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毛澤東(毛賊洞)
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希特勒毛澤東-----對於老師母親女人及愛人情人
一
希特勒給校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據他回憶，阿道夫“思維敏銳，服從師長，又很活潑。”還有，書包裏邊疊得
整整齊齊、可說是楷模。”
有一天上午，當先生叫到毛澤東的名字時，他竟在座位上紋絲不動:
“既然我坐著背書你也聽得清楚，那麽為什麽我要站起來背呢？”
氣得臉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毛服從這個老規矩。這個10歲的孩子搬著自己的凳子走到
先生跟前，然後坐在凳子上，以平靜的、挑戰的目光望著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
拉著毛想讓他站起來,他掙脫了，然後跑出了私塾。像《水滸傳》中的叛逆者一樣，
他躲進了山裏。
二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擾布洛克醫生。因他
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淩晨──據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聖誕樹的光茫
照耀下──她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天亮後，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裏，以簽署
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臉色慘白。在一本速寫本上畫有一張克拉
拉的像，這算是最後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種情況
下“才是救星”。但此話並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
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
悲痛的。”
母親1919年10月5日去世.毛後來告訴他的親密戰友說：“當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
告訴她我不能眼看她承受病痛的折磨，我要永久的保留她最美麗的形象，為此，我
要離開她一會兒，我母親是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我的要求，因此，時至
今日，我母親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那麽健康，美麗”。
即使他母親掙紮在垂死的病床上，毛首先記掛的人不是他的母親而是他自己，他也
並不諱言這點。
三
希特勒一生對待女人非常謹慎.
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裏與一個擠奶的姑娘邂逅。當這位姑娘表示願意
再深一步時，他卻調頭跑了，還打翻了一桶鮮牛奶。
在散步時，姑娘們常狡猾地向他們遞送秋波。起初，庫比席克(希特勒的朋友)還以
為秋波是遞給他的，後來他很快發現，她們的目標是阿道夫，他冷冷地置她們的目
邀於不顧。
正因為他對女人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造成他的三個女友為他自殺和未遂:米茨,吉莉
,愛娃.
當他得知吉莉自殺的消息時.幾乎尖聲喊道：“赫斯，回答我──真還是假──她還
活著嗎？”
“希特勒的狂亂也感染了別人。”霍夫曼回憶道。“司機將油門踩到底，小車
呼嘯著疾馳回慕尼黑。從後座鏡中我看到了希特勒的麵孔。他雙唇緊閉，目光遲鈍
地望著擋風玻璃，視而不見。”
吉莉已在維也納安葬.
由於從事政治活動，希特勒被禁止返回故國，但他決定冒被捕的危險。當晚，他便
坐在施列克身旁，乘“麥塞蒂斯”汽車前往奧地利。霍夫曼獨自坐在後坐上。他們
無聲無息地朝奧地利邊境駛去，後邊跟著一輛大汽車，坐的是衛兵。抵達時，天已
快亮了。
在維也納城外，弗勞恩弗爾德早已為希特勒備好一輛小車──因為“麥塞蒂斯”
太顯眼了。他們一聲不吭，來到中央公墓。希特勒在墓上擱了鮮花。
當愛娃朝自己心髒開了一槍後,
希特勒顧不上大選一事，帶著一束鮮花，趕到私人醫院──她在那裏養傷。
“你覺得”，他問普拉特醫生道，“勃勞恩小姐自殺的目的就是為了當你的病人和把
我吸引在她身邊嗎？”醫生對元首說，看來她是真心想自殺。她覺得沒人理她，不
如了卻殘生算了。醫生走後，他轉身對同伴霍夫曼說，“你聽見了，這姑娘自殺是
為了愛我。可我並沒有惹她，她沒有自殺的理由。”他一邊在不安地踱步，一邊自
言自語地說，“很明顯，我得照顧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對。誰會因此事拿他試
問呢？“你想想，誰會相信呢？”希特勒說。希特勒對人性是比較了解的。誰又能
保證她不再自殺？
而毛澤東從來蔑視婦女毫無感情可言,
在與楊開惠結婚後,毛澤東喜新厭舊，同李立三的妻子混上了。此事被楊開慧知道後，
兩人大吵了一架。
在楊開慧被國民黨逮捕受苦時，多情的毛澤東則在江西與賀子珍結合， 當時賀子珍
隻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毛澤東不理湖南的妻兒，也不顧他人的反對，執意要與
賀
子珍同居，之後楊開慧被處決後，他倆就更是以夫妻相稱。
在長征中,賀子珍那身受十四處創傷,身懷十一塊彈片的殘弱之驅成了老公任意宣泄
的工具.
生孩子時毛澤東沒有來看子珍，盡管他在同一個鎮裏。後來行軍路上遇上了，子珍
告訴他孩子丟下了，毛隻點點頭說：“你做得對。”
賀子珍對毛的冷漠是難過的。毛對別的女人說：“你們為什麽怕生孩子呢？你看看
賀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雞下蛋那麽容易，連窩都沒有搭好就生下來了。”事實上，
長征路上生孩子宛如酷刑。
他的心腸很硬,從不體恤女人.
毛生性放蕩不羈.
當中國的大半個河山被日寇的鐵蹄踐踏時,毛則安然地在延安窯洞沾花惹草.
當賀子珍撞破他與譯電員吳廣惠的幽會，馬上大吵大鬧。
有一次毛與美國記者史沫太萊 幽會也被賀子珍撞見，賀子珍氣得發抖，曾威脅著說
要派自己的警衛員去殺了這兩
個騷貨。毛澤東從來不找自己的錯誤，向
賀子珍認錯、道歉，反而將賀子珍當作一個“精神病”患者被送往莫斯科治療.
毛澤東和江青認識後，即邀請江青去住處長談，留飯，留宿，當夜毛
澤東和江青同居了。
毛澤東邀年輕貌美的馮風鳴“深談文藝工作”，借此，毛澤東
強奸了。事她後，馮風鳴憤而離開延安，不知所終。
1949年12月，毛澤東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拜會斯大林，擔任
代表團俄語翻譯組長的是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途中孫維世擔當了毛澤東的俄語
教
員。一天晚上，毛澤東將車廂的門反鎖上，在學完幾句俄語後與孫維世長談，大
談
他和江青的不合，之後便奸汙了暈暈糊糊的孫維世。第二天，孫維世發清b睡在
毛澤
東的床上，大驚失色，她告訴了周恩來，周自是不會責備毛澤東。從蘇聯回來後，
毛澤東曾考慮休了江青，跟孫維世結婚，但這次周恩來沒有同意。
當毛澤東入主中南海後,更是為所欲為,濫交無度,荒淫無恥,跟過去的皇帝沒什麽
兩樣.他究竟與多少女人有染，恐怕很難說清楚,比較有名的女人是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謝靜宜,
年僅十八的火車服務員張玉風，而毛當時已是七十二歲了。
文工團的孟錦雲，廬山服務局的會彈琵琶的服務員白玉蓮，杭州西湖別墅
擅長按摩的保健護士楊麗清，雜技之花夏菊麗以及許多不知名的天真無邪的年輕
姑娘。
小誣見大誣
-----從希特勒的納粹黨看毛之中共
希特勒一上台就明確地,並以驚人的速度在國內鞏固了他在黨內早已享有的獨斷專行
權力.為此他控製了國防軍,警察和行政機構,取得了國會和總統的立法權,取消了各
州的地位,消滅了其他政治組織和社會團體,鎮壓自己隊伍內部的反對派.通過表麵合
法的途徑使國家和社會的機構劃一,使各州政府完全服從中央,解散了國會.這樣德國
在曆史上第一次成為中央集權製的統一國家..希特勒"一人身兼黨國家行政數職意成
為迅速得以實現的民族社會主義統治原則".
