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濃於水 轉藏分享1

　　血濃於水
　　水重於酒
　　酒終於情
　　情重於山
　　中國人講究“血濃於水”，對於遺傳子（基因）看得很重。因為父係的基因Y染色體隻傳給男性，所以千百年來“重男輕女”的封建儒教迷信思想延續。普通人口中說的隻養女兒是“絕種”之類的概念。古代人中國人犯法要株連九族，是為了不讓他相同基因遺傳後代。不過照此邏輯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唯一“國策”的“獨生子女”下，中國人口一半的基因“失傳”了（男女比率各占一半條件下）。
　　如此這般，一代，兩代，多代人傳下去中國人的血就會被稀釋或單一化，會成為“民族危機”，好在現在已經打破並終止了獨生子女政策，否則長此以往，中國人的足球世界杯決賽則是世世代代都不可能實現的幻夢了。
　　日本人口出生率雖然下降，但那些能生的群族還是在進行“擴大再生產”式地生育。很多體育項目時有兄弟姐妹爭牌奪冠的報道。

　　轉藏分享：巴人三疊(上) ：楚係漢源 巴為楚師
　　巴是楚文化上源，而楚文化是後世漢文明上源。赫赫有名的楚國，其存在曆史不過800多年。而按甲骨文的記載，巴國有1700多年的輝煌曆史！
　　遠古的巴國是一個在曆史上甚為傳奇的國度，巴人作為一個遠古族係，曾經創造燦爛可媲美中原的民族文化。巴人的出身是相當正的——祖先有“太暤氏”說（《山海經·海內經》載）、“黃帝”說（《華陽國誌·巴誌》載）。
　　數巴並立 分建多國
　　古時的巴人多聚居在出產鹽鹵與丹砂之地，以善製鹽精銅冶煉采丹砂煉水銀而著稱。在殷商武丁王朝時，因探製這幾種戰略物資而與中央王朝發生多次激烈對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五片關於“巴方”（方國）的記載，其中一片七字完整記載了“武丁婦好伐巴方”。
　　丁是殷商中期的中興君王，婦好是武丁的愛妾兼大將，也是古代不多見的有封地、一生戰功累累的女將，生前曾多次帶兵與不服中央王朝的巴人征戰，死後葬於河南安陽小屯村。婦好墓1976年被發掘出來，並出土了近2000件珍貴文物。
　　西漢劉向的《世本》，記錄了遠古巴人立國一場景：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被稱作夷水的清江下遊長陽武落鍾離山，上古巴族五大姓商定以投劍和賽舟決定部族首領，看誰能將短劍擲中半山腰的石穴，看誰能乘陶船於夷水中而不沉，連勝者即為五族之君。結果務相（巴務子）獲勝，做了史稱“廩君”的五姓族君，又稱向王天子，部族共同體統稱為“廩君族”，是原始巴人族群核心的巴、覃、向、鄭、樊“內五族”。居於渝、鄂、湘、夷等地被廩君族逐漸融合征服兼並的土著部族，構成了巴人外族。
　　在巴人的傳說中，開國的廩君死後魂魄化為白虎，巴人因此自稱為“虎（音讀作巴）人”。“巴”就是“虎”，是巴人稱呼虎的一種發音，如巴人後裔土家至今稱讚小孩虎頭虎腦，說成是巴頭巴腦，巴成了這個族群的族名。
　　《後漢書·南蠻傳》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巴文明覆蓋區一直流傳“還人頭願”人祭習俗，湘鄂西在這點上基本一致。據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十》記載：“明萬曆年間，永順土司祭祠時，殺人獻首於其廟……聞楚檄外，保靖、石砫、酉陽諸土司皆然。”直到民國時期，在七曜山（齊嶽山）區的馬武、沙子、黃水一帶還流行著“還人頭願”，不過因文明的演進而進化為用人血、豬羊血或草人代祭。
　　西周初分封的1800多個小國，在西周到東周不斷兼並的大魚吃小魚中，到春秋後隻剩下10個，到“戰國七雄”時，七國之外其實還另有兩個小國巴國和中山國（在燕山深處）存在。巴比戰國七雄中一半國家亡國要晚。
