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 下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顧和反思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 下 )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顧和反思

文 / 喬亮

北卡州留學生的抗議活動

從 1989 年 6 月 4 日這天開始，中國國內的民運被強力撲滅 , 民主的火種移到海外。六四的槍聲，且不論它是正確與否，至少向大家證明了大陸留學生們從小上“政治課”學到的真理，即國家和軍隊是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的機器，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不管一個政府是否“人民政府”，一支軍隊是否“人民軍隊”。在需要鎮壓時，是會鎮壓的；在接到命令開槍時，是會開槍的。六四的槍聲，可以說是給中國人的清醒劑。

六四以前，大陸留學生中還存在“學自聯”和“聯誼會”之分，六四槍聲一響，聯誼會基本上就和學自聯合並為一體，成為遊行抗議的先鋒。比如說北卡的三角地區，從來就沒正式成立過有別於聯誼會的“學自聯”，前文中提到的湯尼後來回憶說：“六四以後，大家人同此心，支持民主，抗議鎮壓學生運動。原來我們幾個學校還在籌建學自聯的，現在大家都在一條陣線上了，就不用費勁再成立一個新的學生組織了。”

當時中國學生的主要活動有：抗議、遊行、募捐、講演。在北卡比較有名的一件事是庭孟西事件。庭孟西是威克佛沃斯（ Wake Forest) 大學的學生。六四前他和同係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去北京實習，在中國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交往甚密。六四過後，他們的實習團奉命緊急離開中國。當時，有些中國學生將六四現場的兩盤錄像帶托他帶出，他沒有征得老師的同意，就私自將錄像帶運出中國，交給了某大電視台的主播。庭孟西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但是，他的領隊老師不幹了。因為庭孟西去中國之前曾跟學校簽署了一紙協定，保證不做任何事危及老師和同學的安全。庭孟西的帶隊老師以為，庭孟西此舉，如果被中國政府查出，少則損害了 Wake Forest 大學和中國大學的合作關係，多則會連累大家去蹲中國的監獄。報告交到了校方，校方對庭孟西的裁決是他違背了學生道德準則，要予以開除。 《新聞和觀察家》登載了這則消息，在北卡三角地區的留學生們知道了，就聯手上書，為庭孟西說情。

當年的組織者之一汪先生回憶說：“我們知道這事以後，馬上和知情的記者取得聯係，找到了庭孟西的聯係方式，打電話給他。一方麵表達中國學生們對他的感謝，另一方麵問他要幫什麽忙。庭孟西說如我們能替他向校方解釋一下，他就感激不盡了。於是我們草擬了一份請願書，連同《新聞和觀察家》的文章一起發到互聯網上，馬上就得到北卡各所大學學生會的支持。”汪先生他們最終得了全美和加拿大幾十個大學中國學生會的簽名支持。後來的結果是，因為大家都為庭孟西說情， Wake Forest 大學高抬貴手，隻讓庭孟西回家休學一年，一年後回校還能繼續讀完他的學位。

除了幫助美國同學，北卡州幾所大學的留學生還義賣 T 恤為民運募捐，當時有一款青年學生擋坦克的 T 恤很受歡迎，常常被學生們一掃而空。

曇花一現的海外民運“高潮”

“六四”事件的結果，是全球華人自發的抗議活動，後來隨著事態的發展，海外的華人們慢慢地圍繞在海外兩個團體的周圍。

第一個團體是學自聯，也叫 IFCSS 。全美學自聯於 1989 年 7 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主席和理事會是由全美一百三十多所重要大學裏的學生會選舉出來的。主席名叫劉永川，副主席韓聯潮，秘書長劉亞東。當時選舉的時候，劉永川的對手是丁健。兩個人都曾在天安門廣場上支持過遊行示威的學生。第一屆全美學自聯也搞三權分立，除總部外，還設有理事會 15 人和監察委員會 5 人。全美學自聯成立後，劉永川又召集了全加學自聯，全英學自聯和全德學自聯等組織開會，成立了全球學自聯。

