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崛起策十三：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Liu Tao, December 1, 2006 @ 10:15 a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古希臘曆史記載，敘拉古王迪奧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達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個善於溜須拍馬的人，經常不著邊際的吹捧國王迪奧尼修斯。有一天，國王迪奧尼修斯邀請達摩克利斯赴宴，國王特意讓這位廷臣穿上王袍，讓他坐在國王的寶座上，寶座上方懸著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這把寶劍僅僅用一根馬鬃係著，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國王迪奧尼修斯借這個機會告訴達摩克利斯：當國王所麵臨的風險，就像頭上高懸著利劍一樣，下麵有野心的臣子隨時可能斬斷纖細的馬鬃，國王所擁有的權利伴隨著的是每時每刻潛在的危險。達摩克利斯聽了這番話後，就打消了妄圖篡位的不臣之心。於是後人用達摩克利斯之劍來表示隨時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生活在21世紀初的中國人似乎也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上空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麵中國處在近現代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市場豐富、國力強盛和民族複興讓國人振奮；另外一方麵，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內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各地因為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常常見諸報端，腐敗和貪汙的案件有增無減，社會中不和諧、不安定的氣氛並沒有隨著經濟繁榮而消減，這些現象的確讓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心。而國外對中國的報道也呈現兩級化的趨勢，一方麵中國崛起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已經成為媒體的主流，這樣的觀點正在改變西方人過去對中國刻板的看法；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挑戰了美歐的優勢地位，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另外一個派別卻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在劇烈的社會矛盾、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中走向解體崩潰。持中國崩潰論的不僅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極端觀點在1990年代曾經甚囂塵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還立下時間表，說中國在某某年就會崩潰。隨著曆史車輪的推進，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變遷，中國崩潰論的極端觀點成為笑談，於是有的人又把所謂中國崩潰的時間表後移，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崩潰。隻是謊言一旦被證偽，就很難再讓人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觀點現在處於衰勢，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當然不必在乎有人熱衷於宣傳中國崩潰論，因為這些人越是這麽說，中國反而就越好，中國的發展有自身固有的邏輯和規律，不是別人喊喊中國崩潰論就能喊得倒的，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靠國人腳踏實地一步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靠意識形態領域的磨嘴皮。對於激烈非理性的觀點，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別人給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諄諄告誡則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中國在經曆了28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政治體製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應當改革落後的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製，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而我國領導人也在國內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顯示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道路該怎麽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麽，看看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中國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更讓我們不得不擔心，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危險，帶來無法想見的嚴重後果？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內亂和分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民主化會不會燃起中國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讓中國的版圖和疆界受到威脅？我想，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愛國知識分子，心裏都會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麵，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無法回避的課題，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是焦慮和不安的，一方麵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日新月異和日漸強大，另外一方麵總感到中國上空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有信心取下這把高懸於我們頭上的利劍嗎？我們有信心和平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嗎？
II
民主，自從晚清以來，就成為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中民主更是被中國知識分子譯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國現代化目標被定義為要引進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高揚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成為五四時期的進步潮流，並蘊育出中國學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麽，民主究竟是什麽呢？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領域及其寬闊，民主是一種哲學觀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製，是一種利益博弈機製, 當然，也是指一種政體和政治製度。目前大家關心和爭論的焦點比如說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豐富概念中的一個方麵 － 也就是民主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過競爭性的機製（包括不同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競爭）定期舉行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一種政治製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源於西方的多黨民主政治體製，我們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既不應該全麵否定、也不應該片麵肯定西方式的多黨製度，而是應該抱著為我所用的觀點，吸收其中合理進步的積極元素，拋棄其中一些明顯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後按照符合中國國情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吸收西方民主製度部分優點的同時，根據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特點，加入改良後的中國元素，從而達到建立新型民主觀的目的。以下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種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製度，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統治方式的假民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能與時俱進，沒有看到民主製度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和製度財富，任何國家，無論什麽社會製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認同權力必須製衡、司法必須獨立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觀點，都認為本國的製度是民主製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製度。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類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之內，而是應該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基礎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種觀點認為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轉軌國家隻有完全采取這種模式才有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完全神話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一個後進國家有太多的國家目標，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領域，單單認為采用了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就能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未免把複雜的世界過於簡單化了。而且民主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本來就存在大量的問題，無視這些弊端和問題把一種製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這裏我就要來談談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給大家帶來一定的啟示。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險和理論漏洞 － 多數獨裁和多數暴政的問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和機製是多數原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而這個理論中隱藏著極大的理論漏洞: 比如說100個人進行民主表決，其中70人屬於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團體，剩下的30人屬於零散的少數民族，假設70人決定剝奪30人的所有財產，甚至把30人從肉體上消滅，這就產生了可怕的多數暴政的問題。理論上，這是符合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多數恐怖主義。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專家已經發現了這種危險性，比如麥迪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製度下，壓迫的危險來自社會的多數；而這種多數人的壓迫將導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國政治學家阿列克西·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呼籲人們警惕多數專製，認為這是非常有害的。