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崛起策十七：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戰和難題©Liu Tao, January 18, 2007 @ 5:59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最近一係列事件都顯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體製改革將重新拉開序幕，《大國崛起》的熱播反映了我國知識界和政界已經充分認識到：擁有健全的政治體製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一個國家可以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國領導人公開肯定越南的政治體製改革更是讓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希望，而中國著名學者俞可平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中更是直接強調與世界各國公認的民主觀念接軌的問題，聯想到胡溫新政以來中國在諸多領域改革的進展和深化（比如通過薩斯事件擴大了公民知情權，通過孫誌剛事件廢除了違反憲法的城市收容遣送製度，通過總理為普通農村婦女熊德明討薪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2004年更是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製度”寫進憲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看到了中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特別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還是甚為敏感的話題和詞語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權”不再是禁忌，反而成為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令人難以想見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等說法，“民主”和“人權”在幾年時間裏成為官方的主流話語，中國領導人在與西方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多次主動地談到“民主”和“人權”的議題，這不僅反映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自信和氣度，更反映了中國和平崛起時代國人思想層次和認知層次的飛躍進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國進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軌的上進精神。這些都讓中國知識界處在1990年以來最活躍的時期，人們的樂觀情緒在上漲，民眾對政府具體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樂觀和興奮的氣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觀點是不容易的，但是筆者設法在本策裏具體從曆史經驗和各國現實民主政治實踐中的一些問題、難題和挑戰來談政治改革的經驗教訓，這樣的思想是同中國崛起策所一貫宣導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麵是非常緊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麵我們則必須冷靜、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麵應當根據現實的中國國情而緩行，在上一策的文章裏作者已經提到中國在未來20年內健全體製的四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健全公民社會，逐層推廣基層民主體製，建立法治國家和建立社會分配體係及社會福利製度，因此筆者認為過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國大選並不是當前的首要目標，甚至不應該是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在於：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界限（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重點推出長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環境裏通過基層民主的擴大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的民主訓練，為20年後中國穩步進入現代化社會之時的進一步民主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從前現代化社會轉軌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特別是從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的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都會麵臨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考察這些具有共性的難題和挑戰對於理清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從威權社會過渡到民主體製期間，其本質會涉及到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社會上總是有一定的群體對於權力有強烈的追求和權力欲望，而在過去的體製下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權力階梯和官僚係統進入權力結構中去，在轉型的過渡階段和民主化時期由於有了通過選舉參與政治生活從而獲得權力的可能性，這樣的人往往會脫穎而出。他們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動家的天賦，或是具有一套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的政綱，或是利用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故意將衝突激化，以爭奪選票謀取個人權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個國家的總人口為100％，其中有1％的人對權力很感興趣但是在舊有體製下無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過程中他們積極參與各項選舉，當然，大多數人可能是正當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會產生一些民粹主義的政客，他們通過民粹主義的手段取得政權，將國家深深裂解為不同的相互對立的集團。比如台灣的陳水扁就是這樣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動家，通過在台灣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會傷口上撒鹽的方式動員基本教義派，把台灣社會人為地區隔為“中國人和台灣人”，進而鞏固權力成為“台獨教主”，這樣的政客較少有社會責任感，相反會給民主化帶來極強的副作用，現在轉型的民主政體中還無法找到具體對付民粹主義政客的辦法。