　　由於巴是一個以武立國、逐鹽則居且不斷遷徙的族群，因此從巴國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一個穩定的疆界，其疆域一直處在劇烈的變動中。有據可考巴人沿清江向上奪取鹽陽（可能是建始）和鹽水（利川古稱鹽水縣），然後沿長江故道大溪轉進三峽，奪取巫溪巫山巴東和雲陽一帶的鹽泉，另一支從利川順烏江支流鬱江下彭水，奪取了鬱山鹽泉。獲得了立國之本後，巴人在巫山建立了它的第一個王國都城夷城（在巫山）。後來巴國的重心隨著逐鹽而居，不斷向長江中上遊川江段的川東井鹽富集地遷移。先後在涪陵、豐都、重慶、閬中建立過王國都城。
　　春秋時漢水中上遊活躍著巴人八大部族之一的庸人，其建立的庸國與楚國是近鄰。庸巴楚因地域交錯，爭奪鹽資源，據《華陽國誌·巴誌》載：“巴、楚數相攻伐。”巴國開始的力量還可與楚抗衡，公元前789年巴人攻伐楚國的那處（在今荊門那口）；翌年敗楚師於津（在今江陵縣境）；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取茲方（今鬆滋縣），巴的勢力曾遠達江漢平原。巴人治蜀與庸巴
　　自古巴蜀不分家，巴人治蜀是遠古亦然的事。很早建立蜀國的蠶叢部族，屬巴人遠支，後來代蠶叢治蜀的是來自滇北被稱為杜宇族的，曆三世後於公元前676年再被巴人魚鳧族（魚鳧族在奉節一帶建立過另一個小型的巴人古王國夔巫國）所逐，魚鳧族首領是杜宇朝開峽江鑿通巫山、治水有功的鱉靈，鱉靈也曾因治巴蜀水患有功而當上杜宇朝的宰相，後強迫杜宇“禪讓”。史載杜宇亡國後退回發跡地滇東北昭通一帶，曾多次圖謀複國，終至無望，傳說死後化為啼血子規（杜鵑鳥）。李白的《蜀道難》裏說“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李商隱也有《錦瑟》詩說：“望帝春心托杜鵑。”
　　鱉靈成了新蜀朝的開明帝，開明王朝共傳12代360年，至公元前316年為秦所滅。今人總把巴蜀混為一談，其實巴蜀自古非一國，巴蜀大以涪江為界，巴蜀也並非同一種族，後西晉時期李特建立的成漢政權也是巴人治蜀（稱前蜀），巴人治蜀總時長或超千年，巴蜀早成一家。
　　近年，在成都鬧市發掘出土大片船棺葬群即是明證，墓主人的遺骨帶有明顯的二次遷葬的性質。這一考古發現，印證了古書中關於蜀王杜宇“禪讓”給巴人鱉靈（即新蜀開明）的故事，也印證了不少學者關於巴人建立了蜀國開明王朝的研究結論。今天的重慶人總是很不服氣成都人，四川與重慶的足球德比，總是非同尋常地火爆，這裏麵潛藏著遠古巴蜀對立的情結。
　　後世出土的廣漢三星堆青銅遺跡震驚世界，那種完全不同於以往中國發現的任何文化種類的青銅器，被驚為天工之作，產生了“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二河流域西來文明”的說法，還有當地自戀的媒體將之歸結為“外星文明說”，因為三星堆顯現的那種高度文明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有個文明傳承的來源。專家們卻忽視了要早於楚文明上千年的巴文明對蜀地的影響、以及巴人治蜀數百年所帶來的巴蜀文明的融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所表現出的那種奇麗想象與誇張變形的鑄造手法，帶有鮮明的巴人烙印。考古學家有一種認為是巴人蠶叢族和魚鳧族創造了三星堆文明。
　　巴人善於築城和冶煉，史有明載，那個創造了“庸人自擾”成語典故的巴人庸國，就是因為善於鑄造銅器在春秋早期就被稱為“鏞人”，又因為善於建造城池攻守之道，被稱為“墉人”。據王國維對庸史的研究和《通誌?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遷徙者》記敘：漢水支流堵河流域的上庸，在堯時是堯帝長子丹朱的封地，古載丹朱在此“發明圍棋”，與父親帝堯戰於丹水之濱。古史還有評載說：“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由此看來，可能並非一個帝王公子發明了圍棋，而隻是丹朱在自己的封地學會了庸巴發明的圍棋，並把圍棋帶進了宮庭廣為傳播，丹朱充其量是最早的圍棋熱心推廣者。