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改變了人們的觀念（19）

      新冠改變了人們的觀念（19）
      給人夾菜曾是中國人的老傳統。上個世紀的人都有體會，而這次新冠疫情過後人們將會徹底地讓“給人夾菜”的傳統退出“宴請舞台”。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請客人品嚐當地美食，盡地主之誼，款招、招待貴客中華民族的待客之道。
        中餐又不同於西餐的分餐製，不論是作為客人還是作為主人，在餐桌上總避免不了“夾菜”這一環節。文明夾菜布菜，既能營造融洽的用餐氛圍，更是對中華傳統禮儀文化的傳承。
      中餐的習俗，多數菜是一個一個往上端的，如果同桌有領導、老人、客人的話，每當上來一個新菜時，應請他們先動筷子，或者輪流請他們先動筷子，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和重視。
熱情好客的中國人喜歡給來賓夾菜，這是有教養、有家風之人的一個優良的傳統的良好習慣。
在中國的飯桌上，無論是家裏吃飯還是餐廳吃飯，總有人給別人夾菜，有的是給自己的親人夾菜，有的隻是普通朋友或是比較生疏的人。
其實在日本也有給客人夾菜的習慣。當然隨著“脫亞入歐”，西式餐飲多了，分餐的習慣就更加強化了。
     “夾菜”以及口頭上的謙讓是一種代表了待客禮儀、熱情程度的行為。
在中國“煙酒不分家”，招待客人時，為了顯示熱情大方，有沏茶、敬煙、勸酒的習慣。
      大家同坐在一個餐桌上吃飯，給同座客人夾菜是一種作為表達主人待客熱情的肢體語言，不過在日本是可以為對方添茶，抽煙叫有各自的嗜好，隻抽自己的銘牌煙，絕對不勉強讓別人抽自己的煙。一起喝酒最多第一杯碰一下“幹杯”以後就是隨意斟飲了。如果是幾個特別熟悉、關係密切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差與被差”（Sashitsusasaretsu）時，你給我斟我給你篩的相互斟酒，但也得看時候和場合，不能一位“苦勸”甚至“惡勸”別人喝酒。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過後但願中國人的飲酒抽煙習慣也會完全改變，擯棄以前的舊“觀念”。
      尤其是給人“夾菜”必須使用“公筷”或者幹脆就“分食”。在古代人們取餐都是分食的，到了宋代以後才有“合適”的習慣。
近代中國的著名人物都喜歡給別人夾菜。給客人、長輩、晚輩“夾菜”（撚菜、挑菜）表示了許多含義：有熱情的意味，有熱愛的感情、有尊重成分，還有愛護、心痛的心情……。
      分餐和合餐是地區文化差異：歐美地區，一張桌子吃飯，都是各吃各的，互不幹擾。是地區文化差異，因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肯定會有著不同的待人處事的方法和習俗。歐美等西方國家以及日本普遍采取分餐製，將食物分到各自的的餐具中，各人獨自用餐。而中國幾乎都是合餐製。這種飲食方式拉近了就餐者之間的距離，豐富了就餐者精神和情感需求（你有我有大家有）；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周恩來總理在接待美國總統尼克鬆的時候就有主動給客人“夾菜”的鏡頭。這讓世人充分了解了中國飲食文化的內涵。
      有資料顯示長壽者宋美齡在吃飯時候，有一個習慣，她雖然自己吃的很少，但總是不停為客人夾菜，生怕招待不好客人，讓人們受寵若驚的同時，有些人麵對她的夾菜，不好意思拒絕，但是宋美齡一直夾，對方經常會吃到很飽，這一點就連蔣緯國都不例外。
       宋美齡喜歡給客人夾菜，不顧及別人的感受，這一切都是因為宋美齡的吃飯習慣，以及受家庭和西方教育的影響，這一點就連達令的蔣介石也表示很無奈，總之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和宋美齡吃飯既是榮幸，也是有一種“無奈”的尷尬!
      在中國2003年“非典”時期過後，全國性地推廣了使用公筷的習慣，但是沒多久人們就“好了瘡疤忘了痛”似的，全部搞忘了;“事不過三”，希望這次新官過後，人們更加注意飲食習慣，可能給人夾菜的習慣會逐漸淡薄。
      但對一些老人、小孩、一些行動不方便，如雙手發抖，有帕金森症的人，還有隔得太遠，自己夾菜又會胸前“走光”的人，伸出援之手幫忙夾菜也是一種美德！