而這種多數暴政多次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演。比如法國雅各賓專政(Jakobinerdiktatur)就開啟了多數暴政的先河，雅各賓黨人以多數人民的名義要求剝奪貴族的財產和生命，未經審判大量處死政治異議人士, 為法國革命帶來了腥風血雨的屠殺，最後讓人人自危，社會動蕩。而蘇俄在10月革命後更是把多數專製上演到人類曆史的極點，僅僅評著抽象的人民概念和無產階級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剝奪另外一個階級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肅反時期被處死的人多達幾百萬，都是以多數人民的名義來完成這樣恐怖的政治迫害的。盧旺達是非洲大陸民主化先驅, 然而1994年民主選舉後發生了可怕的種族屠殺事件，其邏輯也是多數暴政的延伸：一個占人口多數的民族胡圖族以所謂多數的民意和受到威脅為由要求消滅少數民族圖西族，結果造成了百日內100多萬人被屠殺的空前慘劇。曆史沉痛的經驗昭示了我們，民主的多數原則前麵一定要加上一個定語，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數人的權利。民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少數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基礎上的多數原則。在民主製度下，少數人的權利，甚至是每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都是不能被化約的，都必須切實得到憲法的保障。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每個人具有與身俱來的一些權利，比如說生命權、身體尊嚴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學證明，因而是自然權。隻有保障了少數人的權利和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隻有確定了某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決機製。
民主的尷尬 － 選民選出了恐怖組織。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員選舉令世界震驚，巴勒斯坦人民用選票決定了讓具有恐怖主義色彩的哈馬斯入主政府。雖然說哈馬斯是不是恐怖組織，在不同人的眼裏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哈馬斯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經常進行激烈的暗殺和自殺爆炸。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執政，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會讓該區域陷入非穩定的失衡狀態。本來，國際社會寄托於在人民投票過程中，會有一種自然理性抉擇，能夠淘汰掉極端的基本教義勢力，因為大多數人民畢竟想過安定的正常生活，極端勢利無論如何也難拿到超過50％的選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戰爭、動亂、屠殺和社會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對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極低的生活水平、極高的失業率和文盲率讓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長大，在那裏他們極易接受宗教極端教義的影響，成為哈馬斯的鐵杆擁護者。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完全處於前現代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人民對以色列的欺壓長期積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讓選民很難作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易讓極端勢力從中漁利，一躍成為政壇上的新興力量。因此民主製度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條件，良好的國家教育製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當然，西方國家政壇上也有極端勢力妄圖利用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和失業率攀升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利，比如說2002年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試圖執政，德國的新納粹政黨也一度進入議會，但是這些極端政黨在西方國家始終不能成為主流，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厭惡和唾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普遍的大眾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識讓人民有比較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因此，民主製度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相搭配，才能發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幾年在國際民主政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突出的現象，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由印度學者法理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來的, 這主要是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形式上實現了選民投票和政黨競爭的選舉方式，政權也按照選舉結果進行了轉移和交換。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權，特別是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包含了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集會和結社權、宗教自由權等。 在一個民權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國家，也必定相應是一個法治社會和法製完善的國家。不少國家譬如伊朗和委內瑞拉，雖然實現了民主選舉，但是由於言論和結社集會自由沒有得到保障，由於宗教沒有完全和政治分離，由於新聞自由受到限製，，導致人民和選候選人資訊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後選舉產生的結果是在公民基本權未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樣的選舉結果應該說並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於選舉人處處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闡述自己政綱的機會，因此盡管整個選舉過程符合了民主原則，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選舉。 在民權未得到保障、法製不健全和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選舉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卻給各種各樣的腐敗、欺騙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樣的選舉結果往往和真實的民意相去很遠。因此，民主必須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權和司法獨立的法製社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相應條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從西方的曆史來看，自由都是先於民主而產生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會經曆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民權應該說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決條件，沒有自由民權就絕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製度。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亞洲模式，被國際上認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權和公民自由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新加坡還是法治國家的典範和楷模，擁有健全的法律製度和監督體係，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設和最少的腐敗，在世界各國廉潔程度的評比中，新加坡總是高居亞洲國家榜首。新加坡已經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權卻受到了有形和無形的限製，每次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是操縱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手中。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特征，一方麵經濟高度發達，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權和自由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結社集會權，宗教自由權等），但是中國香港卻沒有采取西方式的競爭型民主選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自由權和法製國家先行，民主化置後的現象，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卻在現代化和法製化的道路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穩定民主：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既沒有建立起起碼的基礎教育水平，經濟也處於赤貧的階段，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權和自由權沒有得到保障，法製國家的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於是造成了一種情況，任何一方選舉上台後，另外一方就會攻擊選舉舞弊和不公正，雙方陷入僵持對峙的白熱化階段，整個國家被兩大集團或是數大集團所煽動、操縱和控製，民眾陷入狂熱的選舉後遺症和選舉對峙中，整個國家麵臨崩潰和失序的危險。特別是在這種危急關頭，很多非洲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極容易發生軍事政變，軍隊中的將領幹脆宣布軍管國家，於是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經過殘酷的軍事鬥爭後產生的新強人，往往又會建立軍事領導人的寡頭政治，直到其統治被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我們發現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新興民主體都有這樣的經曆，民主選舉後民選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複到極權主義統治中去，直到殺出一番新的遊戲規則，軍人又會所謂的還政於民，然後新的選舉以後不久又發生軍事政變，然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周而複始。這樣的情況就是不穩定的民主政體。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極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國內的某些情緒比如說反美情結，或是利用整個社會的某些氛圍，或是利用宗教教義的狂熱，或是利用社會內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的拯救者，然後用狂熱的極權主義模式來動員煽動支持自己的群體。他們或是誇大某種社會氣氛比如社會不平等，或是在社會的傷口和裂痕上灑鹽比如聲稱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遭到了壓製，或是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屬於自己的群體打翻身仗，讓群眾產生意識形態的亢奮和狂熱，以堅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義派別。這裏最突出的就是台灣的陳水扁，他在2000年僥幸地因為國民黨三家分晉而讓本來是少數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權，然後利用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和社會傷痕挑動不同族群間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綠支持者的“英雄”，並不斷許諾台獨政治遠景。台獨基本教義派宛如時不時地被打進興奮劑，對陳水扁的貪汙腐敗和大量的醜聞基本可以作到不聞不問，因為通過基本民粹主義的動員，阿扁已經獲得了特定群體 － 基本教義派的無條件支持。
