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國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 建立社會中間層©Liu Tao, January 1, 2007 @ 12:07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I 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衝突理論”
社會學有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被稱為功能論，該理論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之後經由一批社會學大師（如帕森斯、默頓等）的推動，功能論在60年代達到頂峰。直到21世紀的今天，功能理論流派仍然占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位置，功能論依然是許多社會學家看待和分析社會現象的重要理論依據。
那麽究竟什麽是功能論呢？簡而言之就是每一個社會係統（如法律、經濟和教育）、每一種社會機製（比如國家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每一個國家機構（如政府部門、議會、法院、警察和監獄等）都在為社會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會職能，這些社會功能加總在一起就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發展。社會的總體穩定和整合是由於各個社會係統履行了自己應當履行的特殊功能而產生的，這就是功能論的本質。在功能理論派的學者看來，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點：（1）每個社會都擁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社會結構；（2）每個社會都有一個充分整合社會各個群體的架構；（3）每個社會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為社會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共識的基礎上的。
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對社會學的功能理論提出了批評和質疑，並針對功能理論的社會基本發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社會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1）每個社會任何時候都處在社會變遷之中；（2）每個社會任何時刻都存在著社會衝突；（3）每個社會元素都對社會的變化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體對另一部分群體的權力強迫的基礎之上的。達倫多夫幾乎完全是針對功能論的四個社會基本特點而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常態並不是我們所熟知的穩定、和諧和整合，一個社會的常態恰恰是社會衝突。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以來，社會衝突就始終存在。隻要有人類社會的地方，衝突就無時無刻地不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麵。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因為各種社會衝突而處在每時每刻的變化和變遷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靜態的、超穩定的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從來都不存在，而變化的、運動的、動態的、非穩定的社會才是我們通常所觀察到的社會形態。社會衝突在達倫多夫而言並不完全是一個完全負麵的詞語，甚至恰恰相反，社會衝突對於他來說，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正麵含義。人類社會進步的曆史正是在社會衝突醞釀的社會變遷中不斷向前發展，沒有社會的各種衝突，就沒有社會的運動和社會的向前發展，因此，社會衝突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然要經曆的。
社會學家的理論都是從大量的經驗事實裏總結出來的，是通過實證研究得到驗證的。我們不能單純把理論看成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哲學架構和與社會經驗事實相脫離的書本上的東西，因為社會學畢竟不是哲學和神學，其學科宗旨在於發現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盡管人文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和統一的論證模式，而是存在著不同的社會理論和社會解釋模式，而且社會科學家常常相互批評甚至爭吵，但是剝離掉一些紛繁複雜的學術爭論，我們完全可以從人為構建的龐大學術迷宮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或是找到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理論指導。
具體說來功能理論可能是任何一個社會的執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歡的理論，因為功能論強調的是社會整合、穩定、團結、和諧，因而探討社會穩定發展的學者來說一定會青睞這種理論模式。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功能論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穩怕亂的社會普遍心理。筆者也在中國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來探索中國在改革和轉軌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會穩定，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成敗和中華民族複興的根本，因此始終是筆者念茲在茲的中心話題，但是在這篇文章裏，筆者必須指出當前非常緊迫的一個話題：那就是達倫多夫的衝突理論將是我們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本質的一個重要理論，衝突理論將對未來20到30年時間中國穩定漸進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援；而且衝突理論和功能理論並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論，恰恰相反，兩個理論都將為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社會和解決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提供重要的認識論基礎。鑒於功能論在各國社會學界都非常受到重視，而且容易被大眾理解，筆者在本策論中不涉及功能論，而是具體運用社會衝突的理論來探索中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根本之道，也同時探索如何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打下製度性的基礎。
II 正確認識社會衝突，解決社會衝突才是一個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
達倫多夫具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去發現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認識到人類社會充滿著矛盾和衝突，無論在人類發展的任何階段，無論在任何人類社會中，無論是在發展程度很高的人類文明中，還是在原始的社會形態裏，無論是在歐洲中世紀的分封莊園經濟中，還是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或是在1990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人類社會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都從來沒有消失過，也將永遠不會消失。
必須加以區分的是，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和我們熟知的卡爾·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不同的。對於馬克思來說，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歸根結底就是階級衝突，人類社會的各種鬥爭歸根結底來說就是階級鬥爭；而達倫多夫則認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是多元的、豐富的，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更是紛繁複雜，如果要把所有的社會衝突歸結為階級鬥爭，其實是簡化了極其複雜的人類社會，而且無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比如說，一個社會可以同時存在著城鄉衝突、宗教衝突、勞資衝突和社會分配衝突，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著衝突，同一個社會群體之間也可能存在大量的衝突，比如兩名大學教師去申請一個教授的名額，兩名車間工人去競爭車間先進工人稱號，都可以被視為是社會衝突。由於人類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會存在著與本身利益相關的衝突，如果把所有的衝突都看成是階級鬥爭，那麽不僅簡化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而且極容易無限上綱，帶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惡果。
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的各種衝突具有不同的強度和烈度，從兩個職員競爭升級、到一個工廠的工人罷工、再到群體性的騷亂事件、一直到革命，衝突經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則是一個社會裏最激烈、最具爆發力和最具毀滅性的衝突形式。達倫多夫區分了低烈度、低強度和中烈度、中強度以及高烈度、高強度的社會衝突形式，這種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去深思。我們觀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可以提出以下四個問題：（1）西方社會在曆史上同人類其它任何社會和文明一樣，都曾經曆農民起義、社會毀滅性衝突和革命（比如法國在18到19世紀發生過四次革命），為什麽今天的西方社會盡管依然存在大量社會衝突，但是卻不再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2）為什麽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卻沒有發生社會崩盤和社會解體的現象？德國在2000年後也進入經濟危機和社會分配危機時期，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化和顯性化，但是為什麽德國卻沒有發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為什麽阿根廷在1999年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中卻發生了整個社會失控的現象，國家一度麵臨解體崩潰的可怕局麵？（3）為什麽西方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安然度過了一次次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比如1968的學生運動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嚴峻挑戰），而蘇聯和東歐陣營卻最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解體？（4）是什麽樣的製度構建讓西方社會基本免除了動亂和革命？
以上的問題也是筆者在西方求學期間苦苦思索的問題，筆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國一個中等城市，在中國沒有什麽名氣。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城市裏，筆者曾經在市中心多次目睹遊行和工人的罷工，我想生活在國外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會群體示威遊行的事件。然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各種各樣的遊行中遊行群眾生動活潑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組織形式、遊行群眾和警方良好的互動、警察麵帶微笑的文明執法和遊行人員對警察和社會秩序的尊重，這些都讓很多遊行示威和罷工運動能夠在理性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當然，社會上總是會發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數遊行和群眾運動的溫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們對群體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沒有把自己擺在遊行群眾的對立麵上，雙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態度，這的確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減少了暴力衝突事件發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會的一些成功運作模式在哪些方麵可以為今天中國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在對西方社會群體性事件的觀察上和社會對待衝突事件的解決機製上，給我的啟發是最大的。聯係到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以下幾點筆者認為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承認衝突的存在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基礎。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社會衝突每時每刻都存在於人類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什麽可怕的，怕的是視而不見或是幹脆不承認衝突的存在。認識到衝突不可避免地、每時每刻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是我們能夠采取理性行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條件。
