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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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又到年末，回首過去的一年，世局動蕩不定，頗可憂慮。一方麵，自去歲初新獲連任的布什遭遇一連串挫折，美國在伊拉克的形勢每況愈下，一年多來可值一提的消息屈指可數，布什政府內外交困，焦頭爛額；另一方麵，狂熱的民粹主義幾乎席卷了整個中東、拉美，至乎波及亞太，其領頭者，如伊朗的內賈德、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更是遙相呼應，在其國內、在聯大，向美國發起咄咄逼人的言語攻勢；而幾個或新近崛起，或重新崛起的大國亦蠢蠢欲動，其欲趁亂世創出一番作為的意圖溢於言表。局勢之不樂觀，由此可見一斑。有悲觀者甚至已開始預言，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正在醞釀！這一態勢在出版領域自然也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說，作為各種觀點學說的交戰場所，作為意識形態戰爭、文化戰爭領頭先鋒的出版領域，其中的激烈交鋒更有甚於現實中的爭鬥。
保守主義在美國的衰落？
美國在伊拉克的局勢遲遲得不到改善，促使一大批攻擊布什政府的著作出現，作者以記者或前官員為主。這批著作有的從布什政府的能力出發，指稱美軍之所以失敗純粹是因為布什政府的傲慢和無能，有的則更指責布什用謊言將美國卷入這場不必要的戰爭，要從根本上推翻布什的戰爭立論基礎，從而將其定義為導致美國陷入困境－－乃至將來可能出現衰落－－的罪魁禍首。
此類作品有很多，比如，《紐約時報》首席軍事記者邁克爾·戈登（Michael R. Gordon）的《眼鏡蛇2：伊拉克戰爭是如何計劃和發動的》（'Cobra II' How the Iraq War Was Planned and Launched）、《華盛頓郵報》資深軍事記者托馬斯·裏克斯（Thomas E.Ricks）的《大敗局：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冒險》（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影評專欄作家弗蘭克·理奇（Frank Rich）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謊話：從911到卡特裏娜，真相的衰亡之路》（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新聞周刊》記者邁克爾·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的《傲慢：謊言、醜聞和伊拉克戰爭的推銷》（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美國前駐伊拉克最高文職行政長官保羅·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的《我在伊拉克的日子：為建設充滿希望的未來而奮鬥》（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知名記者朗·薩斯金德（Ron Suskind）的《百分之一主義：美國自9·11以來的反恐內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以及傳奇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否認之國：戰爭中的布什（係列之三）》（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尤其是伍德沃德的《否認之國》，一改他在“戰爭中的布什係列”前兩部中對布什的讚揚態度，變為赤裸裸的批評，在這批“反布”著作中地位顯著，大有為布什政府“無能”形象作出蓋棺論定評價的勢頭。此類著作的泛濫，反過來又加劇了美國當前的困境－－而困境的加劇又勢必會引發更大的“反布”風潮，由此很有可能導致惡性循環的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這場已進行了三年的戰爭，至少在輿論層次已先行失敗了。
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布什的新保守主義者開始轉變立場：他們有的表示翻然悔悟，痛苦地承認原先的想法不切實際；有的則不再說話，以躲避風頭；有的更幹脆將責任推給布什，宣稱是布什政府的戰略失誤和固執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並非他們的主張錯誤－－為此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對上述“反布”著作表示讚同。
以“曆史終結論”聞名的新保守派大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致就屬於前者。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實力和新保守主義遺產》（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一書中全麵反思新保守派“武力移植民主說”的不切實際性和危害性，及其為何會主張“武力移植民主說”的根源所在，轉而提出一種他稱為“現實的威爾遜主義”（realistic Wilsonianism）的觀點，強調依靠發展經濟、促進自由市場等手段漸進式地在中東地區培育民主。
但也有例外者，比如新保守派元老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黎巴嫩裔中東問題專家阿賈米（Fouad Ajami）。前者在別人紛紛責難布什主義的時候，毅然寫下《布什主義死了嗎》的長文，聲情並茂地為之辯護；而後者則推出了《外國人的禮物：美國人、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在伊拉克》（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一書，痛切地指出，導致伊拉克當前困境的主因並非在於別的，而是其內部的教派衝突和民族矛盾。阿賈米則認為，美國的行動已為伊拉克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走向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播下了種子，因此無論其最後是失敗還是勝利，都是一場“高尚”（noble）的事業。阿賈米的哀歎在於，目前的伊拉克已逐漸被激進和仇恨思想掌控，就如1930年代後的中國被左翼激進思潮逐漸掌控一樣，將會是無法阻擋的大勢，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隻能黯然消退。