2．由於民眾長期不具有政治參與權、公共事務參與權和知情權，在民主化其間民眾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經提到，西方國家自身經曆了近三個世紀的演變才逐步演練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即使是資本主義後起之秀如德國也至少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演變、經曆大量曲折後才最終演變成現代民主社會，因此西方曆史的進程本身就是漸進的、自然演進的和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而現在世界上轉軌國家中一個不利條件是已經存在一定數量的成熟民主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大多數是擁有資源和經濟實力的工業化國家，他們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模式和觀點在全世界進行輸出，再加上我們處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人們很容易從外部世界吸取資源和營養來要求本國變革，特別是在政治轉型期間反對黨和反對政治勢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資源和模式來簡化地證明本國政治製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時卻完全忽視本國複雜的國情和社會需要時間逐步演進的事實。在這種互動模式形成後，政治反對勢力很容易將自己扮演成社會進步者，處於較高的道義地位，而在無形中將力圖穩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義地位的低端，從而使其喪失合法性。民眾也在政治風潮中培養了高度亢奮的政治情結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許多平時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都會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參與政治運動，甚至在沒有政治運動時還會產生失落感。民眾過於強烈的政治激情會讓民主彌賽亞的思想高度泛濫，民眾容易簡單地把國家所有問題理解為民主問題，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顛覆現存的政治權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國家的目標僅僅鎖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簡單地認為: “民主化後國家就自然好了，馬上可以成為跟西方國家一樣的富裕國家。”不得不指出，在大眾運動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國家的方向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輕重緩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牽著走，也很容易輕信和盲從一些迅速擴展的簡化了的觀點，從而形成經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轉型中因勢利導，將人民正常的政治熱情引導到一個溫和、理性和法製的範圍，同時為社會運動降溫，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圖表一展示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民主化過渡，其含義是指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人民政治熱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規變化。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完全按照這種曲線經曆民主化進程，但是西方許多國家由於曆史上先後經曆了幾個世紀的工業化—城市化—民權政治—民主化的演變，其過程往往是逐漸累積演進的，符合社會自身發展規律和特征的，這樣的圖表示意雖然有所簡化每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去把握漸進民主演變的規律。從A點到B點是屬於民主化之前的時期，隨著經濟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地高速推進，人民要求保障民權的呼聲日益高漲。隨著市民社會的建立和壯大，人民逐漸有了參政的要求，當民主化進程拉開序幕後(從B點到C點)，人民對參與政治的熱情逐漸高漲。經曆了一定階段的民主演練後，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經曆了幾次大選後，政治民主機製日漸成熟，政治意外越來越少，人民的民主熱情逐漸下降，但是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點），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熱情比沒有民主權利時代要高一些(A點，那時侯公民尚沒有取得民選和政治參與的權力)，但是卻低於民主化的顛峰時期（B點到C點之間）。這樣的漸進過渡是最有利於一個社會在民主化進程中免除社會動亂的危險，從而比較穩健地過渡到成熟的民主社會。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在向民主化過渡時期卻沒有以前的西方國家那麽幸運，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信息高速擴展的時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識形態上占有較大優勢的時代，一個國家很難簡單地宣稱：我們先進行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現代化，再發展政治民主化。因為在開放的時代一定會有本國公眾援引西方的民主製度來要求本國進行變革和批評本國的政治製度，而且西方國家和國際政府組織所通過的國際公約也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民主製度，有形的、無形的、經濟利益上的和國際道義上的壓力都使得許多國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進程。比如決大多數非洲國家還遠遠不具備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國際壓力下先後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化，但這隻是形式上的政治選舉，其實質離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萬裏。