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崛起策三：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Liu Tao, July 19, 2006 @ 8:29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中國奇特的鄰居：日本
著名的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其經典名著《菊與刀》裏給我們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場景，一個東方的島國民族，具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獨特的民族特性，綜合了各種矛盾的心理特質，他們既謙遜有禮，又野蠻殘暴；他們既溫文儒雅，熱中於花道、茶道，又嗜血好鬥，酷愛劍道；他們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義禮節的思想，又對本集團之外的弱勢成員極端的冷酷無情；他們的個子非常的矮小，但是在戰爭中卻驚人地頑強，能完成與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軍事戰績，讓他們的對手即使在戰勝他們的情況下也對他們充滿著敬意。如果延著魯思·本尼迪克的邏輯再按照今天的情況推論下去，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無數充滿矛盾和另人驚奇的地方：他們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卻無法取得完全的國權；他們建立了經濟、高科技和金融帝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個不則不扣的侏儒；他們生活在亞洲，卻被視為西方，他們自己的民族心態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們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產出，卻擁有一個非常封閉的市場，外國的大公司老是抱怨無法進入日本的市場；他們被美國擊敗和軍事占領，心裏卻無比崇拜美國……
其實，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滿著矛盾，中日雙方的相互觀感也充滿著矛盾。具體說來，中日兩國和兩民族在審視對方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種“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結的影響。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詞掛在口頭，以顯示對日本一種潛意識中的輕蔑，但對日本電器卻有超乎尋常的信任和偏愛；我們常常覺得日本文化是中華文化下的附屬文化產品，對其曆史和宗教不屑一顧，卻對日本成功的現代化羨慕無比，看到電視裏G8峰會上眾多的西方元首中夾雜著一個黃種人的小矮個，我們心裏多半不是滋味。在海外的華人尤其能常常體會到這種複雜感情的交替，一方麵覺得日本是“小”日本，個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傳播的所謂日本文化都是源自於中國（如盆栽、茶道），哪有什麽日本文化；另外一方麵看到的卻是西方社會對日本人普遍的尊敬，日本海外遊客的超強的購買力和文明有禮，日本僑民在不同國家中的遵紀守法和次序井然，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獨特之處。
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大和輕蔑意識主要產生與19世紀末期中國急劇衰落的時期和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刻意宣傳一種論調：中國是個腐敗、沒落和沒有前途的國家，中國的民族也是一個自甘墮落的次等民族，敗壞了老祖宗遺留的豐厚家產。日本軍國主義者還開始從這個時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詞，來故意貶低中國和中國人。這種輕視或是蔑視中國的情結今天依然很強烈地存在於日本的右翼之中，而比較少的提到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自卑”情結。其實，正如個體心理學一樣，民族集體心理學也有許多類似於個人的特點：那就是過分的自大往往來源於過分的自卑。譬如說為什麽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揚和維持一種“大和民族是優秀民族，中國人是落後民族”而不是去宣揚日本人優秀於韓國人、馬來人、老撾人、緬甸人、泰國人或是尼泊爾人，根源在於這種論調中暗含著比較和較勁的意思，也就是說，日本人要跟中國比，把中國看成是競爭對手。為什麽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國為競爭對手？因為中國是5000年來東亞主導的強權，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國都長時間全局性地維持著領導地位。日本從隋唐以來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驅動力就在於盡一切可能性學習先進的中國，然後伺機而動，在中國衰落的時候乘機攻入亞洲大陸，取中國而代之。在古代，中國廣袤的幅員、眾多的居民、富饒的資源和其整體國力是扶桑島國的居民難以超越的，發誓與中國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麵對大陸中國時極容易產生一種島國的自卑感和壓力，因為難以超越中國，難以超越中國璀璨發達的文化和悠久的曆史文明，因而更難實現日本遠古以來進攻並占領亞洲大陸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體民族意識中也積澱了一種對中國強烈的自卑情結，因為無論日本如何發達，但日本文化中無時無刻不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印記，包括藝術、書法、盆栽、禪宗和繪畫等，都滲透著中國文化宗教的深刻影響。甚至連日本文字都無法完全通過平假名和片假名來表達意思，必須借助至少2000多個漢字日本人才能正確地溝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時幾乎必須完全借助漢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無法做到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這對於自恃甚高、時時刻刻要與中國人比高低的日本人來說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無法驅除的自卑感。可以說，中國人麵對日本人的自卑情結源於中國現實中相對的經濟落後，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比較容易自然地調整我們的心態，樹立對日本更加客觀的認識；相反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卑情結是結構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於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依賴性，幾乎很難完全調整過來。
II. 正確認識日本、了解日本，才能戰勝日本
人類曆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輸給對手後立即去學習對手，潛心專研對手，最後設法戰勝對手。日本在唐朝初期的海戰中被大唐海軍擊敗後，就立即派送遣唐使到中國，全方位地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曆史和哲學，內心潛藏的暗流是有朝一日能夠戰勝中國。為了這樣長遠的民族目標，日本人可以等待、忍耐長達千餘年。二戰結束以後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在廢墟中就下達了派送留學生到美國留學的詔令，於是事前與美軍殊死搏鬥、讓美國人不得不投下原子彈以早日結束戰爭的日本人一下子變得文明有禮，謙遜好學，一批一批的日本人奔赴美國學習、訪問和旅遊，日本人想看看戰勝自己的美國是什麽樣子的，美國是如何能夠戰勝日本的。日本人學習對手再後來居上戰勝對手的曆史非常類似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隻是日本人更加能忍耐，更加懂得研究對手，了解對手甚至看破對手；日本人更加懂得為了一個長遠的目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人類曆史上也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失敗的屈辱中和外來的挑戰中，能夠通過富有遠見的改良、革新和更新，能夠通過長遠的戰略和規劃把自己的國家有效地極為迅速地引向預定的發展方向，讓本民族重新贏得活力，煥發出青春的生機。日本的明治維新正記錄了一個這樣的曆史事件：一群政治精英，包括天皇、政府官員、部分議員和大量的策士和謀士，在日本內部分裂，大名幕府長時間割據統治、剝奪皇權，國內矛盾空前尖銳之際；在外有列強入侵，美國的炮艦打開了日本港口，其他列強席卷而來，日本麵臨被瓜分亡國之時，日本的政治精英進行了出色的政治改革。他們精於算計，個個都堪稱是精算大師，知道日本該如何發展才能避開無數暗礁（比如如何應對國內不同階層的反對革新變革的勢力），知道日本該采取何種戰略去追趕西方，他們甚至能夠仔仔細細、認認真真地規劃每年該進行的改革，既讓日本每一年都能夠進一步現代化，又注意到國內民眾和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不讓過快冒進的改革招致過大的反對勢力而失敗；這群人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和理想，對日本國內保守勢力高唱的尊皇複古的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於許多意識形態和流派之爭也不關心，可以說，這一批人是“去理想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一個政治組合群體。如果說他們有理想的話，那就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理想，讓日本強國，迅速現代化，戰勝中國，擠入西方列強行列，最終趕超和戰勝西方列強；這群人也富有遠見，富有戰略眼光，能夠高瞻遠矚，為日本國家利益不惜一切代價，他們知道日本需要什麽，日本應該朝什麽方向發展。每當筆者讀到日本天皇明治維新這段曆史時，都不勝感慨，我們東方的這個鄰居太精明，太有戰略眼光，讀這段曆史時我常常聯想到今天的中國，因為在曆史中，特別是競爭對手或是敵人的曆史中，往往隱藏著我們成功的曆史鑰匙。筆者在兩年前觀看了一部國內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後深受震動，因為這部電視劇的前半段中生動地表現了日本是如何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強國之路的。電視裏的明治天皇禮賢下士，主動到民間去訪問著名的謀略家（非常內似中國戰國時期的孟嚐君和春申君），其中最著名一位謀略家是福澤俞吉，他對明治的一番論述大意如下：中國是他青年時代最崇拜的國家，他曾熟讀中國的經典史籍，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非常之深；不過今天中國徹底腐敗墮落了，成為他最厭惡的國家，如同人類一切由盛轉衰的文化一樣，中國沒有前途，隻有自甘墮落，滑下深淵。而日本民族，雖然地處東亞，但其民族心態，其奮發上進，其朝氣蓬勃，其青春活力，早以讓日本民族區別於中國和亞洲大陸其它各民族。日本的長遠國策是：脫離中國主導的、下沉的、腐朽的、沒有任何希望的亞洲大陸，加入到歐洲列強行列，學習他們，研究他們，趕超他們，這才是日本民族的更新之道路。這就是著名的脫亞入歐的策略。（希望大家在讀到這一段時能夠心平氣和，隻有我們更好的了解日本這個民族，更好的了解日本人是如何看我們，我們才能有相應的對策，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電視裏另外一個令我印象非常深的場景是：當時日本為了跟大清北洋水師作戰，欲從西歐國家購買先進的戰艦，但是日本國力在當時仍然有限，日本的國會百般阻撓通過購買軍艦的議案。明治天皇於是下詔令，為了購買外國軍艦，自己每天隻吃一頓飯，節約的錢用來捐給國家買軍艦。明治天皇的舉動傳染般地感動了全日本的民眾，包括軍人、政府各界和一般老百姓，全國民眾自發集結捐款，節衣縮食，資助國家購買最先進的軍艦以戰勝大清水師。議會在全國的捐款風潮中也迅速通過了購買軍艦的議案。這時候電視畫麵切轉到當時的紫禁城，慈禧太後的餐桌上已上了逾百道菜，慈禧太後依然不滿意，也在同一時候，滿清官員正在挪用巨額軍費為慈禧太後建頤和園慶壽……