在"公眾生活非宗教化"的口號下,希特勒清除了1933年前反對過他的參與政治的天主
教,對教士進行迫害舉行公審,關閉許多修道院及附設學校.
使各階層人民都服從領袖的絕對權力,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思想上把他們納入這個製
度.為此民社黨設立了許許多多龐大的組織來掌控生活的各個領域."必須是一個意誌
,必須由一個意誌來領導".並把必須盲目服從的黨說成是唯領袖馬首是瞻的組織的基
礎.黨通過街道和黨支部組織,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控製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活動.它們
把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都分門別類的組織起來:青少年組織有德意誌少年團,希特
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民族社會主義大學生聯合會和青年義務勞動軍.黨的分支機
構有衝鋒隊,黨衛隊和民族社會主義汽車司機團.民族社會主義職業組織有德國勞工
陣線,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合會,民族社會主義法學家聯合會,民族社會主義醫生
聯合會,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合會,德國糧食協會和德國文化協會.婦女團體有民族社
會主義婦女聯合會和德意誌婦女協會.福利團體有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合冬令賑
濟組織,最後還有安排業餘活動的民族社會主義組織"力量來自歡樂".
希特勒特別重視控製文化生活,本著民族社會主義思想對思想文化工作毫不留情地進
行審查,扼殺任何自由活動,排除任何可能的批評.在"德國文化生活應保持純潔,擺脫
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歡迎的作品"的口號下,通過公開的焚書,把一切"非民族社會主義
思想的作品付之一炬".使德國成為重要文化國家的著名人士都上了黑名單.歌頌英雄
人物,符合政權思想的從事創作的藝術家受到獎勵.在大學裏,忠於政權的教授日益得
勢.學校奉命,按民族社會主義思想標準"培養有政治頭腦的人,他的全部思想和行動
都應以為人民大眾服務和獻身這種精神作指導並紮根於人民大眾之中,他應在內心深
處與他的國家的曆史和命運完整地結合在一起,永不分離".
廣播報紙以及那些人民同誌的密密麻麻的遊行隊伍------這些人民同誌都是經過周
密計劃組織起來,在每年的革民族社會主義節日遊行隊伍裏向他們的領袖致敬-----把
群眾搞得暈頭轉向,使他們服從一個人的意誌,使他們看不到隱藏在"宏偉莊嚴"的黨
代會堂皇外表後麵的殘酷無情的現實.集中營關滿了人.不管什麽人,也沒有什麽理由
,隻要被密探和幹部向黨衛隊的或秘密警察檢舉,被說成是不可靠分子或敵對分子就
立即被送進集中營.他們被剝奪了一切正當的法律權利.希特勒的獨裁統治以前所未
有的徹底性發展了一套以猶太人遭殃的恐怖製度.
再來比較一下
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後是怎樣利用政府機製，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來實行階級滅絕，以
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的。它“殺人”與“誅心”並用，鎮壓共產黨之外
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大幕。根據共產黨
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學說，不斷地消滅不同範圍和群體中的異己分子。同時，
用鬥爭加欺騙的手段強迫全國人民成為它暴虐統治下的順民。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建國僅3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麵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
德的一麵。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
分階級、定設成分、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
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
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
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貫徹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衝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
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
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隻有共
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少
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
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
開始了一係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
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
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
製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
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隻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
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
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
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隻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
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
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
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
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
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
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麵取消了私有製。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
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係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
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製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3人則成一戰鬥
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
連隊上”的網絡式控製結構，在後來一係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國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麵取締。1950年，共
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麵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
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
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
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
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
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
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
3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
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隻有共產黨的思想體係才是
唯一合法的思想體係，隻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
的“愛國”信悚7b。隻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
論老百姓信的是什麽教，標準隻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
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
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
準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麽，你就得說什麽；黨需要你做什麽，你就
得做什麽。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麽做，就成為
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22個省、207個大小城市的56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
訪調查，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13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1萬1千
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
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
“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
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
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
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份子”。27萬人失去公職。 23萬
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
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
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麽，引起這麽多右派和反黨分子近30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
什麽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
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
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
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
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
事無钜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
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
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
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
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
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
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分，就是到縣城找個工
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
民中的賤民。
自此以後，一部分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
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禦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
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
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
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
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製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
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
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
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卷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
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
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
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
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
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
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
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
全無知，隻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曆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
之千裏。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
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
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
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
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
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
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
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
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
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
已建立，毛澤東恢複了對國家機製全麵控製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
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製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麵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
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
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曆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
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 百95戶北
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
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分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
能幸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
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
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
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
“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
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
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
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
少人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
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
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
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
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
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
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
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
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
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
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麽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
'7d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
成員及黑五類。曆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
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
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
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
八、全國洗腦，畫地為牢
中共最厲害的暴政統治工具是網羅式控製。以組織的形式，把犬儒主義加到每個個
體身上。它不在乎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就是要以組織的形式剝奪個人與生俱來的
做人權利。政府統治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城鄉，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員會或鄉委會
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通過它們的同意。黨的意識形
態、思想體係、組織方式、社會結構、宣傳機製、運作體係都為這種強權統治服務。
黨要通過政府體係來控製每一個人的想法及每一個人的行動。
共產黨控製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
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
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人講：“黨的政策像月
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是不管共產黨怎樣變來變去，全國人民都要緊跟不舍。
當你作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要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你受到打
擊時，要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你知道打擊你是錯誤的，要給你平反時，
又要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共產黨的暴政就是在不斷的打擊與平
反中得以實施的。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暴虐統治，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是被“畫地為牢”，禁錮在共產
黨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通過反覆多次的鬥爭，愚昧被讚揚為
智慧，怯懦已成為生存之道。在互聯網成為信息交流主要載體的現代信息社會，老
百姓連上網時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麵的新聞，不去看有“人權，民主”字樣的
網站。
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
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
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
納粹的獨裁遠不及毛共之暴虐,毛共之暴虐遠遠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暴君,連秦皇也
稍遜風騷.
暴政必亡.秦皇亡了,蘇共獨裁亡了,東歐獨裁都亡了.古巴北朝鮮獨夫民賊還在垂死
掙紮,中共獨裁統治亦是危機四伏,考軍隊來支撐搖搖欲墜的大廈.
當今天下,隻有仁政民主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大廈將傾隻是時間問題.
