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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Liu Tao, November 16, 2006 @ 10:10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德國著名的研究現代化的社會學家沃爾夫崗·查普夫（Wolfgang Zapf）認為：現代化社會是通過市場經濟、競爭性民主政治、社會福利製度和大眾消費這四個核心機製表現出來的，查普夫認為現代化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大革命後逐步發展出來的社會發展路徑和社會發展模式，它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是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發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地處哪一大洲，身處何種文化圈，都會把現代化作為本國的發展目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排斥現代化或是提出與現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沃爾夫崗·查普夫提出的四個核心機製再加上法製國家和人權保障製度的話，就能更加全麵綜合地反映出現代化社會普遍共有的特征。盡管不同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由於文化和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發展特色，比如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讓國際上曾熱衷討論日本現代化模式，德國的經濟奇跡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那些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都有著基本的共性，比如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實施的都是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會實行計劃經濟和封建自然經濟；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實施了競爭性的民主政治，都會有定期的選舉和投票，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采取的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也是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社會福利製度，以保障處於弱勢群體的居民和貧困階層能夠按照最起碼的符合人道尊嚴標準的方式生活；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以促進大眾消費為目標，並建立了以法治國的憲政國家，並都在憲法裏承諾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
中國於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發展到今天，事實上也是在朝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邁進，盡管在改革以來的28年時間裏我國在理論上也經曆了曲折的發展，但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在宏觀曆史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在向現代化社會的模式演進。我國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將尊重人權和以法治國寫進憲法，簽署保障公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的國際公約，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代化，而是與國際現行製度接軌的現代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盡管全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現代化模式，但是一個非現代化的社會和前現代化的社會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卻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經曆了漫長的時間，才從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權的社會演變成為現代化國家。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托馬斯·馬歇爾(T.H. Marshall)認為現代化社會的演進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在17世紀工業革命緩緩拉開序幕，18世紀經曆一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民權最終被確定(civil rights, 包括財產權、結社權、信仰自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19世紀經過了許多衝突、博弈和妥協政治參與權最終被確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權最終得到國家憲法的明確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會福利權，社會生存權和社會保障權等），而在托馬斯·馬歇爾的眼裏，社會權最終的確定象征著西方國家的公民權發展到了頂峰，因為公民權本身就涵蓋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大部分，社會權的確立標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造，從而確立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 ― 社會福利國家。當然托馬斯·馬歇爾的“三世紀公民權演進理論”是按照英國曆史發展推斷出來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政治參與權的確立在西方國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涵蓋婦女在內的普選權在很多國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最終被確定，美國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選權。但是托馬斯·馬歇爾的理論對於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先進的西方國家和現代化發源地英國和法國，其現代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曆過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遷和演進，這一點，對於今天正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當然，筆者在這裏絕對不是要宣揚我們中國也需要三個世紀的時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論述。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製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紀，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雄壯曆史步伐聲中，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製度，不僅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也是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中國趕超式的現代化應當在本世紀的上半葉到本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基本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邊是一個前現代化社會，那裏寫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集權政治，人治社會，封建文化，民權匱乏等幾個大標牌；河的對岸是一個現代化社會，上麵寫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民權社會、大眾福利和中產階級等大標牌。人們在經曆了長年的爭論和探討後，絕大多數人意見開始統一，認為應當把船從此岸擺渡到彼岸。但是問題來了，此岸離彼岸路途遙遠，航線複雜，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和變數，搞不好會船傾人亡，而且船長和水手隻習慣於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駛，對於怎麽航行到彼岸完全沒有把握。那麽，現在仍在此岸的船長和水手，隻能先尋找正確的航道，確定好總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化的彼岸航行。這一過程中，船長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開航線上的各種風險如風暴、漩渦、海嘯，也要避免船隻偏離正確的航道。而此時，船上的普通乘客，盡管有時候會同船長和水手有不同的觀點，有時候雙方還會有矛盾和衝突，但是雙方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願望，那就是齊心協力地乘船平安達到彼岸。這就要求船長不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遠見卓識，能夠冷靜地、理智地領導船員沿著正確航線把船一步步駛向預定的方向，同時船長也要有高超的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因為在漫長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對航線的正確性發生懷疑而產生衝突和矛盾時，船長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出現的問題並能贏得船上絕大多數乘客的信任才能讓船隻繼續航行。而這樣的航行對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乘客有意見和批評，應當理性提出，同船長等人共尋解決之道，而絕不能著眼於顛覆航船，或是顛覆船長的領導取而代之，在事關大家共同命運的航行中，理性的行為是互相協助擺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為那樣大家都會麵臨沉船的危險。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場偉大的、但卻是充滿風險的航行。我們知道中國最終要航向的目標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眾消費、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占主導的社會，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起點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要尋求的是一條代價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漸進的改革之路，我們需要樹立一種溫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循序漸進地引向中國現代化的終級目標。