與此同時，民主黨和自由派方麵的一些思想家和戰略家開始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張，為中期選舉－－民主黨取代共和黨成為兩院多數黨－－後出現的“後共和黨時代”，甚至一個“後保守主義時代”做準備－－1994年的中期選舉後，保守主義全麵複興，2006年的中期選舉會否和那次選舉一樣，奠定自由派全麵複興的基礎呢？答案是否定多於肯定。大多數人都傾向於認為，民主黨之所以能在中期選舉中獲勝，主要是拜布什所賜，而非靠自己的實力。獲勝後的民主黨依然還是昔日那個民主黨。正因為此，這些思想家和戰略家才不失時機地推出新的理念和主張，以達到重塑民主黨的目的。
自由主義鷹派代表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的《好的戰鬥：為何自由派－－而唯有自由派－－才能贏得反恐戰爭並使美國再次偉大》（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書提出，9·11之後的美國，安全問題一直是公眾最為關心的議題，但民主黨卻在這一問題上給人以軟弱的形象，但實際上民主黨在安全上有著非常光榮的傳統：從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到林登·約翰遜，成功帶領美國走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部分冷戰時代的正是民主黨！貝納特的結論是，民主黨過去曾是一個善於打贏一場艱難戰爭的黨，現在也可以是，前提是回歸二戰和冷戰時的傳統，在當前不利的情況下，民主黨必須勇敢地站出來。
克林頓派核心人物、民主黨少壯派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以《計劃：為美國的大理念獻言》（The Plan: Big Ideas for America）一書被一些評論家譽為民主黨的金裏奇（Newt Gingrich，他在1994年的中期大選前夕，發表《與美國的契約》，提出了一係列簡明有力的理念，幫助共和黨重新崛起）。但把兩者相比較的話，《契約》更富意識形態色彩，《計劃》則更為具體而微；從作者本人來看，1994年的金裏奇是領袖式的人物，在共和黨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伊曼紐爾在民主黨內的地位顯然要遜色的多，因此，其“計劃”對民主黨恐怕不會像“契約”對當年的共和黨那樣起到綱領性的作用。
而被譽為民主黨近幾十年來罕見的有思想兼有能力的政治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則推出了《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全麵地闡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時代》周刊在該書出版之日更推出了“何以巴拉克·奧巴馬能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封麵報道。一時之間，奧巴馬的聲勢幾乎達到了可與希拉裏·克林頓相提並論的地步。
但草根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顯然對民主黨的走向有著與上述建製內勢力（the establishment）不同的看法。在網民裏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的知名自由派博客馬庫斯·毛裏查斯·楚尼格（Markos Moulitsas Zúniga）－－他曾被保守派鬥士伯納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的大作《當今美國百大罪人》（100 People Who Are Screwing Up America ）收入其中－－就是其代表者。他今年和另一位自由派博客傑羅姆·阿姆斯特朗（Jerome Armstrong）合作，推出了《擅自入場：網民、草根和人民政治的崛起》（Crashing the Gate: Netroots, Grassroots, and the Rise of People-Powered Politics）一書，呼籲廣大草根民主黨人和自由派起來革命，將民主黨重塑為屬於人民的黨，而不是現在的僅僅屬於少數超級富豪、城市精英與城市貧民和少數族裔的黨。民主黨近些年來的左傾趨勢令人憂慮。
文明：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正在醞釀？
此消彼長，布什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遇挫，為狂熱的民粹主義和各種各樣的激進思想在中東、拉美乃至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不順、社會矛盾叢生的國家裏興起提供了一個機會，也為新興勢力的擴張提供了一個機遇。世局之不明確，莫此為甚。正是出於對此動蕩局勢的擔憂，一些學者提出了看似“危言聳聽”的看法。著名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的一場世界大戰”說是其中最為引人注目者之一。
弗格森在其新作《世界戰爭：曆史上的仇恨時代》（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中對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充滿戰爭和殺戮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倘若一個地區在同一時間內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則極端的暴力就很難避免：第一是種族的分化；第二是經濟的動蕩；第三是帝國的衰落。兩次世界大戰的先後發生，以及二十世紀其它大大小小的戰爭和屠殺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它們同時孕育了這三個條件。