選舉前的恐怖之夜：雖然民主政治替代了專製統治是一種曆史性進步，但我們不能誇大地宣稱民主政治用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業、陰謀詭計和獨裁製度下的神秘。實際上，在民主選舉中，各種各樣的策略、計謀甚至是詭計也是層出不窮的。在許多國家大選前半年，執政黨和在野黨就難以好好治國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贏選戰的議題上去了。隨著大選的來臨，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氣氛往往也越來越緊張和詭異，選舉的雙方和多方不斷拋出吸引選民眼球的議題和攻擊對方候選人的議題，許多攻擊對手的傳言、傳聞和醜聞包括對方家人的醜聞和私生活都被當成選舉的戰略牌一張一張有次序、按議題重要程度、按離選舉時間的距離被一一打出來，離選舉越近，發生令人震驚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選前也還是充滿了詭詐和陰謀，候選人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動創造政治事件來為己方加分, 爭取讓對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讓對方陣營犯錯誤, 然後抓住對手一點失誤全麵出擊, 這些謀略在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德法的大選中我們都多次領教，但是在這些國家中無論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體民主素質和道德素質還是要高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民主體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前，氣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選舉前一周和前一天會發生陰謀事件而逆轉整個選情，比如槍擊事件、自擊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殺事件、變臉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選舉前一夜堪稱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選舉前的懸案堪稱經典，可以編入現代偵探小說。
選舉中的侍從主義：在南歐和拉美一些後進的民主國家，由於曆史上的傳統，形成了國家和某些特定群體的父權主義式的庇護和交換關係。在民主化過程中，過去的執政黨采取收買選票的方式，給予這些群體在選舉後較為優惠的政策、國家補貼和高社會福利的承諾，換來的是某個群體的傾巢出動，全麵助選給予本團體特殊庇護的政黨。在這種政治庇護的交易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賄選的情況，特別是在意大利有著非常強列的政治侍從主義的傾向，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黑手黨介入和控製地方選舉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治侍從主義，地方的某些團體和機構服務於特定的政黨，形成庇護式的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的反複：有的實行了民主製度之後的國家，由於國家解體、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縮水，人民對民主製度的熱情也相應大幅度下降，開始懷念集權時代，或是感到開明專製也不錯，關鍵是要恢複國家的秩序。這點在俄羅斯最為明顯，普京時代公民的民權受到一定的限製，形式上卻保留了定期民主選舉的製度，可以劃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羅斯普遍的民意不僅沒有反對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給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選中，普京居然獲得了高達70％的選票，這樣高的得票率幾乎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這顯示俄羅斯民眾越來越認同應當在重建國家秩序的基礎上發展民主的觀點。
民主化的後遺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產黨國家，西方國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從而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解體，產生了數個國家，而新產生的國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壓迫、要求民主為由，要求繼續成立新的國家，於是有的國家發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殺，有的國家之間發生了衝突，有的國家經曆了二次分裂，甚至麵臨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這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上。如今，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小民族分裂勢力以民主為由要求建立新的國家也持謹慎的態度，因為這樣分裂下去可能會沒完沒了，造成社會的動蕩永遠不會停止。
以上談了那麽多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問題和種種弊端並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製度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政治跟專製統治比，還是具有無比巨大的製度性優勢的，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和弊端，但是專製製度卻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兩者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還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句話說得好：“民主製度是一個非常糟的製度，但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用數人頭（選舉方式）代替砍人頭（政權更替的暴力循環、政變、起義或革命），實現了一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政權和平更替，實現了權利監督和權利製衡，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刻研究。但是民主製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種完美的製度，有著太多的缺點和漏洞，不能把民主製度視為是萬能的。民主製度要有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法製社會和以法治國的基本架構；民主社會也一定是一個對公民權和少數人的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會，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絕不能用簡單的多數原則來化約，因此民主社會也應該同時是自由社會和法製社會。
III
彌賽亞是聖經舊約中所記載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羅馬人）統治下苦不堪言，於是先知就根據耶和華上帝的啟示預言彌賽亞的到來。於是等待彌賽亞，熱切盼望彌賽亞成為以色列人最強的精神寄托。
本來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領域的價值觀念用在人類製度構建上，把某種製度當作是萬能的彌賽亞，把某種製度當作是人類發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種製度“神化”成中國的拯救者，認為彌賽亞一到來，中國就得救，卻可能適得其反，取得完全與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簡單，因為人類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類所構建的製度永遠不可能是完善的，永遠都會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項人類製度都必須隨著時代而改進。那種把宗教價值觀念用到人類政治製度上的作法，宣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宣稱發現了一種最好的製度，宣稱某種製度達到了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1990年當蘇聯解體、東歐轉向資本主義製度後，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曆史已經終結，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後形式和完全形式，從那以後人類的政治經濟製度將不會有新的發展，而隻是在全球範圍內一個個國家逐步實現上述既定目標罷了。筆者當然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相對來說較好的製度，因為在現存的世界各種製度中我們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更好的製度，但我們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是，這兩種製度本身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場經濟在早期所經曆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階段所出現的大量問題差點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覆滅，而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大量吸收原始資本主義製度的教訓建立了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才讓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而在全世界範圍內許多實施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處在失敗國家邊緣。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前雖然有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社會福利製度（前共產國家），而在民主化之後雖然有了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製度卻陷入幾乎崩潰的境地。曆史的經驗深刻顯示：人類任何製度都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對世界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我們任何時代所追求的都是這個具體曆史時期相對而言更好的製度，而絕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讚同這種說法，民主製度隻是各種政治製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僅此而已，民主製度本身的設計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缺陷和漏洞，民主製度還將隨著人類曆史的推進不斷發展演進。任何把民主製度宗教化、神聖化和偶像化都是錯誤的，任何把某種模式捧為人類最高發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導致非理性的極端行為，比如美國人自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當然有義務在全球各地輸出這種最好的模式，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人的作法的確有一定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但我們今天必須反駁福山這種簡化的說法，我們認為：人類的製度設計沒有終極目標，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終極目標，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如果說人類社會有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是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諧的世界，人的普世權利和尊嚴以及世界大同，這些都是規範性的理念，而不是人類的政治製度和政治設計。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民主彌賽亞的思想特別盛行，一些觀點往往具有片麵、激進和非理性的特點，持有這種思想的人往往特別崇拜西方的競爭性民主選舉，往往將民主的廣闊內涵簡化為西方多黨製和選舉製，往往認為西方式選舉是拯救中國的救世主。其實這種民主彌賽亞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筆者在這裏決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項運動當然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積極正麵的社會運動，宣揚了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讓民主和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這兩項運動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對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非常深遠。林敏生在1996年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一文中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看法時說到：“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讚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曆史感’的節製 － 不傾向於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曆史脈絡中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製，也不傾向於考慮在中國的曆史環境中，如果要采納西方的民主製度與文化，將會有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帶有非常強的民主彌賽亞色彩和脫離中國現實與具體國情的特點，對以後對中國一些知識屆人士有特別強烈和深遠的影響。筆者必須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國內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觀點，仍然遠離民主的真正實質，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僅難以帶來有利的影響，甚至還會延誤中國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如下：