第二個團體是“民主中國陣線”（簡稱為民陣）。民陣於 1989 年 9 月在法國巴黎成立，是由“六四”前後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中國民運領袖們組成，其中包括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體製改革幕僚嚴家其、陳一谘、蘇紹智等，知名社會知識分子劉賓雁，方勵之等，電視連續劇《河殤》的編劇蘇曉康，四通電腦公司的老總萬潤南，學生領袖沈彤、李碌，吾爾開希等。後來出國的學生領袖柴玲、封叢德、王若望等都在民陣裏呆過。除了民陣以外，剛從所謂“倒王事件”中緩過勁兒來的王炳章、徐邦泰、胡平、倪育賢等人，為了搶回已經失掉的海外民運領導權打出了“中國自由民主黨”和“民聯”等旗號。

學自聯和民陣，從一開始就體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學自聯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一樣，從來沒有跟中國官方徹底決裂過，除了抗議“六四”鎮壓以外，學自聯從來沒有提出過真正政治訴求。後來成為第三屆全美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回憶說：“當年學自聯裏也是兩大派，一派比較激進，要跟政府決裂；另一派比較溫和，主張對話和在體製內做改革……”至少在學自聯成立的前幾年，溫和派的聲音還是比較強的。民陣則從一開始就聚集了已經和共產黨翻了臉的人，其綱領則要激進一些：“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結束一黨專製，建立民主中國。”

1989 年的海外民運高潮之一是“十一”華盛頓中國民主大流行。當時在北卡讀書的湯尼回憶說：“我們學校去了足足一百多輛汽車，中國大陸的學生基本上都去了，同行的還有從台灣、香港、東南亞等地來的學生，大家同為炎黃子孫，災難來臨時就同仇敵愾。”據全美學自聯網站統計，當日參加遊行的有來自一百多所院校的學生和學者約 4000 多人，冒雨支持學生的當地僑胞約 3000 多人，最遠來參加的是從加州 UC Santa Barbara 的 60 多名學生。

湯尼回憶說：“大家當時冒雨圍住中國大使館，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口號一聲高於一聲。後來，有人說看到使館內有人在偷偷對示威的學生拍照。大家都火了，口號喊得更激烈，從李鵬到鄧小平都打倒過一次還不夠，最後連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都喊出來了。” 1989 年的十一大遊行，在北卡州三角地區讀書的大陸學生大部分都去參加了，也付出了血的代價，由於有的學生開車往返疲勞過度，回程時在 95 號高速公路上還發生了車禍，有人受傷。

1989 年中國學生的抗議聲音，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回響。 1989 年 11 月 9 日，新東德政府宣布柏林牆開放，致使數以萬計的柏林市民走向街頭拆除了柏林牆，為十一個月後的東西德統一，以後隨之而來的美蘇冷戰結束，奠定了基礎。

尋求保護，留學生遊說美國國會

早在 1989 年 6 月，當時的加州民主黨國會議員，現在美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女議長南茜·普蘿茜（ Nancy Pelosi ）就提出了保護在美的留學生和學者的法案，要求將願意留美的海外中國人全部給予居留權。消息傳出，留學生中反應強烈，當時中國條件不好，大部分的留學生，不管出於什麽目的，總是千方百計想留在美國。汪先生回憶說：“當時有些中國學生拿了公派的 J 簽證。這些人得到了學位後，既不回國，也不找工作，而是想方設法再去讀另一個學位或做個博士後，反正是賴在美國不走了。“

全美學自聯一成立，就將說服國會議員支持留學生保護法案當成首要任務。在學自聯的領導下，大家都很努力地遊說，要求所在州的議員們支持這個法案。汪先生他們負責了遊說北卡州的國會議員的工作，他說：“當時我們真沒想到美國的國會是那麽的平易近人。應學自聯總部要求，我們一行人開車到了華盛頓國會山，也沒有做約定，直接就闖進了本州議員的辦公室。人家工作人員一聽是中國留學生，就給我們開綠燈，有的議員不在沒有辦法，可所有那天在國會山工作的議員們全部都見了我們，並耐心地聽我們的遊說。”這些中國留學生，操著結結巴巴的英語，第一次顯示了華人在美國的政治力量。

普蘿茜法案後來通過了，但被當過中國大使深知中共操作方式的老布什總統所否決。老布什知道，任何東西一成了“法律”其嚴重性就上升百倍，他在否決普蘿茜法案之時，同時又頒布了一項行政指令，對因簽證過期的中國大陸人不與遣返。後來由參議員戈爾登和肯尼迪提出了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 S1216 案，經過學自聯和廣大“六四”支持者的不斷努力，終於在 1992 年 10 月 9 日經兩院通過，並由老布什總統簽署成法律，讓 1990 年 4 月 11 日前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都能申請永久居留權。