（2）極權主義社會（比如說前蘇聯和今天的朝鮮）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否定衝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壓製性的作法消滅一切衝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觀點的爭論和不同利益的博弈，營造表麵上的大一統和全國意見的一致性，實際上被壓製的衝突並沒有消失，而是隱形地運行在社會裏。達倫多夫認為，被強行壓製的社會衝突在極權主義社會裏就像一股暗流一樣不斷地運行著和積累著，當社會無法承載這樣的超負荷運行的時候，社會長期積累的危機和衝突就會來一次“火山爆發”，這就意味著，被簡單壓製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在短時間內會以爆破性的速度擴展開來，而這種爆發帶有極強的危害性和毀滅性，常常會將整個國家帶入解體和崩潰，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3）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存在著千千萬萬種社會衝突，但是無論這些衝突如何複雜和多樣化，它們都可以粗分為兩類，一種是分散性衝突，也就是不同的社會衝突分散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內和社會領域內，這樣的社會衝突，無論是其強度、烈度，還是其社會損害性都比較小；另外一種則是重疊性衝突，這是指多種社會衝突發生在同一個社會群體上，或是讓同一個社會群體受到壓迫感，這樣的社會衝突就會非常劇烈，其社會危害性往往就很大。達倫多夫舉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例子，比如說一個國家存在著三大基本衝突，一是階級衝突，二是城鄉衝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衝突。假如說這個國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鄉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時城市裏的基督教徒占據了社會上層的所有權力位置，在經濟上也是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和有產階級，而鄉村裏的天主教徒處於社會權力分配的下層，經濟上也處於社會最低階層，在這樣的社會衝突中，天主教徒處於全麵的劣勢地位，在每一種社會衝突中都處於不利局麵並受到製度性歧視，而基督徒在每種社會衝突中都是處於獲利局麵和贏者通吃的狀況，如果這樣的社會結構得不到製度校正，天主徒對基督徒的對抗將是極為劇烈的，其強度和烈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同樣，當一個國家的某一個社會群體，比如說農民，無論是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都是處於無權的地位和社會最底層，如果國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縮小農民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差距，讓農民的生活不至於落到貧困線以下，讓農民的貧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補償，那麽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是處於被相對剝奪的狀態，社會衝突雖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壞性被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致影響社會的根本穩定。但是如果農民既遭受社會製度性的歧視，國家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絕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補償，農民的基本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絕對貧困線和生存線以下，那麽這樣的狀況就形成了社會學家所說的絕對剝奪，也就是一個社會群體處於全麵被剝削的狀況，但是被剝奪的群體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沒有任何希望去改變本階層的命運，這種絕對剝奪所造成的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嘯一樣，其突發性、爆破性和強烈性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而“社會地震”、“社會火山”和“社會海嘯”的爆發更是危險無比，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隻有常存憂患意識，多加強社會公共投入和社會福利投入以降低社會不平等，才能防患於未然，減低社會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毀壞性，才能保持一個國家的安寧。
（4）達倫多夫對社會衝突理論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深刻認識到衝突是無處不在和無時不在的，一個衝突解決了，但是另外一個衝突很快又出現了；一個時期的衝突基本解決了，但新時期又出現了大量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任何可怕之處，關鍵在於一個社會有沒有疏通社會衝突、調節社會衝突的機製和渠道。前麵提到了極權社會對待衝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圍堵和壓製的方式，其結果是越堵製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後難免山洪爆發，製度大堤徹底崩潰。達倫多夫認為民主製度之所以優越於極權主義製度在於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機製為社會危機、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會也為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提供了多樣化的意見表達渠道和利益表達機製，而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讓社會上的問題、不平等和衝突因素通過社會利益博弈機製得到解決的可能，而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為多元化的表達機製得到公開，因此也可以引起社會和公共輿論的重視而得到改善，從而不會使社會群體遭受到絕對剝奪的感覺。
圖表一 民主社會解決社會衝突的機製：建立社會中間層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用圖表一來表示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疏通機製。由於進入現代化或是向現代化轉軌的國家采用的都是市場經濟製度，在市場經濟製度和市場機製之下，社會日趨多元化，社會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個國家不同的區域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訴求，每一種職業和社會行業都會形成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在這種複雜的、千變萬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鏈條中，勢力強大、擁有資本的利益群體往往會成為競爭中的贏家，在法律製度不健全和市場規則尚不透明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可能介入市場和資本相結合形成權力資本交換、權力資本共生和權力資本腐敗等現象，從而形成擁有資本和權力的群體贏者通吃的現象，甚至形成經濟領域裏的壟斷現象，進而徹底破壞了市場競爭中應有的機會平等原則，同時破壞社會應有的基本公平和正義原則，導致大量的弱勢群體（如工人、農民和部分職員）的利益受損，甚至形成危險的絕對剝奪的局麵。其實今天中國社會大家特別關心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平問題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發展中都出現過，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西方社會在其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既享受了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空前經濟繁榮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禍害之苦比如環境汙染、勞工條件的極端惡劣、工人階級遭受到殘酷剝削和消費嚴重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等。麵對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鴻溝越來越大、資本權力相互勾結損害普通民眾利益和社會衝突愈演愈烈的社會現實，西方國家逐漸摸索和演練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機製來防止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火山式”爆發，這就是建立社會中間層（見圖表一）。社會中間層，就是現代社會中介於國家和普通公民之間的那一層自治機構，在西方國家通常被稱為公民社會或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多元的利益和複雜的社會衝突，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為每個公民、每個社會群體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難題、矛盾和衝突，因為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樣，而且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在這千千萬萬、不斷變遷的利益追求、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國家隻有鼓勵每個社會群體自由結社、結成代表本階層的社會自治組織去保護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取和博弈，這樣就能在總體上防止弱勢群體權力遭受侵害和贏者通吃的現象，進而大大減緩了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有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每個普通公民和每個社會群體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社會群體通過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和權益就會在整體上促進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從而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並防止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樣的看法類似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論述的的看不見的手驅動市場利益整體最大化的思想，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描述為看不見的手通過社會中間層機製有效地促進了權力和利益的平衡，進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增進了國民的整體利益。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由於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和不對等，資方與政治權力結成共生體讓勞工階層處於赤貧狀態，工人的人均壽命竟然低於40歲，童工現象極為普遍，工人的工資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維持生命線的最低點，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勞工階層更談不上有任何社會福利，一旦喪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傷事故，工人便隻有等死的份。這種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不僅從道德上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資本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製度，更讓當時工人階級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勞工階層或是焚毀工廠、燒毀機器，或是發動工潮和工人起義，進而參加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麵臨覆滅的危險和崩盤的危機。正是這樣的發展，才讓西方國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規模的改良措施，通過建立現代社會福利製度來安撫激進的工潮運動，通過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來揭露資本勢力任意破壞環境和侵犯勞工利益的惡行，通過獨立的司法製度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和製裁有產者的不義行為，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以協助工人階層、農民和非正式就業人員建立有組織的、獨立的、社會法人團體形式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礦工協會、福利協會等來有效地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社會中間層起了一個減壓閥的作用，不僅為國家卸掉了大量的社會負擔和社會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會衝突的危害性和毀滅性，讓社會各種不同利益和衝突以文明的談判、調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決，讓社會各個群體心情舒暢，沒有被製度性壓製和剝奪的感覺，沒有被歧視和壓迫的感覺。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一種“四贏”局麵，一是工人、農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得到維護，社會衝突的壓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會發生社會動亂和革命，因為社會群體有了通暢的利益表達機製和利益溝通渠道後就不再需要製度外的激進運動方式了。二，國家也是重要的贏家，許多企業發生的動亂和騷亂一旦擴散開來就可能釀成全國性的動亂和革命，社會動亂具有很強的“傳染擴散”能力，所以這必將威脅到國家整體穩定。而社會中間層的建立大大舒緩了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壓力，讓國家不必再“事必躬親”，管那麽多自己不該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時大大降低了一個國家發生大規模動亂的可能性。三，企業家和社會精英階層也是獲利者，通過文明的集體談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業內部工人持續進行高強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擊企業領導、廠房和機器設備的可能性，這樣資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於企業效率的提高、市場的開拓和產品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而工人工資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於工人生產熱情的提高並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四，在國家、企業主和社會群體共贏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有利於塑造出一種文明、祥和、理性的氣氛，一種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協商解決社會爭端的公民精神，而這種公民精神正是一個國家發展民主製度最需要的一種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理性、平、漸進，有利於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將最終使每個社會群體大大受益。中國未來能否發展出比許多轉軌國家和地區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層次的民主，其關鍵在於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這一切都是從建立社會中間層、建立良好的維權和利益博弈機製開始的。當工人階級的代表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走進集體談判的大廳與資方代表進行談判，而國家政府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為雙方斡旋、調節和協助雙方談判時，三方（國家、勞、資）也許會同時發現，要建立一個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會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難的，隻要這樣的協商機製得到確立，社會就會逐步脫離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會演進。
III 蘇聯和東歐的慘痛教訓
1990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深刻的記憶，如何能從這樣的曆史巨變中總結出曆史教訓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筆者已經談到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改革的教訓與當時過於激進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視了本身國情的複雜性有重要聯係。當然，蘇聯極權主義的黨政合一式的全能主義統治方式也是蘇聯在激進改革中轟然解體的重要原因。前麵已經談到達倫多夫的觀點，他認為民主國家比極權主義國家更容易解決內部的矛盾和社會衝突，從而使得民主國家基本上擺脫了革命和大規模動亂的危險（請對比圖表一和二）。