商朝末年，庸作為數巴並立時一支重要部族從周武王伐紂，《尚書》上記載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建周後庸和巴一起被封為子國（庸都故地在今湖北竹山縣一帶），巴庸一時成為周王室控監南方的重要力量和藩屏，這前後就是史稱“數巴並立”的時代。庸國的疆域也拓展至今陝西的山陽、鎮安、柞水、安康、漢陽、紫陽、嵐皋、平利、鎮坪，今重慶的巫溪、巫山、奉節，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神農架、興山、秭歸、巴東等縣，整個秦嶺東南山地和大巴山區大部為庸地，都城方城築在今竹山縣文豐鄉皇城村。古庸方城遺址的城牆曆經三千餘年風雨，至今仍屹立不倒，顯示了庸人築城的高超技巧。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嚴重災荒，後來的春秋五霸的楚莊王，采取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但楚的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原本在大國間采取“朝秦暮楚” 左右逢源的庸國，錯誤地判斷了形勢，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會聚到選（今枝江）伐楚。庸軍攻勢淩厲，楚軍七戰七敗，危若累卵。史載“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
　　楚莊王派使請巴、秦出兵。楚國的援兵和剛剛吞並了巫鹹國的巴師增援趕到，探知了庸軍虛實的楚將師叔說：“我軍已七敗，庸人正十分驕傲，恰逢大王和援兵趕到，正是發動反擊總攻的好時機。”巴秦楚聯軍多路反攻，庸軍一路敗逃回國。這戰例被後人總結為兵法三十六計中的“走為上”，楚人將七連敗總結為“誘敵深入”，是拉長戰線伺機反攻。但如果不是因為三國聯軍，恐怕也不能取得勝利。
　　史載數次巴楚聯合作戰中，“巴師銳勇楚人驚”。在春秋中早期時，楚尚不是大國，巴國更像是帶頭大哥，聯合作戰中往往巴師為主，楚師為輔。到公元前611年，楚秦巴三國聯軍伐庸，兵鋒未至，恐懼亡國的庸國人已達到“庸人自擾” 、“一夕數驚”程度。聯軍很快攻入庸都方城，庸國遂滅。巴國據有庸人在三峽區間的鹽泉膏腴之地和大巴山地，秦分得了秦嶺南麓的安康地區，楚國獲得了漢水中上遊地區。楚莊王也從此步上春秋五霸的舞台，實現其“三年不飛，一飛衝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雄圖抱負。楚兼並庸國後吸收了庸巴文明，國力大增。
　　在庸、巴、蜀、夔巫等巴人建立的子國先後敗亡後，庸人中有一支遠走東南甌越（福建）山地，成了後來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這個外來民族以善冶煉青銅器著稱，最初被稱為“鉞人”，鉞與鏞意義相通，都是指善於冶煉青銅的意思，鉞是一種青銅兵器，這也顯示了以武立國、精於冶煉的巴鏞人的一個特性，在古代，鉞越二字相通，鉞（鏞）人後來才被叫成越人。這支越人是巴人後裔，武夷山區一帶存在大量秦漢以來的懸棺崖葬，與巴人風俗一般無二，就是明證。
　　船棺葬是巴人最明顯的特征。詩聖杜甫多年住在奉節，他的詩裏有1/3的作品作於三峽寓居期間，奉節的杜甫草堂才是正宗的草堂。詩聖晚年將死之時，身上居說僅有幾兩銀，他追尋巴人最傑出的文豪屈原的足跡，從沅江溯源到了漵浦，再沿瀟水進湘江看瀟湘匯流，租了小漁船順湘江而下，想在江流飄搖中死在這條人文旖旎的河流上，那原意也是多年寓居巴人地域，終從巴人習俗以船為棺葬身江海的意思了。屈子的巴風楚韻