有一種很強的街頭民主運動情結，認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遊行和顛覆現存的權威體係和製度。實際上民主更多的強調的是妥協、寬容、博弈和漸進，而不是顛覆與反顛覆，真正的民主製度很少有在街頭完成的。
有一種很強的宗教民主情感，認為要通過學生的獻身和救贖來喚醒廣大民眾。 這種觀點是個巨大的誤區，民主更多是一種內化在社會內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對話，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漸進。衝突和暴力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民主。
對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於西方的多黨製，對民主實質的內涵和民主理論了解很少，對民主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興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發現，許多高知識群體的人連一場普通的選舉都完成不好，有時候甚至是亂糟糟的，整個程序毫無章法，但大家一談到西方的民主體製卻是琅琅上口，口若懸河。對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對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確是我們社會一大通病。
有一種很強的民主彌賽亞思想（特別是在海外），認為民主製度就是普世真理，認為民主製度才能救中國，認為隻有實行了多黨製才算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帶有很強的民主宗教情緒，極易發展成民主至上主義。在他們的眼裏，世界上隻有兩種國家，要麽是民主國家，要麽是獨裁國家，絕無中間灰色領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隻要兩種，要麽是支持民主的，要麽是反對民主的，絕無中間地帶；世界上所有的議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議題 － 民主議題，其他議題如經濟、金融、社會、法律、財政等議題歸根結底都是民主議題。這種民主至上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極端思維，他們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鏡，一戴上後，就覺得世界上應該隻有一種顏色，要麽民主，要麽獨裁，要麽好，要麽壞，美國是民主的，所有美國就是好的；中國是獨裁的，所有中國一切都壞；因為中國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國所取得的發展、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維持的。這種思維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偏執狂，連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事件被他們簡化為民主對獨裁。其實，世界是如此多元，顏色是如此豐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廣闊，民主製度在各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釋成美國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問題歸結成民主問題，就會產生認知上的巨大謬誤，就會遠離人類正常的理性。
對民主過強的宗教感導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當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識，但民主本身並不能和道德劃等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製度，他是社會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結果，他是隨著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他為社會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權利來源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也應當符合這個規律，民主應當為社會履行穩定社會的功能，應當成為中國建立和諧社會和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安寧是根本目的，是“綱”；民主製度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國社會和平漸進到現代化社會的製度性安排，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將民主製度道德化為一種終極安排，民主隻是我們富國強民的一種重要工具。按照這種思維，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在是一種“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個階層能夠獲益、國家社會獲得穩定發展的全麵共贏。
民主成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的話題，而遠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從1978年就拉開了序幕，特別是開始於1987年的農村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影響深遠。從1999年代開始的城市社區選舉試點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國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非常重視中國的鄉村選舉，不僅學者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還有許多西方NGO組織舉行了選舉觀察和提供了技術上的援助。國內一些學者也作了一些調研和積極有益的工作，但是從整個知識階層和學術圈來看，農村的民主選舉和它的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一些知識圈的人對鄉村民主持一種輕蔑的態度，殊不知，中國民主化進程恰恰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中國農民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和選舉過程中驚人的創造力贏得了許多西方學者、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的高度讚揚和肯定（中國崛起策後續文章將詳細談到）。民主，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進程，恰恰是從微觀層次開始的，中國9億農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製度化並貫徹到生活中去，是對中國民主化最大的貢獻。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清“談”民主，而中國農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階層正在“實行”民主，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不能自外於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進程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參與觀察、實證研究、調研和學術討論為中國當前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提出自己的觀點、建議、批評和改進，為國家的穩定漸進民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為了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在新時代就必須轉變觀念，以適應時代浪潮的需要。我們應當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而把民主當作是穩定中國社會、健全中國體製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我們應當告別清談的民主精英主義，而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同中國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和民主實踐相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告別民主萬能主義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體製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製度；我們應當告別街頭激進的學生運動，而是走向田間、社區和城市，紮紮實實研究那裏的民主進程並促進那裏民主品質的提升；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民主理論、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和民主修養，而不再隻是抽象地高談闊論西方多黨製和兩黨製；我們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在立足於各自本職工作，讓民主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隻是遠離我們的高高在上的政治製度；讓我們從每一個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讓我們身邊的每一場選舉（班級、大學、社區、街道、農村、鄉鎮）都成為民主實驗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場所。萬丈高樓平地起，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永保國家和諧安寧，依靠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依靠的是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依靠的是堅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製度；能否取下高懸在我們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精神意誌。在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開放和民智大開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有恒心、有決心，一定能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中國永絕動亂之源，讓強盛和現代化這次不再與我們擦肩而過，讓我們強國的夢想最終成真！為了一個和平、民主和強大的中國，願我們共同努力奮進！（未完, 接下來的中國崛起策筆者將陸續提出中國漸進民主改革的一些具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30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3篇文章，還將發表此係列11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493.html
參閱: 民主, 中國崛起策.
