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DP增長：誰多收了三五鬥

作者：鄒嘯鳴

在計劃經濟中，由於要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負責，並使生產“有計劃、按比例”進行，政府必須掌握全部或絕大部分經濟資源。此外，為了保證計劃指令的暢行無阻，中央權力必須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這是實行計劃經濟的重要前提和重大特征。而今在中國，政府稅收和國有企業利潤的大幅度增長，以及為了執行“宏觀調控”而不斷加強的中央權力，都在為政府像在計劃經濟中那樣對資源進行全麵控製和調配準備條件。

【GDP增長誰多分了“三五鬥”】

2002年中國以1．266萬億美元已經排名世界第七，2005年中國以2.229萬億美元的GDP總量躍居為第四，估計2006年會超過德國，但落後於美、日，成為排名第三的經濟大國。這跟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有了足以令人自豪的進步。奇怪的是，今天的GDP總量排名與開放改革前相比，都已經位列這麽高的位置了，為什麽現在輿論界反而更關注“中國崛起”的問題呢？我認為原因在於人們還不滿意。這個不滿意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是總量上人們期待還要增長；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人們希望這種增長要能夠表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由於缺少土地和資源的產權以及二次分配缺乏公平性，中國的窮人無法分享GDP。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教授鍾堅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一半轉化成了居民收入，但是中國隻有10％左右，最高也隻是17％。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為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的3倍以上，但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一直低於GDP增速。2007年1月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份報告支持了上述觀點。以人均GDP幾年前就已經超過5000美元（按常住人口計算）的蘇州為例，從2000年到2005年，GDP按現價計算增長了1.6倍，財政收入增長了3.5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隻增長了91.5%，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僅增長了53.7%。

【國企在壯大，民企在減少】

北大教授盧鋒研究發現，近一時期中國工業資本回報率發生了真實而非虛構的強勁增長。而不同類型企業資本回報率存在顯著差異。其中私營企業資本回報率較高、三資企業其次、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有企業）較低。不過比較1998年以來資本回報率增長幅度，三類企業排序則正好相反：國有企業增幅較高，為10.9個百分點；三資企業其次，為10.2個百分點；私營企業較低，為5.7個百分點。

盧教授沒有進一步分析為何出現這種狀況。其實答案非常明顯：國有企業的壟斷程度得到了越來越強的維護。 人們對礦難的怒火導致煤監局權力大增，他們高調指責“官商勾結”以後，大量私營煤礦被迫關閉，最後是國有煤礦獨撐天下。其實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沒有任何證據或實證分析表明礦難源於煤礦私有或私營。事實上，最近三年發生的特大礦難，國有煤礦所占的比例並不低。2004年對“鐵本事件”高調處理，結果是國有鋼鐵企業的市場份額獲得了有效保護，私營企業進入的門檻進一步提高，進入的希望更加渺茫。而所謂的違規獲得貸款的問題在國有鋼鐵企業中是否存在？無人追究。

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顯示，過去五年，中國個體工商戶注冊戶數由2571萬戶降至2464萬戶，年均降幅為0.8%。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辜勝阻認為，這表明當前個體工商戶“創業成本高、創業環境尚不寬鬆”。事實上，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而言，稅收和融資一直是橫亙其前的兩大難題，這亦使得諸多中小企業“生不快、長不大、活不長”。 中國企業500強是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年度排名。“民營企業500強”與“中國企業500強”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僅就營業收入總額來說，2005年“民營企業500強”的營業收入總額僅為中國企業500強的1/7。

在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有企業數量占60. 8%，營業收入占84.49%,，資產額占94.95%；私營企業分別占17.40%、7.92%和1.73%。 與中國企業500強相比，民營企業500強在產業分布上明顯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建築、批發零售業等，壟斷行業以及金融保險等行業很少，煤炭等領域隻是近年來民營企業的規模才逐漸擴大，加上一些國有企業改製產生的民營企業，民營企業500強在重化工業領域有所增多。

中國企業500強主要分布在資金密集型、具有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特征的行業，如石油、天然氣開采與石化業，電力、蒸汽、熱水、煤氣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及金屬製品加工業，銀行保險業等。中國企業500強中的多數“巨無霸”來自這些領域。中國移動2006年稅前盈利968億元，每日進帳2.65億元。 然而，據媒體報道，國資委還在強調，國有經濟應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製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其後果不言而喻。　　

政府崛起與“政治正確”
 
“中南海製定的東西出不了中南海”，這是兩年前某位卸任的副部級官員的抱怨。我們看到，這種令中南海尷尬的局麵如今已經全麵改觀。“審計風暴”替代了當年的“焦點訪談”，成為反腐敗新的利器。但跟焦點訪談一樣，“審計風暴”依然是一種敲山震虎的策略。 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大大高於GDP的速度，政府從收入上已經明顯崛起。國有企業越是“政治正確”就越有理由加強壟斷力量，壟斷力量越強“效益”就越高。從表麵上看，這是為了爭創世界一流企業。實際上，世界一流企業是靠競爭而非政府扶持獲得高效率的。政府偏愛國有企業，受損傷的是國內的民營企業。但是很顯然，政府從民營企業獲得收益要通過稅收，不如像從國有企業獲得利潤那樣直接，何況還能掌握國有企業管理層的任命權並由此得到附加好處。 政府越來越“有錢”，因此就愈加有能力實現一些官員的計劃。比如公共建築“渾身上下都名牌”；減免農業稅、中小學學費、東北老工業基地曆史欠稅；不斷給公務員加工資同時指責私有企業不給農民工加工資；公車消費越來越高，公款吃喝日甚一日；還可以對東南亞海嘯災害捐款一擲千金，減免非洲政府欠款。一句話，官員們更有能力隨心所欲。 在市場經濟中，“政治正確”應該是一種政治程序上的正確。而這在目前的中國，還看不到具體的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