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從其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漸進的政治改革勝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英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辦法，除了在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外，之後曆史的進程卻是平和漸進的，英國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製，在保持舊有王位的象征權利下建立了權利製衡的新政治製度，整個社會在妥協和寬容中向前邁進；而法國則是一個盛產暴力革命的國家，盡管我們今天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敬意，認為它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給法國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紀的曆史進程中，法國總是處在風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動蕩、不安，對國王和貴族的殘酷懲罰和處決也引發了舊有勢力一次次的反撲報複。新生權力對過去政治精英無情的專政種下了複辟和政變的惡果，法國長時間處在“處決國王 － 王權複辟 － 再處決國王 － 王權再複辟”的血腥循環中，尤其是雅各賓專政時期建立了一種對待政治敵人的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更是顛覆了社會穩定的根基，讓仇恨和恐怖遍布社會每一個角落。所以說，雖然法國同英國一樣，通過革命的模式向現代化社會演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是由於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別：法國的暴力革命帶來了社會極大的內耗，這樣的內耗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讓法國的整體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18－19世紀英法在全球爭霸的過程中法國不斷敗下陣來，雖然這是多方麵原因引起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國社會因為不斷的革命產生的“內傷”是讓法國在英法競爭中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我們在19世紀末期俄國和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俄國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走上了兩場暴力革命之路，特別是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雖然幫助蘇俄走上了另外一條現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也是未來蘇聯模式衰敗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條穩定、漸進和有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巨大成功當歸功於清晰、明確的目標，執政者堅韌不拔的意誌，民間社會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一種穩定溫和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崩盤和失序的危機，大大降低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成本，為社會的整合和國家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國策就是漸進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範例。當時中國處在特定的曆史文化環境條件下，一方麵新中國的前27年在毛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級，中國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振奮了百年來中國頹廢的民心和士氣，一代人通過艱苦的奮鬥發展了“兩彈一星”，中國被帝國列強欺負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毛時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掃盲運動和合作醫療製度也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礙。但另外一方麵，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物資匱乏，極權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和政治運動也讓中國依然遠離現代化公認的標準。“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十年更是讓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被踐踏，從共和國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這個關鍵曆史時期，新的中共高層對毛和新中國前27年的評價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麵對這麽一個高度複雜的曆史難題和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鄧作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他超越了簡單的對毛好與壞的評價，既善於運用毛時期好的成果來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比如說毛時期的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產者和潛在的消費者，這些都被鄧善加運用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同時他又把過去27年來明顯走偏的政策迅速糾正過來，鄧不僅批評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且撥亂反正為大量含冤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國家經濟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路子上來，重新贏得了民心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鄧沒有全麵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對新中國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錯誤，這樣的評價符合當時整個社會的期待，也是讓整個社會擺脫過去的陰影，在安定和諧的條件下集中精力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這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如果當時鄧完全否定毛，不僅會可能連帶否定一代人為新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和貢獻，也會直接指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的紛爭和不安，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之中。事實上，鄧對毛的功過恰如其分的評價並沒有影響大家對中共的整體觀感，反而為中共贏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鄧利用毛時代的積極因素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服務和避免徹底否定毛的作法給中國樹立了和平過渡和循序漸進的典範。因為無論過去領導人有哪些重大失誤和錯誤，我們今天都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人的政治遺產，並通過修正過去的錯誤和偏差，繼續向前進的。我們不能總是象中國封建皇朝曆史上那樣徹底毀壞一個舊的政權再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那樣的話中國將永遠陷於治和亂、建設和毀滅的惡性循環。那樣的話社會將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而無法長久、穩定地發展。鄧的改革正是致力於避免中國重走“治－ 亂 －治－ 亂”的循環，力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激進變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按照這種溫和改良的思路我們就能擺脫在對過去領導人和對過去時代評判時簡單運用“好與壞”和“對與錯”的線形思維，而是按照時代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並把過去對現在有用的東西善加運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條，為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因而，我們今天不是要簡單地褒貶毛和鄧，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國和鄧的改革開放都為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偉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們不能超越曆史時空去批判毛為什麽不早點搞市場經濟，鄧為什麽不快一點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毛和鄧完成了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曆史貢獻，我們今天依然受益於他們打下的基礎；毛和鄧又有他們那個時代特定曆史條件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超越曆史時空來幫我們解決今天中國發展中的新問題；毛和鄧也都是人，也都會有錯誤和偏差，因為人無完人。因此我們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依然要肯定毛為中國人樹立的獨立自主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們現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動力；我們在肯定鄧改革開放偉大的曆史貢獻後，今天也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針，作為對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點的補充。