更為驚人的是，弗格森認為當前的中東地區已經有形成這三大條件的趨勢，因此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正在該地區醞釀，其導火線將是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境內，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日漸深化，已有向內戰演變的跡象（還有人幹脆認為內戰已經開始）；一旦到了失控時，將不可避免會蔓延到鄰國，新的世界大戰將就此爆發。
另一個讓西方憂慮萬分的地方是其內部的阿拉伯移民問題：從馬德裏鐵路“3·11”爆炸事件、倫敦地鐵“7·7”爆炸案，到丹麥漫畫風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區騷亂，這一係列於近期接連發生的暴力事件證明，伊斯蘭激進思想已經在歐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認為歐洲正在被伊斯蘭化，伊斯蘭激進勢力正在從內部摧毀西方。
英國女專欄記者梅勒妮·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的《倫敦斯坦：英國是如何在其內部創建了一個恐怖王國的》（Londonistan: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西方主義》一書作者伊恩·伯魯馬（Ian Buruma）的《阿姆斯特丹的謀殺：梵高之死和寬容的局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布魯斯·鮑沃爾（Bruce Bawer）的《當歐洲入睡時：伊斯蘭激進勢力是如何從內部摧毀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讀，他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二戰後的歐洲過於沉迷於文化多元主義、寬容精神和政治正確原則，致使其內部的伊斯蘭激進勢力日益坐大，終至於釀成今日的苦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苦苦奉行這些原則的歐洲各國政府和知識階層其實正是伊斯蘭激進勢力摧毀歐洲的共犯。
矛盾的中國因素
在2005年，西方似乎突然間被中國驚動，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東方，各大媒體先後進行了有關中國的封麵或專題報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諸如“中國世紀”、“中國公司”和“財富和實力向東方大轉移”這樣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他們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國經濟對他們的威脅：在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龐大的市場，以及“鍍金時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種不拘形式的競爭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擴張精神等諸種條件形成的強大競爭優勢下，他們的工廠開始倒閉了，工人開始失業了，身邊充斥的全是“中國製造”的商品。這些不得不讓他們憂慮。
2006年，這股熱潮並未消退。比如，《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金奇（James Kynge）出版了《中國震撼世界：饑餓之國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編的《權力轉換：中國與亞洲的新動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實際上，由於中國今年的崛起意識更趨積極和主動－－比如高調舉辦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國家電視台播出讓人浮想聯翩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等等－－這股熱潮隻會變得更加強烈。
在去年的年終總結文章中，筆者曾說這股熱潮反映了“美歐一方麵難以抵擋中國市場的誘惑，另一方麵卻又恐懼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情。這種恐懼緣於中國與他們不同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文化模式以及悠久的帝國曆史。在他們看來，中國近兩年來的左轉：經濟政策上的左轉是為了應對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自然是必要的；但政治和外交上的左轉卻不免讓他們感到憂慮－－毛澤東時代給他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
這一表述在2006年得到了更好的體現。2006年既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文革發動40周年，也是長征勝利70周年，多項意味深長的紀念日子集合一起給人以更為深刻的印象。美歐出版界也適時地推出了一批相關的著作，如曆史學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國旅英作家孫書雲（Sun Shuyun）的《長征》（The Long March）、英國曆史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的《長城：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國與世界之關係》（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英國曆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鬆和毛澤東：改變世界的一個禮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國課：一個美國人和他的中國同學以及新中國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和前《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國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等，其意大致離不開希望中國徹底擺脫帝國時期和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早日成為一個真正理性、健康的開放民主社會雲雲。
