，血的教訓告訴中國：單單照搬西方的科技是不管用的，還需要學習西方科技之外的、更深層的東西。那麽，這個東西是什麽呢？ 很多有識之士認為這個東西就是西方化。於是就有了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事業的變法運動。戊戌之變繼以庚子事變後，大家又將注意力集中到了西方的政治製度上來，認為西方化的關鍵是要學習其先進的政治製度，即立憲製度和代議製度。結果，立憲論的主張逐漸實現，而民主革命的主張也在辛亥年成功。但是，革命以後的事實又證明了西方的政治製度在中國仍然不能真正地得到有效的實行和運用。於是，大家更進一步地領悟到，中國要搞西方化，就還要學比西方政治製度改革更根本的東西。這個東西又是什麽呢？ 新文化運動給出了很多人當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那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和倫理思想。最響亮的口號要數胡適在1929年的一篇英文論文《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中提出的“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了。無論胡先生的本意是否真正地要全盤棄中而學西，完全否定自身的傳統、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卻事實上成為自“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界思想主流。這一思想主流使得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近百年的中國處於屈辱的地位而抬不起頭來。更有甚至，傳統文化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之厄運的“替罪羊”。我曾在樓下寫過一片帖子（中國文化與傳統蒙受了不白之冤）來指出近代之敗於西方，並非文化之過，而是因為當時腐敗的製度所至。“文革”之後，中國傳統文化頭又一次承擔了“文革”的一切過失，並再次經曆了對其的聲討浪潮。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了“逆向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思潮，並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這種思潮認為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是劣等民族。輕則認為中華民族必須脫胎換骨才有資格在地球上生存，重則認為他們自己的民族在人種上就過於卑劣，不值得允許其在地球上生存。這種自虐式的思潮使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的“運動”走得比“五四”和“文革”還遠。但也終於使得這種對於自身文化的否定之極端思想走到了盡頭，走到了無路可走，走向了又一次的失敗。 對於本帖來說，具有意義的就是這個漫長過程之後的失敗的結果。這個結果的重要意義，在於又一次彰顯了兩個重點。其一，思想的成熟需要過程，有時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中國的近代史證明了這一點。為了這種成熟，中國已經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這個代價隻有在為今後的中國之路掃清思想障礙有所幫助才有意義；其二，失敗的結果終於將中國引向了錯誤的反麵。那麽，這個錯誤的反麵是什麽？ 這個錯誤的反麵就是製度和文化的分離以及兩者關係的調整。一個國家的強盛、一個社會的秩序和一個文明的興衰都是對於這個分離概念的一般解釋和基本確證。我已在樓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中國的前途》一貼中解釋了我的這種分離概念。 我個人認為，對於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史的反思，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清醒地認識之上，那就是，極端就是錯誤。指出這一點，我認為比繼續鼓吹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以及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肯定，更具有曆史的意義。為了避免再次走極端，我個人認為應該明確這樣的認識，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反麵，並不是全盤肯定，此其一。更重要的是，曆史告訴我，對於傳統文化的肯定和否定並非當前中國要走的道路的根本著眼點。肯定之後，我認為重點是要放到製度的改革上來。 孫中山以來的製度革命，其失敗之處，就是將一種泊來的西方製度生搬硬套到中國。這樣做完全沒有根基，這個根基包括中國的社會適度結構和文化心理結構。後來的對於傳統文化的否定，也是一個根本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對於問題症結所在認識的錯誤，也是一個根本性的方向錯誤。對於後者，矯枉過正的結果就會導致將錯誤朝著反方向重複一遍——它仍然是錯誤，因為從一開始就走了岔道。我要提出來的正確道路應該是：中國應該在肯定和弘揚其傳統文化優秀一麵的基礎上，將注意力轉向製度改革。但這一次，製度的改革最緊要的、也不同於孫先生的一點，是要將製度的設計和執行建立在適應中國國情的基礎上。製度的運用是手段，文明的興衰是目的。文化作為製度生長其中的“土壤”，製度是必須適應這個土壤的“種子”。過去的錯誤在於將目的胡亂修改、甚至否定，以達到適應手段的“目的”，也就是說，手段成了目的。這無疑是行不通的。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相反的。也就是說，任何西方的製度隻能作為參考，對於不適應中國現在國情的部分，則必須加以修改。任何為了實行某種理想製度而要強行修改傳統文化的企圖，不免是“削足適履”的愚蠢行為。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將製度與文化分離是一個關鍵。雖然，重點仍然是製度改革。但是，與前不同的根本的地方就是製度與文化關係的根本調整——製度必須是與文化現實相銜接的，而不能是脫離現實的“空中樓閣”。這種調整是中國的過去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所換得的。 （待續） [注1]［美］大衛•格裏芬——《後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５， 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