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白發挑戰”，未來十五年是中國最後“一班車”

2007年1月11日，中國國家人口發展研究戰略課題組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注]指出，中國人口結構性矛盾對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影響日益顯現。其中一個重要的矛盾就是老齡化進程加速。

該報告指出，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撫養比”不斷提高，對社會保障體係和公共服務體係的壓力加大，並影響到社會代際關係的和諧。農村社會養老保障製度不健全，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農村老齡化形勢更為嚴峻，龐大的老年人群的貧困化和邊緣化問題將是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定時炸彈”。

“我國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將在2030年到來，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準備期卻隻有25年。”中國國家人口計生委財務司資產處處長吳士勇博士說，“老齡問題的社會壓力日益增大，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都將產生深刻影響。”

未富先老，警告早在20年前發布……

中國老年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鄔滄萍教授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作為中國老年學會的副會長，他要談老齡化；而他同時在中國人口學會任職，學會的上級單位計生委卻不讓宣傳老齡化。“其實，計劃生育和老齡問題相輔相成，應該是結合的，互補的。”鄔滄萍說。

計劃生育政策從1973年全麵開展，至今依然被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然而計劃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問題相關的爭論在學術層麵卻一直沒有停止過。

鄔滄萍認為，中國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老齡化加速的決定因素。壽命的提高、死亡率的下降是一個必要前提，但對老齡化影響不大。他是在第二屆中國老年學家前沿論壇上提出這一觀點的，與會者中有數位是中國老年及人口問題方麵的頂尖智囊。

1982年，聯合國援助中國進行人口普查。結果發現，當時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很低，平均每個婦女的生育率為2.63，這在發展中國家簡直是不可想象的。84歲的鄔滄萍做了一輩子的人口工作，他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上半期就提出了“未富先老”的命題，希望讓全社會做到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然而，“當時政府對老齡工作不夠重視。成立的老年學會也隻是一個民間機構，”鄔滄萍說。

八年前，《人口科學》編發了代表兩種不同觀點的三篇文章。一種觀點認為：人口零增長早一點到來會有好處，所以要加速老齡化；而另一種觀點認為，老齡化加速不利於老齡化問題的解決，要加快富的步伐，延緩老的進程。

就在這樣的爭論中，中國迅速地邁入了老齡社會。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從1981年到2000年，隻用了短短的19年時間就邁入了老齡化國家的行列。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占總人口的11%。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張為民曾坦言：“在我們國家經濟還不是十分發達，社會保障體係還不是很健全的情況下，我們就迎來了一個老齡社會，給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

單從社會保障支出一項就可以看出挑戰的分量。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指出，全國企業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已經從1998年的100多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400多億元人民幣左右。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統籌部分2010年缺口為1113億元；2020年缺口997億元人民幣。

“人口老齡化對於人口學家來說是如期而至的，對於整個社會來講卻是不期而至的。”天津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說，“無論是在學界的理論和方法上，還是政府的政策以及社會的心理上，我們都沒有做好準備。”

製度準備的最後機會

“老齡化帶給中國最大的挑戰就是製度準備問題。”北京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陳功說，“具體而言，如何建立一個逐步完善、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製度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保障製度總體而言覆蓋麵相對較小。目前，無論是退休金製度還是醫療保險製度主要覆蓋城市裏的老人。2000年，老年人口中享受退休金的比例：城市為72.2% 農村不到6%；而享受公費醫療的老人城市為60.8%，農村僅為3%。

中國的老齡化正處在起步並加速發展的階段。到202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34億人，比重增長到16.0%，21世紀40年代後期形成老齡人口高峰平台，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4.3億人，比重達30%。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全麵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部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五大主要任務，來建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框架，提出了建立養老保障體係、實現老年人價值、加強老年公共服務品供給等三個層麵的計劃。

“應該說中國處在一個非常好的解決老年人問題、為老年人問題製度做準備的時期，或者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個時期。”陳功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在他看來，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最好時機就是從現在開始的15年左右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一方麵中國已有了比較好的財政積累和物質準備；另一方麵，對老齡化的挑戰已經基本上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從製度設計而言，前一段時間都在探討，現在基本上方向明確。

此外，從現在開始的15年時間剛好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中國社會經濟如果按照現在的情況持續發展20年，如果可能的話，最好在這段時間裏解決這個問題。”陳功說，“實際上，中國政府已經開始考慮了如何過渡的問題。”