與成功的漸進改革範例相反,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一個常常進行革命和激烈政治變革的國家不僅難以向現代化社會演進，而且極易陷入國家大解體和社會大解體的災難,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去顛覆一個國家的秩序,其結果反而讓一個國家離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目標更遠。這裏前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教訓最值得我們謹記。整個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都試圖顛覆蘇聯政權,他們在國際間大力宣傳, 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強大, 窒息了民間社會力量的發展, 構成了對自由權和公民權極大的威脅,隻要顛覆了這個極權政府, 實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那就會藥到病除。事實的發展結果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蘇聯這個國際巨人不僅在國家失序、社會解體和民族殘殺中轟然解體,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右派的知識分子一定會為俄羅斯的改革辯護說,他們畢竟建立起來了民主製度和多黨選舉製度,他們在天下大亂之後由於建立了好的製度一定會過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諷的是,脫離了一個國家具體的曆史、社會和經濟條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號,不僅沒能建立起良好的現代化民主製度,反而讓社會進入了寡頭民主和無政府自由時代,更談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權。美國著名的自由左派學者霍爾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國前景》上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文章開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削弱蘇聯的國家力量,加強蘇聯的社會、市場和異議人士的力量,以徹底讓極權國家解體。那麽實際結果是什麽呢? 霍爾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而得到的獨到見解和自己在俄羅斯親眼所見描述道: 蘇聯的極權社會是解體了,國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見了,刻板的政治宣傳和灌輸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見者也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但是同時,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係也完全崩潰,許多國營工廠的工人一夜之間被拋上街頭,街上盜賊蜂擁,黑幫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利,鐵路上的火車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裏到處亂竄,成群結隊的士兵在延街乞討,路邊隨處可見凍死的居民,整個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嚴重萎縮,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羅斯男子平均壽命下降了10歲，這幾乎是人口學意義上的空前災難）,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軍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無人看管,許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場和黑交易,許多民族聚居地在國家政權解體後開始了互相的仇視屠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悲慘經曆讓我想起了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這段軍閥混戰的時期,舊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個國家沒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體和分裂的邊緣。我的一個羅馬尼亞同事最近才去過在普京鐵腕下逐步恢複國家秩序的俄羅斯，他告訴我, 俄羅斯的大城市如聖彼得堡已經發展出現代化城市的規模,而就在離大城市很近的小城裏依然充滿可怕的混亂和失序,他說,你在那兒呆一會兒的話，會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今天，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老實說, 筆者如同大多數人一樣, 當時對這句話並不理解。整個1990年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苦悶的年代,但是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境。中國將向何處去? 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無數次被提出過來的問題,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國走在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漸進改革，不是激進政治運動和激進變革，是中國社會最佳的選擇。自從1840年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打開了國門後，中國經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進的政治運動，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的政治運動……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們的發生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有著曆史的必然性。筆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進的政治事件和無休止的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確讓中國社會遭受到空前的內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國的版圖就小一次，中國的生產力就遭到巨大的損耗，中國商業力量、市場經濟力量和中產階級力量就被摧毀一次。中國的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下，一次次倔強地試圖發展，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始終遊走在現代化邊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麽在1990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中國卻安然度過了危機，既沒有解體分裂，也沒有陷入像前蘇聯那樣的大動亂，反而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並在新世紀邁向了和平崛起的壯麗局麵？有的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到，這是中國政治控製的結果。其實這個回答是不正確的。鄧公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民族產業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安寧”，經曆了全局性、長時間和全麵地發展，中國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擺脫了赤貧和饑餓，開始了有尊嚴的生活,它符合了社會規律和時代的主要需求。民間久已壓抑的消費意識、致富意識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識一旦被打開，就如洪流一般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1989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積壓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中國現代化巨輪出現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國精英、企業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老百姓有一個最大的社會公約數：那就是中國不能亂，中國隻要穩定發展，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誰掌握了中國大多數階層的社會公約數，誰就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邊。是的，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矛盾，社會不公正問題十分突出，法製建設十分落後，權利製衡機製還比較缺乏，民主政治也還相當滯後，普通公民的民權還常常受到損害。但是，隻要我們的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陷入內亂;隻要我們把握住了大局,用經濟增長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理性、漸進的改革路上讓中國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國家內亂、解體的過程中，不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製度，不僅不能保護公民的人權，還會讓公民的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國家的力量，認為那樣才能促進公民權和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本身就是在保護公民的人權，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漸進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製度的根本基礎和保障，當一個國家陷入內部解體和混亂後，何談發展健全的民主體製，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斷地鼓吹要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不斷宣揚要削弱國家力量,事實上卻是沒有完整的國家、沒有健全的國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機製。因此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沒有國家和國家解體。我們一般人很難想見,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一個城市裏監獄的獄警都不見了,銀行裏空空蕩蕩沒有人管了,警察局裏的警察都消失了,國家政權都通通解體了,那將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可以設想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定是大搶劫、大動亂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這樣的局麵不光是空想,它已經在人類社會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當美國軍隊先頭部隊占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後,也許是美國軍隊太想展示獨裁統治的覆滅後,美利堅“民主自由”的“陽光”開始“普照”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了，因而他們沒有立即相應地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一個城市是如何驚心動魄地陷入崩潰的。薩達姆政權雖然是獨裁政府,但是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還是生活在一種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下,但是美軍對混亂、騷動和暴動的縱容和悠然自得的觀賞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惡果,社會的混亂、宗教仇殺、民眾械鬥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難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極權主義的薩達姆政權統治下, 巴格達國家博物館對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條,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第11大博物館,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人類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裏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軍對搶劫的縱容,和所謂的要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民主自由”，讓人類文化遺產在21世紀經曆了一次野蠻的浩劫,整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被暴徒洗劫一空, 約有17萬件珍貴文物被盜和被毀, 包括許多名聞世界的文物遭到徹底毀壞, 整個事件堪稱世界文化災難, 卻是在美麗動聽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真是反諷到極點!以上國家解體時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獨聯體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曾經上演過。
