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畫生”與“二十一回猛士”

　　“二十八畫生”與“二十一回猛士”
　　二十八畫生是毛澤東曾經用過的筆名。毛澤東於1917年在第三卷第二期《新青年》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即署名“二十八畫生”。是由他的恩師楊昌濟推薦給陳獨秀的。當時，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把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也移到了北京，而楊昌濟也到北京大學教授倫理學。陳獨秀讀後，感到其文氣勢不凡，即將全文7000字的《體育之研究》發表在當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這是毛用“二十八畫生”署名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但在這之前的1915年，毛澤東就用到過“二十八畫生”的筆名了。1913年春季，毛澤東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讀書。1914年秋季，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間，受楊昌濟等進步教師的影響，成為《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在《新青年》上的《體育之研究》“二十八畫生”即“毛澤東”這三個字的繁寫體總共的筆畫數，“生”是“青年學子”的意思。
　　原文如下:二十八畫生者，長沙布衣學子也。但有能耐艱苦勞頓，不惜己身而為國家者，修遠求索，上下而欲覓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敬啟者二十八畫生。
　　其他材料上寫得清楚，毛澤東隻是把他的廣告貼到長沙街上的一麵牆壁上，一家報紙認為它有刊登的價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澤東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標題:“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
　　毛澤東隻得到“三個半回音”：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並與毛發生過衝突。毛回憶時，隻是提及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說:“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然而，這個表麵上看來顯得天真的征友啟事使這些愛國青年開始了重要的活動。毛澤東組建了一個純政治性的組織“新民學會”，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顆紅色信號彈。1928年4月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後來的經曆卻讓毛澤東和“28”這個數字非常神奇地走到了一起，並且經曆了2個偉大的28年。細心的人們一定會發現，從毛澤東出生的1893年到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1921年，正好是28年。更為神奇的是從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1921年到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正好也是28年。與“28”相差一個數字的“27”。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這時，距新中成立的時間是27年，而1927年，國共合作全麵破裂後，在當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27”在這裏又成了毛澤東經曆的一種巧合。
　　“二十一回猛士”日本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兵學家吉田鬆陰之號。對於“二十一回”的來曆有兩種：1.原姓“杉”可拆為“十”、“八”、“三”三字，加起來為21；2.“吉田”兩字“吉”為“十一回”，“田”為“十回”，合為“二十一回”。
　　吉田鬆陰（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陽明學派思想家，名矩方，字義卿，號鬆陰，通稱寅太郎。日本江戶時代（又稱德川時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生於長州藩萩城鬆本村（今山口縣萩市椿東）。
　　日本開國之後，他無限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機，力倡“尊王攘夷”、 防禦外侮。後得藩主允許，興辦鬆下村塾，傳授兵法，宣講尊王攘夷主張，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1858年《安政條約》簽訂後，進而號召武力討伐幕府，並製定刺殺幕府老中的計劃。他寄希望於藩吏、公卿組織武裝行動，終歸失敗，再次入獄。在獄中提出“草莽崛起論”，轉而主張依靠“豪農豪商”、浪人（沒落武士）和下級武士，利用人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武力推翻幕府，為倒幕運動提供了重要指導思想。在井伊直弼為鎮壓尊王攘夷派誌士而製造的“安政大獄”事件中，吉田鬆陰於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戶，11月21日被處死，終年29歲。其父：杉百合之助，俸祿二十六石的長州下級藩士。其養父：吉田大助。
　　其師傅：佐久間象山（1811-1864年）：江戶末期思想家，兵法家。
　　弟子：高杉晉作（1839-1867年）：長州藩尊王討幕派領袖之一。幕末尊攘、倒幕運動的誌士。木戶孝允（1833-1877年）：參加起草《五條誓約》，推進奉還版籍、廢藩置縣，明治維新三傑之一。伊藤博文（1841-1909年）：日本第一個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立憲政友會的創始人。山縣有朋（1838-1922年）：日軍高官。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閣總理大臣（首相）。