S1216 法案的通過，全美學自聯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們還力圖將在中國保護人權、發展民主和中國的貿易最惠國資格聯係起來，這兩個法案，都受到了老布什行政當局的反對。當時任學自聯秘書長的薛先生，在談起留學生保護法案的意義時說：“現在看起來，當時這些人留下來對中國後來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首先，這些人雖有學位，但沒有什麽工作經驗，回國也是食洋不化，照搬外國的一套，隻會誤事。再者，中國的環境對於他們本身的發展也不利。留在美國不管怎麽說對這些學生們都有好處。”

夢醒時分：海外民運走向式微

海外民運的解體，其實從 1990 年就開始了。 1989 年，當“民陣”在巴黎成立不久，民陣籌備組組長、民陣理事陳一谘就與第一任民陣秘書長萬潤南展開激烈內鬥，史稱“萬陳之爭”。兩人因此反目成仇，在媒體發表文章互相攻擊。第二屆民陣競選主席時，由於兩人誰也不讓誰，主席嚴家其和萬潤南及陳一谘一起去請方勵之出山，被方拒絕，又去請劉賓雁，劉也不願意出來競選，最後還是萬潤南獲勝擔任第二屆民陣主席，而陳一谘和朱嘉明等人則退出了民陣。

1992 年底布什總統簽署了留學生保護法案以後，在海外的大陸留學生的民主熱情一下子降溫了很多。汪先生對這個現象是這樣解釋的：“人類的許多活動，是受到恐懼和貪婪兩個因素所影響的。恐懼的力量往往大於別的力量。當初很多留學生投身海外民運，一開始是出於義憤和正義感，過激的事做出來了，又害怕政府對他們不利，於是就不想回中國。為此，他們要求美國政府保護，可是，你要人家保護你，你就要做點事，值得人家去保護。現在看回去， 1990 年以後學自聯支持遊說留學生保護法案及反對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行為，其根本在於如此。當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了，大部分留學生解決了身份問題，反中國政府的動機已不複存在，留學生們下一步是找工作買車買房子實現美國夢，誰還有精力搞什麽民運？”

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因素之一，當時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引導下漸漸摒棄共產主義，恢複自由市場經濟。隨之而來的是 1992 年夏天的未遂軍事政變，戈爾巴喬夫被囚禁，葉立欽反擊占領莫斯科。最後軍事政變失敗，蘇聯解體，混亂和經濟衰退接踵而來。這事給海外的熱衷於民運的中國人予與當頭一棒，要是當初“六四”不開槍，說不定現在中國也落得個四分五裂，像蘇聯一樣的下場。因素之二，當時海外的留學生人數迅速增長，有很多是 1990 年 4 月以後來美的學生，許多人在大陸時多少也都涉入過 89 學運。這些留學生見布什總統的行政命令和後來的保護法案不包括他們，而隻包括在他們看來沒參加過中國民運，隻是隔岸搖旗呐喊的海外華人，不管出於什麽心態，反正是不舒服。有一段時間，他們還組成了“反遊說”，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不要通過 S1216 法案。這兩股勢力的內鬥，使不少留學生從此退出海外民運。因素之三，學自聯內也出現了分裂。一批人還是抱著“民主自由”的理念，變得越來越激進，而另一批人則作了 180 度轉彎。反過來支持中國。薛先生是後一批人，他回憶說：“當時六四已經過去幾年，老是慷慨激昂地聲討中國政府似乎缺乏新意。同時，我們意識到，到了後來，每年六四，國會山就成了美國各種反華勢力的焦點，很多人對中國本身不友好，他們隻是在利用留學生。“ 薛先生他們一派在學自聯選舉中敗於激進派，從此離開學自聯，轉而在美國波音公司支持下，在國會山每年遊說，要求議員們支持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的待遇。

在大陸留學生人心渙散之際，海外的民運也麵臨著四分五裂的危機。為此， 1993 年 1 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民陣和民聯召開合並大會，起初推出剛從國內出來的王若望整合海外民運，後來老民聯的徐邦泰、朱嘉明、楊建利等故態盟發，大搞黑箱操作，最後將徐邦泰推上“民聯陣“的主席。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各路民運人士對這次大會的選舉不服，也不願意兩個組織合並，鬧騰了一陣之後，終於在 1993 年年底在澳洲開會，恢複了民陣和民聯兩個組織。