對於這麽一個獨特的鄰居，這麽一個獨特的島國居民，我們應該加深了解和研究，積極和對方交往，吃透對方，才是我們應有的策略。在對日本的交往和競爭中，我們民族的心態往往不夠成熟，暴露出我們中華民族中一些固有的弱點，比如說前麵講的自大和自卑情結的混合，我們很難做到以一種正常的心態（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去看待和對待日本，我們有時過於急燥，有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忽略了對日關係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具體說來我們在對日關係中（無論是媒體還是普通公眾）有以下的一些盲點，影響了我們對日本的全麵和綜合的認識：
我們的媒體對日本的二戰暴行報道很多，對現代日本的變化和發展報道得很少。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民族苦難的集體回憶，是永遠不應該被磨滅的。筆者也完全認為我們永遠不該忘記中華民族這段悲壯的曆史。但是，日本在二戰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建立了現代法製國家,還建立了現代的社會福利製度。筆者在德國生活期間常常能聽到德國人對日本的讚揚，甚至在社會學的課堂上學到社會保障、健康保險和平均壽命一課時，看到國別比較的統計圖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領域大大超過了最先進的西方國家時，我也非常吃驚日本民族的上進、趕超的精神。我們除了對二戰日軍暴行的報導外，也應該與時俱進，加強對現代日本的報導，對日本是如何成功現代化多加報導，對日本在哪些方麵作得比我們好多加報導。一個更加全麵、綜合、客觀的日本觀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透徹的了解日本。
總的說來，我們對日本的文化、曆史和宗教的了解遠遠不如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了解。因為日本古代學習中國，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熱中於研究中國的一切，包括文化、曆史、哲學、宗教和現代中國。日本人充分發揮了細致、縝密的特點，對中國的經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們的想象，日本人甚至能將三國和«孫子兵法»運用到現代的企業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國曆史的水平在國際曆史學界曾一度超越中國本身，這真是令人震驚。由於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於去了解日本文化。其實日本文化在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許多因素後也發展出了自身文化的許多特點。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的不同於中國的宗教文化，對於現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對日本文化了解較少，就不利於我們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競爭，就象相互比賽競爭的兩個人或兩支隊伍一樣，隻有摸清對方的狀況，才有可能戰勝對手。日本對中國的了解對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對稱的，這也是日本人在商業談判和貿易爭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點的原因，因為他們太了解中國人，而且會投入大量時間去研究中國談判對手的優點和弱點。我們迫切需要全麵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曆史、神道宗教、性格特點、心理特征，這一點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過強，反而會讓我們很難正確認識到中日關係的複雜性。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防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和理性地去認識日本民族，也防礙了我們製定理性的策略來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說去年的反日遊行，筆者身在德國，親眼目睹了西方媒體對中國遊行由一開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態度，對日本否定曆史頗有微詞，一步步轉化為對中國的負麵報道，當電視畫麵上傳來部分激烈的標語如“核彈滅日本”和“擊沉日本島”時，當少數遊行群眾向日本領事館和日本料理餐館投擲石塊磚塊時，當部分遊行者腳踹某些商店店鋪時，西方媒體幾乎眾口一詞批評中國煽動民族主義並通過反日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的視線。於是少數人的極端行為和出格行為讓一場大多數人都很理性溫和的遊行蒙受形象的損失，更為可惜的是，通過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運動我們原本可以把我們正當的訴求和日本右翼篡改曆史的惡劣行為通過現代傳媒迅速傳往全球各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對日本修改二戰曆史的警惕，讓中國形象加分，讓日本的國際形象蒙受灰塵（筆者將開辟專文來談國際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意義），然而激烈的民族主義讓各國感到驚恐，加深了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的印象，反而轉移了大家對事件起因本身的關注，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事後日本國內的反應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發生了極右翼勢力威脅中國領館的事件，也發生過一起反中國的遊行，但人數很少，隻有200多人，成不了大氣候。縱觀整個日本社會的反應，應該說日本社會充分表現出一種現代化社會的成熟，絕大多數被采訪的人都表現出低調、冷靜，談話也不是那麽激動，沒有表現出受激後的強烈情緒，不少人隻是淡淡地說道：中國缺乏平衡的新聞報道，而日本是一個民主社會，有各種各樣觀點不同的報道，因而民眾有全麵正確的判斷力，不容易產生激烈的思想。說實在的，如果日本國內發生同中國同樣的遊行和暴力事件，反而讓人不會那麽擔心，然而日本社會普遍冷靜和理性的反應，更值得我們警惕，因為這證明了日本人更加懂得國際慣例和國際社會普遍的文明準則，更加有理智，因而能更加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傳達自己的觀點。在未來的東海油田開發和釣魚島群島之爭中，如何了解、熟悉、運用國際法和國際準則，如何有效地將我國正義的立場傳達到國際社會，如何贏得國際社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對於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正如筆者在國外接觸到的日本學生和在各旅遊區見到的日本遊客一樣，日本人非常文明禮貌，素質非常高，日本人在國外開的商店、旅店和餐廳一般都非常幹淨衛生、整潔有序，他們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習慣和文明禮儀。我在國外見到成群結隊、井然有序的日本遊客一隊一隊從我身邊經過時，我常常覺得這是一個令人可畏的民族，其可畏之處在於他們高度的與國際社會接軌，自身也達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卻又同時把東方團隊集體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文明，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一種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當今世界的競爭已經脫離了叢林時代的單純比較力氣、爭強鬥狠的時代，當今的世界甚至已經不是100年前那種單純靠軍事鬥爭、鬥得你死我活的時代了。軍事實力固然重要，戰爭也還會發生，但當今世界總的來說已經進入文明競爭的時代了，未來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全麵大戰和核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雙方競爭的將是GDP、人均GDP、科學技術水平、人均壽命、社會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國家的整體綜合國力以及國民整體的文明程度。我們新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在中國上升和崛起的時代，應當更加能樹立這樣的民族精神，我們要跟日本進行文明競爭，要將競爭重點從簡單激烈地表達民族情緒轉向綜合國力和文明程度的競爭中去，我們也要培養冷靜理智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懂得一切從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解決問題。
不要諱談學習日本。在中國當前的民意環境中，談學習日本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正是因為這樣，才反映了我們認識日本上的又一大誤區。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長學習的民族，日本在古代學習中國，在現代學習西方，一旦開始學習，日本人總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對方先進文化的精髓和要義，甚至掌握了對方的弱點。日本學習我們那麽多東西，並反過來要超越和戰勝我們，我們為什麽要諱談學習日本？日本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學習，不僅要學習，還應該全麵地去了解、研究日本，在國家財政狀況允許下，我們應當多加投入，培養全麵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專家，建立專門的日本研究機構，全麵收集日本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意調查數據，並建立數據庫進行全麵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認識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談得上戰勝日本。
III. 東亞的曆史與今天