      所以用中餐給別人夾菜的現象可能會減少，但不會絕跡！（略）

      周恩來總理給尼克鬆總統夾菜

      吾愛給達令夾菜

      有人幫夾菜多好！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叛徒內奸工賊這樣的“頭銜”加在部下或同時的身上，作為一起戰鬥過的上司或戰友、有權為之“伸冤”、“洗白”，作為這樣的領導人，不僅不堅持事實求是，而是聽之任之，可謂“良心”已經泯滅。

      王明，陳獨秀，博古，張國濤，到後來的高崗，饒漱石，到再後來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直到最近的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當權者的默認之下的“甩鍋”（替罪羊）。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是根據八個所謂“知情人”的“供詞”。1966年，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引發了一場旨在打倒劉少奇，禍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矛頭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劉少奇。數月間，劉竟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成為要打倒的頭號對象。
    “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這樣一個由15人組成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裏，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 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誌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麵對這種狀況，徹查辦把1929年前後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下麵的幾個“證人”就是這樣來的。
    劉青第的“供詞”經過：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 27天裏劉青第被審問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麽也不知道，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麽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簽個字行不? ”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麽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 ”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 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複的誘、逼、嚇唬下， 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成“證詞”後，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楊明襄的“供詞”經過：楊曾在紗廠看門，是個文盲，從1953年患神經病，一直未愈。專案組也把他作為重點知情人帶到招待所“辦班”。楊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專人照看；楊根本記不得什雲5c事，專案人員就不厭其煩地給他講“紗廠的故事”。有時嚇唬他，有時又來軟的。知道他傻乎乎，愛吃好的，就給他弄好的吃，以此進行誘供。給他吃油條，給他雙大頭鞋，他就會在所謂的證據上按手印。就這樣，1967年12月15日，一份楊明襄的“證實材料”形成上報。　
    劉多荃的“供詞”經過：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專案組急於利用他的身份，警告他：“不要執迷不悟，如不老老實實寫材料，絕沒有好下場”，“要老實交代，這對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關係。”隨即沒完沒了地讓他寫。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於崩潰。於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的訊問。這樣，專案組從“時間”，“地點”和“人物”上都得到了“滿意的證詞”。
    關慶雲的“供詞”經過：1967年12月13日晨5時， 一個被關押在公安廳招待所隔離班的人，突然用刮臉刀片割貽d了自己的脖頸，頓時鮮血淋漓。他叫關慶雲，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當過代理科長。辦案人員在他家中訊問十幾次沒有結果，就將他關押起來。經過多次審訊，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關慶雲被逼不過，隻得一死了之。經過搶救脫險之後，關慶雲血跡未幹，傷口未愈，審訊就又開始了。關慶雲欲死不能，被逼無奈，最後表示：“隻要能打倒走資派，我就證實，哪怕犧牲我自己。”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誌、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琦、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地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地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後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當事人”後來良心發現向“上級”寫了無數次翻供聲明，強調那些所謂證詞都是在威逼下所寫的，是假證詞。但“上級”政府都置之不理。
    公檢法和領導集權一起，為之欲為，為打到壓迫自己的政敵情有可原，以權力打到部下或同事，這樣的領導隻能說是“鼠肚雞腸”、“容不下人”，要麽就是“循私報複”，“嫉妒羨慕恨”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