圖表二：蘇聯式的極權主義模式導致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展示了蘇聯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其實是極權主義國家自己為自己塑造了千千萬萬的對手，本來社會的大量矛盾在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中都可以通過社會中間層和社會自治的方式來疏通和調節，從而讓社會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讓社會自己去運行、調節和更新，國家當然可以協助社會基層建立自治機構，並為社會團體之間的談判作調解和斡旋，總的來說，國家的立場是比較超脫、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規劃和調控社會的角色。但是極權主義模式注定了蘇共要大包大攬，要想控製社會所有領域，不允許社會有任何獨立自治聲音的存在，不允許有任何民間獨立的利益談判和調解機製，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工會、農會和民間自治團體，從而使得本來可以由社會自我調節機製自行解決的大量社會爭端和社會衝突被國家強行壓製，這樣每個社會群體和個人在遇到矛盾和衝突時都得不到製度化解決的渠道，從而長期積累起越來越多的對蘇共和蘇聯國家的整體不滿。這種被強行壓製的社會衝突和社會矛盾就像激烈的地殼運動一樣，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積著、運行著，平時很難看出蛛絲馬跡，可是一到社會危機點燃的時候，整個能量就在一夜間徹底爆發，多少年積累的社會衝突和社會能量在短時間內讓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讓無論是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甚至是公務員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滿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統統指向蘇共和蘇聯中央政府。其實在很多情況下，蘇共和中央政府一定會覺得不解和冤枉：“為什麽老百姓把矛頭全指向我們？”我想，前蘇共領導一定會這樣問。的確，那麽多社會群體的矛盾和衝突中，絕大多數可能跟國家沒有一點點關係，關鍵是這樣的製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達，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機製的博弈，從而讓社會痛失了解決大量社會衝突的能力，也讓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失去了自我製度更新的機會，最後讓大家在社會政治危機中把不滿統統撒在國家的頭上，從而導致了國家在短期內失去了基本的道義上的合法性而發生可怕的崩潰局麵。社會中間層的缺失讓人民在遇到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時第一反映總是“要去莫斯科，找黨中央反映問題。”這讓蘇共中央政府壓力無比沉重，最終不堪重負而被壓垮。而在西方民主國家，這種情況基本不會出現。事情總是這樣的，當人們沒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見表達渠道時，最後隻有被迫采取體製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辦法去疏通和引導它，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山洪爆發。蘇聯的教訓真的值得今天的我們認認真真去總結和反思，以便讓中國和平崛起的巨輪避開一些湍流和漩渦，順利抵達現代化彼岸。
IV．建立社會中間層應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重點方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讓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內得到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也較改革開放前取得了飛躍性的提升。市場經濟的巨大力量讓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個鐵板一塊、強調大一統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競爭力、利益多元化和複雜化的中國。如果說鄧公以非凡的魄力實行了改革開放、打開中國國門，並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終確定中國市場經濟道路象征著中國前途和命運兩大轉折點的話，今天中國又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複興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國人作出曆史性抉擇，中國前進路上的問題和難題正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智慧。市場經濟改革大方向的選擇讓中國向現代化的方向邁進了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和複雜的利益機製的博弈需要我們相應地改革政治製度以適應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帶來的空前變革，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和停滯不前將大大約束市場經濟本身的健全從而讓市場經濟模式陷入危機。
在這個重要議題上，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具有深刻的意義。前麵提到，一個良好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沒有衝突的社會，一個良好的的社會應是一個擁有健全體製來疏通、調解和解決衝突的社會。其實，有人的地方就有衝突，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衝突存在於任何社會，衝突本身並不可怕，怕就怕對社會衝突視而不見或是幹脆不承認有社會衝突，對衝突采取非理性的壓製和消滅，這樣本來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和調解來疏通的社會衝突越積越多，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惡性程度越積越大，衝突危險的能量越積越高，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危險的後果。市場經濟本身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進步，但也會帶來大量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社會衝突，資本和勞工權力的不平等容易導致勞工權利被損害和侵犯，而行政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相互形成共生體更容易帶來權貴精英資本主義，這種貴族資本主義讓普通民眾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眾可能從社會經濟高速的發展中無法獲得起碼的福利增加，這樣下去，各個社會階層對現存製度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懷疑，最終導致大家對市場經濟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大量教訓已經啟示了我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會帶來大量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危機，最終導致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陷入空前的動蕩。前麵提到，西方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通過建立社會福利國家來縮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進大眾福利；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 即公民社會的自治來縮小精英階層和普通平民（比如勞資雙方）的權力差異來保障老百姓的民權；通過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來監督有產者是否會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本來作出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比如汙染環境和侵犯消費者利益）；通過獨立的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來防止普通民眾權利被侵犯並為市場競爭確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筆者認為，這就是西方社會穩定的秘密。為什麽西方社會能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讓其從此免除了大規模動亂和革命的災難性後果，其根源在於西方社會建立了解決社會衝突所需要的疏通機製、社會溝通機製和社會利益表達機製，這樣的機製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出來：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健全的社會體製。隻有社會衝突的疏通機製和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製度才是好的市場經濟，也才稱得上健全的社會體製。
許多西方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的學者常常拿出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數據來證明中國社會麵臨著動亂和失序的危險，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解讀。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采取市場經濟製度的社會，必然是社會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會，必定會有大量的社會衝突，筆者生活的德國每天都有罷工和遊行事件，每天都有勞資談判和調解，幾個電視台下午放的節目都是打官司的節目，千奇百怪的社會衝突直接呈現在電視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國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會衝突，美國更是被稱為“律師社會”，社會衝突的絕對數量一定是驚人的，但是今天誰都不會因為美國、德國和法國存在無數的利益分化和社會衝突而斷言這些國家會走向崩潰，反而是平時一團和氣、強調消滅了社會矛盾的蘇聯崩潰解體了，這些事實都驗證了達倫多夫的正確預見：現代社會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樣化、社會團體五彩紛呈的社會，隻有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了社會中間層和社會意見表達機製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能夠自我調控、自我更新的社會。中國社會利益越來越多元化、社會衝突不斷增加是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和民主的標誌，因為隻有極權主義社會才會宣告消滅了所有社會衝突，因此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衝突數量的增加，因為這是必然的，我們主要擔心的是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有沒有建立起疏通社會衝突的渠道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管道。如果說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和法治國家是西方社會穩定自身的三大法寶的話，我們就能發現當前中國改革的重要方向。由於曆史和現實等原因，中國完全實現媒體監督和建立法治社會還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筆者將開辟中國崛起策專文談建立法治國家），因此建立公民社會的自治和社會中間層將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一個既沒有健全的司法製度，又沒有言論自由，又嚴格限製公民社會的國家比如前蘇聯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絕境，是在為社會動亂和崩潰創造“最佳”條件，因為社會喪失了自身解決大量社會問題的可能性。
中國當前建立社會中間層 － 公民社會的自治符合了筆者一再強調的中國政治改革漸進、溫和、理性和實用主義的原則。建立社會中間層有六大好處，一是不影響中國宏觀的政治穩定，而在微觀上為國家解決了大量國家無力、也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促進了社會的自我新陳代謝。二是通過利益表達機製和溝通渠道保護了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了權力和資本對普通老百姓權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權力的界限，防止了權力的濫用，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穩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理性協商、文明溝通和多方談判化解了衝突、暴力和仇恨，讓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真正成為可能。四是通過大量的社會調解和談判機製等於是在國家內部進行了廣泛的民主訓練和民主鍛煉，讓民眾在實踐中學習民主，並認識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訴求的合法表達，民主更是理性妥協、相互包容、相互尊重，這樣的民主訓練為未來中國理性過渡到民主社會將打下堅實的基礎。五是讓社會精英階層，特別是中國企業家也能獲利，因為健康良好的社會體製，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將有助於中國的企業家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助於中國產品創造更核心的競爭力，當然也有助於中國產品擴張國際市場。六是讓執政黨本身獲利。前麵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談到，蘇聯黨政不分，封殺社會一切自治空間讓蘇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為社會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執政黨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非要去幹涉和全麵禁止，讓執政黨不明智地麵對了太多社會力量的反對，進而完全失去了全體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樣的教訓，我國執政黨不可不察，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執政黨，一定要轉變自己的職能，從全能主義的模式解脫出來，憲法範圍內賦予的權限當然要好好使用，該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卻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該管的事不要管，不該幹涉的東西就不要幹涉，因為管得越多，擔子就越沉重，出了狀況責任就越大。執政黨給予社會自治和公民社會的空間，自身就可以從紛繁複雜的社會矛盾中解脫出來，從而有利於加強自身的建設，更有利於鞏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曆史性貢獻。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中間層 －公民社會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境保護組織、社會救助組織和慈善事業組織的建立已經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國每年大量增加的社會衝突中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中，我們發現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會組織的缺失：一是工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有效解決勞資衝突、防止資方濫用權力、保護勞工基本權利的就是三方談判機製（雇主、雇員和國家），雇員的利益表達組織就是獨立運作的、自治的工會。盡管在許多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集中的地區(比如在浙江、蘇南、大連和山東省部分地區)勞資談判的形式日益製度化，但是由於在理論上沒有得到創新和突破，獨立運作的工會依然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許多工會運作中的問題比如說工會經費來源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接受黨委領導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等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清楚界定，這些都大大約束了工會發揮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團體，接近兩億的民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群體，他們為城市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同時，卻遭受著製度性的歧視，他們的權利（工資、基本社會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經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傷事故時甚至無法通過製度性渠道得到賠償，他們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學也遭受到製度性歧視，更加不公平的是，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通過正常的製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決，在這樣的群體中，社會衝突因為沒有表達渠道醞釀著高強度和高烈度的危險，所以讓民工建立保護自己權利和利益的機構應當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三，城市和農村的拆遷問題也是中國去年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媒體中報道的許多惡性拆遷事件讓我們認識到：必須成立拆遷區域居民談判協會的團體，通過國家組織與保護與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團進行公開、公正和透明的談判，並對拆遷補償、事後安置等事關拆遷居民切身利益的議題作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決議，隻有通過有組織的利益博弈和談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團的濫權。