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醜陋的”中國人到“醜陋的”河南人

殷輅

某先生認同中華文化並堅決反對台獨，這一點讓人欽佩，但其對大陸確實存在偏見。說大陸人品德低下，實在沒有必要，隻會引起誤解。他把認同中華道德教化的人看成是先覺者，並談到“先覺覺後覺”，有這種精神當然很好，但如果先覺者一開始就將後覺者看成是與自己不同的另類，還能幫助後覺者覺悟嗎？沒有根本的平等心，就完全背離了中華文化的精神，所謂“先覺覺後覺”就是一句空話。

把品德低下和區域聯係在一起，這很明顯是情緒的作用，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也很不公平。實際上，在主導文化及價值觀念全球化、時弊泛濫的今天，各個地方的人從本質上說都差不了多少，如果有不同，那隻是外在差異的不同。比如，同樣是崇尚爭奪，但富裕地區的人對一塊肉的爭奪可能沒有貧窮地區強烈，但能不能憑此就說這個地區人的品德要比貧窮地區的好？很多人喜歡比較不同地區人的素質，卻隻看到外在的表象而看不到本質。國內的一些文化人說歐美人的素質好，但這種素質是出於道德的“自覺”還是類似於對對一小塊肉的淡漠？僅憑對一塊肉的冷淡並不能證明其爭奪意識淡漠，這個道理誰都知道，但由於心存偏見，在具體事情上總是不能客觀。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大陸人素質問題正是“普世價值”的表現，隻不過這裏人多資源少，所以表現得比其他地方更嚴重罷了。主導價值相同而比較人的優劣，這樣有可能陷入種族主義邏輯之中，沒有任何意義。

在主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雖然不能否定地域特征，但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地域性”，道德或倫理上的“災區”都是人為虛構出來的。這種虛構不完全是隨意地想象，而是以表象或假象為素材的。雖然價值追求或認同大致相同，但生存或競爭環境較為惡劣的區域表現出來的問題要比環境較好的地區要嚴重，這為發現“地域的劣根性”提供了素材。社會或區域的分化本來是這崇尚競爭或爭奪時代的必然產物，但外在的差異卻被人為地賦予了本質的內涵，編排在先進與落後、理性與愚昧、文明與野蠻的序列之中。社會性的或秩序的問題被人為地虛構為地域或群體的素質或品質問題，產生問題的原因被抽去，而結果卻被絕對化，內在的“同”被忽略，而外在的不同卻被本質化。所謂的“地域性”就是在因果、同異倒置的前提下虛構出來的。一些人以為全球化能夠消除隔閡，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當今主導文化的全球化卻正是隔閡產生的原因，不但社會分化的主導者，也是確認者。西方中心主義雖然遭到唾棄，但其背後的文化價值準則並沒有消失，那些在競爭中失敗的群體不但要在物質上受損，還要在精神上被主導文化貼上汙損的標簽。

在國內，北京、深圳等一些富裕地方的人看不起河南人，但河南人與北京人難道有本質的不同？難道是這個地方讓他們變壞？實際上河南人和北京人都處在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之下，隻不過這個地方人多並且比較窮罷了。“醜陋的中國人”在一些人那裏一直是觀察中國問題的視角，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又多了一個“醜陋的河南人”，這說明什麽？這說明，世界體係中以民族為單位的“理性”與“愚昧”、“先進”與“落後”的劃分在國家內部也正以區域為單位複製。區域分化的過程成了製造“另類”的過程，這種經濟與文化的重合有著很深的寓意。“醜陋的中國人”是在中西相對中取舍出來的，國人的自我貶損、自我“他者”化，其實都離不開“文明”這個參照物。當國內一部分人在競爭和爭奪環境中獲取“文明”的外形、加入到“文明人”行列之後，“醜陋的河南人”又“顯現”了出來，河南人成了“他者”中的“他者”，但取舍的標準並沒有發生變化。由此可見，世界主流社會中的東方歧視與國內的地域歧視是相互聯係的，雖然不能將後者直接解讀為“西方中心主義”，但卻是它的延伸。“醜陋的中國人”是“西方中心主義”在民族之間的表現，而“醜陋的河南人”卻是它在國內的擴展，“醜陋”的標準都是由其所對應的文化價值給出，如果看不到其背後的文化主線，就難以真正認清時代的本質。