由於發展中國家把本應該屬於不同曆史時期的各項任務（經濟現代化、公民社會、法製社會、民主化等）完全雜糅在一起，社會過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國家在利用優勢資源進行顛覆活動，那該國極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圖表一 穩定的民主化過渡：人民政治熱情程度平緩上升，平緩下降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顯示了一些地區民主進程中經曆的嚴重曲折，盡管台灣是高收入地區，社會分配也比較平均，中產階級已經構成了社會相對穩定的力量，而且台灣地區從１９５０年代開始就逐步進行了基層民主選舉（中國大陸是從１９８７年開始了基層民主選舉），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相比，從理論上而言台灣具有經濟、社會和政治實踐優勢。但是台灣地區由於族群之間的矛盾和認同危機在民主化期間被李登輝有意識地點燃，並利用其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社會的固有矛盾和危機一經點燃就再難撲滅，而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民進黨政府繼續用擴大社會傷口和裂痕的方式來當作選戰牌和政治牌，繼續把社會分化為兩大對立和不可調和的團體，在這樣高度強烈的政治動員中和高強度的政治對立中，人民不斷激情地參與政治運動，出現了民主化時期的過度政治狂熱和經久不息的政治衝突，從B點到C點人民政治激情始終高亢和振奮，宛如吸了精神鴉片一樣，始終在亢奮狀態。高度的政治熱情和無節製的政治運動讓轉型期間的過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對黨和人民都熱衷於政治運動，而疏於治“國”，這不得不說是“過度民主”的災難。
圖表二：失敗的民主過渡（台灣模式）：人民政治熱情居高不下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種失敗的民主過渡模式。由於國家（主要是指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經曆了一夜間的激烈政治變革，過去的集中主義政治體製迅速坍塌，由於沒有經曆任何真正的社會演進和漸進式變革，人民從極權主義的毫無權力的體製下陡然間過渡到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這種無政府主義居然也成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熱地參與到政治變革和政治實驗中去，大眾的政治熱情同樣處於過度亢奮和激烈的狀態（B點到C點）。但是隨著無政府主義的民主之惡果逐漸顯現，包括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短期內大幅度下降，社會福利體係的崩潰，人均壽命的下降，國家的分裂解體，以及俄國從一個超級大國退變成一個二流國家等等，極大地挫傷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熱情，部分民眾開始懷念過去的威權但是卻生活穩定的時代，甚至強烈希望有一個強人出來收拾殘局、穩定國家的基本局麵，這樣政治強人和領袖順應時代潮流誕生，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民主的諷刺，從C點到D點人們的政治熱情迅速冷凍到冰點，對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單方麵戀愛變成對民主的懷疑和不信任僅僅是幾年的事情。
圖表三 失敗的民主過渡（俄羅斯模式）：人民政治熱情陡然下跌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綜上所述，呼喊民主口號很容易，如何穩步過渡到民主製度卻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綜合係統工程，我們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間的難處，一定要按照漸進和符合中國國情的原則來進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過尤不及，欲速則不達，但是墨守成規，不進行改革，顯然也是不行的。如何進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
3．在威權時代和極權時代由於國家強行禁止任何社會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緊張，一些社會運動和衝突由於處理不當或是過激處理為未來的民主化轉型帶來了沉重的負麵社會成本。每個國家和地區過去都會有負麵的社會成本，但是處理的方式不一樣就會為社會轉型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比如台灣在1948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國民黨非常沉重的負麵政治成本，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時候，已經離“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許多當事人都不在了，家屬雖然悲痛，但是時間的力量已經衝淡了許多過去時代的記憶，盡管這樣，民進黨和台聯黨還是把這一事件當作政治牌和選戰牌來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會組織政治活動，名義上是紀念二二八，實際上是為了謀取選票，打擊國民黨，削弱其道德正當性，但是由於國民黨處理得當，再加上事件已經久遠，“二二八”並沒有讓台灣社會因為這個原因陷入解體和動亂。蘇聯的例子則是一個反麵教訓，由於在過去的時代有太多的負麵成本、秘密檔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進行的是一場漸進改革，可以對過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開和民眾知情權逐步擴大的原則，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斷成熟和提高之後一步步地選擇性公開一些過去的事件，這本身並不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動亂，因為每個政府、每個國家過去都會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負麵的政治社會成本（包括美國在內）。但是由於蘇聯的激進改革導致過去的大量黑幕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公開或是被反對勢力挖掘出來，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喪失，進而大規模地誘發社會動亂。如何判斷哪些過去的曆史負麵成本會在本國民主化道路上對社會帶來衝擊、顛覆和秩序混亂，如何降低這些負麵成本可能帶來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轉型其間這些事件可能被特別的集團和反對勢力出於權謀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綢繆地一步步妥善地處理這些曆史事件和作好善後工作讓這些事件的負麵成本降到最低，考驗的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現在的世界，當一個民族國家拉開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後，其意義早就超過一個國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其他西方國家、國際機構、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各國的政治研究機構和媒體都會或多或少介入改國的民主化進程，國內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反對勢力往往會大量地和國際社會的其他角色相聯係，以尋求財政和道義資源，國際機構的觀察組織也會派觀察員到該國對其選舉的公正性、公開性和透明性進行評估，國際媒體會加大對這類信息的集中報道。