　　安政二年（1855），吉田鬆陰翻譯了廣東人羅森的《滿清紀事》，題名為《清國鹹豐亂記》。該譯本聚焦晚清太平天國運動，吉田鬆陰通過翻譯深入動亂現場，流露出“以中國為殷鑒”的意識，這構成了其中國認識的一翼。另一麵，他仍潛移默化地受到儒家文化的陶染，在幕末改革中，重新解讀孟子學說，以民本主張來反抗西方侵略，強化天皇集權。吉田鬆陰對中國的雙重態度不僅觸發了明治初年“文明論”等級結構和“脫亞入歐”思潮的生成，也在半個世紀後，影響了梁啟超等赴日群體對革命、民主理念的認知及對本土改革的想象。學界既往研究多將目光集中在1868年，以其為明治維新的開端和日本走向現代國家的起點。然而曆史如先後相繼的浪潮，是無法割裂的，幕末時期的思想萌芽也至關重要。從江戶時期的朱子學盛行，到19世紀末福澤諭吉將中國視為東亞“野蠻”國家，幾十年間，為何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以吉田鬆陰代表的幕末思想家對“清國”的雙重態度為探究這一曆史問題提供了線索。自福澤諭吉以“文明一半開化—野蠻”定義文明等級秩序後，以專製主義為軸心的中國社會形態則被歸為“野蠻”的底層，當代日本學者子安宣邦和中國學者趙京華敏銳地剖析道，這種將中國差異化為低等國家的做法，實際上遵從的是以西歐為中心的文明論敘述方式。以攘夷誌士聞名的吉田鬆陰，在黑船抵日後，表現出極端的抵觸情緒，但是他對駛入日本海灣的美國艦隊也頗為好奇，不顧幕府的禁令，趁夜潛入船中，打算借此機會赴歐美諸國進行深入考察；而另一麵他將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利的原因歸結為製度的衰退，再通過翻譯有關太平天國的曆史片段，進一步了解到“清國”官僚腐敗的亂象。由此對比可知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和“脫亞入歐”提議不是憑空產生的，早在幕末時期，即便是最為激進的攘夷儒學家，也因時局變化而對東西方文明產生了新的認知，並在潛意識裏形成了差級序列。從吉田鬆陰在翻譯《清國鹹豐亂記》的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殷鑒”意味，可知曾經象征東亞權威的“天朝上國”，如今被他視為戰爭失敗、國家動蕩的反麵典型，多次警國人避免重蹈其覆轍。此番對中國的重述，與“西方衝擊”密切相關且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沒落帝國”的印象逐漸在福澤諭吉的文明理論中得到了強化，以至“清國”終被定義為“野蠻國家”。

　　中日發展不可互缺
　　抗戰勝利後，中日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極大轉換，解放戰爭中，大量日本醫生、教員在幫助中共，解放軍中也有不少日本軍官。僅以東北為例，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確實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估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大地》2001年第20期王秀英著《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日本友人》）。
　　蘇聯繳獲的日本大量武器，基建材料，人力物力資源全部武裝了共產黨軍隊，比起蔣軍來優勢突顯（略）。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最初受日本人影響很多很大。
　　毛澤東青少年走出山村給父親貽昌（毛順生）的最早的詩“孩兒有誌出山關”出自日本西鄉隆盛。
　　《七絕·改西鄉隆盛詩贈父親》原文: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西鄉隆盛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奠基人之一。
　　西鄉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戶時代末期（幕末）的薩摩藩武士、軍人、政治家，他和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通稱吉之助。
　　西鄉受中國文化熏陶很深，西鄉對毛澤東的影響不言而喻。中國所有的革命先行者都受其影響。
　　毛澤東的第一篇“習作”被正式發表的文章，使用的筆名“二十八畫生”也模仿了日本近代改革開放的領軍人物，吉田鬆陰的號法：“二十一回猛士”，而吉田陰又受中國近代史人物影響深刻。所以沒有日本也無法產生李大釗，陳獨秀這樣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土壤，也沒魯迅這樣的文豪產生。日本與中國互為自生的“土地”。近代如此，將來更是如此（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