如今，除了美國部分學者開始反省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的激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以外,歐洲國家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熱衷於研究與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成敗。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漢斯猶爾克(Hansjörg)在其文章“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較的中國漸進改革曆程”中用宏觀數據非常精確地分析了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力量對比的驚人變化。他指出,198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隻占前蘇聯的1/4,19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大體與蘇聯(俄羅斯)持平,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戲劇性地躍升為俄羅斯的四倍。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方麵也大大領先於俄羅斯。漢斯猶爾克深刻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變化為什麽會這樣迅速? 中國是怎樣達到這樣的成就,在綜合國力上大大拉開與俄羅斯的差距的? 在漢斯猶爾克得出的結論中,第一條就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二條才是正確的經濟策略和有效的資源配置。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鄧小平還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在發現了以前共產主義製度的問題後下定決心力行改革的,雙方的最終改革方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為計劃經濟已經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會誤國誤民了,所以大家才會向市場經濟方向改革；因為過去的中央集權體製行不通了,落後的政治體製跟不上經濟體製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體製,朝向一個權利製衡、權利製約的法製社會發展；因為過去領袖獨斷專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才會改革,朝向一個更加民主的製度過渡；因為過去有政治運動和政治清洗的慘痛教訓,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現代司法製度,保障人權。本來雙方演進的終級目標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結果為什麽會產生這麽大的差別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歐洲美國本身也花了兩到三個世紀才逐步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在這麽漫長的時間裏歐洲國家和美國自身也經曆了無數的衝突、鬥爭、倒退和反複。當然今天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300年來把中國和蘇聯轉化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產階級逐漸壯大,公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社會,以後的任務將是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 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穩固根基。而這一切在前蘇聯都是通過一夜間的政治巨變來完成的,國家如何能不亂? 無論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實是前蘇聯根本就不可能用幾年的工夫來完成西方兩、三百年的任務。這就好比一個久病纏身的人, 需要長時間的藥物治療,要分三年的時間每天服藥才能慢慢恢複,而這個病人走了個大極端,把三年該吃的1000多片藥一天服光了,那結果是什麽? 當然是這個病人一命嗚呼了。能說藥不對症嗎? 當然不是,關鍵是病人服藥的方式不對。如果說是病人自己決定這麽作的,那麽他應該自己負責任；如果說是醫生開了這麽個藥方,或是醫生明明看到病人這樣服藥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於醫生在變相殺人。讓人覺得玩味的是,前蘇聯這個病人去找西方的醫生看病抓藥時,西方開的正是一劑可以吃死人的猛藥,無論是全麵私有化,還是休克療法,還是所謂的“民主藥方”都讓俄羅斯邁向崩潰,這當中,不僅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國,還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國際機構,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俄羅斯沉重的曆史教訓告訴我們: 不能用抽象的正義原則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要求一個尚未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特別是一個過去在發展道路上完全與現代化南轅北轍的前共產國家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就好象再好吃的飯菜都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樣,應該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製社會方向邁進，而絕不是激進變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國家對當時俄羅斯的要求和附加條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義標準,要求俄羅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開放言論,但實際上西方玩的是偷換概念的遊戲,一個發展了三百年的成熟體製完全可以經得起言論自由的衝擊和挑戰,而對一個久病纏身、才從極權社會的禁錮中微微打開了國門的前蘇聯,一個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黨的宣傳的國家,如果驟然全麵實現言論自由,而西方國家又開足馬力向前蘇聯人民進行另外一種“心戰宣傳”時,蘇聯解體和分裂的結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簡單,一個身體很好的健康人讓一個重哮喘病人驟然間象他那樣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樣,一個發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體製對待一個百病纏身的體製,你用你的標準來要求他,再對他展開致命攻擊,他不垮也難。
如果說1990年大家還看不清曆史發展軌跡,許多人依然向往“全盤西化”的話,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經曆了那麽多曆史教訓後,如果還再繼續鼓吹“全盤西化”,那麽就很值得懷疑這樣的觀點後邊的動機了。我們中國人隻要牢記俄羅斯生病找“鬼”抓藥吃死自己的教訓,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的局麵,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一切先進的東西,如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健全的法律製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民主製度,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但我們學習西方時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符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徹底告別那種依附於別人的後殖民心態,學習西方時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國格,才能真正邁向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當然,在這一個過程中,決策者也應當前瞻性地把握住曆史機會,既不求急冒進,也不削足適履，在國家總體穩定的大好局麵下, 應該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漸進改革的政策推向前進, 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完成一個重點任務, 讓中國的體製越演練越完善，越演練越成熟。在這個宏觀曆史進程中,中國執政黨、參政黨、知識分子、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構築一種和諧共贏的關係,共同在國家穩定的大局下通過良性互動為中國逐步建立一個良好的體製（中國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筆者將詳細論述）。畢竟我們個人生命有限,為國家建立良好的製度卻是在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強大、崛起、有國際尊嚴的中國,留下一個穩定、和諧和免於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富裕、平等和免於匱乏的中國。新世紀的中國應該走出過去的曆史怪圈,應該走出過去曆史的陰影,應該從此告別動亂和革命,應該從此告別激進和暴力，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複興道路。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曆史是一出悲劇的話,20世紀的中國曆史則是一出悲喜劇,而21世紀,應當是中華民族徹底告別悲情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我們民族在經曆了短暫的沉淪後重新奔向世界頂峰而驕傲,在中國崛起的壯麗舞台上,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社會群體,都在為我們國家的複興和強大作出貢獻!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15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http://zhiqiang.org/blog/485.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改革.