如何在這種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時代有效區分哪些角色是在幫助該國，哪些是中立的觀察者，哪些是在為該國的民主化過渡提供技術性資源，哪些則是完全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顛覆該國的穩定秩序，是非常難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斷的。如何在跟某些國際角色合作的情況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進程進行顛覆式地擴散某些極端思潮，對於轉型國家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5．現代世界的民主轉型國家大多數是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國民經濟落後和貧窮，往往麵臨經濟進步、教育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項發展任務，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一個目標完成以後再完成下一個目標。由於經濟的貧窮和落後，社會分配和社會福利在這些國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國這樣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在經濟發達的同時也很難注意到馬上建立配套的社會福利體製，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往往貧富差距還會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極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來進行裂解社會各個階層，從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兩大階層對決的局麵（有產者和無產者，有錢者和無錢者，精英和平民， 資本家和工農），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這種不安和動蕩中被徹底撕裂，社會關係被簡化為資本家和老百姓的關係或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從而讓敵對和鬥爭的氣氛充滿了社會。更可怕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產生一位民粹主義領袖，通過允諾瓜分富人財產和消滅私有企業來取得社會貧困階層的選民投票支持，當這樣的領導人被選上後，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現代化和反生產力的政策，殊不知，消滅所謂的私有企業容易，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要再培養起來可就難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任何閉關自守和封閉式的經濟政策隻會讓一國被現代文明徹底甩在後麵，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出現逆向選擇現象（一國選民在民主選舉中作出錯誤判斷，比如選擇了一個反現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個激情的民粹運動家利用國內的一些社會矛盾贏取選票同時采取損害本國經濟競爭力的政策），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因為在當前國與國之間激烈的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一種完全錯誤的或是反現代化的經濟政策會讓一個國家失去4－8年的寶貴時間（要看這樣的政治家能執政幾屆），而8年的寶貴時間能夠讓一個落後的國家抓住寶貴的機會而崛起，也可能讓一個領先的國家因為錯誤和混亂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無論民主條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說會道，講任何東西都可以講得天花亂墜，但是不會治國，或是采取完全錯誤的產業政策，或是熱衷於裂解整個社會和權力鬥爭，比如台灣領導人陳水扁，那麽這個國家和地區就要遭受經濟競爭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縮水的苦果。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要開始民主化進程必須有一些相應的社會製度條件相配套：一國在民主化之前進行的基層民主訓練越多越成熟，該國大選時混亂就越少，反之混亂的可能性就越大；該國的社會分配程度越均衡，社會福利製度越健全，中產階級越壯大，大選時該國的混亂就越少，反之發生動蕩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國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選時選出民粹主義式的領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國總體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選擇極端領導人和極端勢力執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對待過去負麵曆史事件的社會成本上，如果該事件離全國選舉時所距的時間越久遠，或是政府未雨綢繆地將其一步步善後，那麽事件的負麵衝擊就越小，反之，其對民主化的衝擊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就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適宜進行過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進程，必須先一步步把許多外圍條件完成後，才能進一步談民主化和更高層麵選舉的問題。正如作者強調的一樣：中國當前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在中國麵臨空前機遇和複雜矛盾並存的時代，這樣的宏觀政治體製安排不再僅僅是一種政治語言和官方宣傳，而是中國未來關鍵２０年之發展所必須的，其實，執政黨在憲法框架下的穩定執政對於保障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和強國夢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相信越來越多的國人會真實地體會到這重要的一點的。