　　誰想得到後世楚國的愛國大詩人屈原也是巴人呢？那時長江北岸的大寧河、香溪，是穿越大巴山通往巫鹹與庸國的二條水運便道，地理上河穀也是峽山險阻的便利通道，屈原先祖伯庸，原為庸國國君，公元前611年庸國被秦楚巴三國聯軍所滅，庸國大族沿這條水道遷徙到長江三峽秭歸。他的出生地秭歸縣樂平裏，就在進入庸國的這條古道上的香溪入長江口附近。1997年在樂平裏的一次考古發掘，暴露在世人麵前的，幾乎全是巴文明的遺存，印證了這一帶是巴人故地的說法。從樂平裏溯香溪十多公裏就是昭君故裏，中國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也是巴人呢。
　　流傳至今的川江號子，唱法和古老的巴歌相似；代表屈原文學成就的騷體格式“賦”《楚辭》，特別是《九歌》，也與曆史上的巴歌有著不解淵源。屈原的係列“騷體”作品，以奇異的想象、奔湧的激情、夢幻般意境、雄闊的場景和瑰麗燦爛的色彩，為中國浪漫文學樹起一麵旗幟。他那充滿了巫韻氛圍的話語王國，幾乎就是遠古峽江巴人習性風物的生活寫照。這種以個人的苦難化為靈魂苦吟的浪漫詩派，在《楚辭》誕生前沒有先例。一種高度發育的詩歌體裁突然出現在華夏的土壤裏，屈原詩歌中那些絢麗燦爛夢幻斑斕的色彩，是從哪裏汲取的養料呢？重慶師範大學教授管維良等專家認為：能為屈原的詩歌提供如此養料的源文化，隻有遠遠早於楚文化的巴文化！從文化源頭上來說，那《楚辭》更應稱為《巴辭》。
　　司馬遷在《史記》裏記載：屈子與楚同姓，楚王姓熊不姓屈，屈是楚國貴族大姓，按古史記載的簡約與嚴瑾來解讀，說“屈子與楚同姓”，那就是說他不是楚“屈”，而是賜姓的“屈”。屈原入楚廷，雖深受楚王器重，但一直處於被朝廷重臣和宗族親貴排斥的窘境，“出身論”也許才是解讀屈原在楚廷一直鬱鬱不得誌的真正原因。
　　屈原在故國敗亡的情況下，不得不到與巴合力瓜分了庸國的楚國謀仕，才高八鬥的他在楚國，又被視為是“非我族類的巴人”。他雖身為廣義上的巴人，但巴卻是合謀吞並了他的祖國庸國的“同宗敵人”。巴楚說是敵人，但巴風楚韻對他卻有著難以割舍的血緣與文化傳承關係。這種現實的荒誕，帶來的精神煎熬與靈魂衝突，伴隨屈原至死，也體現在他的不少作品中。
　　據說打喪鼓源於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箕踞放盆而歌。”事實上巴人喪鼓遠遠早於莊子時代。巴人喪鼓傳唱庭生了一部神話敘事史詩，學者胡崇峻上世紀80年代在神農架深山老林裏發現一部以七字一句、敘述史前至明代的手抄本創世史詩《黑暗傳》，後胡再走訪近200名神農架深山民間歌師和老人，搜集8種文本，總計3萬多行的《黑暗傳》。這部神話史詩唱本分為《先天》、《後天》、《翻天》、《治世》四大部分，內容包括了宇宙和地球的形成，人類起源，社會進化，三皇五帝的來曆一直到明清各曆史時期人物和事件，如同一部簡易中國通史。它的發現得到中國學界和德、英、法、奧地利、丹麥漢學家的高度重視，譽為“中華民族的史詩”。原中國神話學會會長、著名神話學家袁珂先生臨終前，寫信給致力於《黑暗傳》研究的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劉守華，認為“《黑暗傳》屬於漢民族神話史詩”。但《黑暗傳》首先應該算是巴人的史詩。後陸續在神農架發現的《太陽經》、《太陰經》、《太陽太陰經》等巴人古歌、木刻珍本，學者、專家譽之為中華民族文化“活化石”。
　　學者劉不朽將《黑暗傳》與屈原《天問》作了比對，認為連發關於宇宙與人類起源、曆史故事174問的《天問》，與《黑暗傳》有很深淵源。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李爾重認為“《黑暗傳》比《離騷》的鋪敘和想象能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華中科大教授張良皋著述要為巴人土家討回屈原和王嬙（昭君）。他從“五帝”前混沌的曆史中，找到了華夏文化最重要的上源應在武陵巴域，武陵巴域的核心區就在今天清江峽穀一線和湘西北的一帶，中原文化為代表的“黃河文明”和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文明”，以及此前的中國遠古人類文明，都烙有巴文化印跡。　
　　巴蜀圖語“卐”字符