材料來源:迪特爾.拉夫"德意誌史"282-291頁
中國觀察網頁Observe China.htm
廣西融安大屠殺──文革機密檔案揭密之二
廣西融安縣，地處桂北山區，縣城長安鎮，山清水秀，一條碧綠的融江河穿城
而過，有北上三江，南下柳州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物產豐富，人傑地靈的桂北商
貿重鎮。
舊時演義小說常有“月黑風高夜，殺人放火天”之句，說的是見不得光的殺人
越貨之勾當，隻能偷偷摸摸地幹。但在文革期間的1968年夏，於光天化日之下，上
演了一幕幕血腥野蠻的群眾暴政的人間慘劇──在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的主導下，以
“階級鬥爭”為名，大批屠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即“四二二”造反派民眾），
僅僅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裏，整個融安縣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頭、磚
頭活活虐殺。（1） (博訊 boxun.com)
其時，筆者正在長安鎮融安中學讀書，親眼目睹了長安街頭那一幕幕令人發指
的暴行，暴民殺人手段之殘忍，受害者死不瞑目之慘狀，讓我刻骨銘心，永難磨滅。
事隔38年，每每憶起那慘烈血腥的往事，仍不寒而栗。
1968年7月至8月，韋國清調動軍隊和“聯指”武裝，對在首府的廣西“四.二二”
造反派進行大規模武裝圍剿，隨著相關資料在海外曝光，已是廣為人知。
而在廣西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韋國清（廣西革籌小組組長、區黨委書記、廣州
軍區第一政委），早在1968年早春，就調動廣州軍區和廣西軍區的部隊，對柳州地
區的融安縣、柳江縣、玉林地區的博白縣，以及南寧地區的寧明縣的“四.二二”造
反派群眾進行武裝圍剿屠殺，這方麵的訊息，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共官方刻意掩蓋而
鮮為人知。為了融安大屠殺死去的和幸存的，我們必須作證，讓我們以中共文革機
密檔案和我的所見所聞，來還原那段被塵封已久的曆史真相。
融安武鬥事件
1967年秋冬，廣西各地“聯指”（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在廣
西軍區和各地武裝部的支持下，開始成批屠殺對立派“四.二二”（全稱“廣西四二
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群眾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這就
是當時在廣西流傳甚廣的“韋（國清）老爺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屠殺
‘四二二’群眾”的說法。
廣西各地“四二二”為抗擊“聯指”的大屠殺，避免束手待斃，紛紛搶奪武器，
武裝自衛。發生在柳州地區融安縣的搶槍事件和兩派武鬥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
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衛軍”在縣城長安河西車渡碼頭，
攔劫剛從越南“抗美援越”前線回國休整的6886部隊軍車，（該部在柳州駐紮休整），
搶得衝鋒槍九支和一部分糧食。2月9日下午，融安“造反大軍”（“四二二”派）
由河西車渡碼頭強渡融江，攻占融安“聯指”駐守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武
鬥中“造反大軍”死4人，傷9人。“聯指”死4人，傷1人，其他群眾死2人。（2）
武鬥事件發生後，融安“聯指”派人向柳州地區聯指司令部（簡稱“地專聯司”）
緊急求援。經“地專聯司”與“柳州聯指”聯係，“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
出兵支援。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柳州地區各縣“聯指”武裝民兵配合行動。2月
12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隨
往融安配合“柳州工交兵團”的行動。
2月14日，“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象州縣“聯指”武裝民兵三百多人，
由蒙誌恒、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13輛汽車赴融，配合融安“聯指”
於2月16日淩晨一時，發起反攻，攻下“造反大軍”據守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
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五時才停火。
“聯指”方麵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殺害15人，在武鬥中，“聯指”死3人，
“造反大軍”5人，總共死23人，炸毀民房一戶一間，燒毀民房五戶九間，廚房三間，
牛欄一間。（3）
部隊圍剿造反派
經此一戰，融安“造反大軍”雖有損失，但無大礙，仍保持較強實力，（有一
千多人，六百條槍）占據縣城長安鎮，與“聯指”武裝僵持對峙。
有鑒於此，韋國清按奈不住，從幕後跳上台前，開始布署動用軍隊參與圍剿融
安“造反大軍”。2月29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
發出《關於融安問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
電報內容：
1，調派一定數量的武裝部隊進駐融安，在武裝包圍（“造反大軍”）後，開展
強大的政治攻勢，通過充分揭露（“造反大軍”）的錯誤行為，對其實行分化瓦解。
2，區別壞頭頭和群眾，孤立少數，爭取多數，教育受蒙騙群眾與壞人劃清界線，
反戈一擊，揪出壞頭頭，交出所搶去的武器和國家財產。
3，對“造反大軍”提出嚴肅批判，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掌握鬥爭大方向。（4）
下麵這份會議記錄，揭露了廣西當局圍剿融安、鳳山“造反大軍”的決策過程。3月
7日晚上，首府南寧，廣西革籌小組（全稱“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開會，研究決
策融安和鳳山等幾個重大問題。
出席人：韋國清（區黨委第一書記、革籌小組組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歐
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伍晉南（區黨委副書記）、
安平生（區黨委副書記）。列席人：徐其海 區黨委常委）、孫磊（廣西軍區組織部
主任）、吳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韋國清說，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縣和鳳山縣的問題要處理，可以給中央寫報
告，提出處理方案。博白縣已去了部分部隊，可以解決問題了。
歐致富說，對融安可以采用解決裏高圩的辦法解決（二月上旬至中旬，柳江縣
人武部支持“聯指”圍剿“造反大軍”，裏高的“造反大軍”缺武器，於2月28日攔
路搶6886部隊的武器，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於29日命令6886部隊派24輛卡車全副武
裝人員前去包圍裏高圩的“造反大軍”，收回武器，並抓捕了60多人，押回柳州）。
韋國清說，看看需要多少部隊，由歐致富同誌具體組織。鳳山縣是否也采取同
樣辦法解決？歐致富說，融安的“四二二”的“造反大軍”有六百多條槍，一千多
人，部隊少了是不行的。魏佑鑄說，建議廣州軍區給廣西調部隊。
韋國清說，可以向廣西軍區提出意見，派部隊解決柳州地區的問題。（融安縣
屬柳州地區管轄）。對鳳山縣建議由220部隊解決……（5）
3月23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融安“造反大軍”
連日來召開大會小會，大造輿論要消滅“聯指”。為了解決融安問題，要求中央盡
快批準調用部隊（兩個營或一個團）駐長安鎮（融安縣城）收繳武器，發動群眾揪
壞頭頭。（6）
3月24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給柳州支左領導小組發出《對431團率一、三營
進駐融安的要求》的電報，並報廣州軍區、五十五軍（該軍是廣州軍區駐柳州部隊）。
電報提出以下幾點要求：
1，部隊行動必須秘密、迅速，對融安縣城長安鎮形成包圍。
2，開展強大政治攻勢，收繳武器，交出壞頭頭。
3，清理外來人員。
4，部隊行動及執行任務過程中，由431團指揮，縣人武部做好群眾工作。（7）
裝備精良的正規部隊攻進融安縣城後，“造反大軍”潰不成軍，從縣城逃竄到農村，
建立據點，以圖保持力量，東山再起。但由於431團和縣人武部支持“聯指”，圍剿
“造反大軍”，結果，在融安境內，大抓大殺“造反大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最
終釀成轟動一時的融安大屠殺慘案。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圍剿融安大巷公社農民造反總部（融安“四二二”
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140多支。爾後，又把融安教師鬥私批修
兵團全部成員共計80多人抓進監獄（8）
融安造反派民眾在經曆了解放軍血與火地圍剿殺戮之後，等候他們的將是更為
野蠻殘酷的群眾暴政的虐殺。
融安大屠殺
1968年6月至8月，對融安縣的造反派民眾來說宛如人間地獄。在此期間，“聯