我們緊要的任務是建立社會分配體係，促進大眾福利和大眾消費；健全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機構，建立全麵的利益博弈機製；推廣基層民主選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民主實踐；建立法治社會和憲法政治，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推出長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1月16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７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係列１３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515.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最近一係列事件都顯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體製改革將重新拉開序幕，《大國崛起》的熱播反映了我國知識界和政界已經充分認識到：擁有健全的政治體製才能從根本上保障一個國家可以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國領導人公開肯定越南的政治體製改革更是讓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希望，而中國著名學者俞可平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書中更是直接強調與世界各國公認的民主觀念接軌的問題，聯想到胡溫新政以來中國在諸多領域改革的進展和深化（比如通過薩斯事件擴大了公民知情權，通過孫誌剛事件廢除了違反憲法的城市收容遣送製度，通過總理為普通農村婦女熊德明討薪解決拖欠民工工資問題，2004年更是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製度”寫進憲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看到了中國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特別是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還是甚為敏感的話題和詞語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權”不再是禁忌，反而成為出現頻率很高的詞語，令人難以想見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等說法，“民主”和“人權”在幾年時間裏成為官方的主流話語，中國領導人在與西方國家領導人會談時多次主動地談到“民主”和“人權”的議題，這不僅反映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自信和氣度，更反映了中國和平崛起時代國人思想層次和認知層次的飛躍進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國進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軌的上進精神。這些都讓中國知識界處在1990年以來最活躍的時期，人們的樂觀情緒在上漲，民眾對政府具體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樂觀和興奮的氣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觀點是不容易的，但是筆者設法在本策裏具體從曆史經驗和各國現實民主政治實踐中的一些問題、難題和挑戰來談政治改革的經驗教訓，這樣的思想是同中國崛起策所一貫宣導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麵是非常緊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麵我們則必須冷靜、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麵應當根據現實的中國國情而緩行，在上一策的文章裏作者已經提到中國在未來20年內健全體製的四個重要方麵，那就是健全公民社會，逐層推廣基層民主體製，建立法治國家和建立社會分配體係及社會福利製度，因此筆者認為過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國大選並不是當前的首要目標，甚至不應該是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未來20年的首要目標在於：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界限（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重點推出長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環境裏通過基層民主的擴大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的民主訓練，為20年後中國穩步進入現代化社會之時的進一步民主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從前現代化社會轉軌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特別是從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的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都會麵臨一些具有共性的問題，考察這些具有共性的難題和挑戰對於理清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從威權社會過渡到民主體製期間，其本質會涉及到一個權力再分配的問題，社會上總是有一定的群體對於權力有強烈的追求和權力欲望，而在過去的體製下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權力階梯和官僚係統進入權力結構中去，在轉型的過渡階段和民主化時期由於有了通過選舉參與政治生活從而獲得權力的可能性，這樣的人往往會脫穎而出。他們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動家的天賦，或是具有一套蠱惑人心的民粹主義的政綱，或是利用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故意將衝突激化，以爭奪選票謀取個人權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個國家的總人口為100％，其中有1％的人對權力很感興趣但是在舊有體製下無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過程中他們積極參與各項選舉，當然，大多數人可能是正當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會產生一些民粹主義的政客，他們通過民粹主義的手段取得政權，將國家深深裂解為不同的相互對立的集團。比如台灣的陳水扁就是這樣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動家，通過在台灣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會傷口上撒鹽的方式動員基本教義派，把台灣社會人為地區隔為“中國人和台灣人”，進而鞏固權力成為“台獨教主”，這樣的政客較少有社會責任感，相反會給民主化帶來極強的副作用，現在轉型的民主政體中還無法找到具體對付民粹主義政客的辦法。