I
古希臘曆史記載，敘拉古王迪奧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達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個善於溜須拍馬的人，經常不著邊際的吹捧國王迪奧尼修斯。有一天，國王迪奧尼修斯邀請達摩克利斯赴宴，國王特意讓這位廷臣穿上王袍，讓他坐在國王的寶座上，寶座上方懸著一把鋒利的寶劍，而這把寶劍僅僅用一根馬鬃係著，隨時有掉下來的危險。國王迪奧尼修斯借這個機會告訴達摩克利斯：當國王所麵臨的風險，就像頭上高懸著利劍一樣，下麵有野心的臣子隨時可能斬斷纖細的馬鬃，國王所擁有的權利伴隨著的是每時每刻潛在的危險。達摩克利斯聽了這番話後，就打消了妄圖篡位的不臣之心。於是後人用達摩克利斯之劍來表示隨時可能發生的潛在危機。
生活在21世紀初的中國人似乎也能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上空也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方麵中國處在近現代曆史上最好的時期，經濟繁榮、市場豐富、國力強盛和民族複興讓國人振奮；另外一方麵，經濟高速發展中積累的內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各地因為征地而引發的社會衝突常常見諸報端，腐敗和貪汙的案件有增無減，社會中不和諧、不安定的氣氛並沒有隨著經濟繁榮而消減，這些現象的確讓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憂心。而國外對中國的報道也呈現兩級化的趨勢，一方麵中國崛起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已經成為媒體的主流，這樣的觀點正在改變西方人過去對中國刻板的看法；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勢發展中國威脅論重新抬頭，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挑戰了美歐的優勢地位，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而另外一個派別卻反其道而行之，宣揚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將在劇烈的社會矛盾、環境危機和經濟衰退中走向解體崩潰。持中國崩潰論的不僅是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還有海外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持有這種觀點。這種極端觀點在1990年代曾經甚囂塵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還立下時間表，說中國在某某年就會崩潰。隨著曆史車輪的推進，隨著中國和平崛起的曆史變遷，中國崩潰論的極端觀點成為笑談，於是有的人又把所謂中國崩潰的時間表後移，認為中國會在未來的某一段時間崩潰。隻是謊言一旦被證偽，就很難再讓人相信，中國崩潰論的觀點現在處於衰勢，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當然不必在乎有人熱衷於宣傳中國崩潰論，因為這些人越是這麽說，中國反而就越好，中國的發展有自身固有的邏輯和規律，不是別人喊喊中國崩潰論就能喊得倒的，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靠國人腳踏實地一步步創造出來的，而不是靠意識形態領域的磨嘴皮。對於激烈非理性的觀點，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對於別人給予我們善意的批評和諄諄告誡則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中國在經曆了28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政治體製改革越來越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應當改革落後的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製，幾乎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而我國領導人也在國內國際場合多次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問題，顯示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道路該怎麽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麽，看看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中國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更讓我們不得不擔心，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危險，帶來無法想見的嚴重後果？民主化會不會讓中國陷入內亂和分裂，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民主化會不會燃起中國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讓中國的版圖和疆界受到威脅？我想，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愛國知識分子，心裏都會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但是另外一方麵，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無法回避的課題，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是焦慮和不安的，一方麵欣喜地看到中國的日新月異和日漸強大，另外一方麵總感到中國上空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有信心取下這把高懸於我們頭上的利劍嗎？我們有信心和平過渡到現代化的彼岸嗎？
II
民主，自從晚清以來，就成為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中民主更是被中國知識分子譯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國現代化目標被定義為要引進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高揚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成為五四時期的進步潮流，並蘊育出中國學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麽，民主究竟是什麽呢？事實上，民主是一個及其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領域及其寬闊，民主是一種哲學觀點，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機製，是一種利益博弈機製, 當然，也是指一種政體和政治製度。目前大家關心和爭論的焦點比如說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豐富概念中的一個方麵 － 也就是民主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過競爭性的機製（包括不同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競爭）定期舉行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一種政治製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於源於西方的多黨民主政治體製，我們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既不應該全麵否定、也不應該片麵肯定西方式的多黨製度，而是應該抱著為我所用的觀點，吸收其中合理進步的積極元素，拋棄其中一些明顯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後按照符合中國國情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吸收西方民主製度部分優點的同時，根據中國文化和中國政治的特點，加入改良後的中國元素，從而達到建立新型民主觀的目的。以下兩種觀點我認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種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製度，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合理化自己統治方式的假民主。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不能與時俱進，沒有看到民主製度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和製度財富，任何國家，無論什麽社會製度，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認同權力必須製衡、司法必須獨立和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的觀點，都認為本國的製度是民主製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製度。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類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歸到資產階級的行列之內，而是應該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的基礎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種觀點認為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轉軌國家隻有完全采取這種模式才有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完全神話西方多黨式民主政治的觀點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一個後進國家有太多的國家目標，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領域，單單認為采用了西方競爭性民主政治就能解決人類社會一切問題未免把複雜的世界過於簡單化了。而且民主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中本來就存在大量的問題，無視這些弊端和問題把一種製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這裏我就要來談談民主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希望這樣的探討能給大家帶來一定的啟示。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險和理論漏洞 － 多數獨裁和多數暴政的問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則和機製是多數原則，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而這個理論中隱藏著極大的理論漏洞: 比如說100個人進行民主表決，其中70人屬於一個緊密相連的共同團體，剩下的30人屬於零散的少數民族，假設70人決定剝奪30人的所有財產，甚至把30人從肉體上消滅，這就產生了可怕的多數暴政的問題。理論上，這是符合民主的多數原則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多數恐怖主義。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專家已經發現了這種危險性，比如麥迪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製度下，壓迫的危險來自社會的多數；而這種多數人的壓迫將導致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國政治學家阿列克西·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呼籲人們警惕多數專製，認為這是非常有害的。而這種多數暴政多次在人類的近現代史上演。比如法國雅各賓專政(Jakobinerdiktatur)就開啟了多數暴政的先河，雅各賓黨人以多數人民的名義要求剝奪貴族的財產和生命，未經審判大量處死政治異議人士, 為法國革命帶來了腥風血雨的屠殺，最後讓人人自危，社會動蕩。而蘇俄在10月革命後更是把多數專製上演到人類曆史的極點，僅僅評著抽象的人民概念和無產階級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剝奪另外一個階級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肅反時期被處死的人多達幾百萬，都是以多數人民的名義來完成這樣恐怖的政治迫害的。盧旺達是非洲大陸民主化先驅, 然而1994年民主選舉後發生了可怕的種族屠殺事件，其邏輯也是多數暴政的延伸：一個占人口多數的民族胡圖族以所謂多數的民意和受到威脅為由要求消滅少數民族圖西族，結果造成了百日內100多萬人被屠殺的空前慘劇。曆史沉痛的經驗昭示了我們，民主的多數原則前麵一定要加上一個定語，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數人的權利。民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少數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的基礎上的多數原則。在民主製度下，少數人的權利，甚至是每個人的一些基本權利都是不能被化約的，都必須切實得到憲法的保障。約翰·洛克(John Locke)認為，每個人具有與身俱來的一些權利，比如說生命權、身體尊嚴權和財產權，這些權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學證明，因而是自然權。隻有保障了少數人的權利和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隻有確定了某些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決機製。
