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外企的“優惠”帽子，經濟學家叫好

2007年春天舉行的中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有著嶄新的意義。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在向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使內外資企業處於平等競爭地位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於是，此次人大代表的席位上多了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草案)》。3月9日，中國財政部長金人慶將這項改革具體化為“兩稅合並議案建議將內資和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為25%”。目前的外資企業稅率平均為15%，而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則高達33%。

“這一稅法變化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而言，是個好主意。”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高級研究員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對《華盛頓觀察》周刊如此評價說，“早先，中國政府用稅收補貼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以補償他們的投資風險。這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新環境下學習經濟管理要付出的學費。”

現在，這份“學費”總算是交齊了。按美國經濟學家們的話說，兩稅合並相當於結束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分而治之”的局麵，為中國企業創造了和外來競爭者平等發展的機會。同時，外資企業也不至於因此就嚇得跑出中國。長期研究對華外商直接投資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黃亞生(Yasheng Huang) 為這一政策的醞釀、待行而感到十分高興。

“實際上，中美之間以貿易糾紛為主的經濟問題就是因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急劇增長而引起的。”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分析說，“相反，改善中國國內的私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則能擴大中國的內需，緩和中美的貿易緊張關係。”

兩稅合並標誌中國經濟晉級了！

如果兩稅合一的新稅法在此次人大審議中通過，外國投資者三十年來在中國享受的大量稅收優惠政策將宣告結束。按照金人慶公布的數字，中國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的計劃應會使外國投資者的年納稅額增加人民幣430億元（約合55億美元），將分5年過渡。

“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中國經濟不再處於最初的發展階段：試圖將外國資本引入毫不知名的中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係教授、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永泰（Wing Thye Woo）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談起這一稅法改革時說。

中國開放國門之初，經濟騰飛所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樣樣不足，而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尚心存疑慮，中國想吸引外資不是件容易事。如此環境下，外資在稅收等政策上享受特殊待遇，似乎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和企業往往采取各種優惠政策留住外資老板。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裏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很多人為此而歡呼，甚至以引進外資的數量來標榜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

“目前以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來看，中國已經無需再用針對外資企業的稅收補貼來吸引外資。我想，這一政策的主要效果將是去掉那些為了取得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優惠而不得不走的複雜步驟，”斯賓塞說。

斯賓塞指出，過去的稅收不平等政策將刺激中國國內資本外流，然後再頂著“外資”的旗號回到國內市場進行投資，從而享受優惠的稅收政策。國內資金的這種遊戲式的往返操作就是為了能享受到本應是外商享有的直接投資的優惠待遇。這一缺乏效率的資金運轉方式已經進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要改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弊端，隻有平衡來華外資的稅收政策，”斯賓塞說，隻有為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設定同樣的起跑線，才能讓中國經濟車輪更有效率地行駛。既然內資和外資要繳納同樣的所得稅，中國的國內資本就沒有必要再大費周折地跑到國外轉一圈，混個“外資”身份重新回國投資了。

黃亞生在1999年出版的《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亞洲的視角》（FDI in China: An Asian Perspective）一書中，就曾比較了中國與其它亞洲國家接受、運用FDI的表現，對中國的“外資依賴症”做出了分析和解讀。他在2003年的《出售中國：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一書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這本書在中國已經是廣為人知，馬上要有俄文版麵世。

在黃亞生看來，外國對中國投資有時是不合適的。對FDI叫價過高往往導致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議價權，同時使投資和進口需求過分增高。另外，針對外商設計的的優惠政策挫傷的是中國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這些企業為這一政策付出代價，長期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上掙紮著求發展。

不僅如此，中國加入WTO之後，國際社會對中國市場也有著公平化的要求。一個國家的企業所得稅分為兩種，這在世貿組織裏是不允許的，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在經濟國際化和國內發展晉級的雙重動力下，在中國的內外資企業兩種稅率的合並已成為必然。

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之後，已經做出了很多對中國發展十分正確的決策。首先，他們闡述了中國的農村和社會問題，其次，就是重新思考了FDI在中國經濟中的角色。統一中外企業的稅率是第一步，但的確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中國本土企業的春天到了？

“我非常高興看到‘兩稅合並’的政策製定。”黃亞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認為中國官方對其本土企業非常不公平，其政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有種種不符。”