指”在部隊和縣革命委員會以及縣人武部的武力支持和主導下，大肆屠殺“造反大
軍”和不同觀點的群眾，並殃及無辜的“黑五類”及“廿一種人”[地（主）、富
（農）、反（革命）、壞（人）、右（派）、資（本家）、特（務）、警（偽警察）、
憲（兵）、團（三青團員）、軍（國民黨軍官）、貸（高利貸者）、小（小老婆）、
小商、小販、娼、僧、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
一時間腥風血雨，紅色恐怖的群眾暴政的風暴如水銀瀉地，無遠弗屆，遍及全
縣每個公社和大隊。現一一列舉事實如下：
6月16日，融安縣人武部政委劉彬。副部長張子義和原縣委副書記楊仲林、曾竟
軍在長隆公社召開全縣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參加大會的有一千多人。
劉彬和張子義等在會上布置刮“十二級台風”，大搞遊鬥，、戴高帽、掛黑牌，
狠狠打擊“階級敵人”。劉彬、張子義在會上肯定並積極推廣譚頭公社新寨大隊屠
殺“造反大軍”群眾取得偉大成績。長隆會議後，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亂抓亂殺造
反派的群眾暴政的高潮。從6月16日到8月10日，融安縣共殺害304人。（9）
7月24日，劉彬和韋宗芬（原融安縣縣長）決定由潘續祥、劉新安、黃友明、
楊青、蘇玉福等公社武裝部長和“聯指”負責人，帶領融安縣、三江侗族自治縣
“聯指”武裝人員和融安縣人武部九九分隊包圍雅瑤東平大隊平頂山“造反大軍”
據點，（駐守該據點隻有4人），打死“造反大軍”2人，燒死2人。“聯指”死亡一
人。（10）
7月上旬，融安縣板橋公社革委會主任張樹生主持召開大會，向“階級敵人刮十
二級台風”。張樹生親臨濫礦、梁老、江邊三個片指導“刮台風”，共殺害不同觀
點群眾21人，繼之，全公社刮“十二級台風”又殺害75人。（11） 長安“8.16”
“8.21”大屠殺
如果說在此之前的成批殺人，隻發生在融安縣的各個公社和大隊，那麽進入八
月份，隨著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需要殺一大批人來為新生的紅色政權祭旗，
於是縣城長安鎮的大屠殺開始鳴鑼登場。
1968年7月至8月，韋國清先後調動廣西軍區220師660團四個連、5913部隊兩個
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以及炮兵第642團一連、二
連共十一個連的兵力，夥同南寧周邊“九縣一郊”，“聯指”武裝（即玉林、陸川、
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九縣及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
對首府南寧的廣西“四二二”實行大規模武裝圍殲一役，據官方統計，“四二二”
被打死3795人（當場擊斃1471人，被俘人員拉回各地“處理”的約有7012人，其中
被打死2324人）（12）
導致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
8月5日，韋國清號召廣西各地肅清“四二二”殘餘勢力，為實現廣西大地一片
紅──全部各縣、市成立革委會，以及為8月26日成立廣西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
長安鎮的大屠殺即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文革中廣西軍方和保守派“聯指”對“四二二”造反派群眾的屠殺，除了軍方
的武裝圍剿，就是各級革委會主導，通過群眾專政即暴民專政來達到群體滅絕──
“階級大屠殺”的目的，其滅絕人性的殘暴手段，使廣西無數死難者注定要做無主
的冤魂。
當年的新生紅色政權──融安縣各公社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都先後刮起了大批
抓人殺人的十二級台風。
8月10日，成立融安縣革委會。李樹春任主任，劉彬、韋宗芬、楊仲林任副主任。
8月13日上午就召開了“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劉彬（縣革委會
副主任、原縣武裝部政委）在會上號召：“立即緊急行動起來，向階級敵人和一切
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級台風！要抓一批人、殺一批人！堅決鎮壓他們，毫不留情，
毫不手軟！”會後立即組成民兵糾察隊，收集捆人的繩子。（13）
8月14日早上，那些戴著“糾察隊”紅袖章的武裝民兵，個個荷槍實彈，滿臉殺
氣的挨家挨戶按“黑名單”抓人。抓到後即五花大綁，拳打腳踢，皮帶抽，槍托敲。
被打得鼻青臉腫，血流滿麵，躬腰跛腳者隨時可見。在長安革委會的監獄（原縣百
貨大樓）裏，岑友培被打斷手。梁樹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花，手腫很大。蘇權被打
得鼻青臉腫。融安縣革委會糾察隊指導員韋某某一見王國華就怒從膽邊生：“你這
個地主仔也有今天！”韋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國華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斷。
縣水電局幹部羅美和被抓時據理責問：“你們抓人有逮捕證嗎？”抓人者得意洋洋
地指佩戴的紅袖章說：“這就是逮捕證！”。
被抓人員有機關幹部、學校師生、街道居民、工人農民，不分男女老少，隻要
你上了“黑”名單，就別想溜掉。當時有成員參加過“四二二”造反派的家庭，家
家嚇得魂不附體，噤若寒蟬。有的甚至還未被抓到，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發指的暴
行，上吊的有之，割喉的也有之。如長安建設街第九組貧民唐毅8月20日接到通知，
第二天要自戴高帽、黑牌去遊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與妻子盧冬梅把尚讀小學的
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後，倆人哭了一夜，淩晨上吊自盡了。8月15日，長安鎮革委會
副主任、鎮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等人研究決定，在長安鎮大刮“十二級台風”。8月
16日上午，長安革委會五人領導小組討論通過殺人名單，然後通過糾察隊押去遊街，
再假暴民之手實施殺戮。（14）
十六日是長安鎮圩日，早上五時先槍殺了長安貧民周老關。上午八時殺了縣教
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師曾漫濤。中午，糾察隊按革委會的安排，押著26人遊街示眾，
當天即有21人被拿著木棒、鐵棍、轉頭、石塊的暴民凶手們活活打死在大街上，一
股血腥殺伐之氣彌漫了整個縣城。魯迅早就指出，中華民族一向缺乏哭吊叛徒的勇
氣。而最為醜陋的是津津有味麵對他人苦難的“看客表情”：張著的嘴，幾乎下巴
都要脫落下來，欣賞被抬上供台的羊隻如何被剝皮，也觀賞押上現場的革命家，如
何被斬首。這種可悲又可恥的精神遺產，到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的文革，得到進一
步發揚光大，毛澤東一句“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之聖諭，更把群眾的看客心態升華
為殘忍的“人來瘋”──廣西融安縣長安鎮“8.16”和“8.21”殺戮，就是“暴民
政治”的最好注腳。
8月22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四人（另外一黃姓成員已請假回家一個月）領導小
組討論通過次日的殺人名單，醞釀更大規模的殺人慘案。並事先物色安排好群眾棍
棒手，到時起殺人帶頭表率作用。（15）8月21日，當天又是長安圩日，更大的慘案
再次發生。在許多肩挑手提物品趕圩的人群中，夾雜著一些手操木棍的壯漢，此情
此景，似乎隱藏著某種不祥的殺機。快到中午時，隻見糾察隊押著一隊隊被捆綁著
的“四.二二”造反派從百貨大樓出來，共計235人，往縣城的幾條大街去遊街示眾。
走著，批鬥著，打著，罵著，看熱鬧的，想打人取樂的，泄恨的，圍觀者越來
越多，大街上亂哄哄的，有人摩拳擦掌，早已急不可耐，聲嘶力竭地大喊著“打死
他們！打死他們！”而被捆綁著的這些“牛鬼蛇神”則個個低著頭，抖抖嗦嗦地挪
動著沉重的雙腳，死人般的臉慘白青灰，他們已預感到大難臨頭，但口中仍在說
“我有罪……罪……罪該萬死……請饒了我的狗命……”。
糾察隊員開始宣布“罪狀”：某某，現行反革命，破壞文化大革命；某某，右
派，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每人寥寥數語，勾畫出“反動”麵目，然後高聲向圍
觀的群眾：“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對這些死不悔改的階級敵人，大
家說，怎麽辦？”瘋狂而渴望嗜血的暴民發出一聲吼：“殺！”便一擁而上，馬上
就看到有壯漢揮舞著大棒呼呼地朝著那些仍在喃喃請罪的人們的頭上，身上打去。
刹那間隻見木棒翻飛，此起彼伏，磚頭、石塊如雨點砸下，“_、_、_……”地響著，
被擊者有的當場倒下，滿麵血汙；有的則掙紮著趔趄地向前亂跑，無奈雙手被捆綁
著，哪裏跑得了，隨即被飛來的木棒、磚頭、石塊擊倒。
暴民們打紅了眼，手中沒有“凶器”的，則搶過趕圩農民手中的扁擔，掄起粉
攤上的木凳，窮追猛打。哪怕平時與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識，此時都成了不共
戴天的仇敵，非置之死地而後快。而有些則是街坊鄰居、單位同事、車間工友、同
校師生，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此時都“六親不認”，非把對方打死才解氣。滿街
的哭聲、饒命聲、追打聲、漫罵聲、狂笑聲，聲聲撕心裂肺。滿街濺灑著鮮紅的人