2．由於民眾長期不具有政治參與權、公共事務參與權和知情權，在民主化其間民眾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經提到，西方國家自身經曆了近三個世紀的演變才逐步演練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即使是資本主義後起之秀如德國也至少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演變、經曆大量曲折後才最終演變成現代民主社會，因此西方曆史的進程本身就是漸進的、自然演進的和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而現在世界上轉軌國家中一個不利條件是已經存在一定數量的成熟民主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大多數是擁有資源和經濟實力的工業化國家，他們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模式和觀點在全世界進行輸出，再加上我們處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人們很容易從外部世界吸取資源和營養來要求本國變革，特別是在政治轉型期間反對黨和反對政治勢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資源和模式來簡化地證明本國政治製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時卻完全忽視本國複雜的國情和社會需要時間逐步演進的事實。在這種互動模式形成後，政治反對勢力很容易將自己扮演成社會進步者，處於較高的道義地位，而在無形中將力圖穩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義地位的低端，從而使其喪失合法性。民眾也在政治風潮中培養了高度亢奮的政治情結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許多平時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都會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參與政治運動，甚至在沒有政治運動時還會產生失落感。民眾過於強烈的政治激情會讓民主彌賽亞的思想高度泛濫，民眾容易簡單地把國家所有問題理解為民主問題，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顛覆現存的政治權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國家的目標僅僅鎖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簡單地認為: “民主化後國家就自然好了，馬上可以成為跟西方國家一樣的富裕國家。”不得不指出，在大眾運動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國家的方向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輕重緩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牽著走，也很容易輕信和盲從一些迅速擴展的簡化了的觀點，從而形成經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轉型中因勢利導，將人民正常的政治熱情引導到一個溫和、理性和法製的範圍，同時為社會運動降溫，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圖表一展示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民主化過渡，其含義是指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人民政治熱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規變化。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完全按照這種曲線經曆民主化進程，但是西方許多國家由於曆史上先後經曆了幾個世紀的工業化—城市化—民權政治—民主化的演變，其過程往往是逐漸累積演進的，符合社會自身發展規律和特征的，這樣的圖表示意雖然有所簡化每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但是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去把握漸進民主演變的規律。從A點到B點是屬於民主化之前的時期，隨著經濟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地高速推進，人民要求保障民權的呼聲日益高漲。隨著市民社會的建立和壯大，人民逐漸有了參政的要求，當民主化進程拉開序幕後(從B點到C點)，人民對參與政治的熱情逐漸高漲。經曆了一定階段的民主演練後，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經曆了幾次大選後，政治民主機製日漸成熟，政治意外越來越少，人民的民主熱情逐漸下降，但是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點），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熱情比沒有民主權利時代要高一些(A點，那時侯公民尚沒有取得民選和政治參與的權力)，但是卻低於民主化的顛峰時期（B點到C點之間）。這樣的漸進過渡是最有利於一個社會在民主化進程中免除社會動亂的危險，從而比較穩健地過渡到成熟的民主社會。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國家在向民主化過渡時期卻沒有以前的西方國家那麽幸運，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信息高速擴展的時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識形態上占有較大優勢的時代，一個國家很難簡單地宣稱：我們先進行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現代化，再發展政治民主化。因為在開放的時代一定會有本國公眾援引西方的民主製度來要求本國進行變革和批評本國的政治製度，而且西方國家和國際政府組織所通過的國際公約也要求發展中國家采取民主製度，有形的、無形的、經濟利益上的和國際道義上的壓力都使得許多國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進程。比如決大多數非洲國家還遠遠不具備建立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國際壓力下先後實現了所謂的民主化，但這隻是形式上的政治選舉，其實質離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萬裏。由於發展中國家把本應該屬於不同曆史時期的各項任務（經濟現代化、公民社會、法製社會、民主化等）完全雜糅在一起，社會過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國家在利用優勢資源進行顛覆活動，那該國極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圖表一 穩定的民主化過渡：人民政治熱情程度平緩上升，平緩下降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顯示了一些地區民主進程中經曆的嚴重曲折，盡管台灣是高收入地區，社會分配也比較平均，中產階級已經構成了社會相對穩定的力量，而且台灣地區從１９５０年代開始就逐步進行了基層民主選舉（中國大陸是從１９８７年開始了基層民主選舉），與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相比，從理論上而言台灣具有經濟、社會和政治實踐優勢。但是台灣地區由於族群之間的矛盾和認同危機在民主化期間被李登輝有意識地點燃，並利用其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社會的固有矛盾和危機一經點燃就再難撲滅，而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民進黨政府繼續用擴大社會傷口和裂痕的方式來當作選戰牌和政治牌，繼續把社會分化為兩大對立和不可調和的團體，在這樣高度強烈的政治動員中和高強度的政治對立中，人民不斷激情地參與政治運動，出現了民主化時期的過度政治狂熱和經久不息的政治衝突，從B點到C點人民政治激情始終高亢和振奮，宛如吸了精神鴉片一樣，始終在亢奮狀態。高度的政治熱情和無節製的政治運動讓轉型期間的過渡成本大增，政府、反對黨和人民都熱衷於政治運動，而疏於治“國”，這不得不說是“過度民主”的災難。