四是在農村征地問題中引發的大量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我們發現了農村社會利益表達組織機構的缺乏。盡管農村實現了基層民主選舉製度，但這隻是在選舉過程中能發揮民主製度的權力平衡和權力杠杆的作用，而農民在平時遇到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社會事件時，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權利被侵犯時，還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團體和組織力量，這是農村社會矛盾尖銳和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圖表三：東歐模式帶來的挑戰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從長遠的目光來看，建設公民社會的確是中國社會漸進穩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價最少、既能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又不至於影響到國家穩定大局的一條改革捷徑。我國學者雖然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探討日漸重視，但是在建立社會中間層這一重要議題上，我國政界和學界還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筆者考慮到，決策者對於公民社會自治的擔憂可能來源於在1990年東歐國家巨變中的一些教訓（見圖表三）。波蘭在突發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運動浪潮中，處於社會中間層的團結工會和天主教會扮演了全國性的反對黨的角色，並且得到了西方國家道義上和財政上的支援，在這樣一種社會劇烈的變革和動蕩中，中間層有較強組織能力的團體比如工會和農會通過全國性的合縱連橫提出政治性訴求，要求改變全國政治現狀，並挑戰執政黨的地位，最終結果是執政黨領導地位的終結。筆者認為，對於這樣一種社會演進模式的擔憂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當前中國既需要穩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團結的宏觀局麵，在這一過程中執政黨的穩定和中國國家的穩定、執政黨的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認為東歐的局麵不會在中國出現，因為世易時移，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中國和當時蘇聯東歐的局麵是完全不一樣的。
（1）當時蘇聯和東歐經曆了一種激進革命，整個國家在市場經濟製度根本沒有確立的基礎上，在公民社會從來不存在的情況下倉促發生了社會巨變，而社會沒有經曆任何過渡期和製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間投向西方陣營，這是蘇東之亂的根本原因。而中國自從1978年就事實上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漸進過渡，盡管有很多問題，但整個改革進程是相當有序的，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1990年時候的蘇聯和東歐，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2）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一定的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的經驗，而蘇東集團國家是從完全沒有社會中間層的極權主義社會一步進入現代社會，這必然會因為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突然爆發而導致天下大亂。中國社會今天的成熟程度遠遠高於1990年的蘇東集團。
（3）盡管中國問題很多，但是畢竟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取了實際利益並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盡管許多民眾對社會現狀並不滿意，但極少有人真正願意退回到過去那種物質匱乏的時代，這是中國社會可以穩定發展的根源。而蘇東一直到1990年都堅持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集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其問題之多、社會矛盾積累之深已經是積重難返，一旦爆發社會動蕩就極易引發全國性動亂。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呈現出非政治化、經濟化、商業化和個體化的特征。由於種種製度性原因和曆史原因，中國社會在進入1990年代後就表現出強烈的去政治化的特點，也就是絕大多數人對政治和國家大事極度冷感，甚至是一點不感興趣。伴隨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會的經濟化和個人主義化，大家更關心的是個人奮鬥、自我價值的實現、個人就業前途等等，大眾對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心遠遠高過國家事務，理想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迅速退出曆史舞台。許多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國人常常會憂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義的隕落和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的崛起讓國家失去了前進的精神動力和對人類社會終極目標的追求。筆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有另外一種解讀：一個成熟和健康的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大眾對政治議題和國家大事關注很少的社會，一個社會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強的政治彌賽亞思想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一個理性的民主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關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維護和博弈，絕大多數民眾應該不會有太強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熱，當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關心政治、都不關心國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個健康成熟的現代化社會中應該分化出一個特定的群體來關心社會、國家命運和人類理想，那就足夠了。隻有社會出大問題了，國家陷入危機了，或是在極權主義社會裏才會出現全民對政治運動的狂熱，當然，一個國家在從極權社會過渡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人民由於長期被剝奪任何參與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的權力，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這往往對一個社會的和平漸進的過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國民眾今天普遍對政治缺乏熱情，卻高度關心自身利益，其實正是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創造了天賜良機，因為在沒有完全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向民主社會轉軌的過程中都要麵對民眾的持續政治狂熱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難題，如果民眾的激情擴展到整個社會而且長時間不降溫，這必將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動蕩。我們應當把握中國社會普遍求穩定和民眾關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時機，一步步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製度。
（5）由於社會的非政治化趨勢，大多數社會衝突都是跟具體的利益衝突有關係。一個中國工人、或是一名進城務工人員關心的是本人的工資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關心北京是由誰來執政、或中國該進行怎樣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們自身的權利和利益受到損害和侵犯，卻沒有任何製度性的解決和申述渠道，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對國家政策和製度在總體上的不滿和質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國各地各種社會群體聯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體製。同樣，剝奪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代表機製，會造成惡性的社會騷亂越來越多，社會衝突越來越激烈，反而容易讓國家失控陷入險境，在那樣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險性，遠遠不如在社會穩定、國家綜合國力雄厚、國家調控能力較強的情況下主動進行溫和的、實用的政治體製改革。當中國的各個社會群體通過各自的利益表達機製能夠暢通地表達本集團的利益的時候，社會衝突的能量就被細化或是分化到各個生活中的具體領域中去了，社會衝突的強度和烈度將大大降低，人們關注的問題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情上去，國家和政府麵臨的壓力將大大降低，中國和平崛起的製度環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給大家深刻的教訓，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社會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越來越珍視中國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理性漸進的體製內政治改革，尤其是蘇聯解體的悲慘事實給了中國人深刻的啟迪，而中國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讓激進的政治改革言論逐漸失去了市場，理性、漸進改革正在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聲音，這些都是中國不同於1990年時期的蘇東國家的較為有利的社會經濟條件。
（7）中國的文化中有尊重權威和信任國家的傳統。許多外國觀察家都發現一個現象，中國基層的農民和工人常常對社會現實不滿，特別是對地方政府的許多問題（比如腐敗和官商勾結）持強烈批評的態度，但是談到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時，他們普遍具有很強的信任、讚許和認同，他們常常會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隻是地方領導沒有好好執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就說，如果中國真正進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大選，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選票。中國人對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殊傳統，這非常有利於當前的政治改革。
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會有風險，但是理性的評估應該是，采取該項改革和不采取該項改革哪個社會成本會更大，哪種選擇會讓社會付出的代價更小。就像一個投資商進行成本和利潤的風險核算一樣，不同的是，這裏我們進行的是社會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們能不帶偏見地分析該議題的話，那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將是一場收益遠遠大於成本和風險的政治改革，隻要我們設計得合理，改革注意漸進原則，這項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國、利民、利黨、利社會、利精英階層，很少有一項改革能讓大家同時獲利，在筆者看來，公民社會的建立就是這樣一種符合所有社會群體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時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當前社會的需要,它有利於解決中國當前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有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穩定的大局，卻同時促進和鞏固執政黨在憲法範圍內享有的領導地位。這樣的政治改革將促進中國政治體製在微觀層麵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在宏觀上卻能保持國家的穩定局麵（筆者在下一策將重點談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邁出建立公民社會的這一小步的話，將是整個中國曆史上的一大步，從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小民”和“臣民”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有獨立精神的“公民”，中國將真正來到現代政治文明的入口處，因此這樣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將永載史冊。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2月30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5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係列9篇文章。已經完成的中國崛起策係列文章為“中國崛起策一 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中國崛起策二 中國的地緣困境和西部突圍”，“中國崛起策三 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四 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中國崛起策五 中國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崛起策六 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崛起策七 中東危局下的中國利益”，“中國崛起策八 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崛起策九 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中國崛起策十 從德國的曆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中國崛起策十一 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中國崛起策十三 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中國崛起策十四 從‘萬世一係’的宗教神話看日本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五 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建立社會中間層”，“大國崛起與時代潮流 - 中國崛起策副篇一”。如想閱讀前麵的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496.html ）
http://zhiqiang.org/blog/509.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改革.