德國著名的研究現代化的社會學家沃爾夫崗·查普夫（Wolfgang Zapf）認為：現代化社會是通過市場經濟、競爭性民主政治、社會福利製度和大眾消費這四個核心機製表現出來的，查普夫認為現代化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大革命後逐步發展出來的社會發展路徑和社會發展模式，它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是全球範圍內普遍的發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其地處哪一大洲，身處何種文化圈，都會把現代化作為本國的發展目標，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從根本上排斥現代化或是提出與現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沃爾夫崗·查普夫提出的四個核心機製再加上法製國家和人權保障製度的話，就能更加全麵綜合地反映出現代化社會普遍共有的特征。盡管不同的現代化國家和社會由於文化和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發展特色，比如由於日本經濟的成功讓國際上曾熱衷討論日本現代化模式，德國的經濟奇跡也被稱為萊茵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那些已經進入現代化行列的國家都有著基本的共性，比如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在經濟上實施的都是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會實行計劃經濟和封建自然經濟；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實施了競爭性的民主政治，都會有定期的選舉和投票，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采取的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領袖獨裁的統治模式；也是幾乎所有現代化國家都建立了適應現代化社會的社會福利製度，以保障處於弱勢群體的居民和貧困階層能夠按照最起碼的符合人道尊嚴標準的方式生活；幾乎所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以促進大眾消費為目標，並建立了以法治國的憲政國家，並都在憲法裏承諾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
中國於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發展到今天，事實上也是在朝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邁進，盡管在改革以來的28年時間裏我國在理論上也經曆了曲折的發展，但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在宏觀曆史的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一個不斷地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國社會整體上是在向現代化社會的模式演進。我國所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將尊重人權和以法治國寫進憲法，簽署保障公民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的國際公約，這一切都顯示中國的現代化不是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現代化，而是與國際現行製度接軌的現代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盡管全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現代化模式，但是一個非現代化的社會和前現代化的社會朝現代化方向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卻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經曆了漫長的時間，才從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權的社會演變成為現代化國家。英國著名社會學家托馬斯·馬歇爾(T.H. Marshall)認為現代化社會的演進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在17世紀工業革命緩緩拉開序幕，18世紀經曆一個世紀的演變和發展，民權最終被確定(civil rights, 包括財產權、結社權、信仰自由權和言論自由權等)；19世紀經過了許多衝突、博弈和妥協政治參與權最終被確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權最終得到國家憲法的明確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會福利權，社會生存權和社會保障權等），而在托馬斯·馬歇爾的眼裏，社會權最終的確定象征著西方國家的公民權發展到了頂峰，因為公民權本身就涵蓋了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大部分，社會權的確立標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造，從而確立了一種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新的社會形態 ― 社會福利國家。當然托馬斯·馬歇爾的“三世紀公民權演進理論”是按照英國曆史發展推斷出來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說政治參與權的確立在西方國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涵蓋婦女在內的普選權在很多國家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最終被確定，美國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選權。但是托馬斯·馬歇爾的理論對於我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先進的西方國家和現代化發源地英國和法國，其現代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曆過很長時間的社會變遷和演進，這一點，對於今天正處在轉軌過程中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
當然，筆者在這裏絕對不是要宣揚我們中國也需要三個世紀的時間演變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社會，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論述。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權和法製觀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紀，在全球化方興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雄壯曆史步伐聲中，我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製度，不僅是與國際主流文明接軌，也是要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中國趕超式的現代化應當在本世紀的上半葉到本世紀中葉的這段時間內基本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邊是一個前現代化社會，那裏寫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集權政治，人治社會，封建文化，民權匱乏等幾個大標牌；河的對岸是一個現代化社會，上麵寫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製國家、民權社會、大眾福利和中產階級等大標牌。人們在經曆了長年的爭論和探討後，絕大多數人意見開始統一，認為應當把船從此岸擺渡到彼岸。但是問題來了，此岸離彼岸路途遙遠，航線複雜，充滿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和變數，搞不好會船傾人亡，而且船長和水手隻習慣於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駛，對於怎麽航行到彼岸完全沒有把握。那麽，現在仍在此岸的船長和水手，隻能先尋找正確的航道，確定好總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現代化的彼岸航行。這一過程中，船長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開航線上的各種風險如風暴、漩渦、海嘯，也要避免船隻偏離正確的航道。而此時，船上的普通乘客，盡管有時候會同船長和水手有不同的觀點，有時候雙方還會有矛盾和衝突，但是雙方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願望，那就是齊心協力地乘船平安達到彼岸。這就要求船長不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遠見卓識，能夠冷靜地、理智地領導船員沿著正確航線把船一步步駛向預定的方向，同時船長也要有高超的處理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因為在漫長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員和乘客對航線的正確性發生懷疑而產生衝突和矛盾時，船長必須能夠正確處理出現的問題並能贏得船上絕大多數乘客的信任才能讓船隻繼續航行。而這樣的航行對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為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是命運共同體，如果乘客有意見和批評，應當理性提出，同船長等人共尋解決之道，而絕不能著眼於顛覆航船，或是顛覆船長的領導取而代之，在事關大家共同命運的航行中，理性的行為是互相協助擺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為那樣大家都會麵臨沉船的危險。