綜觀中日兩國曆史，在19世紀中國急劇衰落之前，中國一直是東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主導性大國，日本跟中國相比不是等同量極的對手。19世紀中後期中國日本同時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國門，幾乎也在同一時期雙方都進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並於1894年擊敗中國。以此為標誌，東亞數千年來以中華為核心的朝貢體係被打破。而我國則開始進入了更加多災多難的曆史,不僅受到西方列強的欺淩，還受到中國向來都瞧不上眼的蕞爾小國日本的欺辱，日本侵華的殘酷程度遠超過其它任何西方列強，為我們民族留下了苦難深重的集體曆史記憶。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定為標誌，東亞曆史進入了日強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麵，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平衡局麵被正式打破，整個亞洲都籠罩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陰影之下，一直到二戰的結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迅速從廢墟中崛起，從一個被擊敗的軍事帝國轉而成功地躍升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強國。1952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僅占英國和法國的1/3，十年後的1962其GNP就超過了法國，1967年和1968年則先後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從此長期穩坐資本主義第二號經濟強權的寶座。1980年代日本經濟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發起攻勢，“日本天下第一”，“億萬國民皆為中產階級”，“日本經濟殖民美國”的口號喊得滿天響，西方媒體也驚呼“日本人來了！”。關於日本崛起、日本強大和日本威脅甚至是日本經濟征服世界的報道不絕於西方媒體，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同一時期中國也結束了百年內亂，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中國人的凝聚力得到大大的加強，擰成了一股繩，中國既不依賴蘇聯，也不依賴美國，獨立自主地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極。但由於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失靈，中國的閉關鎖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帶入了十年浩劫，中國雖然成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獨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經濟和科技水平上中國和日本的距離被大大地拉開了。在這一曆史時期，出現了東亞一個獨特的曆史現象，那就是日本崛起為經濟、科技強權，中國在有限的國力下通過毛主席的宏觀大戰略也成為世界政治中僅次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極。
1979年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國門，采取了改革開放的國策，揭開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序幕。1990年日本的經濟擴張的勢力達到頂峰，然後就經曆了痛苦而又漫長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經濟快速增長背後隱藏的許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經濟結構性危機全麵爆發，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觀失望的情緒在日本蔓延。而中國在1992年鄧公南巡確立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宏觀經濟取得了長時間的高速發展，在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進入2000年以後，中國熱在全世界發燒，可以說是熱浪滾滾，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筆者身在德國，長期閱讀德文媒體（含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媒體）和英文媒體（主要是美國和英國的報刊和雜誌），筆者也長期在夜校教授業餘中文課，以親眼所讀和所見見證了中國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來越引起西方世界矚目，中國熱是如何在西方社會擴展開來的。特別是近兩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大大增加，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已成為西方媒體的重要中心話題之一，相對而言日本在西方媒體中被報道的數量遠遠不及中國。中日兩國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發生了巧妙的互換，中國仿佛就是二十年前的日本，隻是中國是以13億人口在崛起，其曆史意義將遠遠超過日本崛起。筆者在剛剛參加的一場在英國的學術討論會上聽到一位英國教授說：“現在（在英國,筆者注）日本學生都在抱怨沒有人再關心日本，大家談論的都是中國。”這種現象不光發生在英國，在德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情況也是相同的。
當然日本的衰落隻是相對的，日本的國民產值依然龐大，科技依然高度發達，是毫無疑問的世界經濟強權。長期的經濟不振導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導致了右翼勢力有所抬頭，民族主義思想在回升，日本越來越想謀求與自己經濟和科技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而相應的，已經是政治和軍事大國的中國正在通過經濟爆發性的增長來謀取世界經濟和科技大國地位。東亞進入了千古未有的新變局，既非中強日弱，也非中弱日強，而是雙雄並立。中國和日本同處東亞，卻同時具備成為世界新興超級大國的潛力，這種基本局麵將在未來15到20年時間難以被撼動。
IV. 中日關係的戰略性分析
我們在分析中日關係時，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體化，當成鐵板一塊。按照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大家尼科拉斯•盧曼的觀點：現代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是高度複雜、高度分化和高度異質的社會。由於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社會分化成各個不同的係統，相對應的，社會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異，個體化和多源化的社會利益集團、理論集團和政治集團。因而不存在完全統一化、同質化的日本人，而存在著不同的日本利益、社會、論述和政治團體。對於一個國家全麵而又分類的了解有助於讓我們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識形態思潮，從而有助於我們大致勾畫出一國將來可能發展的趨勢，為我所用。根據日本主流群體對待中國的態度，我們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黨團體分為：（1）知華派和親華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2）中立派和國家實用主義派，主張同美國和中國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民主黨基本持這一立場，如小澤一郎；（3）主張日本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從以前的脫亞入歐到現在的脫歐返亞，與中國建立正常的，略親近於美國的互動關係，這種觀點常見於一些日本的戰略研究者；（4）主張對中國強硬、不屈服於中國，但依然要與中國保持一定良好經濟貿易關係的日本中間偏右翼勢力，當前日本的小泉首相和麻生外相大致可劃入這一類別；（5）極端右翼勢力，主張不惜與中國一戰，主張完全顛覆二戰曆史觀和東京大審判的狂妄的民族主義勢力。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從美國手中奪回國權，趕走東京灣和衝繩群島的美軍，迅速武裝日本為核武器大國，其代表人物有當前擔任東京市市長的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個類別的人，除了第四、五個類別以外，我們都應當積極交往，積極促進日本友華和親華勢力的成長，更要與大量日本的民間團體和經濟貿易團體建立友好互動的關係，對第四個類別的我們則要加以區別，保持適度交往，也要以經濟和外交手段為杠杆，對其中的頑固分子施加壓力。下麵我要著重談談第五個類別。
第五個類別的極端右翼分子在二戰以後在日本屬於邊緣團體，隻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1990年代末期以來，特別是小泉上台以來，由於各種各樣國內國外的因素譬如經濟長期衰退、戰後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於日本的某些右翼媒體集中報道中國的反日活動和反日遊行，導致右翼勢力的抬頭，親中勢力卻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市長）就是日本右翼勢力上升的標誌。雖然，我們在當前的狀況下不能誇張地認為右翼勢力已經占據主流（一般認為極右翼勢力在日本低於總人口的10%），但是我們不能低估這批極端勢力的危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兩次中斷和幹擾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第一次是從1860年代到1890年代中國通過洋務運動開始邁向現代化的門檻，日本迫切需要通過挑釁的戰爭來打斷中國現代化的嚐試。日本的軍事冒險取得了成功，中國丟失了土地，賠盡了國庫裏的白銀（兩萬萬兩），洋務運動的成就被活生生地扼殺。一次是1927到1937年這段時期，當時的國民政府抓住了10年時間，讓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盡管期間日軍多次製造事變幹擾，但是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和民族工業還是頑強地發展起來了。日本陸軍部的陰謀家顯然按耐不住，深恐中國發展起來重新強盛，於是盡一切機會挑釁中國，並最終發動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中國這兩次的悲慘經曆不僅是國民生命、財產和經濟實力的空前損失，更是中國強國之路的大逆轉，今天我們回憶起這兩段曆史，仍是無窮的痛苦和遺恨。日本當時的戰略判斷是：中國是弱國，卻是大國，中國可以一敗再敗，但是一旦中國有時間得到喘息和發展，日本征服亞洲大陸的野心就會前功盡棄，因為日本雖是強國，卻是小國，隻要戰略上輸一次，就可能全部輸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盡可能地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今天的日本右翼雖然改頭換麵，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維方式未變。