圖表二：失敗的民主過渡（台灣模式）：人民政治熱情居高不下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三展示的是另外一種失敗的民主過渡模式。由於國家（主要是指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經曆了一夜間的激烈政治變革，過去的集中主義政治體製迅速坍塌，由於沒有經曆任何真正的社會演進和漸進式變革，人民從極權主義的毫無權力的體製下陡然間過渡到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這種無政府主義居然也成為了民主化的一部分。人民激情地、甚至是狂熱地參與到政治變革和政治實驗中去，大眾的政治熱情同樣處於過度亢奮和激烈的狀態（B點到C點）。但是隨著無政府主義的民主之惡果逐漸顯現，包括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短期內大幅度下降，社會福利體係的崩潰，人均壽命的下降，國家的分裂解體，以及俄國從一個超級大國退變成一個二流國家等等，極大地挫傷了人民的民主信念和政治熱情，部分民眾開始懷念過去的威權但是卻生活穩定的時代，甚至強烈希望有一個強人出來收拾殘局、穩定國家的基本局麵，這樣政治強人和領袖順應時代潮流誕生，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民主的諷刺，從C點到D點人們的政治熱情迅速冷凍到冰點，對民主的浪漫幻想和單方麵戀愛變成對民主的懷疑和不信任僅僅是幾年的事情。
圖表三 失敗的民主過渡（俄羅斯模式）：人民政治熱情陡然下跌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綜上所述，呼喊民主口號很容易，如何穩步過渡到民主製度卻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綜合係統工程，我們一定不能低估了其間的難處，一定要按照漸進和符合中國國情的原則來進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過尤不及，欲速則不達，但是墨守成規，不進行改革，顯然也是不行的。如何進行中道的改革，才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
3．在威權時代和極權時代由於國家強行禁止任何社會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國家和社會的關係緊張，一些社會運動和衝突由於處理不當或是過激處理為未來的民主化轉型帶來了沉重的負麵社會成本。每個國家和地區過去都會有負麵的社會成本，但是處理的方式不一樣就會為社會轉型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比如台灣在1948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成為國民黨非常沉重的負麵政治成本，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時候，已經離“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許多當事人都不在了，家屬雖然悲痛，但是時間的力量已經衝淡了許多過去時代的記憶，盡管這樣，民進黨和台聯黨還是把這一事件當作政治牌和選戰牌來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會組織政治活動，名義上是紀念二二八，實際上是為了謀取選票，打擊國民黨，削弱其道德正當性，但是由於國民黨處理得當，再加上事件已經久遠，“二二八”並沒有讓台灣社會因為這個原因陷入解體和動亂。蘇聯的例子則是一個反麵教訓，由於在過去的時代有太多的負麵成本、秘密檔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進行的是一場漸進改革，可以對過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開和民眾知情權逐步擴大的原則，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斷成熟和提高之後一步步地選擇性公開一些過去的事件，這本身並不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動亂，因為每個政府、每個國家過去都會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負麵的政治社會成本（包括美國在內）。但是由於蘇聯的激進改革導致過去的大量黑幕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公開或是被反對勢力挖掘出來，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在極短的時間內完全喪失，進而大規模地誘發社會動亂。如何判斷哪些過去的曆史負麵成本會在本國民主化道路上對社會帶來衝擊、顛覆和秩序混亂，如何降低這些負麵成本可能帶來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轉型其間這些事件可能被特別的集團和反對勢力出於權謀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綢繆地一步步妥善地處理這些曆史事件和作好善後工作讓這些事件的負麵成本降到最低，考驗的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現在的世界，當一個民族國家拉開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後，其意義早就超過一個國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其他西方國家、國際機構、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各國的政治研究機構和媒體都會或多或少介入改國的民主化進程，國內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反對勢力往往會大量地和國際社會的其他角色相聯係，以尋求財政和道義資源，國際機構的觀察組織也會派觀察員到該國對其選舉的公正性、公開性和透明性進行評估，國際媒體會加大對這類信息的集中報道。如何在這種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時代有效區分哪些角色是在幫助該國，哪些是中立的觀察者，哪些是在為該國的民主化過渡提供技術性資源，哪些則是完全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顛覆該國的穩定秩序，是非常難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斷的。