今天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象是一場偉大的、但卻是充滿風險的航行。我們知道中國最終要航向的目標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大眾消費、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占主導的社會，但我們也知道我們的起點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要尋求的是一條代價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漸進的改革之路，我們需要樹立一種溫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循序漸進地引向中國現代化的終級目標。從曆史的經驗來看，從其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都能發現一個規律，漸進的政治改革勝過激進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英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辦法，除了在1640年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外，之後曆史的進程卻是平和漸進的，英國最終確立了君主立憲製，在保持舊有王位的象征權利下建立了權利製衡的新政治製度，整個社會在妥協和寬容中向前邁進；而法國則是一個盛產暴力革命的國家，盡管我們今天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敬意，認為它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誕生地之一，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給法國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紀的曆史進程中，法國總是處在風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動蕩、不安，對國王和貴族的殘酷懲罰和處決也引發了舊有勢力一次次的反撲報複。新生權力對過去政治精英無情的專政種下了複辟和政變的惡果，法國長時間處在“處決國王 － 王權複辟 － 再處決國王 － 王權再複辟”的血腥循環中，尤其是雅各賓專政時期建立了一種對待政治敵人的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更是顛覆了社會穩定的根基，讓仇恨和恐怖遍布社會每一個角落。所以說，雖然法國同英國一樣，通過革命的模式向現代化社會演變，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是由於過程的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別：法國的暴力革命帶來了社會極大的內耗，這樣的內耗是一種巨大的社會成本，讓法國的整體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在18－19世紀英法在全球爭霸的過程中法國不斷敗下陣來，雖然這是多方麵原因引起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法國社會因為不斷的革命產生的“內傷”是讓法國在英法競爭中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我們在19世紀末期俄國和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俄國的現代化發展最終走上了兩場暴力革命之路，特別是十月革命為俄國帶來了極權主義的動員模式，雖然幫助蘇俄走上了另外一條現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也是未來蘇聯模式衰敗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條穩定、漸進和有序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維新最終的巨大成功當歸功於清晰、明確的目標，執政者堅韌不拔的意誌，民間社會和政府的良性互動。一種穩定溫和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崩盤和失序的危機，大大降低了社會前進過程中的成本，為社會的整合和國家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改革之父鄧小平在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國策就是漸進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範例。當時中國處在特定的曆史文化環境條件下，一方麵新中國的前27年在毛的領導下，成為世界上獨立的一級，中國獨立自主和自強的精神振奮了百年來中國頹廢的民心和士氣，一代人通過艱苦的奮鬥發展了“兩彈一星”，中國被帝國列強欺負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毛時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掃盲運動和合作醫療製度也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礙。但另外一方麵，計劃經濟的嚴重僵化，物資匱乏，極權主義的政治動員模式和政治運動也讓中國依然遠離現代化公認的標準。“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十年更是讓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被踐踏，從共和國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這個關鍵曆史時期，新的中共高層對毛和新中國前27年的評價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麵對這麽一個高度複雜的曆史難題和錯綜複雜的曆史事件，鄧作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他超越了簡單的對毛好與壞的評價，既善於運用毛時期好的成果來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比如說毛時期的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產者和潛在的消費者，這些都被鄧善加運用引入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同時他又把過去27年來明顯走偏的政策迅速糾正過來，鄧不僅批評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給國家帶來的災難，而且撥亂反正為大量含冤的官員、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國家經濟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轉移到經濟發展的路子上來，重新贏得了民心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鄧沒有全麵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對新中國貢獻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錯誤，這樣的評價符合當時整個社會的期待，也是讓整個社會擺脫過去的陰影，在安定和諧的條件下集中精力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這也是比較實事求是的評價。如果當時鄧完全否定毛，不僅會可能連帶否定一代人為新中國建設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和貢獻，也會直接指向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的紛爭和不安，讓整個社會陷入動蕩之中。事實上，鄧對毛的功過恰如其分的評價並沒有影響大家對中共的整體觀感，反而為中共贏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鄧利用毛時代的積極因素來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業服務和避免徹底否定毛的作法給中國樹立了和平過渡和循序漸進的典範。因為無論過去領導人有哪些重大失誤和錯誤，我們今天都是在過去發展的基礎上，繼承了前人的政治遺產，並通過修正過去的錯誤和偏差，繼續向前進的。我們不能總是象中國封建皇朝曆史上那樣徹底毀壞一個舊的政權再來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那樣的話中國將永遠陷於治和亂、建設和毀滅的惡性循環。那樣的話社會將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而無法長久、穩定地發展。鄧的改革正是致力於避免中國重走“治－ 亂 －治－ 亂”的循環，力求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激進變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國引向現代化之路。按照這種溫和改良的思路我們就能擺脫在對過去領導人和對過去時代評判時簡單運用“好與壞”和“對與錯”的線形思維，而是按照時代要求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並把過去對現在有用的東西善加運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條，為中國當前的現代化事業服務。因而，我們今天不是要簡單地褒貶毛和鄧，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國和鄧的改革開放都為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作出了偉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們不能超越曆史時空去批判毛為什麽不早點搞市場經濟，鄧為什麽不快一點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毛和鄧完成了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曆史貢獻，我們今天依然受益於他們打下的基礎；毛和鄧又有他們那個時代特定曆史條件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超越曆史時空來幫我們解決今天中國發展中的新問題；毛和鄧也都是人，也都會有錯誤和偏差，因為人無完人。因此我們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後，依然要肯定毛為中國人樹立的獨立自主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們現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動力；我們在肯定鄧改革開放偉大的曆史貢獻後，今天也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方針，作為對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點的補充。