中國雖然曆經許多彎路和磨難，但隻要真正一踏上現代化道路，腳踏實地地發展起來，日本右翼搞亂中國的野心就會永永遠遠宣告破產。1979年中國正是踏上了這麽一條道路，這一年，堪稱是中國曆史的偉大轉折點，中國和平崛起元年。經過28年持之以恒、韜光養晦、專注地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中國經濟和中國民眾的動力和內在能量被徹底地調動了起來，中國經濟以自己運行的規律勢不可擋地在發展，可以這麽說，中國曆史擺脫了百年來的晦氣，中國好運的時代來臨了。而正是中國這樣迅猛的發展讓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坐臥不安，寢食難寧，中國在短時間裏奪去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光環和日本在全球各地的經濟影響力更是讓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極右翼勢力毫不掩飾地在國內討論應當如何阻撓中國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們當然清楚全麵軍事侵略中國在今天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陰險的盤算尤其值得今天我們中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和普通愛國民眾的高度重視。具體說來，日本極端的右翼分子常見的討論有：（1）通過支持台獨、藏獨來幹擾中國，讓中國周邊麻煩不斷，牽涉中國和平發展建設；（2）不斷在釣魚島和東海油氣田有爭議區挑起小規模衝突，分散中國經濟建設的精力；（3）全麵拉攏美國老大來共同對付中國；（4）通過一些極端行動（如登釣魚島）和極端言辭（如故意散布辱華言論）刺激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進而通過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如反日言論和反日遊行等等來影響日本的民意，爭取以此擴大選票和議席，擴張右翼政治勢力和版圖，從中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東海和釣魚島掀起一場局部的小規模戰爭，爭取說服美國參戰，通過美日聯合軍事攻擊挫傷中國上升的蓬勃的士氣和信心。以上種種手段可以綜合運用，其險惡用心在於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當然日本右翼勢力上述構思其實現可能性是很低的，今天的日本不是20世紀初的日本，民眾的判斷力、社會的多源化和民主製度的製約讓極端的行為很難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中日經濟上的一體化和整合更是讓雙方互相依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日本隻是美國的棋子，美國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麽好被奴仆糊弄的。美國雖然也想圍堵中國，但那僅僅限於戰略上的圍堵和限製，是一種軟圍堵，另外筆者在策一中已經談到中美雙方是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雙方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美商在中國也具有重大的商業利益，中美在朝鮮、伊朗、蘇丹等問題上的合作也對全球和平至關重要，美國絕不會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識形態獻上美國大兵的性命和中國進行熱戰。
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無須提防日本右翼勢力的蠢動，因為這批人往往是狂熱分子，具有精神癲狂的極端特性，有時為了目的會不惜一切手段，他們想要擾亂和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願望比美國右翼還要強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傳統宗教是他們最大的精神力量的來源，他們根據神道教認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創造的民族，因而優越於其它民族，特別是優越於其它亞洲民族。他們不甘心臣服於中國領導下的亞洲新次序，不甘於中國重新回到亞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位置。他們未必能製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變，但一定會掀起幹擾性的爭端和波瀾。
我國總體的戰略應當是：力爭排除一切幹擾，抓緊一切有利時機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當前中國總體的發展形式相當有利，是1840年以來中國最好的時期，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和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當前中國的大局是求一個“穩”字，不僅是國內政局之穩定，更是國際周邊環境的穩定，隻要再穩定發展15到20年，我們就能向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穩步邁進，使綜合國力得到大大提升；日本右翼則求一個“亂”字，搞亂中國周邊環境，搞亂中國政局，乘機渾水摸魚，其一切手段都始終不離其讓中國前進的道路發生逆轉，打斷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的險惡目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有大局觀和高度的戰略觀，不求馬上進行一城一池的爭奪決戰，不要急於統一台灣，不要急於因為釣魚島與美日全麵開戰，不要對日本右翼的每一個小動作都睚眥必報。15到20年隻是人類社會短短的一段時光，但這15到20年卻濃縮了我們中華民族150年來的苦難、悲痛、不屈、堅韌、光榮和夢想，凝聚了多少仁人誌士為強我中華而獻出的鮮血和追求。我們排除了一切幹擾，抓住了中華民族這段最重要的時期全力發展，取得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成功，就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最強烈、最有力的回擊。什麽能讓日本右翼勢力痛苦、徹底絕望？不是鬥嘴的言辭，不是衝動的民族主義，而是理智、冷靜、堅韌、剛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國崛起的最高目標邁進，如果中國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綜合國力上與日本拉開差距，反而會贏得包括日本右翼勢力在內的日本民眾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個相信實力、臣服實力，而較少篤信道德的民族，美國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國，日本從不敢在珍珠港這段曆史上翻案，卻時時刻刻想對侵略亞洲各國曆史翻案，歸跟結底是實力使然。要讓日本人服氣，必須靠我們的實力和堅持不邂的努力。設想中國的綜合國力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之時，也就是日本右翼勢力煙消雲散之刻，那時候的亞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不過那將是在中國主導下的亞洲新次序和亞洲新和平，亞洲會向歐洲聯盟那樣邁向一個新型的亞洲聯盟。中國和日本也有可能實現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國和日本未來的關係將類似德國和奧地利、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國是富裕文明、現代化的超級大國，日本或許按人均水平依然更加富裕現代化，但跟中國相比則是一個較小的經濟體和政治力量。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讓中日反而易於和諧相處，反而能保證亞洲諸國共同的和平發展。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和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係列預測中國的叢書裏如«中國，出租中»、«力用中國»和«競爭中國»中一再預見到：日本超過中國是個曆史的異態，隨著中國史無前例的龐大的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東亞的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曆史的常態–即中強日弱的局麵，日本要作好準備，成為八分之一國家（即其國民生產總值50年後隻有中國的1/8）。這句話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反映未來的大趨勢。中國和日本相比最大的優勢是：時間在中國一邊。今天的中國正如梁啟超筆下所期待的那樣，是青春的中國，其朝氣勃發，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國氣度，都是日見衰老的日本無法相比的。中國每過一年，就壯大一分，我們的對手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崛起上升。日本鼎盛時代1980年代已經過去，中國強盛的時代已經到來，並將隨著中國的繼續飛躍發展而更加的波瀾壯闊。時間，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惡夢！真是天佑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圍棋中常常有這樣一種棋局，一方為著急吃一個子，而輸掉一大片，進而滿盤皆輸。我們應著眼於先下贏整盤大棋，然後把想要吃的子從容不迫地逐個提掉。這盤大棋局就是中國崛起的棋局，下贏的關鍵就在於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耐心和智慧下好每一步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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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注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備注：筆者不是研究日本的專家，隻是平時非常關心有關日本的書籍、報道和新聞，始終覺得日本是我們中國現代化上的一道坎，一道必須跨越的坎，他考驗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智慧、理性和耐性，甚至考驗我們現代化是否能成功。盼望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更多的出來撰文，為國謀劃，畢竟他們有著更為得天獨厚的條件：通日語，了解日本人的精神、性格特點和文化，了解日本社會的報紙、刊物、網上論壇和學校課堂是如何看待、研究和分析中國的。希望有誌者多多地出來為國家策劃、效力。本人作為一個不通日語的門外漢權當用這篇文章來拋磚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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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中國崛起策, 對日關係, 菊與刀.