民主的尷尬 － 選民選出了恐怖組織。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員選舉令世界震驚，巴勒斯坦人民用選票決定了讓具有恐怖主義色彩的哈馬斯入主政府。雖然說哈馬斯是不是恐怖組織，在不同人的眼裏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哈馬斯是一個非常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組織，經常進行激烈的暗殺和自殺爆炸。大多數國家都不希望看到這樣一個宗教極端組織執政，因為這樣會破壞整個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會讓該區域陷入非穩定的失衡狀態。本來，國際社會寄托於在人民投票過程中，會有一種自然理性抉擇，能夠淘汰掉極端的基本教義勢力，因為大多數人民畢竟想過安定的正常生活，極端勢利無論如何也難拿到超過50％的選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戰爭、動亂、屠殺和社會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對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極低的生活水平、極高的失業率和文盲率讓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長大，在那裏他們極易接受宗教極端教義的影響，成為哈馬斯的鐵杆擁護者。在整個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完全處於前現代化的情況下，再加上人民對以色列的欺壓長期積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讓選民很難作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易讓極端勢力從中漁利，一躍成為政壇上的新興力量。因此民主製度需要的是穩定的社會條件，良好的國家教育製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當然，西方國家政壇上也有極端勢力妄圖利用歐洲國家經濟衰退和失業率攀升來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利，比如說2002年法國極右翼“民族陣線”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試圖執政，德國的新納粹政黨也一度進入議會，但是這些極端政黨在西方國家始終不能成為主流，而為大多數選民所厭惡和唾棄，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普遍的大眾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識讓人民有比較理性和正確的判斷。因此，民主製度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條件相搭配，才能發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幾年在國際民主政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突出的現象，被稱為不自由的民主。這個概念是由印度學者法理德·紮卡裏亞（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來的, 這主要是指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形式上實現了選民投票和政黨競爭的選舉方式，政權也按照選舉結果進行了轉移和交換。然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權，特別是民權沒有得到保障。民權包含了財產權、言論自由權、集會和結社權、宗教自由權等。 在一個民權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國家，也必定相應是一個法治社會和法製完善的國家。不少國家譬如伊朗和委內瑞拉，雖然實現了民主選舉，但是由於言論和結社集會自由沒有得到保障，由於宗教沒有完全和政治分離，由於新聞自由受到限製，，導致人民和選候選人資訊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後選舉產生的結果是在公民基本權未得到保障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這樣的選舉結果應該說並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於選舉人處處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闡述自己政綱的機會，因此盡管整個選舉過程符合了民主原則，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選舉。 在民權未得到保障、法製不健全和腐敗盛行的情況下，很難保證選舉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卻給各種各樣的腐敗、欺騙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機。這樣的選舉結果往往和真實的民意相去很遠。因此，民主必須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權和司法獨立的法製社會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些相應條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為野心家的工具。從西方的曆史來看，自由都是先於民主而產生的，托馬斯·馬歇爾（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會經曆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個發展階段，因此民權應該說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決條件，沒有自由民權就絕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製度。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亞洲模式，被國際上認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權和公民自由權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新加坡還是法治國家的典範和楷模，擁有健全的法律製度和監督體係，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設和最少的腐敗，在世界各國廉潔程度的評比中，新加坡總是高居亞洲國家榜首。新加坡已經躍升為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權卻受到了有形和無形的限製，每次選舉的結果實質上是操縱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手中。中國香港也有類似的特征，一方麵經濟高度發達，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權和自由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結社集會權，宗教自由權等），但是中國香港卻沒有采取西方式的競爭型民主選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自由權和法製國家先行，民主化置後的現象，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卻在現代化和法製化的道路上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穩定民主：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既沒有建立起起碼的基礎教育水平，經濟也處於赤貧的階段，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更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權和自由權沒有得到保障，法製國家的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於是造成了一種情況，任何一方選舉上台後，另外一方就會攻擊選舉舞弊和不公正，雙方陷入僵持對峙的白熱化階段，整個國家被兩大集團或是數大集團所煽動、操縱和控製，民眾陷入狂熱的選舉後遺症和選舉對峙中，整個國家麵臨崩潰和失序的危險。特別是在這種危急關頭，很多非洲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極容易發生軍事政變，軍隊中的將領幹脆宣布軍管國家，於是整個國家陷入腥風血雨之中，經過殘酷的軍事鬥爭後產生的新強人，往往又會建立軍事領導人的寡頭政治，直到其統治被下一場軍事政變推翻。我們發現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新興民主體都有這樣的經曆，民主選舉後民選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複到極權主義統治中去，直到殺出一番新的遊戲規則，軍人又會所謂的還政於民，然後新的選舉以後不久又發生軍事政變，然後一切又回到原點，周而複始。這樣的情況就是不穩定的民主政體。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義：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某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某些極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國內的某些情緒比如說反美情結，或是利用整個社會的某些氛圍，或是利用宗教教義的狂熱，或是利用社會內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的拯救者，然後用狂熱的極權主義模式來動員煽動支持自己的群體。他們或是誇大某種社會氣氛比如社會不平等，或是在社會的傷口和裂痕上灑鹽比如聲稱自己所代表的社會群體遭到了壓製，或是宣稱自己有能力帶領屬於自己的群體打翻身仗，讓群眾產生意識形態的亢奮和狂熱，以堅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義派別。這裏最突出的就是台灣的陳水扁，他在2000年僥幸地因為國民黨三家分晉而讓本來是少數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權，然後利用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和社會傷痕挑動不同族群間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綠支持者的“英雄”，並不斷許諾台獨政治遠景。台獨基本教義派宛如時不時地被打進興奮劑，對陳水扁的貪汙腐敗和大量的醜聞基本可以作到不聞不問，因為通過基本民粹主義的動員，阿扁已經獲得了特定群體 － 基本教義派的無條件支持。