如何在跟某些國際角色合作的情況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進程進行顛覆式地擴散某些極端思潮，對於轉型國家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5．現代世界的民主轉型國家大多數是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國民經濟落後和貧窮，往往麵臨經濟進步、教育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項發展任務，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一個目標完成以後再完成下一個目標。由於經濟的貧窮和落後，社會分配和社會福利在這些國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國這樣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在經濟發達的同時也很難注意到馬上建立配套的社會福利體製，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往往貧富差距還會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極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來進行裂解社會各個階層，從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兩大階層對決的局麵（有產者和無產者，有錢者和無錢者，精英和平民， 資本家和工農），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在這種不安和動蕩中被徹底撕裂，社會關係被簡化為資本家和老百姓的關係或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從而讓敵對和鬥爭的氣氛充滿了社會。更可怕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產生一位民粹主義領袖，通過允諾瓜分富人財產和消滅私有企業來取得社會貧困階層的選民投票支持，當這樣的領導人被選上後，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現代化和反生產力的政策，殊不知，消滅所謂的私有企業容易，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要再培養起來可就難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任何閉關自守和封閉式的經濟政策隻會讓一國被現代文明徹底甩在後麵，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出現逆向選擇現象（一國選民在民主選舉中作出錯誤判斷，比如選擇了一個反現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個激情的民粹運動家利用國內的一些社會矛盾贏取選票同時采取損害本國經濟競爭力的政策），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因為在當前國與國之間激烈的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的競爭中，一種完全錯誤的或是反現代化的經濟政策會讓一個國家失去4－8年的寶貴時間（要看這樣的政治家能執政幾屆），而8年的寶貴時間能夠讓一個落後的國家抓住寶貴的機會而崛起，也可能讓一個領先的國家因為錯誤和混亂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無論民主條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說會道，講任何東西都可以講得天花亂墜，但是不會治國，或是采取完全錯誤的產業政策，或是熱衷於裂解整個社會和權力鬥爭，比如台灣領導人陳水扁，那麽這個國家和地區就要遭受經濟競爭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縮水的苦果。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要開始民主化進程必須有一些相應的社會製度條件相配套：一國在民主化之前進行的基層民主訓練越多越成熟，該國大選時混亂就越少，反之混亂的可能性就越大；該國的社會分配程度越均衡，社會福利製度越健全，中產階級越壯大，大選時該國的混亂就越少，反之發生動蕩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國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選時選出民粹主義式的領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國總體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選擇極端領導人和極端勢力執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對待過去負麵曆史事件的社會成本上，如果該事件離全國選舉時所距的時間越久遠，或是政府未雨綢繆地將其一步步善後，那麽事件的負麵衝擊就越小，反之，其對民主化的衝擊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就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適宜進行過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進程，必須先一步步把許多外圍條件完成後，才能進一步談民主化和更高層麵選舉的問題。正如作者強調的一樣：中國當前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在中國麵臨空前機遇和複雜矛盾並存的時代，這樣的宏觀政治體製安排不再僅僅是一種政治語言和官方宣傳，而是中國未來關鍵２０年之發展所必須的，其實，執政黨在憲法框架下的穩定執政對於保障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和強國夢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相信越來越多的國人會真實地體會到這重要的一點的。我們緊要的任務是建立社會分配體係，促進大眾福利和大眾消費；健全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機構，建立全麵的利益博弈機製；推廣基層民主選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廣泛民主實踐；建立法治社會和憲法政治，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權力（中國崛起策下一篇將推出長篇分析。）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7年1月16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７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係列１３篇文章。)
http://zhiqiang.org/blog/515.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