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泰浩

海納百川,取他人長高求成長;
剛自無欲,走自已道爾符正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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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2020-02-14 05:41:41) 下一個

    “外行領導內行”是為了行政之需要。在人才緊缺的年代中國很多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畢竟外行不懂行還能做到處處尊重內行。

    “華而不實”的內行領導“真才實學”的內行則是一個企業由盛至衰的歸屬、是一個國家走向衰敗的必然……。
    在中國經常“抽調”某學教援出任縣長、副市長、副省長再過渡到正職。
    這種現象在日本是無法想象的,許多經濟教援出任某首相的內閣成員也是起“參謀”、“企劃”的作用。或者有自己自成一體的獨特的理論係統可以被用在國濟民生。如果要當知事、議員就必須經過激烈的競選,否則是不可能上任的。
    在泱泱大國卻有諸多不同。
    盛名過足,其實難副;高位之尊,何有福音?
   例如,高福先生,男,生於1961年11月,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外籍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愛丁堡皇家學會外籍院士,非洲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主任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
    高福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病原微生物跨種間傳播機製與分子免疫學,主要從事T細胞識別、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機製、禽流感等動物源性病原跨種間傳播的機製研究等。他是1979年進入山西農業大學畜牧獸醫係獸醫專業學習的。無論他有多大的貢獻和傑出的理論,在日本也不可能有像高先生那樣的行政職位的。
    你看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研究者哪裏有那麽多頭銜,哪來那麽權高位重的特殊?
    2019年日本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吉野彰(Akira Yoshino),畢業於京都大學和大阪大學,智能手機和電動汽車使用的鋰離子電池的開發者。到退休之前不過是“旭化成”公司的一個研究員而已,退休後的一個顧問。
   當然後來是吉野研究室室長、名城大學教授、京都大學特命教授。包括後來獲得紫綬褒章,都是成名後的榮譽褒獎。
   朋友的某公司,本來某事業興旺發達,由於社長一變,各部門安插上他的親信,由誇誇其談的一批人取代實幹在一線的人。結果該公司表麵上做大了,而實際上虧損一塌糊塗。業績一蹶不振。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
   在中國站著茅坑不拉屎的高官、高管享受高位高薪高福的人物不計其數,他們發表的科技論文本來是屬於集體的智慧卻赫然以他們本人的名義發表。就像許多國家的運動員是私人團體培養的,而中國的運動員全由國家專業培養、定向培養。雖然得到金牌數量多並不與國家普通大眾的體育發展成正比例。
   少數精英獲得的國際獎、發表的論文並不代表這個國家普通科學技術水平有多麽高。沒有真才實學的人被重用是他本人的悲哀,更是用人者的無可推卸責任的失敗,當然是被領導的人群的無奈……(略)

      2020年212日晚,《長江日報》針對之前中國大陸網上熱議的日本救援文宣“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發布了一篇評論。在該篇題為《相比“風月同天”,我更想聽到“武漢加油”》的文章中,作者將“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與“武漢加油”對立起來,認為此時此景(武漢疫情期間),他更想聽到“武漢加油”,而非“疲軟無力”“鋪陳排比”的詩詞“風月同天”,更引用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的文字“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來表現武漢疫情場景,引發中國網民山呼海嘯般的譴責。
      在輿論壓力之下,《長江日報》最後刪除了已發表的文章。

      212日當天,旗下“武漢漢網”以及《武漢晚報》還分別刊發了《“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和《流產10天後,武漢90後女護士重回一線》 的文章。一時間,這三篇文章備受輿論批評。在疫情爆發前,沒見武漢媒體為民發聲。而在疫情久戰之時,這三篇文章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了眾矢之的。

    《長江日報》於1949523日創刊,毛澤東主席親自題寫報名,為中共武漢市委機關報,是武漢市委指導全市各項工作的重要思想輿論陣地。
《長江日報》是中國中部發行量最大、影響力最強的城市綜合性黨報,綜合實力位列全國城市機關報第一方陣。
     20183月,《長江日報》入選第三屆全國“百強報紙”。
  《長江日報》以“影響有影響的人”為辦報追求,以“大城大報”為目標,著力打造一份負責任的正報、有格局的大報、重關懷的厚報。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創新方法,積極推進媒體融合,鞏固主流輿論陣地,在新的傳播生態下努力實現地方媒體的全國乃至國際影響力,探索機關報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長江日報》堅持新聞立報,截至2017年共44件作品獲中國新聞獎,獲獎人次134人次。2012年以來5年獲獎達11件,其中一等獎3件,獲獎數量和等次位居全國副省級城市黨報前列。

石正麗研究團隊針對新發傳染病防控的重大需求,曆經多年持續研究,以我國蝙蝠攜帶的SARS樣冠狀病毒等重要病毒為研究對象,全麵、係統地開展了我國蝙蝠攜帶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學、新病毒發現與鑒定、跨種傳播機理等方麵的研究,並取得了重大突破,獲得多項原創成果。最重要貢獻包括證實蝙蝠是SARS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為SARS的動物溯源提供多個重要證據;首次在我國蝙蝠體內檢測到烈性病毒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體;發現腺病毒、圓環病毒等遺傳多樣的新型蝙蝠病毒等,其中關於SARS病毒溯源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發表在Nature、Science等頂級學術期刊上。研究開創了國內係統研究蝙蝠病毒的先河,對動物源新發病毒病原學、新病毒發現等研究方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研究團隊也成為國際上蝙蝠病毒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實驗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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