就在海外民運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1992 年 1 月在地球的另一麵， 87 歲的中共老人鄧小平開始了他具有曆史意義的南巡，他經過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了一係列講話，重新點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火種。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政治上保守謹慎，經濟上大膽改革的道路。

從 1993 年到 1998 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從慢慢複蘇到突飛猛進，人的生活素質大大的提高。在這段時間，海外民運鬧得最凶的其實是香港，那是因為港人們麵臨著九七回歸，心懷恐懼而作，類似六四後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心態。“九七”過後，天沒有塌下來，歌照聽，馬照跑，港人的民主運動也平靜下來。

與此同時，海外的民運各幫派內鬥越演越烈。“民聯陣”的徐邦泰等動手奪取《中國之春》，胡平和丁楚等鬥不過他們隻好另起爐灶再辦《北京之春》，王炳章等人趁著六四創辦的“自由民主黨”發生分裂，一個被稱為“王記”，另一個由倪育賢當頭的稱為“倪記”。海外華人為每一個成功地從大陸逃出來的民運人士鼓掌，象 1994 年出來的王軍濤、陳子明、 1997 年來美的魏京生、 1998 年來美的王希哲等。但一旦光環褪去，還原成人，這些人又受到攻擊，各種帽子滿天飛，而攻擊者往往是他們的歡迎者、前盟友。 1998 年，在海外養得胖胖的魏京生要出麵組織中國民運海外聯席會議，王希哲跟王炳章、方園等在一起組建“中國民主黨”，這一切都使民聯的主席吳方城很不高興，又導致民聯分裂，使海外出現了七個民主黨組織，每個都指責其它組織是“叛徒”，上演了一場誰也沒興趣欣賞的鬧劇。

從六四十周年到現在，整整十年間，海外民運基本趨於平靜。民運領袖們在組織慢慢凋零之際，紛紛鋌而走險，拿著真假護照闖入中國大陸，然後發表一些宏論，讓中國政府關幾天，回到西方後再享受一些出名上鏡的機會。這樣做的有楊建利、王炳章、熊焱等人，最近還有吾爾開希。目前，據統計，在海外能稱得上“民運人士”也就二百來人，卻有五、六十個民運團體，山頭林立，辦不成任何一件事。

六四風雲人物今何在

今年的 6 月 4 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紀念日，新聞媒體的焦點又落在了當初學生領袖們的頭上。這些當年的領頭人物，現在已人各有誌，經商的經商，做學問的做學問，傳教的傳教，說過來的故事一籮籮。我們隻挑重要的來說。

王丹是當初中國政府通輯榜的第一號人物，他在 1989 年 7 月 2 日被當局抓到，後被判刑 4 年。 1993 年假釋後，又於 1995 年 5 月再度被抓，判了 11 年。後來在 1998 年 4 月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的形式將王丹放到美國，進了哈佛大學讀學位，終於在 2008 年 6 月在哈佛拿到曆史係博士學位。他畢業的時候，還專門請了“師長”王軍濤一起慶祝。王軍濤和陳子明被譽為 89 學運的智囊。他本人於 2006 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然後去新西蘭當了博士後。當年多方奔走為他呼籲營救他出獄的妻子候曉天已遭到離棄，王軍濤和另一留學生再婚，生有一女，年紀尚幼。

柴玲是被通輯的唯一女性學生領袖。 1991 年到達法國巴黎，隨後與在天安門廣場一起做夫妻的學生領袖封叢德離異，到美國求學，在美國和 Robert Maginn 結婚，成了外嫁女。她於 1993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學得了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又於 1998 年念了個哈佛的 MBA 。畢業後，柴玲和丈夫下海做生意，共同創辦了一家電腦公司 Jenzabar Inc., 自任總裁至今。

吾爾開希當初是最上鏡的學生領袖。六四後經香港逃至大陸後，與嚴家其等人創立了民陣，任副主席。做了一屆就沒做下去了。後來在哈佛念書，還有過開餐館的傳聞，最後結識一個台灣女子陳慧玲，去了台中定居。 在台灣，開始時他在電台主持政治評論，後又投身 IT 和金融界，還開了一個網站和粉絲們交流。今年 6 月 3 日晚，吾爾開希從澳門入境回中國大陸，結果被警方拒入。