血，匯聚成一條條小溝。沾滿鮮血的磚頭、石塊、木棒，橫七豎八的屍體，觸目驚
心，構成了融安縣長安鎮一九六八年“8.21”不堪入目的一幕。
革委委員 親臨殺人現場
同一天（8月21日）融安縣革委會號召第一次會議，曆時三天。劉彬、韋宗芬主
持會議。韋宗芬在講話中肯定長安鎮8月16日、21日抓261人去遊街，打死77人（16日
死21人，21日死56人）的做法和經驗好，值得推廣。
同日（21日）中午，縣革委還組織前來參加會議的革委委員們親曆長安鎮街上
現場目視殺人慘景（16）
革委會把造反派放在大庭廣眾之下去殺，被統治者（那些暴民凶手）就在大庭
廣眾下享受統治者的快感。
當天的太陽特別毒辣，烈焰騰騰，灸烤著這座遭難的小城，悶熱的空氣使人透
不過氣來，濃烈的血腥味陣陣撲鼻而來，令人直想嘔吐。在塘碼頭融安飯店門前的
十字街口倒臥著七、八具血淋淋的“屍體”，有的腦殼已開花，腦漿四濺；有的手
折腳斷，卻尚未斷氣，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臉被打腫得如同臉盆般大，滿臉血漿；
有一個受難者七竅流血，似乎仍未斷氣，隻見他一呼氣，一大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彈
射而出，大的如同拳頭般大，中的如乒乓球，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氣，一條血的
帶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這時有一個喪心病狂的暴民，用削尖的竹子從那人的
嘴巴戳進去，從後頸窩穿出，死狀慘不忍睹！街邊則象雨後的流水一樣，一條條小
溝□□流動的卻是鮮紅的人血！
黃昏，由“被緩期執行”“四類分子”去收屍，屍體全部抬到融安中學校辦農
場的菜地上，一溜地擺著。數一數，共五十六具，老的已有67歲，最小的是一個隻
有十多歲的男孩蘭水養。是夜，整個縣城死一般的寂靜，融江上更是一片寂寥，這
一向被視為桂西北商貿重鎮的長安，房屋殘破，商販絕跡，隻有幾條驚惶的狗在尋
覓食物。紅色恐怖的“十二級台風”刮過，一派劫後蕭條而落寂的景象。
縣城裏凡是沾著一點“四.二二”造反派、“走資派”、“黑五類”、“二十一
種人”氣味的，哪怕是在家裏，人們連大氣都不敢出，偶爾響起一兩聲狗吠聲，也
把人嚇得膽戰心驚。榜樣的效力是無窮的！那些殺人現場“取經”的縣革委委員，
及時地向各自的公社傳達“長安殺人經驗”，各公社、大隊如法炮製，突擊殺人。
僅僅在融安縣革命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期間，全縣各個公社突擊殺人，在短短三天裏，
全縣共殺害無辜的群眾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將鄉龍妙村的龍妙
街，竟因此被稱之為“十八寡婦街”。（17）融安城鄉各地，陳屍百裏。
長安死難者名單
過去我隻從曆史書裏看到清兵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日本兵的“南
京大屠殺”，但畢竟不是自己親身經曆的，所以感受卻總不怎麽深刻真切。一九六
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親眼目擊了長安“8.21”屠殺血案，真真切切，刻骨銘心，
時至今日，血淋淋的慘狀猶曆曆在目。這些死去的都是些什麽人呢？主要是沾了
“四.二二”造反派的人，當時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幾十人進監獄，僅融
安中學就抓了七個教師一個學生進監獄。融安革委會清查是否有人搞電台，把會修
收音機的融安中學物理老師馬進奎抓進了監獄，還把馬進奎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
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
在官方的機密檔案，隻記錄了這次屠殺的死者數字，而沒有名單。在“官本位”
的集權社會裏，等級森嚴，升鬥小民是不夠資格的名列內部機密文件的（隻有縣級
幹部受害才列出名字、職務）他們的生命像螞蟻一樣被碾死，僅僅是一個數字符號
而已，暴君斯大林曾言：殺一個人是殺人犯，殺一百萬隻是個數字而已。誠哉斯言！
下麵這份部分死難者名單，是一些抗拒遺忘的人們在民間逐一核實搜集而成。
這個名單將是長長的一串，如同長長一串鮮血，灑在長安的街頭巷尾，他們都是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如你我生活中周圍的單位同事，街坊鄰居。他們的姓名不
該淹沒在曆史長河中被人們淡忘，大屠殺的血跡也不應該被歲月流水稀釋漂白……
他們是──
公靖波，融安財政局幹部；
鍾維□、嶽朗，融安財政局公務員；
周富雲，融安縣委工作隊；
黎繼昌，長安稅所公務員；
莫海明，融安縣教育局公務員；
朱伯初，融安工商聯主任；
殷遠芳，縣郵電局職工；
向金榮，縣糧食局直屬糧庫工人；
覃美榮，長安糧所幹部，複員軍人；
黃斌，大巷糧所幹部；
胡雄，縣油脂公司幹部；
黎錫，縣糧油加工廠工人；
鍾玉明，縣糧油加工廠技術員，轉業軍人；
劉顯揚、李智元，縣糧油加工廠幹部；
覃啟明，縣酒廠青年工人；
傅劍秋，服務公司照相工人；
劉祥斌，服務公司飲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務公司旅社工人；
覃國雄，縣桂劇團扮演楊子榮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員；
韋超元，縣供銷社幹部；
韋亮、楊捷榮，縣公路段工人；
羅美和，縣水電局技術工人；
滿舉世，縣拖拉機站青年拖拉機手，死時被用殺人的木棒插進嘴裏；
陳德淵、戴景鬆、孔繁樹，長安鐵木廠工人；
戴景培，教師；
王振聲，長安護林隊工人；
陳友才，長安和平街居民；
楊貴安，長安竹器社職工；
張德堯，長安服裝廠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鍾表組工人；
韋克利；長安車縫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黃太成與其嶽父（姓名不詳），長安渡船社工人；
張炮光，理發社工人，複員軍人；
蔣喜田，理發社工人；
楊火美，長安棕繩社工人；
林世民，長安服務社勞工；
黃太培、甘雄飛、楊冬梅（女），長安新華街居民；
陳雲發、曾安苟，長安大慶街居民；，勞工；
尹新貴，和平街居民，手工業工人；
江紹先，和平街居民，勞工；
雷振強，35歲，教師；
李莊和，長安插隊青年；
周老關，長安以埋死人為生的土公；
餘壽寬、餘壽鬆、龍安誌、陳漢英，立新街居民；
餘萬春，長安診所醫生；
蘭水養，長安車縫社社員之子，年僅十多歲；
曾漫濤，教師。……共計60名死難者名單！
8月26日，因為慶祝廣西革命委員會成立，暫停殺人一天。
9月1日，聽上麵說不準殺人了，殺人殺紅了眼的凶手又抓緊時間趕最後一班車，
剛開始殺人還羅織一些“罪狀”到後來，凶手連“罪狀”都懶得羅織，想抓就抓，
想殺就殺，甚至沒有什麽理由，，有些僅僅是單位同事間互相嫉妒，平時的小過節，
或見不得光的陰暗齷齪心理，都可以將人的生命予取予奪。
9月1日中午，我們又有同學的父母被殺，。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
學生，老二是初中學生，都跑回上海老家躲廣西武鬥去了。其父母是從上海下放融
安縣民族醫院支援邊疆的醫務人員（姓名不詳），被醫院同事綁赴批鬥會場，“交
給群眾處理”，雙雙慘死在暴民的亂棒之下，隻留下尚讀初一的妹妹在融安無依無
靠。本來十分幸福美滿的家庭，瞬間變得悲慘萬分。這對夫婦死得冤屈，既不是造
反派，也非出身不好。
民族醫院另一對恩愛夫妻：藥劑師程槨，護士長馮培榮，也沒有參加文革兩派
（“聯指”和“四.二二”）爭論，被同單位醫生張某綁到長安體育場。張某指體育
場一側的燈光球場剛被打死的屍體說：“看見了沒有？那一幫就是你們的下場！現
在你們還有什麽要講的沒有？”程、馮二人一言不發。接著張某一句“交給群眾處
理”，隨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狠狠敲擊程槨的頭顱，程的鼻子噴血，兩眼圓睜
倒在妻子腳下。張某問馮：“你看清了沒有？你現在還有什麽要講的？” 馮一言不
發，巨大的恐懼使她說不出話來。在那暴民專政年代，要你死你就別想活。接著馮
培榮也被暴民棒中腦袋，倒在丈夫身上。夫妻倆都圓睜雙眼，死不瞑目啊！
融安縣農機廠這天殺了八級工梁杞和，28歲的複員軍人、工人程建勳，工人周
澤林，工人陳正祿（28歲），工人周景光（30歲），工人房子明（36歲）。
殘殺“黑五類”
同一天（9月1日）長安鎮革委會殺了10個“四類分子”，和“二十一種人”。
他們是：建設街第九組的“地主分子”羅傑、羅毅兄弟；“壞分子”覃梅枝（女）；
長慶街的“富農分子”吳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壽、潘炳成等。還有四人姓名不詳。
其中羅毅五十年代還是學生，後來做了國家幹部，因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
被開除公職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補瓦為生。覃梅
枝以編賣竹籃為生，僅僅是曾經幫人扯過牌算過命，結果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
吳仁富出身富農，把自己的菜園打扮成花園一般，還掛上了劉禹錫的《陋室銘》，
結果被打成“富農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個社會群體，根本無罪無錯，卻無端地一再遭到中共當局的殘酷虐
殺，僅僅因為他們的出身和成分，他們就淪為政治上的弱勢群體──“政治賤民”：
按照中共“血統論”以出身劃分階級成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
右(派)，成了“四類分子”、“黑五類”、“黑七類”，以及擴展範圍更大的“廿
一種人”。從1949年以後直到八十年代初，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