選舉前的恐怖之夜：雖然民主政治替代了專製統治是一種曆史性進步，但我們不能誇大地宣稱民主政治用透明和開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業、陰謀詭計和獨裁製度下的神秘。實際上，在民主選舉中，各種各樣的策略、計謀甚至是詭計也是層出不窮的。在許多國家大選前半年，執政黨和在野黨就難以好好治國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贏選戰的議題上去了。隨著大選的來臨，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氣氛往往也越來越緊張和詭異，選舉的雙方和多方不斷拋出吸引選民眼球的議題和攻擊對方候選人的議題，許多攻擊對手的傳言、傳聞和醜聞包括對方家人的醜聞和私生活都被當成選舉的戰略牌一張一張有次序、按議題重要程度、按離選舉時間的距離被一一打出來，離選舉越近，發生令人震驚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選前也還是充滿了詭詐和陰謀，候選人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動創造政治事件來為己方加分, 爭取讓對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讓對方陣營犯錯誤, 然後抓住對手一點失誤全麵出擊, 這些謀略在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德法的大選中我們都多次領教，但是在這些國家中無論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體民主素質和道德素質還是要高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和新興民主體的。在第三世界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前，氣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選舉前一周和前一天會發生陰謀事件而逆轉整個選情，比如槍擊事件、自擊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殺事件、變臉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選舉前一夜堪稱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選舉前的懸案堪稱經典，可以編入現代偵探小說。
選舉中的侍從主義：在南歐和拉美一些後進的民主國家，由於曆史上的傳統，形成了國家和某些特定群體的父權主義式的庇護和交換關係。在民主化過程中，過去的執政黨采取收買選票的方式，給予這些群體在選舉後較為優惠的政策、國家補貼和高社會福利的承諾，換來的是某個群體的傾巢出動，全麵助選給予本團體特殊庇護的政黨。在這種政治庇護的交易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賄選的情況，特別是在意大利有著非常強列的政治侍從主義的傾向，在某些地方還出現了黑手黨介入和控製地方選舉的情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政治侍從主義，地方的某些團體和機構服務於特定的政黨，形成庇護式的交換關係。
民主政治的反複：有的實行了民主製度之後的國家，由於國家解體、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縮水，人民對民主製度的熱情也相應大幅度下降，開始懷念集權時代，或是感到開明專製也不錯，關鍵是要恢複國家的秩序。這點在俄羅斯最為明顯，普京時代公民的民權受到一定的限製，形式上卻保留了定期民主選舉的製度，可以劃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羅斯普遍的民意不僅沒有反對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給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選中，普京居然獲得了高達70％的選票，這樣高的得票率幾乎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這顯示俄羅斯民眾越來越認同應當在重建國家秩序的基礎上發展民主的觀點。
民主化的後遺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產黨國家，西方國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從而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解體，產生了數個國家，而新產生的國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壓迫、要求民主為由，要求繼續成立新的國家，於是有的國家發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殺，有的國家之間發生了衝突，有的國家經曆了二次分裂，甚至麵臨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這主要發生在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上。如今，西方國家對於某些小民族分裂勢力以民主為由要求建立新的國家也持謹慎的態度，因為這樣分裂下去可能會沒完沒了，造成社會的動蕩永遠不會停止。
以上談了那麽多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問題和種種弊端並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製度的觀點。事實上民主政治跟專製統治比，還是具有無比巨大的製度性優勢的，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和弊端，但是專製製度卻會帶來巨大的禍害，兩者根本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還是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句話說得好：“民主製度是一個非常糟的製度，但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用數人頭（選舉方式）代替砍人頭（政權更替的暴力循環、政變、起義或革命），實現了一個國家從上到下的政權和平更替，實現了權利監督和權利製衡，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特別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現象值得我們深刻研究。但是民主製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種完美的製度，有著太多的缺點和漏洞，不能把民主製度視為是萬能的。民主製度要有相應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法製社會和以法治國的基本架構；民主社會也一定是一個對公民權和少數人的權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會，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絕不能用簡單的多數原則來化約，因此民主社會也應該同時是自由社會和法製社會。
III
彌賽亞是聖經舊約中所記載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羅馬人）統治下苦不堪言，於是先知就根據耶和華上帝的啟示預言彌賽亞的到來。於是等待彌賽亞，熱切盼望彌賽亞成為以色列人最強的精神寄托。
本來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領域的價值觀念用在人類製度構建上，把某種製度當作是萬能的彌賽亞，把某種製度當作是人類發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種製度“神化”成中國的拯救者，認為彌賽亞一到來，中國就得救，卻可能適得其反，取得完全與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簡單，因為人類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類所構建的製度永遠不可能是完善的，永遠都會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項人類製度都必須隨著時代而改進。那種把宗教價值觀念用到人類政治製度上的作法，宣稱掌握了某種終極真理，宣稱發現了一種最好的製度，宣稱某種製度達到了人類發展的最高形式，都是違反辯證法的。1990年當蘇聯解體、東歐轉向資本主義製度後，美籍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人類曆史已經終結，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是人類發展的最後形式和完全形式，從那以後人類的政治經濟製度將不會有新的發展，而隻是在全球範圍內一個個國家逐步實現上述既定目標罷了。筆者當然也認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相對來說較好的製度，因為在現存的世界各種製度中我們還沒有發現比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更好的製度，但我們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不容忽視的是，這兩種製度本身也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場經濟在早期所經曆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階段所出現的大量問題差點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覆滅，而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大量吸收原始資本主義製度的教訓建立了現代社會福利國家才讓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而在全世界範圍內許多實施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處在失敗國家邊緣。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問題就更多了，很多國家民主化之前雖然有專製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統治，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還是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和社會福利製度（前共產國家），而在民主化之後雖然有了言論自由和選舉自由，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製度卻陷入幾乎崩潰的境地。曆史的經驗深刻顯示：人類任何製度都不可能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對世界的認知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我們任何時代所追求的都是這個具體曆史時期相對而言更好的製度，而絕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讚同這種說法，民主製度隻是各種政治製度中最不壞的一種，僅此而已，民主製度本身的設計還有數不清的問題、缺陷和漏洞，民主製度還將隨著人類曆史的推進不斷發展演進。任何把民主製度宗教化、神聖化和偶像化都是錯誤的，任何把某種模式捧為人類最高發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導致非理性的極端行為，比如美國人自認為自己掌握了人類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當然有義務在全球各地輸出這種最好的模式，這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人的作法的確有一定的理論和道德基礎，但我們今天必須反駁福山這種簡化的說法，我們認為：人類的製度設計沒有終極目標，人類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沒有終極目標，人類追求真理的腳步永遠不會停息。如果說人類社會有終極目標的話，那就是人類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諧的世界，人的普世權利和尊嚴以及世界大同，這些都是規範性的理念，而不是人類的政治製度和政治設計。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民主彌賽亞的思想特別盛行，一些觀點往往具有片麵、激進和非理性的特點，持有這種思想的人往往特別崇拜西方的競爭性民主選舉，往往將民主的廣闊內涵簡化為西方多黨製和選舉製，往往認為西方式選舉是拯救中國的救世主。其實這種民主彌賽亞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筆者在這裏決不是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項運動當然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積極正麵的社會運動，宣揚了民主和科學的理念，讓民主和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但是這兩項運動也有一些明顯的不足和缺陷，對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非常深遠。林敏生在1996年發表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一文中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看法時說到：“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讚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曆史感’的節製 － 不傾向於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曆史脈絡中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製，也不傾向於考慮在中國的曆史環境中，如果要采納西方的民主製度與文化，將會有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這些困難？”，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點，五四時期的民主觀帶有非常強的民主彌賽亞色彩和脫離中國現實與具體國情的特點，對以後對中國一些知識屆人士有特別強烈和深遠的影響。筆者必須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國內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觀點，仍然遠離民主的真正實質，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不僅難以帶來有利的影響，甚至還會延誤中國現代化。具體表現為如下：