現在，中國政府在農村對計劃生育家庭實行獎勵扶助製度，對60歲以上獨生子女和雙女家庭的老年人按人年均不低於600元的標準發放獎勵扶助金。該扶助製度從2004年開始在部分省份進行試點，並於2006年10月在全國全麵實施。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處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著手解決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一個良好開端。”

目前，社會保障製度的缺位使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養老風險無法轉移，也成為最具風險的弱勢群體。如果缺少一項根本政策來解決這些家庭在生產、生活、養老方麵遇到的特殊困難，會進一步加重他們的失落感和不平衡心理，直接影響農村的和諧發展。他們也因此成為政策調整的優先突破口。

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吳士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中國農村計劃生育養老保障體係及其良性運行機製尚未真正形成。獎勵扶助製度僅僅針對農村計劃生育老年家庭，隻能解決他們在養老方麵的部分困難，隻是農村養老保障製度建設的一個側麵。麵對嚴峻的老齡化形勢，政策實施麵仍很窄，保障層次仍不高，必須在養老、醫療、救助、福利等方麵建立起有利於和諧老齡社會的全方位政策體係。

與年輕人爭飯吃？

提高退休年齡是否可以減緩中國的“白發危機”？

《人口科學》雜誌的主編田雪原本曾經提出動議提高退休年齡，但是經過調研之後，現在卻不讚成這一觀點了。因為“延長退休年齡站在老年人的立場是有道理，但站在國家的立場，卻不是這樣一個問題。”發達國家隨著老齡化的程度加深，都在討論或實施提高退休年齡，但是中國卻相反，在實際操作層麵不斷地降低退休年齡。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就業形勢的嚴峻。 　

中國社科院老年科學研究會會長熊必俊教授卻是讚成提高退休年齡的，他認為這是降低養老金支出、維持養老基金收支平衡，以及保持社會穩定的一個好辦法。他表示，據測算，退休年齡提高一年，養老基金可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少缺口200億元。如果從2010年起逐年部分提高退休年齡，到2020年男女一律60歲退休，將使統籌基金收大於支，由缺口503.51億元，轉變為節餘2622億元。

田雪原認為，即使真有這樣的政策，誰會受益還很難說。公務員也許可以做到，但是企業恐怕很難做到。這雖然對解決養老金空帳有利，但廣大藍領卻不能從這種建議中獲益。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老年學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則舉了另外一個例子，即河南鄭州市給老年人發放了免費乘車證，結果誘發了上班高峰期的交通擁堵。

穆光宗認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在分享公共交通資源的過程中與年輕人發生了代際衝突。他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和年輕人在分享稀缺的公共資源的過程中存在著社會衝突。

如何在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保障的同時，又不至於讓年輕人承受過重的負擔？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外提出科學為健康老齡化服務。2002年，第二屆馬德裏世界老齡大會推出了“積極老齡化”的概念和命題，得到世界各國的響應。

但穆光宗認為，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的政策和製度安排雖可能有助於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可能與“社會和諧”構成衝突。因為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更多是從老年人的利益最大化出發的。

“關心老年人並不意味著一定要以老年人為本位。”穆光宗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從長遠來看，還是要站在社會協調發展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增進老年社會福利不能損害代際平等互惠的前提。”

對於強調社會轉型的漸進和穩定的中國來說，如何取舍代際利益將是能否實現和諧社會的一個關鍵。“現在利益分配實際上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青年這一塊，這樣就會加深社會代際之間的矛盾。”陳功說，“這種矛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能會引發社會上的很多摩擦和問題。”

李建民表示，中國應該從一些西方國家養老保障製度麵臨的危機中看到問題的關鍵。“他們的危機不是沒有能力避免，而是社會分配以及公平問題的出現，這是一種製度安排問題，也是代際之間如何實現利益均衡的問題。”李建民說，“政府應該以更長遠的觀點來構建基本的社會製度安排。”

[注]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該報告是為落實 2004 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關於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蔣正華、徐匡迪和宋健任組長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發布的。該課題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兩院院士在內的300多位專家學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對科學發展觀、人口發展態勢、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重大關係等3個分課題及其42個子課題，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研和專題研究論證，形成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