“階級敵人”，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絞殺對象，在文革中則
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還是軍隊及各地革委會指揮下的
武裝民兵，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都從不手軟。盡管統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
間的法律（如“公安六條”）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分子參加群眾組織，而這些
“政治賤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從不參加“派性鬥爭”，但中共當局仍
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在文革初期66年“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運動中他
們受盡虐殺，許多人死於非命。1968年6、7、8月，保守派對造反派大舉進攻時，又
誣指“黑五類”是造反派的後台和同盟軍，在鎮壓造反派的同時，又對苟且偷生的
“政治賤民”再進行一次虐殺。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拿來祭旗的還
是經典的“階級敵人”，再一次把殘存者拉上犧牲的屠宰台。他們任當權者及其走
狗爪牙殘害，他們像螞蟻一樣被碾死，象牛羊一樣被宰殺，他們發不出絲毫的反抗
聲息，甚至被宰殺時的哀號都被瞬間淹沒在暴民一片狂熱地打殺聲之中！
這種屠殺行動不僅為了表現殺人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也是為了向上
級邀功請賞。例如：9月1日下午，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劉子衛到縣武裝部開武裝部
長會議。會上，融安縣武裝部長、縣革委會主任李樹春問：“老劉，今天長安又敲
了一批人？”。劉子衛自豪地說：“又敲了一批！都是‘四類分子’、‘廿一種人’，
長安的‘四類分子’、‘廿一種人’太多了，敲點去少管他一點還好！敲這一批來
收尾！”。
到會的武裝部長們都開懷放聲大笑了起來。（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僅是奪去生命，更有摧殘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
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對峙中，獸性的瘋狂衝破道德的判斷和把持，那些普通
的平民，就是這樣變成“暴民”的。
長安鎮建設街第九組共三十多戶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羅傑、羅
毅兄弟和唐毅、盧冬梅夫婦共七人。而這組在長安參與殺人的隻有兩戶，一姓楊，
一姓陳，且都是年過半百，本該在家含飴戲孫，安度晚年的老頭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歲的楊大伯就挨家挨戶通知“今天敲四類分子，去敲啊，
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中午，五十多歲的陳家阿婆回來，兩手都是鮮血，笑
嗬嗬地去融江河洗手。
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以維持“紅色恐
怖”政策的延續，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據1969年12月融安縣公檢法軍管會上報的統計數字是：查明刮台風亂打死1089名
（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農分子61名，偽軍官21名，農民475名，工人9名，學生21名，
其他391名。）因刮台風造成自殺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農分子10名，農民
64名，工人2名，學生14名，其他8名）。（19）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將“壞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種人”歸類為
“其他”不入流的種類。換言之，融安大屠殺中被虐殺的“政治賤民”是585人，自
殺36人，總死亡人數為612人。整個融安縣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農村，
城鎮居民1228人，機關幹部職工188人。）（20）。由此可見，“政治賤民”所占死
亡人數比率是相當高的。
文革中為“政治賤民”仗義執言，寫出平等訴求人權宣言的《出身論》作者遇
羅克，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當局殘酷殺害，年僅27歲。
時至今日，中共當局長期以來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和殺戮，乃至群體滅絕。
一直沒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當年長安“8.16”、“8.21”屠殺的組織和策劃者
之一的長安鎮革委會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劉子衛，文革後搖身一變，八十年代晉
升為融安縣紀檢副書記。
三十八年過去也沒見有當年的殺人凶手向受難者親屬懺悔恕罪，更遑論反思自
省了。三十八年來人們極少對他們的了解和關注，更別說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個公
道了。在這樣一個弱勢群體身上，沉沉壓著執政當局的殘酷迫害和社會大眾令人痛
心的冰冷遺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為塗上了紅色而變成神聖，屠戮的嚎叫因為掩
飾和歪曲而變成歌舞升平的吟唱，這種局麵是所有當代中國人巨大的恥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廣西當年發生吃人獸行的貴縣（現貴港市）甚
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搶注以“黑五類”冠名的商標，以“黑五類”作為商業
噱頭，在中央電視台大做廣告──這是對廣大遭受肉體殺戮的“政治賤民”再次施
行精神虐殺！
毛澤東犧牲造反派
從以上所羅列的死亡數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殺死亡人數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
8月份，從8月21日至23日融安縣革委會第一次會議的短短三天裏，整個融安縣就打
死1006人，這是為什麽？因為當時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聞名南寧、柳州的廣州
軍區55軍6984部隊，其團部和一個營一直駐守在長安鎮。所以，在此之前，融安縣
革委會在長安殺“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寧地區的賓陽縣那樣公開
催下麵加緊殺人。
1967年47軍6950部隊出麵製止了湖南道縣的大屠殺，為什麽6984部隊沒有出麵
製止融安的大屠殺呢？因為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時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
已不是1966年“紅八月”的高幹子弟的紅衛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
“三司”的紅衛兵造反派。在“走資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被批倒批臭奪了權
之後，毛澤東開始“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犧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會堂召見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清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
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北航紅旗戰鬥隊二司的韓愛晶、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三司的
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司的譚厚蘭）毛澤東一句“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
時候了”泄露天機。7月27日，毛澤東下令他親自領導的六個工廠組織工人宣傳隊，
由支左的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率領開到清華、北大軍官二校，即“六廠二
校”經驗，說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力調整為工農兵。
同一天（27日）地處南疆邊陲的廣西融安，6984部隊用軍車護送一批逃亡到長
安的“四.二二”成員回原籍泗頂礦務局，結果被泗頂“聯指”的“產業工人”和
“貧下中農”，把初中三年級學生溫繼初等12人，從軍車強行拉下，用木棒和石頭