I 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衝突理論”
社會學有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被稱為功能論，該理論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之後經由一批社會學大師（如帕森斯、默頓等）的推動，功能論在60年代達到頂峰。直到21世紀的今天，功能理論流派仍然占據社會學理論的重要位置，功能論依然是許多社會學家看待和分析社會現象的重要理論依據。
那麽究竟什麽是功能論呢？簡而言之就是每一個社會係統（如法律、經濟和教育）、每一種社會機製（比如國家的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每一個國家機構（如政府部門、議會、法院、警察和監獄等）都在為社會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會職能，這些社會功能加總在一起就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發展。社會的總體穩定和整合是由於各個社會係統履行了自己應當履行的特殊功能而產生的，這就是功能論的本質。在功能理論派的學者看來，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點：（1）每個社會都擁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社會結構；（2）每個社會都有一個充分整合社會各個群體的架構；（3）每個社會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為社會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共識的基礎上的。
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對社會學的功能理論提出了批評和質疑，並針對功能理論的社會基本發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社會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1）每個社會任何時候都處在社會變遷之中；（2）每個社會任何時刻都存在著社會衝突；（3）每個社會元素都對社會的變化作出貢獻；（4）每個社會的運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體對另一部分群體的權力強迫的基礎之上的。達倫多夫幾乎完全是針對功能論的四個社會基本特點而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常態並不是我們所熟知的穩定、和諧和整合，一個社會的常態恰恰是社會衝突。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以來，社會衝突就始終存在。隻要有人類社會的地方，衝突就無時無刻地不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麵。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因為各種社會衝突而處在每時每刻的變化和變遷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靜態的、超穩定的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從來都不存在，而變化的、運動的、動態的、非穩定的社會才是我們通常所觀察到的社會形態。社會衝突在達倫多夫而言並不完全是一個完全負麵的詞語，甚至恰恰相反，社會衝突對於他來說，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正麵含義。人類社會進步的曆史正是在社會衝突醞釀的社會變遷中不斷向前發展，沒有社會的各種衝突，就沒有社會的運動和社會的向前發展，因此，社會衝突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發展所必然要經曆的。
社會學家的理論都是從大量的經驗事實裏總結出來的，是通過實證研究得到驗證的。我們不能單純把理論看成是一種高度抽象的哲學架構和與社會經驗事實相脫離的書本上的東西，因為社會學畢竟不是哲學和神學，其學科宗旨在於發現和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盡管人文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和統一的論證模式，而是存在著不同的社會理論和社會解釋模式，而且社會科學家常常相互批評甚至爭吵，但是剝離掉一些紛繁複雜的學術爭論，我們完全可以從人為構建的龐大學術迷宮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或是找到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理論指導。
具體說來功能理論可能是任何一個社會的執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歡的理論，因為功能論強調的是社會整合、穩定、團結、和諧，因而探討社會穩定發展的學者來說一定會青睞這種理論模式。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功能論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穩怕亂的社會普遍心理。筆者也在中國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來探索中國在改革和轉軌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會穩定，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現代化的成敗和中華民族複興的根本，因此始終是筆者念茲在茲的中心話題，但是在這篇文章裏，筆者必須指出當前非常緊迫的一個話題：那就是達倫多夫的衝突理論將是我們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本質的一個重要理論，衝突理論將對未來20到30年時間中國穩定漸進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援；而且衝突理論和功能理論並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論，恰恰相反，兩個理論都將為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社會和解決中國今天的社會問題提供重要的認識論基礎。鑒於功能論在各國社會學界都非常受到重視，而且容易被大眾理解，筆者在本策論中不涉及功能論，而是具體運用社會衝突的理論來探索中國社會問題解決的根本之道，也同時探索如何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打下製度性的基礎。
II 正確認識社會衝突，解決社會衝突才是一個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
達倫多夫具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力去發現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他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認識到人類社會充滿著矛盾和衝突，無論在人類發展的任何階段，無論在任何人類社會中，無論是在發展程度很高的人類文明中，還是在原始的社會形態裏，無論是在歐洲中世紀的分封莊園經濟中，還是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或是在1990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社會裏，人類社會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都從來沒有消失過，也將永遠不會消失。
必須加以區分的是，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和我們熟知的卡爾·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不同的。對於馬克思來說，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歸根結底就是階級衝突，人類社會的各種鬥爭歸根結底來說就是階級鬥爭；而達倫多夫則認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是多元的、豐富的，人類社會的各種衝突更是紛繁複雜，如果要把所有的社會衝突歸結為階級鬥爭，其實是簡化了極其複雜的人類社會，而且無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比如說，一個社會可以同時存在著城鄉衝突、宗教衝突、勞資衝突和社會分配衝突，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著衝突，同一個社會群體之間也可能存在大量的衝突，比如兩名大學教師去申請一個教授的名額，兩名車間工人去競爭車間先進工人稱號，都可以被視為是社會衝突。由於人類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會存在著與本身利益相關的衝突，如果把所有的衝突都看成是階級鬥爭，那麽不僅簡化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而且極容易無限上綱，帶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惡果。
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的各種衝突具有不同的強度和烈度，從兩個職員競爭升級、到一個工廠的工人罷工、再到群體性的騷亂事件、一直到革命，衝突經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則是一個社會裏最激烈、最具爆發力和最具毀滅性的衝突形式。達倫多夫區分了低烈度、低強度和中烈度、中強度以及高烈度、高強度的社會衝突形式，這種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去深思。我們觀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可以提出以下四個問題：（1）西方社會在曆史上同人類其它任何社會和文明一樣，都曾經曆農民起義、社會毀滅性衝突和革命（比如法國在18到19世紀發生過四次革命），為什麽今天的西方社會盡管依然存在大量社會衝突，但是卻不再有發生革命的可能性？（2）為什麽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卻沒有發生社會崩盤和社會解體的現象？德國在2000年後也進入經濟危機和社會分配危機時期，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化和顯性化，但是為什麽德國卻沒有發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為什麽阿根廷在1999年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中卻發生了整個社會失控的現象，國家一度麵臨解體崩潰的可怕局麵？（3）為什麽西方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安然度過了一次次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比如1968的學生運動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嚴峻挑戰），而蘇聯和東歐陣營卻最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解體？（4）是什麽樣的製度構建讓西方社會基本免除了動亂和革命？
以上的問題也是筆者在西方求學期間苦苦思索的問題，筆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國一個中等城市，在中國沒有什麽名氣。但是就是在這樣一個城市裏，筆者曾經在市中心多次目睹遊行和工人的罷工，我想生活在國外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會群體示威遊行的事件。然而，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各種各樣的遊行中遊行群眾生動活潑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組織形式、遊行群眾和警方良好的互動、警察麵帶微笑的文明執法和遊行人員對警察和社會秩序的尊重，這些都讓很多遊行示威和罷工運動能夠在理性和法律的範圍內進行。當然，社會上總是會發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數遊行和群眾運動的溫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們對群體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沒有把自己擺在遊行群眾的對立麵上，雙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態度，這的確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減少了暴力衝突事件發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會的一些成功運作模式在哪些方麵可以為今天中國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在對西方社會群體性事件的觀察上和社會對待衝突事件的解決機製上，給我的啟發是最大的。聯係到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以下幾點筆者認為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承認衝突的存在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基礎。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矛盾，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社會衝突每時每刻都存在於人類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什麽可怕的，怕的是視而不見或是幹脆不承認衝突的存在。認識到衝突不可避免地、每時每刻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是我們能夠采取理性行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條件。
（2）極權主義社會（比如說前蘇聯和今天的朝鮮）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否定衝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壓製性的作法消滅一切衝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觀點的爭論和不同利益的博弈，營造表麵上的大一統和全國意見的一致性，實際上被壓製的衝突並沒有消失，而是隱形地運行在社會裏。達倫多夫認為，被強行壓製的社會衝突在極權主義社會裏就像一股暗流一樣不斷地運行著和積累著，當社會無法承載這樣的超負荷運行的時候，社會長期積累的危機和衝突就會來一次“火山爆發”，這就意味著，被簡單壓製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在短時間內會以爆破性的速度擴展開來，而這種爆發帶有極強的危害性和毀滅性，常常會將整個國家帶入解體和崩潰，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3）達倫多夫認為，一個社會存在著千千萬萬種社會衝突，但是無論這些衝突如何複雜和多樣化，它們都可以粗分為兩類，一種是分散性衝突，也就是不同的社會衝突分散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內和社會領域內，這樣的社會衝突，無論是其強度、烈度，還是其社會損害性都比較小；另外一種則是重疊性衝突，這是指多種社會衝突發生在同一個社會群體上，或是讓同一個社會群體受到壓迫感，這樣的社會衝突就會非常劇烈，其社會危害性往往就很大。達倫多夫舉了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例子，比如說一個國家存在著三大基本衝突，一是階級衝突，二是城鄉衝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衝突。假如說這個國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鄉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時城市裏的基督教徒占據了社會上層的所有權力位置，在經濟上也是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和有產階級，而鄉村裏的天主教徒處於社會權力分配的下層，經濟上也處於社會最低階層，在這樣的社會衝突中，天主教徒處於全麵的劣勢地位，在每一種社會衝突中都處於不利局麵並受到製度性歧視，而基督徒在每種社會衝突中都是處於獲利局麵和贏者通吃的狀況，如果這樣的社會結構得不到製度校正，天主徒對基督徒的對抗將是極為劇烈的，其強度和烈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同樣，當一個國家的某一個社會群體，比如說農民，無論是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都是處於無權的地位和社會最底層，如果國家通過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縮小農民和其它社會群體的差距，讓農民的生活不至於落到貧困線以下，讓農民的貧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補償，那麽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是處於被相對剝奪的狀態，社會衝突雖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壞性被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致影響社會的根本穩定。但是如果農民既遭受社會製度性的歧視，國家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絕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補償，農民的基本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絕對貧困線和生存線以下，那麽這樣的狀況就形成了社會學家所說的絕對剝奪，也就是一個社會群體處於全麵被剝削的狀況，但是被剝奪的群體沒有任何力量、甚至沒有任何希望去改變本階層的命運，這種絕對剝奪所造成的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都遠遠超過一般的社會衝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嘯一樣，其突發性、爆破性和強烈性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而“社會地震”、“社會火山”和“社會海嘯”的爆發更是危險無比，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隻有常存憂患意識，多加強社會公共投入和社會福利投入以降低社會不平等，才能防患於未然，減低社會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毀壞性，才能保持一個國家的安寧。
