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二、三事

我父親離開我們已整整二十年了。我父親離世前半身偏癱，失語，有苦說不出，還大小便失禁，生了褥瘡，又屢次並發肺炎，在床上躺了二年。1987年8月1日那天，我因為第二天的業務考試而公休在家，傍晚替父親擦身抹藥換了幹淨衣服，那時情況並沒有什麽變化，誰知半夜病情忽然惡化。看著父親撒手而去，雖然早有思想準備，但我心裏還是很難過，腦袋頓時就像被掏空了似的一片空白。過後想想，父親享年86歲，已算高齡，病癱在床上受苦，死對他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

有的時候，真的是生不如死，我父親在文革中就受到過這種磨難。

父親是個皮貨商人，解放初期因為國內市場蕭條，無奈到香港去謀求發展，在那兒呆了二年。誰知那次的商業謀生之行卻為以後埋下了禍患。文革第三年頭上，父親的一個同行受不了無休止的逼供責罰，精神錯亂，亂說他自已是國際特務，我父親和另一位是他的同夥，在香港接受了行動任務。這還了得，怎麽身邊還潛伏著國際特務哪，立即被單位關押起來。那時動亂時期，辦案押人不需要經過司法部門，也不憑實證，亂來一氣。

整整一年，父親在鬥室裏無休止地寫交待，連放風的“享受”都沒有。吃，限量供應，半饑不飽，隔三岔五地還被拉到群眾大會上掛牌批鬥，低頭彎腰，雙手反剪作噴氣式飛機狀，生理上精神上經受著雙重的折磨。在那種常人無法忍受的煎熬下，我父親幾次想從窗口跳出去，一死百了。可想到自己的冤屈未了，想到老婆和孩子們的無依無靠，終於咬著牙堅持了下來。

隔離審查一年後被放回家，因為戴著“私方經理”那頂帽子，對誤關誤押的錯案，連個口頭道歉都沒有。父親每天仍得早出晚歸，做店裏最髒最重的活，拖地、衝廁所、卸門板……直到1978年才退休（年已76歲，是黃浦區服裝公司退休年齡最大的一個，其後是沒人能破這個紀錄的了）。那時退休，都發一個鏡框，裏麵嵌一張退休證書，我父親的那張退休證書上，隻有姓名，卻沒有“同誌”或“先生”的稱呼，這事放到現在，沒什麽大不了的，但在那時，不僅是對人的不尊重，還關乎到一個人的政治定性問題，我父親對此一直是耿耿於懷的。曆史上把“文化大革命”稱為“十年動亂”（1966—1976），其實哪止十年喲，真正到塵埃落

定，天廓清朗，又是好些年之後的事了。

曆史真會和人們開玩笑，現今誰被人稱一聲“老板”，麵上有光，但那時老板被劃入“剝削階級”，剝削有罪，光戴上“資本家”這頂帽子就有得罪受了。我父親靠勤懇做事誠懇做人才慢慢地在店裏從學徒到職員到股東的，他一生勤奮努力地工作，和藹可親地待人，以忠厚誠實為信，說什麽剝削，說什麽有罪，高壓政策下，口服心不服呐。

我父親十三歲就到上海謀生，他的能讀會寫會算，全靠邊做工邊自學得來的，不僅如此，還練得一手好字。舊時過年必張貼新門聯，父親就常常會一顯身手，我也央求父親寫過大字。那年我進中學後和同學們一起布置教室，覺得黑板上方還空落落的，就把

在校拾廢紙賣得的錢買了紅紙回家，讓父親寫“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八個大字。父親很樂意地為我做這件事，他先把紅紙裁成大大的正方形，又用肥皂在紙上塗了一遍，告訴我說這樣處理後寫出的字就更黑亮發光，然後他飽蘸濃墨，幾個大字一氣嗬成。次日我把它張貼到牆上後，好多老師和同學都誇那字寫得漂亮，我心中自然暗自喜悅，天天麵對著父親寫的那字，焉有不好好學習之理？

別人家是父嚴母慈，而我們家是慈父慈母。那時商業單位上班時間，早八晚六，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小時，父親在家呆的時間少，和母親相比，我們和他親近得也少些，現在追憶起父親的模樣，不論對家人對外人，永遠是一付慈眉善目的樣子。因為工作關係，父親的午餐晚餐，都是在裏弄食堂解決的，母親有時特地給他留點菜，父親知道後總會說：“不用給我留，讓孩子們吃，他們都在長發頭上（鄉音，即長身體時）啊。”父親有煙癮，為了節約開支，煙總是抽最便宜的，父親在休息日喜歡喝點酒，酒也總是挑最低劣的買。父親的前妻患肺結核，求醫服藥拖了些時日，仍不治而亡，留下了四個子女，父親和我母親結婚後又添了我們四個，多子多女的大家庭，又經曆戰爭、公私合營、十年動亂，日子從來就過得緊巴巴的，要說那就是資產階級生活，那我們現在的日子比那時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生活不知要好過多少了。

時代不同了，可惜我的父母親都沒有過上真正的好日子。

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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