活活打死在軍車旁。軍人拚命阻攔隻保護下兩名初中二年級女學生。其中一位女學
生頭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時在廣西，最聽話的保守派“聯指”的“工人”、“貧下中農”已成了文化
大革命的主力軍。軍代表大都成了各級政權革委會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
廣州軍區就給部隊下了命令：現在是工人、貧下中農起來主宰運動的時候了，部隊
要支持群眾運動，不要幹涉群眾運動。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奉命圍剿了融安大巷公社農民造反總部，俘虜120多
人，打死多人，接著把融安教師鬥私批修兵團全部成員80多人抓進監獄。在這樣的
背景下，6984部隊怎麽還能對製止融安的屠殺有什麽作為呢？
8月15日，長安一幫“聯指”派學生，持槍抓了一批融安中學“四.二二”學生，
毒打、關押、剃陰陽頭。6984部隊聞訊後趕忙去交涉放人。16日淩晨五時就去把被
關押的學生要回。學生們剛走出牢房驚心的槍聲就劃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
為生的土工周老關被“聯指”從牢房拖出去槍殺了！
結語：“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革中廣西大規模殘忍地殺人，滿門抄斬，大批地屠戮，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和
心理的支持，沒有國家機器的物質條件，沒有專製集權製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實
施的。
在文革中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征之一就是鼓動暴力。
漠視生命，踐踏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權和言論的權力、個人尊嚴和個人財產
權，這些權力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
文革是一場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暴力──而“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
“要武”、“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都是具備暴力的。
在迫害和殺戮方麵，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無疑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
毛在使用軍隊、民兵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民眾大量參
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想被迫害和虐殺，就必須
成為迫害別人的助手和幫凶，其結果一方麵使迫害肆虐無阻，一方麵腐蝕了無數人
的靈魂和摧毀了他們的基本道德，使得那些平凡庸碌的芸芸眾生，蛻變為殘暴野蠻
的暴民。
而以韋國清為首的的廣西當局，為了一舉剿滅政治對手“四.二二”造反派，從
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廣西日報》連發九篇社論，都是鼓吹“向階級敵人刮
十二級台風”，煽動仇恨，搞階級大屠殺，殺戮所謂的“牛鬼蛇神”和“黑五類”，
被稱之為“殺人九論”。
隻要把“仇恨”的種子播到地裏，再有了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滋潤、澆
灌，開花結果就隻是時間早晚了。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毛澤東思想的邪惡，就是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以後再根
據思想，劃分階級，劃分成分，劃分左中右，製造階級對立，階級仇恨，然後對階
級敵人實行專政，煽動群眾實行階級報複，搞階級大屠殺。
濫施暴力，血腥殺戮的凶手大都是軍隊官兵、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團骨幹組成
的保守派所為，這些人無疑是國家機器的代表，而他們的屠殺和暴力行動，則可視
為國家機器的行為。所謂“暴民政治”隻不過是國家機器行為的一種結果和延伸而
已。
例證之一，1968年12月3日，在南寧召開的廣西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
分子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3500多名代表中，“聯指”派占95％以上，其餘5％是
“四.二二”反戈一擊，搖身一變而成為活學活用積極分子的。一大批“積極分子”
是參與指揮、屠殺“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殺人凶手。（21）
例證之二，1968年底，在廣西區黨委的整黨建黨中，把在文革中所謂“三忠於”
的“聯指”殺人凶手、對屠殺造反派的有功之臣突擊入黨。據文革處遺不完全統計，
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五萬多人中，就有一萬二千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另外又有二
萬七千多人是殺人後才吸收入黨的。還有在突擊提為幹部的八萬人當中選拔一批
“聯指”成員作為發展入黨對象。（22）殺人與否，成了對共產黨是否忠誠的檢驗標
準！
栽贓造反派
文革中殺人最多的時期是新生的紅色政權──各級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毛澤
東恢複了對國家機器之嚴密控製的1968年夏。在廣西文革眾多大屠殺中，不論是象
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賓陽、欽州、玉林等城鎮地區的大屠殺，，還是偏遠山
區如鳳山、馬山、武宣、貴縣、武鳴、融安等縣份的大屠殺，據官方機密檔案《廣
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所記載的，都是在軍方和各級革委會主導下，保守派
“聯指”對“四.二二”造反派及“政治賤民”的肆虐殺戮。在此過程中，還廣泛發
生慘絕人寰的對受難者剖腹食肝吃人肉的獸行──1968年6月至8月底，柳州地區的
武宣縣發生大規模吃人肉事件，“造反大軍”和“黑五類”及其子女，有超過200人
的心肝和肌肉被“聯指”和“暴民”野蠻地吃掉。除武宣之外，南寧地區的隆安縣、
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玉林地區的貴縣均發生對“造反大
軍”和“黑五類”剖腹食肝的令人發指的暴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暴民政治”！
因為吃人肉的殘暴野蠻，早已超出階級仇恨的範疇，而造成對基本人性的摧毀。吃
人，正是毛澤東思想澆灌出邪惡之花！在毛澤東時代，這邪惡的人性和獸行，才有
機會發揮得淋漓盡致，暴民肆虐殘暴得理直氣壯，才更加肆無忌憚！中共當局刻意
回避屠殺和迫害的主要製造者──中央極權製度和國家機器的罪責，而將文革浩劫
一概歸罪於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林彪“四人幫”當然負有極大罪責，但
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隻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既非史實，也公然侮辱和扭
曲了曾經經曆過文革的千千萬萬人的集體記憶。
所有的血債都被人民的眼睛、經曆及帶血的記憶所記錄著。經曆過文革的人，
用良知和常識稍微分析一下，就會得出非常明確的結論：文革的真凶是共產黨，罪
魁禍首是毛澤東，文革的禍因是中共的一黨專製，文革的手法是無產階級專政。
僅靠專製寡頭和少數幫凶是搞不起文革來的。中國政治權力的專橫和恐怖，向
來是以群眾暴政為基礎的。哈維爾把話說透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極權社會的受
害者和締造者。”正是中國人的奴性和麻木，承載了中國暴政。是中國人的忠君思
想、馬屁作風，以及人性的弱點，嫉妒、怯弱、貪婪、自私、虛榮，乃至人性的優
點，勇敢、忠實、虔誠全部被調動出來，孕育支持了橫行霸道的專製政黨和無法無
天的專製暴君。一人受害，其他人無動於衷，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甚至助紂為虐，落井下石。
在此套用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師二戰之後反思納粹罪行的經典
名言，來形容國人的麻木冷漠再貼切不過：
當初“土改”，他們（中共）殺地主，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地主；接著
“鎮反”、“反右”，他們殺“黑五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黑五類”；
文革他們殺“牛鬼蛇神”，我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牛鬼蛇神”；八九“六.四”
他們殺和平請願的學生，我也沒有作聲，因為我不是青年學生；後來，他們殺法輪
功學員，我仍然保持沉默，因為我不修練法輪功；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時，已