與成功的漸進改革範例相反,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一個常常進行革命和激烈政治變革的國家不僅難以向現代化社會演進，而且極易陷入國家大解體和社會大解體的災難,打著民主和自由的旗號去顛覆一個國家的秩序,其結果反而讓一個國家離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目標更遠。這裏前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教訓最值得我們謹記。整個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都試圖顛覆蘇聯政權,他們在國際間大力宣傳, 蘇聯和共產主義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國家的力量過於強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強大, 窒息了民間社會力量的發展, 構成了對自由權和公民權極大的威脅,隻要顛覆了這個極權政府, 實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黨選舉和三權分立,那就會藥到病除。事實的發展結果可以說是令人瞠目結舌,蘇聯這個國際巨人不僅在國家失序、社會解體和民族殘殺中轟然解體,整個國家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右派的知識分子一定會為俄羅斯的改革辯護說,他們畢竟建立起來了民主製度和多黨選舉製度,他們在天下大亂之後由於建立了好的製度一定會過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諷的是,脫離了一個國家具體的曆史、社會和經濟條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旗號,不僅沒能建立起良好的現代化民主製度,反而讓社會進入了寡頭民主和無政府自由時代,更談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權。美國著名的自由左派學者霍爾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國前景》上發表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文章開頭提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要削弱蘇聯的國家力量,加強蘇聯的社會、市場和異議人士的力量,以徹底讓極權國家解體。那麽實際結果是什麽呢? 霍爾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蘇聯和東歐國家而得到的獨到見解和自己在俄羅斯親眼所見描述道: 蘇聯的極權社會是解體了,國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見了,刻板的政治宣傳和灌輸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見者也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但是同時,國家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體係也完全崩潰,許多國營工廠的工人一夜之間被拋上街頭,街上盜賊蜂擁,黑幫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利,鐵路上的火車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裏到處亂竄,成群結隊的士兵在延街乞討,路邊隨處可見凍死的居民,整個俄羅斯的生產能力嚴重萎縮,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羅斯男子平均壽命下降了10歲，這幾乎是人口學意義上的空前災難）,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軍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無人看管,許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場和黑交易,許多民族聚居地在國家政權解體後開始了互相的仇視屠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悲慘經曆讓我想起了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這段軍閥混戰的時期,舊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個國家沒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體和分裂的邊緣。我的一個羅馬尼亞同事最近才去過在普京鐵腕下逐步恢複國家秩序的俄羅斯，他告訴我, 俄羅斯的大城市如聖彼得堡已經發展出現代化城市的規模,而就在離大城市很近的小城裏依然充滿可怕的混亂和失序,他說,你在那兒呆一會兒的話，會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
今天，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老實說, 筆者如同大多數人一樣, 當時對這句話並不理解。整個1990年代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苦悶的年代,但是卻始終沒有忘記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境。中國將向何處去? 這個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無數次被提出過來的問題,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國走在曆史正確的道路上：漸進改革，不是激進政治運動和激進變革，是中國社會最佳的選擇。自從1840年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打開了國門後，中國經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進的政治運動，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後的政治運動…… 當然，筆者絕對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們的發生也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有著曆史的必然性。筆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進的政治事件和無休止的革命與政治運動的確讓中國社會遭受到空前的內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國的版圖就小一次，中國的生產力就遭到巨大的損耗，中國商業力量、市場經濟力量和中產階級力量就被摧毀一次。中國的民族產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在列強侵略、內部動亂下，一次次倔強地試圖發展，一次次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始終遊走在現代化邊緣。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麽在1990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中國卻安然度過了危機，既沒有解體分裂，也沒有陷入像前蘇聯那樣的大動亂，反而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並在新世紀邁向了和平崛起的壯麗局麵？有的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到，這是中國政治控製的結果。其實這個回答是不正確的。鄧公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的民族產業和市場經濟第一次獲得了“安寧”，經曆了全局性、長時間和全麵地發展，中國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擺脫了赤貧和饑餓，開始了有尊嚴的生活,它符合了社會規律和時代的主要需求。民間久已壓抑的消費意識、致富意識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識一旦被打開，就如洪流一般成為浩浩蕩蕩的時代大潮。1989年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積壓和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中國現代化巨輪出現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國精英、企業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廣大老百姓有一個最大的社會公約數：那就是中國不能亂，中國隻要穩定發展，大家就可以過好日子。誰掌握了中國大多數階層的社會公約數，誰就站在了曆史的正確一邊。是的，我們還有很多社會矛盾，社會不公正問題十分突出，法製建設十分落後，權利製衡機製還比較缺乏，民主政治也還相當滯後，普通公民的民權還常常受到損害。但是，隻要我們的國家沒有分裂、沒有陷入內亂;隻要我們把握住了大局,用經濟增長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理性、漸進的改革路上讓中國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國家內亂、解體的過程中，不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製度，不僅不能保護公民的人權，還會讓公民的基本生存權都受到威脅。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學者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國家的力量，認為那樣才能促進公民權和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本身就是在保護公民的人權，一個穩定、有次序的國家也是一個社會漸進邁向市場經濟、民主法製和公民權製度的根本基礎和保障，當一個國家陷入內部解體和混亂後，何談發展健全的民主體製，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建立良好的市場經濟體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勢力不斷地鼓吹要國家最小化,市場最大化,不斷宣揚要削弱國家力量,事實上卻是沒有完整的國家、沒有健全的國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機製。因此極權國家的統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沒有國家和國家解體。我們一般人很難想見,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早上醒來,突然發現一個城市裏監獄的獄警都不見了,銀行裏空空蕩蕩沒有人管了,警察局裏的警察都消失了,國家政權都通通解體了,那將產生一種什麽樣的局麵? 可以設想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定是大搶劫、大動亂和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這樣的局麵不光是空想,它已經在人類社會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當美國軍隊先頭部隊占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後,也許是美國軍隊太想展示獨裁統治的覆滅後,美利堅“民主自由”的“陽光”開始“普照”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了，因而他們沒有立即相應地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一個城市是如何驚心動魄地陷入崩潰的。薩達姆政權雖然是獨裁政府,但是對於大多數居民來說還是生活在一種人類正常的社會秩序之下,但是美軍對混亂、騷動和暴動的縱容和悠然自得的觀賞帶來了難以彌補的惡果,社會的混亂、宗教仇殺、民眾械鬥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難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個例子是,在極權主義的薩達姆政權統治下, 巴格達國家博物館對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條, 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第11大博物館,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人類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裏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軍對搶劫的縱容,和所謂的要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民主自由”，讓人類文化遺產在21世紀經曆了一次野蠻的浩劫,整個巴格達國家博物館被暴徒洗劫一空, 約有17萬件珍貴文物被盜和被毀, 包括許多名聞世界的文物遭到徹底毀壞, 整個事件堪稱世界文化災難, 卻是在美麗動聽的“自由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真是反諷到極點!以上國家解體時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獨聯體多個國家包括俄羅斯曾經上演過。