I. 中國奇特的鄰居：日本
著名的美國人類文化學家魯思·本尼迪克在其經典名著《菊與刀》裏給我們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場景，一個東方的島國民族，具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獨特的民族特性，綜合了各種矛盾的心理特質，他們既謙遜有禮，又野蠻殘暴；他們既溫文儒雅，熱中於花道、茶道，又嗜血好鬥，酷愛劍道；他們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義禮節的思想，又對本集團之外的弱勢成員極端的冷酷無情；他們的個子非常的矮小，但是在戰爭中卻驚人地頑強，能完成與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軍事戰績，讓他們的對手即使在戰勝他們的情況下也對他們充滿著敬意。如果延著魯思·本尼迪克的邏輯再按照今天的情況推論下去，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無數充滿矛盾和另人驚奇的地方：他們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卻無法取得完全的國權；他們建立了經濟、高科技和金融帝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個不則不扣的侏儒；他們生活在亞洲，卻被視為西方，他們自己的民族心態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們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產出，卻擁有一個非常封閉的市場，外國的大公司老是抱怨無法進入日本的市場；他們被美國擊敗和軍事占領，心裏卻無比崇拜美國……
其實，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滿著矛盾，中日雙方的相互觀感也充滿著矛盾。具體說來，中日兩國和兩民族在審視對方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種“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結的影響。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詞掛在口頭，以顯示對日本一種潛意識中的輕蔑，但對日本電器卻有超乎尋常的信任和偏愛；我們常常覺得日本文化是中華文化下的附屬文化產品，對其曆史和宗教不屑一顧，卻對日本成功的現代化羨慕無比，看到電視裏G8峰會上眾多的西方元首中夾雜著一個黃種人的小矮個，我們心裏多半不是滋味。在海外的華人尤其能常常體會到這種複雜感情的交替，一方麵覺得日本是“小”日本，個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傳播的所謂日本文化都是源自於中國（如盆栽、茶道），哪有什麽日本文化；另外一方麵看到的卻是西方社會對日本人普遍的尊敬，日本海外遊客的超強的購買力和文明有禮，日本僑民在不同國家中的遵紀守法和次序井然，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獨特之處。
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大和輕蔑意識主要產生與19世紀末期中國急劇衰落的時期和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刻意宣傳一種論調：中國是個腐敗、沒落和沒有前途的國家，中國的民族也是一個自甘墮落的次等民族，敗壞了老祖宗遺留的豐厚家產。日本軍國主義者還開始從這個時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詞，來故意貶低中國和中國人。這種輕視或是蔑視中國的情結今天依然很強烈地存在於日本的右翼之中，而比較少的提到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自卑”情結。其實，正如個體心理學一樣，民族集體心理學也有許多類似於個人的特點：那就是過分的自大往往來源於過分的自卑。譬如說為什麽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揚和維持一種“大和民族是優秀民族，中國人是落後民族”而不是去宣揚日本人優秀於韓國人、馬來人、老撾人、緬甸人、泰國人或是尼泊爾人，根源在於這種論調中暗含著比較和較勁的意思，也就是說，日本人要跟中國比，把中國看成是競爭對手。為什麽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國為競爭對手？因為中國是5000年來東亞主導的強權，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國都長時間全局性地維持著領導地位。日本從隋唐以來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驅動力就在於盡一切可能性學習先進的中國，然後伺機而動，在中國衰落的時候乘機攻入亞洲大陸，取中國而代之。在古代，中國廣袤的幅員、眾多的居民、富饒的資源和其整體國力是扶桑島國的居民難以超越的，發誓與中國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麵對大陸中國時極容易產生一種島國的自卑感和壓力，因為難以超越中國，難以超越中國璀璨發達的文化和悠久的曆史文明，因而更難實現日本遠古以來進攻並占領亞洲大陸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體民族意識中也積澱了一種對中國強烈的自卑情結，因為無論日本如何發達，但日本文化中無時無刻不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印記，包括藝術、書法、盆栽、禪宗和繪畫等，都滲透著中國文化宗教的深刻影響。甚至連日本文字都無法完全通過平假名和片假名來表達意思，必須借助至少2000多個漢字日本人才能正確地溝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時幾乎必須完全借助漢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無法做到去中國化，中國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這對於自恃甚高、時時刻刻要與中國人比高低的日本人來說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無法驅除的自卑感。可以說，中國人麵對日本人的自卑情結源於中國現實中相對的經濟落後，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比較容易自然地調整我們的心態，樹立對日本更加客觀的認識；相反日本人對中國的自卑情結是結構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於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依賴性，幾乎很難完全調整過來。
II. 正確認識日本、了解日本，才能戰勝日本
人類曆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輸給對手後立即去學習對手，潛心專研對手，最後設法戰勝對手。日本在唐朝初期的海戰中被大唐海軍擊敗後，就立即派送遣唐使到中國，全方位地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曆史和哲學，內心潛藏的暗流是有朝一日能夠戰勝中國。為了這樣長遠的民族目標，日本人可以等待、忍耐長達千餘年。二戰結束以後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在廢墟中就下達了派送留學生到美國留學的詔令，於是事前與美軍殊死搏鬥、讓美國人不得不投下原子彈以早日結束戰爭的日本人一下子變得文明有禮，謙遜好學，一批一批的日本人奔赴美國學習、訪問和旅遊，日本人想看看戰勝自己的美國是什麽樣子的，美國是如何能夠戰勝日本的。日本人學習對手再後來居上戰勝對手的曆史非常類似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隻是日本人更加能忍耐，更加懂得研究對手，了解對手甚至看破對手；日本人更加懂得為了一個長遠的目標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人類曆史上也很少有這樣的民族，在失敗的屈辱中和外來的挑戰中，能夠通過富有遠見的改良、革新和更新，能夠通過長遠的戰略和規劃把自己的國家有效地極為迅速地引向預定的發展方向，讓本民族重新贏得活力，煥發出青春的生機。日本的明治維新正記錄了一個這樣的曆史事件：一群政治精英，包括天皇、政府官員、部分議員和大量的策士和謀士，在日本內部分裂，大名幕府長時間割據統治、剝奪皇權，國內矛盾空前尖銳之際；在外有列強入侵，美國的炮艦打開了日本港口，其他列強席卷而來，日本麵臨被瓜分亡國之時，日本的政治精英進行了出色的政治改革。他們精於算計，個個都堪稱是精算大師，知道日本該如何發展才能避開無數暗礁（比如如何應對國內不同階層的反對革新變革的勢力），知道日本該采取何種戰略去追趕西方，他們甚至能夠仔仔細細、認認真真地規劃每年該進行的改革，既讓日本每一年都能夠進一步現代化，又注意到國內民眾和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不讓過快冒進的改革招致過大的反對勢力而失敗；這群人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和理想，對日本國內保守勢力高唱的尊皇複古的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於許多意識形態和流派之爭也不關心，可以說，這一批人是“去理想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的一個政治組合群體。如果說他們有理想的話，那就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實用主義的理想，讓日本強國，迅速現代化，戰勝中國，擠入西方列強行列，最終趕超和戰勝西方列強；這群人也富有遠見，富有戰略眼光，能夠高瞻遠矚，為日本國家利益不惜一切代價，他們知道日本需要什麽，日本應該朝什麽方向發展。每當筆者讀到日本天皇明治維新這段曆史時，都不勝感慨，我們東方的這個鄰居太精明，太有戰略眼光，讀這段曆史時我常常聯想到今天的中國，因為在曆史中，特別是競爭對手或是敵人的曆史中，往往隱藏著我們成功的曆史鑰匙。筆者在兩年前觀看了一部國內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後深受震動，因為這部電視劇的前半段中生動地表現了日本是如何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強國之路的。電視裏的明治天皇禮賢下士，主動到民間去訪問著名的謀略家（非常內似中國戰國時期的孟嚐君和春申君），其中最著名一位謀略家是福澤俞吉，他對明治的一番論述大意如下：中國是他青年時代最崇拜的國家，他曾熟讀中國的經典史籍，中國文化對他的影響非常之深；不過今天中國徹底腐敗墮落了，成為他最厭惡的國家，如同人類一切由盛轉衰的文化一樣，中國沒有前途，隻有自甘墮落，滑下深淵。而日本民族，雖然地處東亞，但其民族心態，其奮發上進，其朝氣蓬勃，其青春活力，早以讓日本民族區別於中國和亞洲大陸其它各民族。日本的長遠國策是：脫離中國主導的、下沉的、腐朽的、沒有任何希望的亞洲大陸，加入到歐洲列強行列，學習他們，研究他們，趕超他們，這才是日本民族的更新之道路。這就是著名的脫亞入歐的策略。（希望大家在讀到這一段時能夠心平氣和，隻有我們更好的了解日本這個民族，更好的了解日本人是如何看我們，我們才能有相應的對策，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電視裏另外一個令我印象非常深的場景是：當時日本為了跟大清北洋水師作戰，欲從西歐國家購買先進的戰艦，但是日本國力在當時仍然有限，日本的國會百般阻撓通過購買軍艦的議案。明治天皇於是下詔令，為了購買外國軍艦，自己每天隻吃一頓飯，節約的錢用來捐給國家買軍艦。明治天皇的舉動傳染般地感動了全日本的民眾，包括軍人、政府各界和一般老百姓，全國民眾自發集結捐款，節衣縮食，資助國家購買最先進的軍艦以戰勝大清水師。議會在全國的捐款風潮中也迅速通過了購買軍艦的議案。這時候電視畫麵切轉到當時的紫禁城，慈禧太後的餐桌上已上了逾百道菜，慈禧太後依然不滿意，也在同一時候，滿清官員正在挪用巨額軍費為慈禧太後建頤和園慶壽……
