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汙成本高違法成本低誰還守法?

   國務院近日印發國家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製定的《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該《方案》中具體提出，按照補償治理成本原則，提高排汙單位排汙費征收標準，將二氧化硫排汙費由目前的每公斤0.63元分三年提高到每公斤1.26元。同時，全麵開征城市汙水處理費並提高收費標準，噸水平均收費標準原則上不低於0.8元。(chinesenewsnet.com)

    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提供的情況顯示，目前中國汙水處理率和汙水處理費嚴重偏低，３６個大中城市汙水處理率隻有５５％，征收的汙水處理費平均每噸０．６７元，僅相當於處理成本的６７％。其他６００多座城市大多數沒有建汙水處理廠，許多城市沒有征收汙水處理費。(chinesenewsnet.com)

　　法規滯後(chinesenewsnet.com)

    汙染者責任難認定(chinesenewsnet.com)

    進入5月以來，太湖藍藻提前爆發，被太湖滋養了千百年的江蘇無錫，以一場嚴重的用水危機，再次敲響了我國水環境危機的警鍾。(chinesenewsnet.com)

    沱江汙染、鬆花江汙染、北江汙染……我國近年發生的汙染事件多次刺痛我們的神經。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稱，從2001年到2004年，全國共發生水汙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chinesenewsnet.com)

    在環保人士看來，所有大規模的水汙染幾乎都由工業汙染造成。比較一下鬆花江水汙染與廣東北江汙染，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企業行為導致汙染；企業都是臨江而建；都是江河的下遊城市受害、停水。(chinesenewsnet.com)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勁表示，就一般的環境汙染案件而言，在汙染物質較多的情況下，責任人是很難認定的。即使確定了汙染物質，但排汙企業又眾多，仍很難認定他們之間的責任。有的企業達標排汙但排汙量很大，有的企業達標排汙量很小，有的企業經常超標排汙，它們的汙染物聚集起來造成了汙染，這些企業之間責任如何分配就成了難題。按連帶責任的話，對那些達標排汙的企業就不公平；要按按份額責任的話，每個企業之間的責任份額很難確定。hinesenewsnet.com)

    但是，汪勁認為，在我國水汙染防治方麵，法律並不禁止超標排汙，隻需交納超標排汙費即可。而通常這種排汙費低於這個企業治理排汙的成本，企業便寧願超標排汙了。而且，在個別情況下，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一些企業甚至不交納超標排汙費。這種具有主觀過失的超標排汙行為，遠比無過失責任要嚴重。“同時，水汙染存在跨流域的問題，上遊和下遊的不同主管部門容易推卸責任。”(chinesenewsnet.com)

    守法成本高(chinesenewsnet.com)

    致汙染者“屢罰屢排”(chinesenewsnet.com)

    一邊治理，一邊汙染。困擾我國環境保護的這一怪圈，使一些企業形成“寧可受罰也不願治汙”的行為習慣，甚至出現“屢罰屢排”的不法行徑。

    以吉林省牛河水汙染事件為例，肇事者長白山精細化工有限公司曾多次偷排汙染物。而按照目前的法律政策，“向水體排放劇毒廢液，或者將含有汞、鎘、砷、鉻、氰化物、黃磷等可溶性劇毒廢渣向水體排放、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可以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也就是說，即便被環保部門抓到了，這家企業被罰款的額度最多就是10萬元。而據專家介紹，這樣規模的一家企業，治理成本一年下來肯定不止10萬元。所以在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誘惑下，企業會一次次鋌而走險。(chinesenewsnet.com)

    再者，根據現有的法律，如果企業的排汙行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但是最高不得超過100萬元”。成都川化集團造成的四川沱江特大汙染事件，造成經濟損失約2億元。但是最後罰款和賠償共約1200萬。汙染環境的代價低，正是企業不重視環保的症結所在。(chinesenewsnet.com)

    與違法成本低相對應的，是守法成本過高。一是治汙設施建設和運行成本高。以汙水處理為例，造紙行業一套日處理能力為150噸的堿回收工程需投資近億元，運行費用可占其銷售總收入的10％以上。如此巨額投資，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是不太情願付出的；二是遍布全國的成千上萬中小企業，由於規模和技術限製等因素，汙染治理成本已遠高於其可能獲得的經濟效益。

　　破水汙染困局亟須“加大懲治力度”(chinesenewsnet.com)

    既然違法者占便宜，守法者會吃虧，這就帶出一個嚴重的問題：誰還守法呢？針對環保領域諸多違法違規行為禁而不止的現象，“加大懲治力度”似乎成了唯一選擇。(chinesenewsnet.com)

    許多有識之士提出，要增強法律剛性。全國人大代表薑德明提出，法律法規的滯後性，造成了所規定的處罰金額與現行經濟生活水平的不相適應。如果相對於違法者所取得的高額利潤來說，處罰金額微不足道，就無法起到應有的懲戒作用。(chinesenewsnet.com)

    事實上，不僅僅是“罰款”的問題，環境執法還要超越“權力”、“政策”這兩道坎。

    依據法律規定，對環境質量負責的是地方政府。如何突破地方保護主義是道坎。(chinesenewsnet.com)

    劉明俊律師認為，政策導向限製了企業的治汙積極性。他介紹說，環保產品與普通產品相比，在國家稅收上沒有優惠，讓企業自掏腰包為“環保”埋單，這無疑限製了企業的治汙積極性。同時，在行政管理上的限期治理製度中，決定部門是政府而非環保部門，於是某些政府出於經濟發展考慮，對於限期治理後還不達標的企業並不責令停業或者關閉。(chinesenewsnet.com)

    基於此，專家建議，我國應將環境建設與環境執法分開，把環境建設任務交給地方各級政府，環保部門則專心履行執法職能，依法查處各類環境違法行為。國家還應加大對環保部門的財政投入，保證執法經費和執法人員的工資，減少環保部門對地方財政的依賴，讓執法者“挺起腰杆說話”。com)

   治汙:重賞不如重罰  (chinesenewsnet.com)

   治理環境汙染是官員職責範圍內的事，須竭盡全力為之，否則就是不稱職，根本就不應用納稅人的錢對他們進行懸賞。更何況，這些汙染嚴重的城市幾乎都是資源型重工業城市，治汙任務十分艱巨，要想近期內摘掉“汙染帽”比登天還難，相關官員難免產生“頂多拿不到獎金”的消極想法，從而當起撞鍾和尚，反正工資、獎金、好處又不會少一個子兒。你說“重賞”治汙能起什麽作用？

   應如何治汙呢？我看應該變“重賞”為“重罰”，即把城市“汙染帽”和官員頭上的“烏紗帽”掛上鉤，如果哪座城市不能在限期內摘掉“汙染帽”，這座城市的相關官員就要主動摘下頭上的“烏紗帽”走人。這樣一來，那些戴著“汙染帽”的城市的官員，就會沒有退路，就隻能背水一戰，重拳出擊，大力整治環境汙染，死也要把頭上的“恥辱帽”甩掉。這樣，何愁城市空氣不越來越清新，何愁城市天空不越來越藍。(chinesenewsnet.com)

   施以重罰，方能治汙染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