李祿是南京大學學生，曾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婚禮。六四後逃至美國，在民陣紅了一陣以後，轉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畢業後進軍華爾街從事國際金融工作，創辦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喜馬拉雅資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長。他經商很成功，目前擁有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比亞迪 2.5% 的股份。沈彤是“高自聯”常委，六四後是第一個安全脫身的學生領袖。後來他在 2000 年創辦紐約萬視科技（ VFinity ），有員工 45 人，在美國、台灣和大陸都有分公司。中國政府允許沈彤回國訪問，但條件是不讓談政治。柴玲的前夫封叢德，也是學生領袖，和柴玲離婚後，經曆轉折，於 2003 年 7 月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他出版了回憶錄《六四日記》，被稱成天安門廣場學運最誠實的見證人。

嚴家其從民陣退下來後，移居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者。劉賓雁活躍於各民運團體，後來於 2005 年在美國去世。方勵之現在是亞利桑那大學當教授，跟《北京之春》還有關係，蘇紹智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蘇曉康現為《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王希哲內鬥煩了， 2005 對媒體宣布：在海外搞民運的 95% 都是壞人。王炳章 2002 年 6 月想進入中國在中越邊境被中國政府抓獲，判了個無期，目前還在獄中。胡平還在做《北京之春》主編。丁楚近期出了一本書《大夢誰先覺》，在香港出版發行，揭露了許多海外民運團體的黑幕。當初的學生領袖張伯笠、熊焱、遠誌明和傅希秋等，都成了牧師，在傳另外一種教。

中國：在血與火中走出死結

當年六四的參與者，如今已經到不惑之年，都在社會上擔任起棟梁之責。象本文提到的薛先生，是華府一家公關公司的合夥人，前一段組織和參與 NCCC ，為在美國推廣學中文做了很多工作，目前還想開創支持華人從政的事業。湯尼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經理，在金融危機的大潮中安如泰山，時不時公差回中國一趟。立立女士目前在大學裏教書，而汪先生則自己創業開了谘詢公司，也是美國中國兩頭跑。

二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由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世界上不容忽視的經濟強國。 2009 年的中國，不但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還成為了美國國債的第一大債權國。這一個成就，不能不歸於中國二十年來政局的穩定和人心的專一。象立立女士說的：“六四”的槍聲，是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但是與此同時，也促進人們不再胡思亂想，而是在賺錢和享受上下功夫。一個商品社會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學曆史的立立女士還引證了中國古代的康乾盛世和開元盛世，她認為：“中國人喜歡內鬥，是從古以來都有的事，每一次都是流很多血後才換來這些盛世，為什麽？是流血換來了政治上的穩定和生產上的專注，使得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導致盛世的來臨。”六四以前，中國的社會人心激蕩，各種思想和利益互相衝突。六四以後，中國人能想和能做的也就是經濟和賺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中國走出了一個死結，從此突飛猛進。

當年學自聯的參與者，現在有很多都轉至變成了愛國者，他們支持希望工程，參加 2008 年奧運火炬的保護行動，給汶川大地震災區捐款，在大事小事上都幫著中國政府說話，象湯尼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認為：“六四的消極因素是每年這個時候給對中國不友好的人提供了一個平台來謾罵和找麻煩。照我說，應該給六四做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樣就沒人有借口來找麻煩了。”

對於六四的平反問題，近來網上有謠言說中國政府“近日會有動作”。照薛海培先生看來，這可能隻是海外某些人的一廂情願，他說：“六四要平反。但目前光給六四平反，意義不是太大。應該做的是，在合適的時間中國發生個體製轉換，轉換成一個經濟和政治全麵發展的社會。而對六四的平反，隻是這個大轉換裏的一台小戲。”薛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第一，政治沒有”的方針對中國長遠發展有害。因為整整一代人都沒有政治理念的訓練，一旦合適的變革大潮來臨時，一個隻知賺錢，不管政治的社會是不能適應政治變革的，隨之而來的隻是動亂。

六四二十周年，各界人士紛紛紀念，大家見仁見智，證明六四還是海內外中國人的一塊心結。什麽時候這塊心結得解，什麽時候中國大陸才能進入民主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