如今，除了美國部分學者開始反省1990年代以來俄羅斯和東歐的激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以外,歐洲國家的一些學者也開始熱衷於研究與對比俄羅斯和中國改革的成敗。德國柏林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漢斯猶爾克(Hansjörg)在其文章“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較的中國漸進改革曆程”中用宏觀數據非常精確地分析了中國和蘇聯(俄羅斯)力量對比的驚人變化。他指出,198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隻占前蘇聯的1/4,199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大體與蘇聯(俄羅斯)持平,2000年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戲劇性地躍升為俄羅斯的四倍。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體製方麵也大大領先於俄羅斯。漢斯猶爾克深刻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變化為什麽會這樣迅速? 中國是怎樣達到這樣的成就,在綜合國力上大大拉開與俄羅斯的差距的? 在漢斯猶爾克得出的結論中,第一條就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第二條才是正確的經濟策略和有效的資源配置。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鄧小平還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是在發現了以前共產主義製度的問題後下定決心力行改革的,雙方的最終改革方向也應該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為計劃經濟已經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會誤國誤民了,所以大家才會向市場經濟方向改革；因為過去的中央集權體製行不通了,落後的政治體製跟不上經濟體製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體製,朝向一個權利製衡、權利製約的法製社會發展；因為過去領袖獨斷專行,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才會改革,朝向一個更加民主的製度過渡；因為過去有政治運動和政治清洗的慘痛教訓,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現代司法製度,保障人權。本來雙方演進的終級目標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結果為什麽會產生這麽大的差別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歐洲美國本身也花了兩到三個世紀才逐步發展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在這麽漫長的時間裏歐洲國家和美國自身也經曆了無數的衝突、鬥爭、倒退和反複。當然今天我們不需要另外一個300年來把中國和蘇聯轉化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完成不同的任務,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個以市場經濟為主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產階級逐漸壯大,公民維權意識普遍增強的社會,以後的任務將是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製度, 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穩固根基。而這一切在前蘇聯都是通過一夜間的政治巨變來完成的,國家如何能不亂? 無論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實是前蘇聯根本就不可能用幾年的工夫來完成西方兩、三百年的任務。這就好比一個久病纏身的人, 需要長時間的藥物治療,要分三年的時間每天服藥才能慢慢恢複,而這個病人走了個大極端,把三年該吃的1000多片藥一天服光了,那結果是什麽? 當然是這個病人一命嗚呼了。能說藥不對症嗎? 當然不是,關鍵是病人服藥的方式不對。如果說是病人自己決定這麽作的,那麽他應該自己負責任；如果說是醫生開了這麽個藥方,或是醫生明明看到病人這樣服藥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於醫生在變相殺人。讓人覺得玩味的是,前蘇聯這個病人去找西方的醫生看病抓藥時,西方開的正是一劑可以吃死人的猛藥,無論是全麵私有化,還是休克療法,還是所謂的“民主藥方”都讓俄羅斯邁向崩潰,這當中,不僅美國,還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國,還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國際機構,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俄羅斯沉重的曆史教訓告訴我們: 不能用抽象的正義原則如“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要求一個尚未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特別是一個過去在發展道路上完全與現代化南轅北轍的前共產國家一夜之間實現這些目標,就好象再好吃的飯菜都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樣,應該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製社會方向邁進，而絕不是激進變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國家對當時俄羅斯的要求和附加條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義標準,要求俄羅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開放言論,但實際上西方玩的是偷換概念的遊戲,一個發展了三百年的成熟體製完全可以經得起言論自由的衝擊和挑戰,而對一個久病纏身、才從極權社會的禁錮中微微打開了國門的前蘇聯,一個其人民接受了80多年黨的宣傳的國家,如果驟然全麵實現言論自由,而西方國家又開足馬力向前蘇聯人民進行另外一種“心戰宣傳”時,蘇聯解體和分裂的結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簡單,一個身體很好的健康人讓一個重哮喘病人驟然間象他那樣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樣,一個發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體製對待一個百病纏身的體製,你用你的標準來要求他,再對他展開致命攻擊,他不垮也難。
如果說1990年大家還看不清曆史發展軌跡,許多人依然向往“全盤西化”的話,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經曆了那麽多曆史教訓後,如果還再繼續鼓吹“全盤西化”,那麽就很值得懷疑這樣的觀點後邊的動機了。我們中國人隻要牢記俄羅斯生病找“鬼”抓藥吃死自己的教訓,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國和平崛起和民族複興的局麵,我們當然要學習西方一切先進的東西,如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健全的法律製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和民主製度,我們決不能因噎廢食,但我們學習西方時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符合中國國情、循序漸進的原則,徹底告別那種依附於別人的後殖民心態,學習西方時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國格,才能真正邁向獨立自主的、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當然,在這一個過程中,決策者也應當前瞻性地把握住曆史機會,既不求急冒進,也不削足適履，在國家總體穩定的大好局麵下, 應該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漸進改革的政策推向前進, 每一個階段都應當完成一個重點任務, 讓中國的體製越演練越完善，越演練越成熟。在這個宏觀曆史進程中,中國執政黨、參政黨、知識分子、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完全可以構築一種和諧共贏的關係,共同在國家穩定的大局下通過良性互動為中國逐步建立一個良好的體製（中國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筆者將詳細論述）。畢竟我們個人生命有限,為國家建立良好的製度卻是在為萬世開太平,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強大、崛起、有國際尊嚴的中國,留下一個穩定、和諧和免於動亂的中國,留下一個富裕、平等和免於匱乏的中國。新世紀的中國應該走出過去的曆史怪圈,應該走出過去曆史的陰影,應該從此告別動亂和革命,應該從此告別激進和暴力，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複興道路。如果說,19世紀的中國曆史是一出悲劇的話,20世紀的中國曆史則是一出悲喜劇,而21世紀,應當是中華民族徹底告別悲情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我們民族在經曆了短暫的沉淪後重新奔向世界頂峰而驕傲,在中國崛起的壯麗舞台上,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社會群體,都在為我們國家的複興和強大作出貢獻!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1月15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http://zhiqiang.org/blog/485.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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