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長期以來，中共栽贓造反派的諸多手法，比較典型的就是將造反派與“暴民政
治”劃上等號。
某些巧借馬克思主義行使話語霸權的文革史學家和學者名流，也推波助瀾。回
避文革中中共當局煽動群眾暴政的行徑，並為之辯，更有甚者還移花接木，指鹿為
馬地將許多當局和保守派的暴力屠殺事件的責任，一概栽贓造造反派的“暴民政治”，
強行給人洗腦，存心要使大眾背對曆史真相。
於是，“文革＝十年浩劫＝紅衛兵＝造反派＝暴民政治”成了官方塗抹文革的
標準公式。同時當局刻意隱瞞文革屠殺真相，肆意製造謊言，企圖蒙蔽視聽，掩蓋、
歪曲和篡改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西吃人狂潮，幾經轉述今天竟變為“造反派
在文革打、砸、搶、吃人肉”的天方夜潭！劫持年輕一代國人脆弱的想象，誤導傳
媒大眾，這是非常可恥的和可恨的。
於是百姓們的血，從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的曆次政治運動，流到1989年六四的
北京街頭，流到2005年12月6日的汕尾東洲村，群體滅絕從文革的“政治賤民”到現
在的法輪功修練群體。這種對平民百姓的殺戮到何時才能止息？老百姓何時才能免
於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恐懼？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魏瑟爾
先生曾說：“忘掉曆史無異於對曆史的受害者進行第二次屠殺！”這句話宛如一記
長鳴警鍾，今人理應時時刻刻睜開自己的眼睛去打量文革曆史，於不疑處找到更多
的疑問。
2006年4月5日 完稿
注釋：
（1）《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第25頁。
中共廣西整黨辦公室內部機密檔案，1987年編印。
（2）同注1，第22頁。
（3）同注1，第12頁。
（4）同注1，第16頁。
（5）同注1，第17頁。
（6）同注1，第22頁。
（7）同注1，第23頁。
（8）同注1，第100頁。
（9）同注1，第23頁。
（10）同注1，第24頁。
（11）同注1，第24頁。
（12）同注1，第131頁。
（13）同注1，第23頁。
（14）同注1，第24頁。
（15）同注1，第25頁。
（16）同注1，第24頁。
（17）同注1，第25頁。
（18）同注1，第26頁。
（19）同注1，第26頁。
（20）《融安縣誌》第177頁。1996年6月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1）同注1，第167頁。
（22）同注1，第164頁。
南京女演員因大字報反對陪中央首長跳舞被處決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許多無辜的人蒙冤受難，
一些人因刑訊逼供致死致殘。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竟有忠誠的共產黨員，被胡亂加上
罪名，被處以極刑。
女演員李香芝，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李香芝，生於1930年，山東陽信人，1947年17歲時參軍入伍，1950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1952年作為23軍文工團成員，隨軍入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經曆了
血與火的嚴峻考驗。1955年歸國後轉業到地方工作，先後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
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
副隊長。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被誣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於林
彪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慘遭殺害。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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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訪了他的親友，還不惜花費較多的時間，查
找和閱讀了她的所有原始檔案。邊看邊想：在人妖顛倒、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
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費盡心機，把一些忠貞之士，當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
地而後快啊！
讓我們來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她怎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最
後飲恨而死的吧！
一旦投身革命便把心交給了共產黨
李香芝一歲喪父，六歲時母親改嫁他人，自幼是個孤兒，先後由外祖母和
伯父撫養。她在自傳中說：“我在五六歲時，家庭過著中農生活。七八歲時祖父當
上本村村長，家庭逐漸成了富農。
九歲時伯父當了漢奸，開始做憲兵隊長，後又做團長，到1945年已經成為
本地的一個大地主。”
作為一個孤兒，李香芝從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參加看地、看樹、撿柴、收割
等勞動。10歲時伯父全家遷進陽信縣城內居住後，她才得以進入小學讀書。逐漸知
事的李香芝打聽到了母親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絕。到14歲時，伯
父母為轉嫁學習負擔，拉攏人情關係，又強令她與本縣一區區長的兒子結婚。對伯
父母、尤其是封建包辦婚姻的不滿，促使她決心逃出家庭的牢籠。1947年春，經已
參加革命工作的同學勞寶菊的幫助和介紹，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進入山東抗大文
藝係學習，並於同年12月被分配到軍大文工團當文工團員，從此開始了她的新生活。
細讀她的幹部檔案，我發現從參加革命開始，就把自己的心無保留地交給
了共產黨。凡是黨的召喚，她無不響應。不信，有這樣一些材料為證。
她參加革命的領路人勞寶菊在證明材料中說：“山東抗大離我們機關很近，
我常去看她，主要幫助她正確認識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給（人民政府的）縣長嚴清
泰同誌去過兩封信，揭發其伯父的罪惡，表示和家庭脫離關係，並且把個人所知道
的家中存藏浮財的地點，報告組織。據我了解，她參加革命工作以來，始終沒有和
（那個）家庭聯係過，也沒有回過一次家。”
與她一起參加抗美援朝的同事餘邱敏、李黎燕在證明材料中說：
“李香芝是1952年來到23軍文工團的，我們於當年9月份從安東市跨過鴨綠
江。在千裏行軍途中，李香芝和戰友們一樣，身上背了幾十斤重的行裝、幹糧等物
品，不論是傾盆大雨或天空飄著鵝毛大雪，幾乎是不間斷地連續行軍一兩個月，而
有時還遭到敵機的轟炸。但李香芝不畏艱險，經常關心同誌，每到一駐地，總是不
顧個人疲勞，燒水給大家燙腳，還幫同誌們刷鞋、洗衣。到達朝鮮前線後，我們的
任務是深入到前沿陣地，做宣傳鼓動工作。在槍林彈雨中，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
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務，在前線表現英勇。她領導的一個戰鬥小組（團員分
成三四人一組，便於行動），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由於表現較好，在朝鮮停
戰前半年，組織上調李香芝和黃素珍兩同誌回國到北京中央歌舞團聲樂訓練班學音
樂半年。後部隊整編，李香芝轉業至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作。”
1957年反右派鬥爭結束後，大批幹部響應黨的號召，下放到農村或工廠勞
動。這段時間檔案材料上有這樣的記載：李香芝於1957年曾從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下放到北京毛紡廠勞動，“58年上半年被評為上遊”。這就是說她即使被下放去工
廠當工人，也同在朝鮮戰場上一樣，有出色的表現。
1958年秋，李香芝隨在空軍當飛行員的丈夫姚秀琪，調到南方的杭州，先
任杭州話劇團演員，後任副團長。該團以組織的名義寫的證明材料中說：
“她約在1958年9月來我團工作，開始為演員，約在1960年擔任副團長，兼
共青團支部書記。她任團長後，沒有團長架子，比較平易近人，同群眾關係比較好；
同誌們有什麽思想問題都願和她談。我團去搞群眾創作時，她自己領導一個創作小
組，而且還擠出時間，關心其他創作小組的創作。1960年，我團組織小分隊上山下
鄉演出是比較艱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隊文工團的傳統，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
路，進行宣傳演出。在搞積肥時，她能以身作則，自己有婦女病，但她不考慮個人，
帶頭卷起褲腿，跳進泥塘，帶動了其他同誌。”
這份證明材料還特別提到：“李香芝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比較忠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