劉見林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6年第48期，12/27/2006
保守主義在美國的衰落？
美國在伊拉克的局勢遲遲得不到改善，促使一大批攻擊布什政府的著作出現，作者以記者或前官員為主。這批著作有的從布什政府的能力出發，指稱美軍之所以失敗純粹是因為布什政府的傲慢和無能，有的則更指責布什用謊言將美國卷入這場不必要的戰爭，要從根本上推翻布什的戰爭立論基礎，從而將其定義為導致美國陷入困境－－乃至將來可能出現衰落－－的罪魁禍首。
此類作品有很多，比如，《紐約時報》首席軍事記者邁克爾·戈登（Michael R. Gordon）的《眼鏡蛇2：伊拉克戰爭是如何計劃和發動的》（'Cobra II' How the Iraq War Was Planned and Launched）、《華盛頓郵報》資深軍事記者托馬斯·裏克斯（Thomas E.Ricks）的《大敗局：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冒險》（Fiasco: The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影評專欄作家弗蘭克·理奇（Frank Rich）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謊話：從911到卡特裏娜，真相的衰亡之路》（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新聞周刊》記者邁克爾·伊西科夫（Michael Isikoff）的《傲慢：謊言、醜聞和伊拉克戰爭的推銷》（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美國前駐伊拉克最高文職行政長官保羅·布雷默（L. Paul Bremer III）的《我在伊拉克的日子：為建設充滿希望的未來而奮鬥》（My Year in Iraq: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Future of Hope）、知名記者朗·薩斯金德（Ron Suskind）的《百分之一主義：美國自9·11以來的反恐內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以及傳奇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否認之國：戰爭中的布什（係列之三）》（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尤其是伍德沃德的《否認之國》，一改他在“戰爭中的布什係列”前兩部中對布什的讚揚態度，變為赤裸裸的批評，在這批“反布”著作中地位顯著，大有為布什政府“無能”形象作出蓋棺論定評價的勢頭。此類著作的泛濫，反過來又加劇了美國當前的困境－－而困境的加劇又勢必會引發更大的“反布”風潮，由此很有可能導致惡性循環的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這場已進行了三年的戰爭，至少在輿論層次已先行失敗了。
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也使得一些原本支持布什的新保守主義者開始轉變立場：他們有的表示翻然悔悟，痛苦地承認原先的想法不切實際；有的則不再說話，以躲避風頭；有的更幹脆將責任推給布什，宣稱是布什政府的戰略失誤和固執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並非他們的主張錯誤－－為此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對上述“反布”著作表示讚同。
以“曆史終結論”聞名的新保守派大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致就屬於前者。他在《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實力和新保守主義遺產》（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一書中全麵反思新保守派“武力移植民主說”的不切實際性和危害性，及其為何會主張“武力移植民主說”的根源所在，轉而提出一種他稱為“現實的威爾遜主義”（realistic Wilsonianism）的觀點，強調依靠發展經濟、促進自由市場等手段漸進式地在中東地區培育民主。
但也有例外者，比如新保守派元老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黎巴嫩裔中東問題專家阿賈米（Fouad Ajami）。前者在別人紛紛責難布什主義的時候，毅然寫下《布什主義死了嗎》的長文，聲情並茂地為之辯護；而後者則推出了《外國人的禮物：美國人、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在伊拉克》（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一書，痛切地指出，導致伊拉克當前困境的主因並非在於別的，而是其內部的教派衝突和民族矛盾。阿賈米則認為，美國的行動已為伊拉克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走向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播下了種子，因此無論其最後是失敗還是勝利，都是一場“高尚”（noble）的事業。阿賈米的哀歎在於，目前的伊拉克已逐漸被激進和仇恨思想掌控，就如1930年代後的中國被左翼激進思潮逐漸掌控一樣，將會是無法阻擋的大勢，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隻能黯然消退。
與此同時，民主黨和自由派方麵的一些思想家和戰略家開始推出自己的理念和主張，為中期選舉－－民主黨取代共和黨成為兩院多數黨－－後出現的“後共和黨時代”，甚至一個“後保守主義時代”做準備－－1994年的中期選舉後，保守主義全麵複興，2006年的中期選舉會否和那次選舉一樣，奠定自由派全麵複興的基礎呢？答案是否定多於肯定。大多數人都傾向於認為，民主黨之所以能在中期選舉中獲勝，主要是拜布什所賜，而非靠自己的實力。獲勝後的民主黨依然還是昔日那個民主黨。正因為此，這些思想家和戰略家才不失時機地推出新的理念和主張，以達到重塑民主黨的目的。