（4）達倫多夫對社會衝突理論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深刻認識到衝突是無處不在和無時不在的，一個衝突解決了，但是另外一個衝突很快又出現了；一個時期的衝突基本解決了，但新時期又出現了大量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社會衝突本身並沒有任何可怕之處，關鍵在於一個社會有沒有疏通社會衝突、調節社會衝突的機製和渠道。前麵提到了極權社會對待衝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圍堵和壓製的方式，其結果是越堵製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後難免山洪爆發，製度大堤徹底崩潰。達倫多夫認為民主製度之所以優越於極權主義製度在於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機製為社會危機、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會也為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提供了多樣化的意見表達渠道和利益表達機製，而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讓社會上的問題、不平等和衝突因素通過社會利益博弈機製得到解決的可能，而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為多元化的表達機製得到公開，因此也可以引起社會和公共輿論的重視而得到改善，從而不會使社會群體遭受到絕對剝奪的感覺。
圖表一 民主社會解決社會衝突的機製：建立社會中間層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用圖表一來表示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疏通機製。由於進入現代化或是向現代化轉軌的國家采用的都是市場經濟製度，在市場經濟製度和市場機製之下，社會日趨多元化，社會的利益訴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個國家不同的區域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訴求，每一種職業和社會行業都會形成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在這種複雜的、千變萬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鏈條中，勢力強大、擁有資本的利益群體往往會成為競爭中的贏家，在法律製度不健全和市場規則尚不透明的市場經濟國家，權力可能介入市場和資本相結合形成權力資本交換、權力資本共生和權力資本腐敗等現象，從而形成擁有資本和權力的群體贏者通吃的現象，甚至形成經濟領域裏的壟斷現象，進而徹底破壞了市場競爭中應有的機會平等原則，同時破壞社會應有的基本公平和正義原則，導致大量的弱勢群體（如工人、農民和部分職員）的利益受損，甚至形成危險的絕對剝奪的局麵。其實今天中國社會大家特別關心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平問題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發展中都出現過，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而是老問題，西方社會在其幾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中既享受了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空前經濟繁榮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場經濟和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禍害之苦比如環境汙染、勞工條件的極端惡劣、工人階級遭受到殘酷剝削和消費嚴重不足引發的經濟危機等。麵對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社會鴻溝越來越大、資本權力相互勾結損害普通民眾利益和社會衝突愈演愈烈的社會現實，西方國家逐漸摸索和演練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機製來防止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火山式”爆發，這就是建立社會中間層（見圖表一）。社會中間層，就是現代社會中介於國家和普通公民之間的那一層自治機構，在西方國家通常被稱為公民社會或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多元的利益和複雜的社會衝突，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為每個公民、每個社會群體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難題、矛盾和衝突，因為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樣，而且每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在這千千萬萬、不斷變遷的利益追求、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國家隻有鼓勵每個社會群體自由結社、結成代表本階層的社會自治組織去保護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取和博弈，這樣就能在總體上防止弱勢群體權力遭受侵害和贏者通吃的現象，進而大大減緩了社會衝突的烈度和強度。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有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每個普通公民和每個社會群體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社會群體通過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和權益就會在整體上促進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從而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並防止了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樣的看法類似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論述的的看不見的手驅動市場利益整體最大化的思想，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描述為看不見的手通過社會中間層機製有效地促進了權力和利益的平衡，進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增進了國民的整體利益。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由於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和不對等，資方與政治權力結成共生體讓勞工階層處於赤貧狀態，工人的人均壽命竟然低於40歲，童工現象極為普遍，工人的工資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維持生命線的最低點，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勞工階層更談不上有任何社會福利，一旦喪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傷事故，工人便隻有等死的份。這種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不僅從道德上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資本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製度，更讓當時工人階級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勞工階層或是焚毀工廠、燒毀機器，或是發動工潮和工人起義，進而參加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讓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麵臨覆滅的危險和崩盤的危機。正是這樣的發展，才讓西方國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規模的改良措施，通過建立現代社會福利製度來安撫激進的工潮運動，通過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來揭露資本勢力任意破壞環境和侵犯勞工利益的惡行，通過獨立的司法製度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和製裁有產者的不義行為，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以協助工人階層、農民和非正式就業人員建立有組織的、獨立的、社會法人團體形式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礦工協會、福利協會等來有效地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社會中間層起了一個減壓閥的作用，不僅為國家卸掉了大量的社會負擔和社會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會衝突的危害性和毀滅性，讓社會各種不同利益和衝突以文明的談判、調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決，讓社會各個群體心情舒暢，沒有被製度性壓製和剝奪的感覺，沒有被歧視和壓迫的感覺。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一種“四贏”局麵，一是工人、農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通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得到維護，社會衝突的壓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會發生社會動亂和革命，因為社會群體有了通暢的利益表達機製和利益溝通渠道後就不再需要製度外的激進運動方式了。二，國家也是重要的贏家，許多企業發生的動亂和騷亂一旦擴散開來就可能釀成全國性的動亂和革命，社會動亂具有很強的“傳染擴散”能力，所以這必將威脅到國家整體穩定。而社會中間層的建立大大舒緩了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壓力，讓國家不必再“事必躬親”，管那麽多自己不該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時大大降低了一個國家發生大規模動亂的可能性。三，企業家和社會精英階層也是獲利者，通過文明的集體談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業內部工人持續進行高強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擊企業領導、廠房和機器設備的可能性，這樣資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於企業效率的提高、市場的開拓和產品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而工人工資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於工人生產熱情的提高並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四，在國家、企業主和社會群體共贏的情況下，整個國家有利於塑造出一種文明、祥和、理性的氣氛，一種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協商解決社會爭端的公民精神，而這種公民精神正是一個國家發展民主製度最需要的一種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理性、平、漸進，有利於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將最終使每個社會群體大大受益。中國未來能否發展出比許多轉軌國家和地區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層次的民主，其關鍵在於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這一切都是從建立社會中間層、建立良好的維權和利益博弈機製開始的。當工人階級的代表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走進集體談判的大廳與資方代表進行談判，而國家政府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為雙方斡旋、調節和協助雙方談判時，三方（國家、勞、資）也許會同時發現，要建立一個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會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難的，隻要這樣的協商機製得到確立，社會就會逐步脫離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會演進。
III 蘇聯和東歐的慘痛教訓
1990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深刻的記憶，如何能從這樣的曆史巨變中總結出曆史教訓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在中國崛起策十二中筆者已經談到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改革的教訓與當時過於激進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視了本身國情的複雜性有重要聯係。當然，蘇聯極權主義的黨政合一式的全能主義統治方式也是蘇聯在激進改革中轟然解體的重要原因。前麵已經談到達倫多夫的觀點，他認為民主國家比極權主義國家更容易解決內部的矛盾和社會衝突，從而使得民主國家基本上擺脫了革命和大規模動亂的危險（請對比圖表一和二）。