有一種很強的街頭民主運動情結，認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遊行和顛覆現存的權威體係和製度。實際上民主更多的強調的是妥協、寬容、博弈和漸進，而不是顛覆與反顛覆，真正的民主製度很少有在街頭完成的。
有一種很強的宗教民主情感，認為要通過學生的獻身和救贖來喚醒廣大民眾。 這種觀點是個巨大的誤區，民主更多是一種內化在社會內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對話，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漸進。衝突和暴力絕對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民主。
對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於西方的多黨製，對民主實質的內涵和民主理論了解很少，對民主的程序和技術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興趣。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會發現，許多高知識群體的人連一場普通的選舉都完成不好，有時候甚至是亂糟糟的，整個程序毫無章法，但大家一談到西方的民主體製卻是琅琅上口，口若懸河。對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對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確是我們社會一大通病。
有一種很強的民主彌賽亞思想（特別是在海外），認為民主製度就是普世真理，認為民主製度才能救中國，認為隻有實行了多黨製才算是民主國家。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帶有很強的民主宗教情緒，極易發展成民主至上主義。在他們的眼裏，世界上隻有兩種國家，要麽是民主國家，要麽是獨裁國家，絕無中間灰色領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隻要兩種，要麽是支持民主的，要麽是反對民主的，絕無中間地帶；世界上所有的議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議題 － 民主議題，其他議題如經濟、金融、社會、法律、財政等議題歸根結底都是民主議題。這種民主至上主義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極端思維，他們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鏡，一戴上後，就覺得世界上應該隻有一種顏色，要麽民主，要麽獨裁，要麽好，要麽壞，美國是民主的，所有美國就是好的；中國是獨裁的，所有中國一切都壞；因為中國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國所取得的發展、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維持的。這種思維發展到最後就是一種偏執狂，連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確的，因為這樣的事件被他們簡化為民主對獨裁。其實，世界是如此多元，顏色是如此豐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廣闊，民主製度在各國的實踐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釋成美國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問題歸結成民主問題，就會產生認知上的巨大謬誤，就會遠離人類正常的理性。
對民主過強的宗教感導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實施過程中當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識，但民主本身並不能和道德劃等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製度，他是社會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結果，他是隨著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來的，他為社會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權利來源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國建立民主政治也應當符合這個規律，民主應當為社會履行穩定社會的功能，應當成為中國建立和諧社會和保障中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和諧安寧是根本目的，是“綱”；民主製度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國社會和平漸進到現代化社會的製度性安排，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我們不能將民主製度道德化為一種終極安排，民主隻是我們富國強民的一種重要工具。按照這種思維，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在是一種“顛覆與反顛覆”、“奪權與反奪權”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個階層能夠獲益、國家社會獲得穩定發展的全麵共贏。
民主成了知識分子和知識精英的話題，而遠離了中國社會現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實際上從1978年就拉開了序幕，特別是開始於1987年的農村選舉對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影響深遠。從1999年代開始的城市社區選舉試點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國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國的專家非常重視中國的鄉村選舉，不僅學者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還有許多西方NGO組織舉行了選舉觀察和提供了技術上的援助。國內一些學者也作了一些調研和積極有益的工作，但是從整個知識階層和學術圈來看，農村的民主選舉和它的重要意義還遠遠沒有得到重視。一些知識圈的人對鄉村民主持一種輕蔑的態度，殊不知，中國民主化進程恰恰是從農村拉開序幕的，中國農民在選舉中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和選舉過程中驚人的創造力贏得了許多西方學者、政府機構和非政府機構的高度讚揚和肯定（中國崛起策後續文章將詳細談到）。民主，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進程，恰恰是從微觀層次開始的，中國9億農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製度化並貫徹到生活中去，是對中國民主化最大的貢獻。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在清“談”民主，而中國農民和其他一些社會階層正在“實行”民主，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不能自外於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進程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參與觀察、實證研究、調研和學術討論為中國當前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提出自己的觀點、建議、批評和改進，為國家的穩定漸進民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但是，為了完成上述目標，我們在新時代就必須轉變觀念，以適應時代浪潮的需要。我們應當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而把民主當作是穩定中國社會、健全中國體製和促進中國和平崛起的手段；我們應當告別清談的民主精英主義，而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同中國豐富生動的社會現實和民主實踐相結合起來；我們應當告別民主萬能主義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體製和中國的國情相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製度；我們應當告別街頭激進的學生運動，而是走向田間、社區和城市，紮紮實實研究那裏的民主進程並促進那裏民主品質的提升；我們應該重視具體的民主理論、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和民主修養，而不再隻是抽象地高談闊論西方多黨製和兩黨製；我們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號，而是在立足於各自本職工作，讓民主真正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隻是遠離我們的高高在上的政治製度；讓我們從每一個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養，讓我們身邊的每一場選舉（班級、大學、社區、街道、農村、鄉鎮）都成為民主實驗和傳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場所。萬丈高樓平地起，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永保國家和諧安寧，依靠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依靠的是中國每一個社會群體，依靠的是堅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製度；能否取下高懸在我們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考驗著我們的精神意誌。在21世紀中國和平崛起、國家強盛、社會開放和民智大開的今天，我們應當有信心、有恒心、有決心，一定能掌握我們民族的命運，為中國永絕動亂之源，讓強盛和現代化這次不再與我們擦肩而過，讓我們強國的夢想最終成真！為了一個和平、民主和強大的中國，願我們共同努力奮進！（未完, 接下來的中國崛起策筆者將陸續提出中國漸進民主改革的一些具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30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3篇文章，還將發表此係列11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493.html
參閱: 民主, 中國崛起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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