當今世界是一個“同而不和”的時代，主導價值的趨同與社會的分化、對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同於私利而無義分、“縱我製物”，社會哪有不分化對立的道理？但由“同”而產生的“異”卻成了區分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理性與愚昧的標誌。在主導文化的框架內，“文明”與“野蠻”已經脫離了其本來麵目，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標簽。“野蠻”並不真實，而是與“文明”相對的存在，“文明”決定“野蠻”，“野蠻”證明“文明”，社會的鴻溝越深，二者的界限也就越明顯。在這種相對的境地中，文明和野蠻的真實麵目已經難以顯現，所謂的“精英”也不是道德的楷模，而是社會裝扮出來的。改造“國民的劣根性”可以使得少部分人加入“文明人”的行列，但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文明”起來，因為所謂的“文明”本身就是鬥爭和野蠻爭奪的產物，是在相對中取舍出來的，離不開對“野蠻”的劃定。從“醜陋的中國人”到“醜陋的河南人”，這種變化並不是偶然的，這說明，以“普世文明”為標準的國民性改造是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課題，即使人類從“地域人”變成為“地球人”，同樣需要“河南人”或其他什麽人從反麵來證明“普世文明”的存在。“國民的劣根性” 和“醜陋的河南人”一樣，並不是本真而是相對的、社會性的存在，是競爭失利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不摘去“普世文明”的眼鏡，不除去認識的障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一些所謂啟蒙者不理解當今主導文化的性質，不知道“文明”的外形本身是與強力相關的相對的存在，以“蒙”啟蒙，怎能祛除蒙昧？

被時代所蒙蔽，在其設定的框架內取舍，就像在一場無聊的遊戲中爭勝負一樣，上下高低都不能擺脫無聊。真正的“啟蒙”和“反省”是超越性的：超越相對，超越時代，直指人心。隻有在這個前提下，人類所麵臨的真正問題才會顯現。柏楊之流可悲的地方在於，他們看到了現代中國人營養不良的症狀，但卻對失去根基、缺乏精神食糧視而不見，非要將它診斷為食物中毒，非要將問題歸咎於傳統文化。實際上中國人在近代是由於饑不擇食而中了“西毒”。柏楊把吸毒的快感歸功於“西”，而將其對肌體的損害歸咎於“東”，這樣的反思是建立在極其特殊的愛、恨之上的，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起極壞的作用。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在八十年代風靡一時，對所謂國民劣根性的挖掘在國內一直被視為思想深刻，但它們起到好作用了嗎？帶著情緒都不能解決問題，更不用說帶著恨意了。一些人就是因為讀了那些刻薄的東西而產生了無知的偏見，恨祖宗、恨所謂的“醬缸文化”、恨周圍“醜陋的人”，但就是不反省自身。自己是“文明人”或“文明”的向往者，而周圍的人都是“醜陋”的，這種“文明人”的反思與西方中心主義者一樣，從一開始就是針對別人的。越是刻薄，越是有一個預先的取舍標準，“劣根性”就越容易顯現，思想就越“深刻”。近代以來，這種“愛憎分明”的反思一直沒有間斷，但社會的道德狀況不但沒有隨著對“醜陋的”中國人的詛咒而好轉，相反卻由於時弊的泛濫而惡化。

中華文化強調用“心”反省、反省自身，但現在所謂的反思卻是建立在分別的基礎之上：不是反思之後的分別，而是分別之後的反思。這種反思本身就是與歧視聯係再一起的，是社會裝扮出來“精英”和“文明人”對社會造就的“野蠻人”的反思。這種以分別為基礎的反思其實就是為本質相同但社會屬性不同的人貼上不同的社會標簽，與人心無關，與社會麵貌的改善無關，從本質上說是對弱肉強食的社會主導價值的確認，根本談不上增進社會的道德水準。這種反思可能可以激勵一部分人改變其社會屬性，但社會整體的文明程度並不會由於這種改變而發生變化，即使中國人或河南人加入了“文明人”行列，也會出現新的替代者，世界不會真正文明起來。從根本上說，河南人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問題，而中國人的問題就是“文明人”的問題。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時代，是支撐“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