圖表二：蘇聯式的極權主義模式導致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圖表二展示了蘇聯式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其實是極權主義國家自己為自己塑造了千千萬萬的對手，本來社會的大量矛盾在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中都可以通過社會中間層和社會自治的方式來疏通和調節，從而讓社會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讓社會自己去運行、調節和更新，國家當然可以協助社會基層建立自治機構，並為社會團體之間的談判作調解和斡旋，總的來說，國家的立場是比較超脫、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規劃和調控社會的角色。但是極權主義模式注定了蘇共要大包大攬，要想控製社會所有領域，不允許社會有任何獨立自治聲音的存在，不允許有任何民間獨立的利益談判和調解機製，不允許有任何獨立的工會、農會和民間自治團體，從而使得本來可以由社會自我調節機製自行解決的大量社會爭端和社會衝突被國家強行壓製，這樣每個社會群體和個人在遇到矛盾和衝突時都得不到製度化解決的渠道，從而長期積累起越來越多的對蘇共和蘇聯國家的整體不滿。這種被強行壓製的社會衝突和社會矛盾就像激烈的地殼運動一樣，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積著、運行著，平時很難看出蛛絲馬跡，可是一到社會危機點燃的時候，整個能量就在一夜間徹底爆發，多少年積累的社會衝突和社會能量在短時間內讓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讓無論是工人、農民、職員、學生甚至是公務員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滿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統統指向蘇共和蘇聯中央政府。其實在很多情況下，蘇共和中央政府一定會覺得不解和冤枉：“為什麽老百姓把矛頭全指向我們？”我想，前蘇共領導一定會這樣問。的確，那麽多社會群體的矛盾和衝突中，絕大多數可能跟國家沒有一點點關係，關鍵是這樣的製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達，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機製的博弈，從而讓社會痛失了解決大量社會衝突的能力，也讓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失去了自我製度更新的機會，最後讓大家在社會政治危機中把不滿統統撒在國家的頭上，從而導致了國家在短期內失去了基本的道義上的合法性而發生可怕的崩潰局麵。社會中間層的缺失讓人民在遇到了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時第一反映總是“要去莫斯科，找黨中央反映問題。”這讓蘇共中央政府壓力無比沉重，最終不堪重負而被壓垮。而在西方民主國家，這種情況基本不會出現。事情總是這樣的，當人們沒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見表達渠道時，最後隻有被迫采取體製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辦法去疏通和引導它，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山洪爆發。蘇聯的教訓真的值得今天的我們認認真真去總結和反思，以便讓中國和平崛起的巨輪避開一些湍流和漩渦，順利抵達現代化彼岸。
IV．建立社會中間層應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重點方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性階段，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讓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內得到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也較改革開放前取得了飛躍性的提升。市場經濟的巨大力量讓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個鐵板一塊、強調大一統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中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競爭力、利益多元化和複雜化的中國。如果說鄧公以非凡的魄力實行了改革開放、打開中國國門，並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終確定中國市場經濟道路象征著中國前途和命運兩大轉折點的話，今天中國又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複興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國人作出曆史性抉擇，中國前進路上的問題和難題正考驗著我們現代中國人的智慧。市場經濟改革大方向的選擇讓中國向現代化的方向邁進了至關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場經濟本身的問題和複雜的利益機製的博弈需要我們相應地改革政治製度以適應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帶來的空前變革，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和停滯不前將大大約束市場經濟本身的健全從而讓市場經濟模式陷入危機。
在這個重要議題上，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的社會衝突理論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具有深刻的意義。前麵提到，一個良好的社會並不是一個沒有衝突的社會，一個良好的的社會應是一個擁有健全體製來疏通、調解和解決衝突的社會。其實，有人的地方就有衝突，有社會的地方就有衝突，衝突存在於任何社會，衝突本身並不可怕，怕就怕對社會衝突視而不見或是幹脆不承認有社會衝突，對衝突采取非理性的壓製和消滅，這樣本來可以通過溝通、協商和調解來疏通的社會衝突越積越多，衝突的強度、烈度和惡性程度越積越大，衝突危險的能量越積越高，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危險的後果。市場經濟本身能帶來巨大的社會進步，但也會帶來大量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社會衝突，資本和勞工權力的不平等容易導致勞工權利被損害和侵犯，而行政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相互形成共生體更容易帶來權貴精英資本主義，這種貴族資本主義讓普通民眾的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眾可能從社會經濟高速的發展中無法獲得起碼的福利增加，這樣下去，各個社會階層對現存製度越來越不滿，越來越懷疑，最終導致大家對市場經濟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大量教訓已經啟示了我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會帶來大量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危機，最終導致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陷入空前的動蕩。前麵提到，西方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通過建立社會福利國家來縮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進大眾福利；通過建立社會中間層－ 即公民社會的自治來縮小精英階層和普通平民（比如勞資雙方）的權力差異來保障老百姓的民權；通過言論自由和媒體開放來監督有產者是否會用自己的權力和資本來作出危害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比如汙染環境和侵犯消費者利益）；通過獨立的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來防止普通民眾權利被侵犯並為市場競爭確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筆者認為，這就是西方社會穩定的秘密。為什麽西方社會能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讓其從此免除了大規模動亂和革命的災難性後果，其根源在於西方社會建立了解決社會衝突所需要的疏通機製、社會溝通機製和社會利益表達機製，這樣的機製可以用一個公式表示出來：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健全的社會體製。隻有社會衝突的疏通機製和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製度才是好的市場經濟，也才稱得上健全的社會體製。
許多西方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的學者常常拿出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數據來證明中國社會麵臨著動亂和失序的危險，其實這是一種錯誤解讀。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采取市場經濟製度的社會，必然是社會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會，必定會有大量的社會衝突，筆者生活的德國每天都有罷工和遊行事件，每天都有勞資談判和調解，幾個電視台下午放的節目都是打官司的節目，千奇百怪的社會衝突直接呈現在電視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國大城市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會衝突，美國更是被稱為“律師社會”，社會衝突的絕對數量一定是驚人的，但是今天誰都不會因為美國、德國和法國存在無數的利益分化和社會衝突而斷言這些國家會走向崩潰，反而是平時一團和氣、強調消滅了社會矛盾的蘇聯崩潰解體了，這些事實都驗證了達倫多夫的正確預見：現代社會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樣化、社會團體五彩紛呈的社會，隻有順應時代潮流建立了社會中間層和社會意見表達機製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能夠自我調控、自我更新的社會。中國社會利益越來越多元化、社會衝突不斷增加是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和民主的標誌，因為隻有極權主義社會才會宣告消滅了所有社會衝突，因此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衝突數量的增加，因為這是必然的，我們主要擔心的是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有沒有建立起疏通社會衝突的渠道和解決社會矛盾的管道。如果說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和法治國家是西方社會穩定自身的三大法寶的話，我們就能發現當前中國改革的重要方向。由於曆史和現實等原因，中國完全實現媒體監督和建立法治社會還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筆者將開辟中國崛起策專文談建立法治國家），因此建立公民社會的自治和社會中間層將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一個既沒有健全的司法製度，又沒有言論自由，又嚴格限製公民社會的國家比如前蘇聯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絕境，是在為社會動亂和崩潰創造“最佳”條件，因為社會喪失了自身解決大量社會問題的可能性。
中國當前建立社會中間層 － 公民社會的自治符合了筆者一再強調的中國政治改革漸進、溫和、理性和實用主義的原則。建立社會中間層有六大好處，一是不影響中國宏觀的政治穩定，而在微觀上為國家解決了大量國家無力、也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促進了社會的自我新陳代謝。二是通過利益表達機製和溝通渠道保護了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了權力和資本對普通老百姓權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權力的界限，防止了權力的濫用，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穩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過不同利益群體的理性協商、文明溝通和多方談判化解了衝突、暴力和仇恨，讓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真正成為可能。四是通過大量的社會調解和談判機製等於是在國家內部進行了廣泛的民主訓練和民主鍛煉，讓民眾在實踐中學習民主，並認識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訴求的合法表達，民主更是理性妥協、相互包容、相互尊重，這樣的民主訓練為未來中國理性過渡到民主社會將打下堅實的基礎。五是讓社會精英階層，特別是中國企業家也能獲利，因為健康良好的社會體製，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將有助於中國的企業家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助於中國產品創造更核心的競爭力，當然也有助於中國產品擴張國際市場。六是讓執政黨本身獲利。前麵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談到，蘇聯黨政不分，封殺社會一切自治空間讓蘇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為社會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執政黨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非要去幹涉和全麵禁止，讓執政黨不明智地麵對了太多社會力量的反對，進而完全失去了全體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樣的教訓，我國執政黨不可不察，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執政黨，一定要轉變自己的職能，從全能主義的模式解脫出來，憲法範圍內賦予的權限當然要好好使用，該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卻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該管的事不要管，不該幹涉的東西就不要幹涉，因為管得越多，擔子就越沉重，出了狀況責任就越大。執政黨給予社會自治和公民社會的空間，自身就可以從紛繁複雜的社會矛盾中解脫出來，從而有利於加強自身的建設，更有利於鞏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曆史性貢獻。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中間層 －公民社會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特別是環境保護組織、社會救助組織和慈善事業組織的建立已經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國每年大量增加的社會衝突中特別是群體性事件中，我們發現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會組織的缺失：一是工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有效解決勞資衝突、防止資方濫用權力、保護勞工基本權利的就是三方談判機製（雇主、雇員和國家），雇員的利益表達組織就是獨立運作的、自治的工會。盡管在許多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集中的地區(比如在浙江、蘇南、大連和山東省部分地區)勞資談判的形式日益製度化，但是由於在理論上沒有得到創新和突破，獨立運作的工會依然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許多工會運作中的問題比如說工會經費來源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接受黨委領導的問題、工會是否應當由工人民主選舉產生等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清楚界定，這些都大大約束了工會發揮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團體，接近兩億的民工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群體，他們為城市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同時，卻遭受著製度性的歧視，他們的權利（工資、基本社會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經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傷事故時甚至無法通過製度性渠道得到賠償，他們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學也遭受到製度性歧視，更加不公平的是，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無法通過正常的製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決，在這樣的群體中，社會衝突因為沒有表達渠道醞釀著高強度和高烈度的危險，所以讓民工建立保護自己權利和利益的機構應當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三，城市和農村的拆遷問題也是中國去年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媒體中報道的許多惡性拆遷事件讓我們認識到：必須成立拆遷區域居民談判協會的團體，通過國家組織與保護與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團進行公開、公正和透明的談判，並對拆遷補償、事後安置等事關拆遷居民切身利益的議題作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決議，隻有通過有組織的利益博弈和談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團的濫權。四是在農村征地問題中引發的大量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中，我們發現了農村社會利益表達組織機構的缺乏。盡管農村實現了基層民主選舉製度，但這隻是在選舉過程中能發揮民主製度的權力平衡和權力杠杆的作用，而農民在平時遇到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社會事件時，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權利被侵犯時，還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團體和組織力量，這是農村社會矛盾尖銳和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