黃亞生傾向於將中國國內企業分成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來看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國外經濟學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區、任何行業，民營企業都比國營企業有效率，更有競爭能力，換言之，民營企業是有效的內資運用。而在中國，民營企業的投資隻占國內總投資的很小一部分。從銀行貸款、外匯供應，到商業機會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麵的支持都是傾向於效率低下的國營企業。直到幾年以前，民營企業，特別是私有企業，不能進入所謂戰略性的、高贏利行業。國營企業的資源富裕和私營企業資源匱乏的同時並存，造成了中國經濟的體製問題，同時成為1990年代外資迅速進入中國的微觀因素。

根據《2004年中國統計摘要》，2003年私營和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是7,563億人民幣，占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的13.7%。同年，外國直接投資是4,441.3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外資對有效率的內資的比例是0.587（4,441.3億元除以7,563億元），或58.7%。在1990年代，美國FDI相比於內資隻有6.2%，雖然流向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絕對數額比中國大;加拿大是 8.3%；巴西是5%。中國的FDI與內資的比例超出東亞經濟的好幾倍。換言之，中國的對外資的依賴程度頗為驚人，而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則被擠壓得十分狹窄。

“兩稅合並取消了對中國企業的歧視，特別是對中國的私營企業而言。這是讓中國的企業，無論所有權如何，享受同等對待的一步，”胡永泰由此下了這樣的評語。

斯賓塞說，中國國內企業正在成長，並且越來越成熟，而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鼓勵更多的國內企業進一步開發中國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的階段。這一稅收改革不但不會傷害到它們，反而是對中國國內企業發展的一個巨大的刺激因素。

在中國本土企業從兩稅合並的法案中看到春天的契機時，黃亞生同時提醒說：“簡單地統一中外企業的所得稅還不夠。在法律和金融體係當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特別是對小型私營企業，應該為他們提供產權保護，讓它們能更容易地獲取資金。中國雖然改變了稅收政策，但是，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目前最實際的問題是財產權的安全，同時提高中國金融體係的有效性。應該說，中國在改革經濟體係諸多因素方麵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兩稅合並，中美貿易逆差的緩衝器

從立法程序看，《企業所得稅法》的生效目前已完成“三步曲”中的第一步：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其後還需再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之後經全國人大審議、表決通過才能正式生效。這一法案一旦通過，將從2008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然而，一種不可避免的擔憂是，兩稅合並會給發展得熱火朝天的外資企業澆下一盆冷水，打擊它們進入中國市場的積極性，甚至使已流入中國的外資大量離華。

本刊走訪的幾位美國經濟專家並不擔心這一點。正如胡永泰所言，“兩稅合並的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FDI流入中國的數量，但是我不認為它產生的衝擊會很大。”黃亞生更加樂觀，他說：中國FDI的水平或許會降低，但是不至於讓人擔憂。隻要國內私有企業能增加投資，就算FDI完全消失也不打緊。

中國官方也對中國的外資吸引力滿懷信心，預計這樣的變化不會影響中國現有的外國投資水平，因為外資企業仍然有豐厚的利潤，而稅收優惠不是外資進入中國的主要原因。中國龐大的市場、優秀的人才、良好的基礎以及成熟的配套工業才是吸引外商最大的磁鐵。

“我同意中國政府的說法，這些特定的變化不會對進入中國的FDI數量產生很大的影響，”斯賓塞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同時，我也不擔心這一改變會影響中美貿易。多邊或是雙邊貿易中的現有模式不會因此發生主要變化。實際上，我預料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會更喜歡這樣的政策。”

黃亞生也稱自己不擔心“美國會因此做出什麽反應”。“實際上，中美之間的問題就是因為FDI急劇增長而引起的。中國過多的FDI不會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也不會讓中國的私營企業的贏利有什麽顯著的增加。因為外商企業雇傭的中國員工畢竟很少。其結果反而是，中國經濟由於內需不足，不得不出口美國，從而使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美國官方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壓力也在增大，”黃亞生說。

擴大中國內需的一個好辦法就是刺激民營企業的發展。如果中國生產的商品都能在本土被消化，華盛頓的議員們也不必每每為中美間巨額的貿易逆差而叫囂，或是一再鼓吹人民幣迅速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