對於這麽一個獨特的鄰居，這麽一個獨特的島國居民，我們應該加深了解和研究，積極和對方交往，吃透對方，才是我們應有的策略。在對日本的交往和競爭中，我們民族的心態往往不夠成熟，暴露出我們中華民族中一些固有的弱點，比如說前麵講的自大和自卑情結的混合，我們很難做到以一種正常的心態（既不誇大也不縮小）去看待和對待日本，我們有時過於急燥，有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忽略了對日關係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具體說來我們在對日關係中（無論是媒體還是普通公眾）有以下的一些盲點，影響了我們對日本的全麵和綜合的認識：
我們的媒體對日本的二戰暴行報道很多，對現代日本的變化和發展報道得很少。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民族苦難的集體回憶，是永遠不應該被磨滅的。筆者也完全認為我們永遠不該忘記中華民族這段悲壯的曆史。但是，日本在二戰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建立了現代法製國家,還建立了現代的社會福利製度。筆者在德國生活期間常常能聽到德國人對日本的讚揚，甚至在社會學的課堂上學到社會保障、健康保險和平均壽命一課時，看到國別比較的統計圖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領域大大超過了最先進的西方國家時，我也非常吃驚日本民族的上進、趕超的精神。我們除了對二戰日軍暴行的報導外，也應該與時俱進，加強對現代日本的報導，對日本是如何成功現代化多加報導，對日本在哪些方麵作得比我們好多加報導。一個更加全麵、綜合、客觀的日本觀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透徹的了解日本。
總的說來，我們對日本的文化、曆史和宗教的了解遠遠不如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了解。因為日本古代學習中國，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熱中於研究中國的一切，包括文化、曆史、哲學、宗教和現代中國。日本人充分發揮了細致、縝密的特點，對中國的經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們的想象，日本人甚至能將三國和«孫子兵法»運用到現代的企業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國曆史的水平在國際曆史學界曾一度超越中國本身，這真是令人震驚。由於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於去了解日本文化。其實日本文化在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許多因素後也發展出了自身文化的許多特點。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的不同於中國的宗教文化，對於現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對日本文化了解較少，就不利於我們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競爭，就象相互比賽競爭的兩個人或兩支隊伍一樣，隻有摸清對方的狀況，才有可能戰勝對手。日本對中國的了解對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對稱的，這也是日本人在商業談判和貿易爭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點的原因，因為他們太了解中國人，而且會投入大量時間去研究中國談判對手的優點和弱點。我們迫切需要全麵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曆史、神道宗教、性格特點、心理特征，這一點非常重要。
有時候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過強，反而會讓我們很難正確認識到中日關係的複雜性。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防礙了我們客觀、冷靜和理性地去認識日本民族，也防礙了我們製定理性的策略來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說去年的反日遊行，筆者身在德國，親眼目睹了西方媒體對中國遊行由一開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態度，對日本否定曆史頗有微詞，一步步轉化為對中國的負麵報道，當電視畫麵上傳來部分激烈的標語如“核彈滅日本”和“擊沉日本島”時，當少數遊行群眾向日本領事館和日本料理餐館投擲石塊磚塊時，當部分遊行者腳踹某些商店店鋪時，西方媒體幾乎眾口一詞批評中國煽動民族主義並通過反日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的視線。於是少數人的極端行為和出格行為讓一場大多數人都很理性溫和的遊行蒙受形象的損失，更為可惜的是，通過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運動我們原本可以把我們正當的訴求和日本右翼篡改曆史的惡劣行為通過現代傳媒迅速傳往全球各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對日本修改二戰曆史的警惕，讓中國形象加分，讓日本的國際形象蒙受灰塵（筆者將開辟專文來談國際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意義），然而激烈的民族主義讓各國感到驚恐，加深了西方世界中國威脅論的印象，反而轉移了大家對事件起因本身的關注，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事後日本國內的反應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發生了極右翼勢力威脅中國領館的事件，也發生過一起反中國的遊行，但人數很少，隻有200多人，成不了大氣候。縱觀整個日本社會的反應，應該說日本社會充分表現出一種現代化社會的成熟，絕大多數被采訪的人都表現出低調、冷靜，談話也不是那麽激動，沒有表現出受激後的強烈情緒，不少人隻是淡淡地說道：中國缺乏平衡的新聞報道，而日本是一個民主社會，有各種各樣觀點不同的報道，因而民眾有全麵正確的判斷力，不容易產生激烈的思想。說實在的，如果日本國內發生同中國同樣的遊行和暴力事件，反而讓人不會那麽擔心，然而日本社會普遍冷靜和理性的反應，更值得我們警惕，因為這證明了日本人更加懂得國際慣例和國際社會普遍的文明準則，更加有理智，因而能更加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傳達自己的觀點。在未來的東海油田開發和釣魚島群島之爭中，如何了解、熟悉、運用國際法和國際準則，如何有效地將我國正義的立場傳達到國際社會，如何贏得國際社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對於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正如筆者在國外接觸到的日本學生和在各旅遊區見到的日本遊客一樣，日本人非常文明禮貌，素質非常高，日本人在國外開的商店、旅店和餐廳一般都非常幹淨衛生、整潔有序，他們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習慣和文明禮儀。我在國外見到成群結隊、井然有序的日本遊客一隊一隊從我身邊經過時，我常常覺得這是一個令人可畏的民族，其可畏之處在於他們高度的與國際社會接軌，自身也達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卻又同時把東方團隊集體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文明，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一種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當今世界的競爭已經脫離了叢林時代的單純比較力氣、爭強鬥狠的時代，當今的世界甚至已經不是100年前那種單純靠軍事鬥爭、鬥得你死我活的時代了。軍事實力固然重要，戰爭也還會發生，但當今世界總的來說已經進入文明競爭的時代了，未來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全麵大戰和核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雙方競爭的將是GDP、人均GDP、科學技術水平、人均壽命、社會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國家的整體綜合國力以及國民整體的文明程度。我們新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在中國上升和崛起的時代，應當更加能樹立這樣的民族精神，我們要跟日本進行文明競爭，要將競爭重點從簡單激烈地表達民族情緒轉向綜合國力和文明程度的競爭中去，我們也要培養冷靜理智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懂得一切從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解決問題。
不要諱談學習日本。在中國當前的民意環境中，談學習日本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正是因為這樣，才反映了我們認識日本上的又一大誤區。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長學習的民族，日本在古代學習中國，在現代學習西方，一旦開始學習，日本人總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對方先進文化的精髓和要義，甚至掌握了對方的弱點。日本學習我們那麽多東西，並反過來要超越和戰勝我們，我們為什麽要諱談學習日本？日本好的東西我們當然要學習，不僅要學習，還應該全麵地去了解、研究日本，在國家財政狀況允許下，我們應當多加投入，培養全麵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專家，建立專門的日本研究機構，全麵收集日本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意調查數據，並建立數據庫進行全麵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認識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談得上戰勝日本。
III. 東亞的曆史與今天