圖表三：東歐模式帶來的挑戰
（表格來源：作者自製）
從長遠的目光來看，建設公民社會的確是中國社會漸進穩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價最少、既能發揮穩定社會的功能、又不至於影響到國家穩定大局的一條改革捷徑。我國學者雖然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探討日漸重視，但是在建立社會中間層這一重要議題上，我國政界和學界還沒有取得廣泛的共識。筆者考慮到，決策者對於公民社會自治的擔憂可能來源於在1990年東歐國家巨變中的一些教訓（見圖表三）。波蘭在突發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運動浪潮中，處於社會中間層的團結工會和天主教會扮演了全國性的反對黨的角色，並且得到了西方國家道義上和財政上的支援，在這樣一種社會劇烈的變革和動蕩中，中間層有較強組織能力的團體比如工會和農會通過全國性的合縱連橫提出政治性訴求，要求改變全國政治現狀，並挑戰執政黨的地位，最終結果是執政黨領導地位的終結。筆者認為，對於這樣一種社會演進模式的擔憂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當前中國既需要穩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團結的宏觀局麵，在這一過程中執政黨的穩定和中國國家的穩定、執政黨的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認為東歐的局麵不會在中國出現，因為世易時移，此一時，彼一時，今天的中國和當時蘇聯東歐的局麵是完全不一樣的。
（1）當時蘇聯和東歐經曆了一種激進革命，整個國家在市場經濟製度根本沒有確立的基礎上，在公民社會從來不存在的情況下倉促發生了社會巨變，而社會沒有經曆任何過渡期和製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間投向西方陣營，這是蘇東之亂的根本原因。而中國自從1978年就事實上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漸進過渡，盡管有很多問題，但整個改革進程是相當有序的，今天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遠遠超過1990年時候的蘇聯和東歐，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2）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一定的公民社會和民間自治的經驗，而蘇東集團國家是從完全沒有社會中間層的極權主義社會一步進入現代社會，這必然會因為許多長期積累的問題突然爆發而導致天下大亂。中國社會今天的成熟程度遠遠高於1990年的蘇東集團。
（3）盡管中國問題很多，但是畢竟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取了實際利益並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盡管許多民眾對社會現狀並不滿意，但極少有人真正願意退回到過去那種物質匱乏的時代，這是中國社會可以穩定發展的根源。而蘇東一直到1990年都堅持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集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其問題之多、社會矛盾積累之深已經是積重難返，一旦爆發社會動蕩就極易引發全國性動亂。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呈現出非政治化、經濟化、商業化和個體化的特征。由於種種製度性原因和曆史原因，中國社會在進入1990年代後就表現出強烈的去政治化的特點，也就是絕大多數人對政治和國家大事極度冷感，甚至是一點不感興趣。伴隨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會的經濟化和個人主義化，大家更關心的是個人奮鬥、自我價值的實現、個人就業前途等等，大眾對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心遠遠高過國家事務，理想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迅速退出曆史舞台。許多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國人常常會憂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義的隕落和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的崛起讓國家失去了前進的精神動力和對人類社會終極目標的追求。筆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有另外一種解讀：一個成熟和健康的現代社會應該是一個大眾對政治議題和國家大事關注很少的社會，一個社會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強的政治彌賽亞思想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一個理性的民主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關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維護和博弈，絕大多數民眾應該不會有太強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熱，當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關心政治、都不關心國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個健康成熟的現代化社會中應該分化出一個特定的群體來關心社會、國家命運和人類理想，那就足夠了。隻有社會出大問題了，國家陷入危機了，或是在極權主義社會裏才會出現全民對政治運動的狂熱，當然，一個國家在從極權社會過渡到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人民由於長期被剝奪任何參與公共事務和國家事務的權力，特別容易產生長時間的政治激情，這往往對一個社會的和平漸進的過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國民眾今天普遍對政治缺乏熱情，卻高度關心自身利益，其實正是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創造了天賜良機，因為在沒有完全實現民主化的國家向民主社會轉軌的過程中都要麵對民眾的持續政治狂熱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難題，如果民眾的激情擴展到整個社會而且長時間不降溫，這必將會引起政治和社會動蕩。我們應當把握中國社會普遍求穩定和民眾關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時機，一步步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把中國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練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製度。
（5）由於社會的非政治化趨勢，大多數社會衝突都是跟具體的利益衝突有關係。一個中國工人、或是一名進城務工人員關心的是本人的工資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關心北京是由誰來執政、或中國該進行怎樣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們自身的權利和利益受到損害和侵犯，卻沒有任何製度性的解決和申述渠道，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對國家政策和製度在總體上的不滿和質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國各地各種社會群體聯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體製。同樣，剝奪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代表機製，會造成惡性的社會騷亂越來越多，社會衝突越來越激烈，反而容易讓國家失控陷入險境，在那樣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險性，遠遠不如在社會穩定、國家綜合國力雄厚、國家調控能力較強的情況下主動進行溫和的、實用的政治體製改革。當中國的各個社會群體通過各自的利益表達機製能夠暢通地表達本集團的利益的時候，社會衝突的能量就被細化或是分化到各個生活中的具體領域中去了，社會衝突的強度和烈度將大大降低，人們關注的問題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關的事情上去，國家和政府麵臨的壓力將大大降低，中國和平崛起的製度環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給大家深刻的教訓，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社會各個階層包括知識分子越來越珍視中國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理性漸進的體製內政治改革，尤其是蘇聯解體的悲慘事實給了中國人深刻的啟迪，而中國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讓激進的政治改革言論逐漸失去了市場，理性、漸進改革正在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流聲音，這些都是中國不同於1990年時期的蘇東國家的較為有利的社會經濟條件。
（7）中國的文化中有尊重權威和信任國家的傳統。許多外國觀察家都發現一個現象，中國基層的農民和工人常常對社會現實不滿，特別是對地方政府的許多問題（比如腐敗和官商勾結）持強烈批評的態度，但是談到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時，他們普遍具有很強的信任、讚許和認同，他們常常會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隻是地方領導沒有好好執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就說，如果中國真正進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大選，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選票。中國人對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殊傳統，這非常有利於當前的政治改革。
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會有風險，但是理性的評估應該是，采取該項改革和不采取該項改革哪個社會成本會更大，哪種選擇會讓社會付出的代價更小。就像一個投資商進行成本和利潤的風險核算一樣，不同的是，這裏我們進行的是社會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們能不帶偏見地分析該議題的話，那我們就很容易發現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將是一場收益遠遠大於成本和風險的政治改革，隻要我們設計得合理，改革注意漸進原則，這項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國、利民、利黨、利社會、利精英階層，很少有一項改革能讓大家同時獲利，在筆者看來，公民社會的建立就是這樣一種符合所有社會群體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時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當前社會的需要,它有利於解決中國當前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衝突，有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為中國和平崛起創造穩定的大局，卻同時促進和鞏固執政黨在憲法範圍內享有的領導地位。這樣的政治改革將促進中國政治體製在微觀層麵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在宏觀上卻能保持國家的穩定局麵（筆者在下一策將重點談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邁出建立公民社會的這一小步的話，將是整個中國曆史上的一大步，從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小民”和“臣民”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有獨立精神的“公民”，中國將真正來到現代政治文明的入口處，因此這樣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將永載史冊。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2006年12月30日
（備注：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15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係列9篇文章。已經完成的中國崛起策係列文章為“中國崛起策一 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中國崛起策二 中國的地緣困境和西部突圍”，“中國崛起策三 獨特的日本考驗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四 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中國崛起策五 中國當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崛起策六 從中西文化的認知差距談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崛起策七 中東危局下的中國利益”，“中國崛起策八 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崛起策九 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中國崛起策十 從德國的曆史經驗教訓看中國的未來”，“中國崛起策十一 南方的躍升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二 漸進改革和中國現代化總目標”，“中國崛起策十三 告別民主彌賽亞主義，建立新型民主觀”，“中國崛起策十四 從‘萬世一係’的宗教神話看日本的崛起”，“中國崛起策十五 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點— 建立社會中間層”，“大國崛起與時代潮流 - 中國崛起策副篇一”。如想閱讀前麵的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496.html ）
http://zhiqiang.org/blog/509.html
參閱: 中國崛起策,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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