　　《宋玉答楚王問》載關於巴人《竹枝詞》的對話：“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那時巴地歌舞《下裏》、《巴人》，在楚人的郢都一時風靡，千人同舞滿城傳唱，而楚地歌舞《陽春》、《白雪》，和者不過寥寥數十人。可見當時的巴文明對楚人的影響，這也是成語“下裏巴人”的來曆。黃牛峽謠“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巴歌了。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表現了何等詩情畫意的巴風楚韻。它是由貶謫三峽為官的唐大詩人劉禹錫，從巴人古老的七言俚歌“竹枝歌”中，搜集整理並進一步發揚光大而成的一支流派，並最終演化成一支詩體奇葩。“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可能目前所知最早流行在峽江間的巴人七言竹枝詞俚歌了。宋代黃庭堅謫居彭水鬱山時，也留下了“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竹枝詞》名句。後世流行於川東峽江的《竹枝詞》，其發源地原在清江流域一帶，是巴人古老文明遺存和詼諧浪漫個性的結晶體現。這種人文底蘊，也帶來了後世三次三峽詩潮高峰，奉節因此贏得詩城美譽。
　　2001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陝南安康市壩河的山水叢林之間，發現巴人祭祀物和巴人文字，這些文字與符號目前尚弄不清含義，但很可能添加巴人形成過自己的文字的證據。此前在長陽發現的巴人古印章上的文字，專家們認定是失傳的巴文。華中農大教授蕭洪恩經多年調查，在恩施發現一批朱砂書寫的古怪“方塊字”，一般在6畫至14畫之間，殘存30餘冊。書寫者是陳光祥的爺爺陳武秀（1943年去世）。這些小冊子帶有百科全書性質，涉及醫藥、天文、地理、星象、巫卜等方麵內容。認為陳書的發現，“巴人無文字”定論即告終結。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三峽宜昌西陵峽段長江邊的楊家灣，發現中國最早的象形文字，比甲骨文的出現早了二千多年。楊家灣出土陶器上發現的170多種符號中，部分符號的特征與甲骨文有明顯的類似。這一發現將原始漢字的起源上推到距今6000年以前。
考古在城背溪文化（在今湖北宜都市境）、大溪文化中又找到了巴文化大量的遺存。發現早在7000年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峽地區活動了。實證考古證明約7000年前，生活在峽江流域的巴人就已開始使用陶刻符號。更讓人驚奇的是，某些符號竟與代表中國最早成熟文字的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轍。
　　令人吃驚的是在西陵峽中的楊家灣發現早於佛教出現三－四千年的“卐”字符（印度佛教傳入時以右旋為上，這個符號改為“卍”，意思是“吉祥海雲相”）。專家們解讀是“巴蜀圖語”裏的象形會意字，是“火或太陽的象征”。這個字符因其具有的神秘象征意義，後被希特勒選做了納粹黨旗標誌。 
　　很久以來，漢字被視為黃河文明的“專利”，考古界一直不認為巴人有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或者文字。這些迄今為止研究巴人文化所發現的最有價值的文物發現，證明中華文明多元融合。在對遠古巴人圖語和陶刻符號的探索中，專家們隱約分析出巴人與後來產生的漢字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雖不能直接證明是巴人發明了漢字，但考古證明遠古巴人對“漢字的形成”貢獻了智慧。巴人的曆史並非“沒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隻是沒有後世流通“漢字”的記載，是一段因文化斷層而被我們自己弄丟了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