綜觀中日兩國曆史，在19世紀中國急劇衰落之前，中國一直是東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主導性大國，日本跟中國相比不是等同量極的對手。19世紀中後期中國日本同時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國門，幾乎也在同一時期雙方都進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西方列強的行列，並於1894年擊敗中國。以此為標誌，東亞數千年來以中華為核心的朝貢體係被打破。而我國則開始進入了更加多災多難的曆史,不僅受到西方列強的欺淩，還受到中國向來都瞧不上眼的蕞爾小國日本的欺辱，日本侵華的殘酷程度遠超過其它任何西方列強，為我們民族留下了苦難深重的集體曆史記憶。以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定為標誌，東亞曆史進入了日強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麵，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平衡局麵被正式打破，整個亞洲都籠罩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陰影之下，一直到二戰的結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迅速從廢墟中崛起，從一個被擊敗的軍事帝國轉而成功地躍升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強國。1952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僅占英國和法國的1/3，十年後的1962其GNP就超過了法國，1967年和1968年則先後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從此長期穩坐資本主義第二號經濟強權的寶座。1980年代日本經濟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發起攻勢，“日本天下第一”，“億萬國民皆為中產階級”，“日本經濟殖民美國”的口號喊得滿天響，西方媒體也驚呼“日本人來了！”。關於日本崛起、日本強大和日本威脅甚至是日本經濟征服世界的報道不絕於西方媒體，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同一時期中國也結束了百年內亂，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中國人的凝聚力得到大大的加強，擰成了一股繩，中國既不依賴蘇聯，也不依賴美國，獨立自主地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極。但由於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失靈，中國的閉關鎖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帶入了十年浩劫，中國雖然成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獨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經濟和科技水平上中國和日本的距離被大大地拉開了。在這一曆史時期，出現了東亞一個獨特的曆史現象，那就是日本崛起為經濟、科技強權，中國在有限的國力下通過毛主席的宏觀大戰略也成為世界政治中僅次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極。
1979年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國門，采取了改革開放的國策，揭開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序幕。1990年日本的經濟擴張的勢力達到頂峰，然後就經曆了痛苦而又漫長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經濟快速增長背後隱藏的許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經濟結構性危機全麵爆發，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觀失望的情緒在日本蔓延。而中國在1992年鄧公南巡確立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宏觀經濟取得了長時間的高速發展，在中國產生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進入2000年以後，中國熱在全世界發燒，可以說是熱浪滾滾，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筆者身在德國，長期閱讀德文媒體（含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媒體）和英文媒體（主要是美國和英國的報刊和雜誌），筆者也長期在夜校教授業餘中文課，以親眼所讀和所見見證了中國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來越引起西方世界矚目，中國熱是如何在西方社會擴展開來的。特別是近兩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大大增加，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經濟的世界性意義已成為西方媒體的重要中心話題之一，相對而言日本在西方媒體中被報道的數量遠遠不及中國。中日兩國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發生了巧妙的互換，中國仿佛就是二十年前的日本，隻是中國是以13億人口在崛起，其曆史意義將遠遠超過日本崛起。筆者在剛剛參加的一場在英國的學術討論會上聽到一位英國教授說：“現在（在英國,筆者注）日本學生都在抱怨沒有人再關心日本，大家談論的都是中國。”這種現象不光發生在英國，在德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情況也是相同的。
當然日本的衰落隻是相對的，日本的國民產值依然龐大，科技依然高度發達，是毫無疑問的世界經濟強權。長期的經濟不振導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導致了右翼勢力有所抬頭，民族主義思想在回升，日本越來越想謀求與自己經濟和科技實力相匹配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而相應的，已經是政治和軍事大國的中國正在通過經濟爆發性的增長來謀取世界經濟和科技大國地位。東亞進入了千古未有的新變局，既非中強日弱，也非中弱日強，而是雙雄並立。中國和日本同處東亞，卻同時具備成為世界新興超級大國的潛力，這種基本局麵將在未來15到20年時間難以被撼動。
IV. 中日關係的戰略性分析
我們在分析中日關係時，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體化，當成鐵板一塊。按照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大家尼科拉斯•盧曼的觀點：現代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是高度複雜、高度分化和高度異質的社會。由於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社會分化成各個不同的係統，相對應的，社會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異，個體化和多源化的社會利益集團、理論集團和政治集團。因而不存在完全統一化、同質化的日本人，而存在著不同的日本利益、社會、論述和政治團體。對於一個國家全麵而又分類的了解有助於讓我們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識形態思潮，從而有助於我們大致勾畫出一國將來可能發展的趨勢，為我所用。根據日本主流群體對待中國的態度，我們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黨團體分為：（1）知華派和親華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2）中立派和國家實用主義派，主張同美國和中國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民主黨基本持這一立場，如小澤一郎；（3）主張日本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從以前的脫亞入歐到現在的脫歐返亞，與中國建立正常的，略親近於美國的互動關係，這種觀點常見於一些日本的戰略研究者；（4）主張對中國強硬、不屈服於中國，但依然要與中國保持一定良好經濟貿易關係的日本中間偏右翼勢力，當前日本的小泉首相和麻生外相大致可劃入這一類別；（5）極端右翼勢力，主張不惜與中國一戰，主張完全顛覆二戰曆史觀和東京大審判的狂妄的民族主義勢力。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從美國手中奪回國權，趕走東京灣和衝繩群島的美軍，迅速武裝日本為核武器大國，其代表人物有當前擔任東京市市長的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個類別的人，除了第四、五個類別以外，我們都應當積極交往，積極促進日本友華和親華勢力的成長，更要與大量日本的民間團體和經濟貿易團體建立友好互動的關係，對第四個類別的我們則要加以區別，保持適度交往，也要以經濟和外交手段為杠杆，對其中的頑固分子施加壓力。下麵我要著重談談第五個類別。
第五個類別的極端右翼分子在二戰以後在日本屬於邊緣團體，隻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1990年代末期以來，特別是小泉上台以來，由於各種各樣國內國外的因素譬如經濟長期衰退、戰後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國家獨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於日本的某些右翼媒體集中報道中國的反日活動和反日遊行，導致右翼勢力的抬頭，親中勢力卻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市長）就是日本右翼勢力上升的標誌。雖然，我們在當前的狀況下不能誇張地認為右翼勢力已經占據主流（一般認為極右翼勢力在日本低於總人口的10%），但是我們不能低估這批極端勢力的危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兩次中斷和幹擾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第一次是從1860年代到1890年代中國通過洋務運動開始邁向現代化的門檻，日本迫切需要通過挑釁的戰爭來打斷中國現代化的嚐試。日本的軍事冒險取得了成功，中國丟失了土地，賠盡了國庫裏的白銀（兩萬萬兩），洋務運動的成就被活生生地扼殺。一次是1927到1937年這段時期，當時的國民政府抓住了10年時間，讓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盡管期間日軍多次製造事變幹擾，但是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和民族工業還是頑強地發展起來了。日本陸軍部的陰謀家顯然按耐不住，深恐中國發展起來重新強盛，於是盡一切機會挑釁中國，並最終發動了全麵的侵華戰爭。中國這兩次的悲慘經曆不僅是國民生命、財產和經濟實力的空前損失，更是中國強國之路的大逆轉，今天我們回憶起這兩段曆史，仍是無窮的痛苦和遺恨。日本當時的戰略判斷是：中國是弱國，卻是大國，中國可以一敗再敗，但是一旦中國有時間得到喘息和發展，日本征服亞洲大陸的野心就會前功盡棄，因為日本雖是強國，卻是小國，隻要戰略上輸一次，就可能全部輸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盡可能地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
今天的日本右翼雖然改頭換麵，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維方式未變。中國雖然曆經許多彎路和磨難，但隻要真正一踏上現代化道路，腳踏實地地發展起來，日本右翼搞亂中國的野心就會永永遠遠宣告破產。1979年中國正是踏上了這麽一條道路，這一年，堪稱是中國曆史的偉大轉折點，中國和平崛起元年。經過28年持之以恒、韜光養晦、專注地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高，中國經濟和中國民眾的動力和內在能量被徹底地調動了起來，中國經濟以自己運行的規律勢不可擋地在發展，可以這麽說，中國曆史擺脫了百年來的晦氣，中國好運的時代來臨了。而正是中國這樣迅猛的發展讓日本的極右翼勢力坐臥不安，寢食難寧，中國在短時間裏奪去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光環和日本在全球各地的經濟影響力更是讓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極右翼勢力毫不掩飾地在國內討論應當如何阻撓中國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們當然清楚全麵軍事侵略中國在今天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陰險的盤算尤其值得今天我們中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和普通愛國民眾的高度重視。具體說來，日本極端的右翼分子常見的討論有：（1）通過支持台獨、藏獨來幹擾中國，讓中國周邊麻煩不斷，牽涉中國和平發展建設；（2）不斷在釣魚島和東海油氣田有爭議區挑起小規模衝突，分散中國經濟建設的精力；（3）全麵拉攏美國老大來共同對付中國；（4）通過一些極端行動（如登釣魚島）和極端言辭（如故意散布辱華言論）刺激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高漲，進而通過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應如反日言論和反日遊行等等來影響日本的民意，爭取以此擴大選票和議席，擴張右翼政治勢力和版圖，從中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5）不惜在東海和釣魚島掀起一場局部的小規模戰爭，爭取說服美國參戰，通過美日聯合軍事攻擊挫傷中國上升的蓬勃的士氣和信心。以上種種手段可以綜合運用，其險惡用心在於第三次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當然日本右翼勢力上述構思其實現可能性是很低的，今天的日本不是20世紀初的日本，民眾的判斷力、社會的多源化和民主製度的製約讓極端的行為很難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中日經濟上的一體化和整合更是讓雙方互相依賴。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日本隻是美國的棋子，美國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麽好被奴仆糊弄的。美國雖然也想圍堵中國，但那僅僅限於戰略上的圍堵和限製，是一種軟圍堵，另外筆者在策一中已經談到中美雙方是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雙方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美商在中國也具有重大的商業利益，中美在朝鮮、伊朗、蘇丹等問題上的合作也對全球和平至關重要，美國絕不會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識形態獻上美國大兵的性命和中國進行熱戰。
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無須提防日本右翼勢力的蠢動，因為這批人往往是狂熱分子，具有精神癲狂的極端特性，有時為了目的會不惜一切手段，他們想要擾亂和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願望比美國右翼還要強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傳統宗教是他們最大的精神力量的來源，他們根據神道教認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創造的民族，因而優越於其它民族，特別是優越於其它亞洲民族。他們不甘心臣服於中國領導下的亞洲新次序，不甘於中國重新回到亞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位置。他們未必能製造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變，但一定會掀起幹擾性的爭端和波瀾。
我國總體的戰略應當是：力爭排除一切幹擾，抓緊一切有利時機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當前中國總體的發展形式相當有利，是1840年以來中國最好的時期，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和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當前中國的大局是求一個“穩”字，不僅是國內政局之穩定，更是國際周邊環境的穩定，隻要再穩定發展15到20年，我們就能向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穩步邁進，使綜合國力得到大大提升；日本右翼則求一個“亂”字，搞亂中國周邊環境，搞亂中國政局，乘機渾水摸魚，其一切手段都始終不離其讓中國前進的道路發生逆轉，打斷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進程的險惡目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有大局觀和高度的戰略觀，不求馬上進行一城一池的爭奪決戰，不要急於統一台灣，不要急於因為釣魚島與美日全麵開戰，不要對日本右翼的每一個小動作都睚眥必報。15到20年隻是人類社會短短的一段時光，但這15到20年卻濃縮了我們中華民族150年來的苦難、悲痛、不屈、堅韌、光榮和夢想，凝聚了多少仁人誌士為強我中華而獻出的鮮血和追求。我們排除了一切幹擾，抓住了中華民族這段最重要的時期全力發展，取得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成功，就是對日本右翼勢力最強烈、最有力的回擊。什麽能讓日本右翼勢力痛苦、徹底絕望？不是鬥嘴的言辭，不是衝動的民族主義，而是理智、冷靜、堅韌、剛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國崛起的最高目標邁進，如果中國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綜合國力上與日本拉開差距，反而會贏得包括日本右翼勢力在內的日本民眾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個相信實力、臣服實力，而較少篤信道德的民族，美國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國，日本從不敢在珍珠港這段曆史上翻案，卻時時刻刻想對侵略亞洲各國曆史翻案，歸跟結底是實力使然。要讓日本人服氣，必須靠我們的實力和堅持不邂的努力。設想中國的綜合國力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之時，也就是日本右翼勢力煙消雲散之刻，那時候的亞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不過那將是在中國主導下的亞洲新次序和亞洲新和平，亞洲會向歐洲聯盟那樣邁向一個新型的亞洲聯盟。中國和日本也有可能實現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國和日本未來的關係將類似德國和奧地利、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國是富裕文明、現代化的超級大國，日本或許按人均水平依然更加富裕現代化，但跟中國相比則是一個較小的經濟體和政治力量。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讓中日反而易於和諧相處，反而能保證亞洲諸國共同的和平發展。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和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係列預測中國的叢書裏如«中國，出租中»、«力用中國»和«競爭中國»中一再預見到：日本超過中國是個曆史的異態，隨著中國史無前例的龐大的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東亞的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曆史的常態–即中強日弱的局麵，日本要作好準備，成為八分之一國家（即其國民生產總值50年後隻有中國的1/8）。這句話雖然有些誇張，但基本反映未來的大趨勢。中國和日本相比最大的優勢是：時間在中國一邊。今天的中國正如梁啟超筆下所期待的那樣，是青春的中國，其朝氣勃發，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國氣度，都是日見衰老的日本無法相比的。中國每過一年，就壯大一分，我們的對手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崛起上升。日本鼎盛時代1980年代已經過去，中國強盛的時代已經到來，並將隨著中國的繼續飛躍發展而更加的波瀾壯闊。時間，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惡夢！真是天佑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圍棋中常常有這樣一種棋局，一方為著急吃一個子，而輸掉一大片，進而滿盤皆輸。我們應著眼於先下贏整盤大棋，然後把想要吃的子從容不迫地逐個提掉。這盤大棋局就是中國崛起的棋局，下贏的關鍵就在於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耐心和智慧下好每一步棋了。
http://zhiqiang.org/blog/375.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注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備注：筆者不是研究日本的專家，隻是平時非常關心有關日本的書籍、報道和新聞，始終覺得日本是我們中國現代化上的一道坎，一道必須跨越的坎，他考驗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智慧、理性和耐性，甚至考驗我們現代化是否能成功。盼望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更多的出來撰文，為國謀劃，畢竟他們有著更為得天獨厚的條件：通日語，了解日本人的精神、性格特點和文化，了解日本社會的報紙、刊物、網上論壇和學校課堂是如何看待、研究和分析中國的。希望有誌者多多地出來為國家策劃、效力。本人作為一個不通日語的門外漢權當用這篇文章來拋磚引玉吧。
http://zhiqiang.org/blog/375.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對日關係, 菊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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