自由主義鷹派代表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的《好的戰鬥：為何自由派－－而唯有自由派－－才能贏得反恐戰爭並使美國再次偉大》（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一書提出，9·11之後的美國，安全問題一直是公眾最為關心的議題，但民主黨卻在這一問題上給人以軟弱的形象，但實際上民主黨在安全上有著非常光榮的傳統：從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到林登·約翰遜，成功帶領美國走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部分冷戰時代的正是民主黨！貝納特的結論是，民主黨過去曾是一個善於打贏一場艱難戰爭的黨，現在也可以是，前提是回歸二戰和冷戰時的傳統，在當前不利的情況下，民主黨必須勇敢地站出來。
克林頓派核心人物、民主黨少壯派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以《計劃：為美國的大理念獻言》（The Plan: Big Ideas for America）一書被一些評論家譽為民主黨的金裏奇（Newt Gingrich，他在1994年的中期大選前夕，發表《與美國的契約》，提出了一係列簡明有力的理念，幫助共和黨重新崛起）。但把兩者相比較的話，《契約》更富意識形態色彩，《計劃》則更為具體而微；從作者本人來看，1994年的金裏奇是領袖式的人物，在共和黨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伊曼紐爾在民主黨內的地位顯然要遜色的多，因此，其“計劃”對民主黨恐怕不會像“契約”對當年的共和黨那樣起到綱領性的作用。
而被譽為民主黨近幾十年來罕見的有思想兼有能力的政治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則推出了《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全麵地闡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時代》周刊在該書出版之日更推出了“何以巴拉克·奧巴馬能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封麵報道。一時之間，奧巴馬的聲勢幾乎達到了可與希拉裏·克林頓相提並論的地步。
但草根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顯然對民主黨的走向有著與上述建製內勢力（the establishment）不同的看法。在網民裏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的知名自由派博客馬庫斯·毛裏查斯·楚尼格（Markos Moulitsas Zúniga）－－他曾被保守派鬥士伯納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的大作《當今美國百大罪人》（100 People Who Are Screwing Up America ）收入其中－－就是其代表者。他今年和另一位自由派博客傑羅姆·阿姆斯特朗（Jerome Armstrong）合作，推出了《擅自入場：網民、草根和人民政治的崛起》（Crashing the Gate: Netroots, Grassroots, and the Rise of People-Powered Politics）一書，呼籲廣大草根民主黨人和自由派起來革命，將民主黨重塑為屬於人民的黨，而不是現在的僅僅屬於少數超級富豪、城市精英與城市貧民和少數族裔的黨。民主黨近些年來的左傾趨勢令人憂慮。
文明：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正在醞釀？
此消彼長，布什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遇挫，為狂熱的民粹主義和各種各樣的激進思想在中東、拉美乃至亞太地區經濟發展不順、社會矛盾叢生的國家裏興起提供了一個機會，也為新興勢力的擴張提供了一個機遇。世局之不明確，莫此為甚。正是出於對此動蕩局勢的擔憂，一些學者提出了看似“危言聳聽”的看法。著名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的一場世界大戰”說是其中最為引人注目者之一。
弗格森在其新作《世界戰爭：曆史上的仇恨時代》（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中對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充滿戰爭和殺戮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指出倘若一個地區在同一時間內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則極端的暴力就很難避免：第一是種族的分化；第二是經濟的動蕩；第三是帝國的衰落。兩次世界大戰的先後發生，以及二十世紀其它大大小小的戰爭和屠殺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它們同時孕育了這三個條件。
更為驚人的是，弗格森認為當前的中東地區已經有形成這三大條件的趨勢，因此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正在該地區醞釀，其導火線將是伊拉克－－今天的伊拉克境內，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日漸深化，已有向內戰演變的跡象（還有人幹脆認為內戰已經開始）；一旦到了失控時，將不可避免會蔓延到鄰國，新的世界大戰將就此爆發。
另一個讓西方憂慮萬分的地方是其內部的阿拉伯移民問題：從馬德裏鐵路“3·11”爆炸事件、倫敦地鐵“7·7”爆炸案，到丹麥漫畫風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區騷亂，這一係列於近期接連發生的暴力事件證明，伊斯蘭激進思想已經在歐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認為歐洲正在被伊斯蘭化，伊斯蘭激進勢力正在從內部摧毀西方。
英國女專欄記者梅勒妮·菲利普（Melanie Phillips）的《倫敦斯坦：英國是如何在其內部創建了一個恐怖王國的》（Londonistan: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西方主義》一書作者伊恩·伯魯馬（Ian Buruma）的《阿姆斯特丹的謀殺：梵高之死和寬容的局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布魯斯·鮑沃爾（Bruce Bawer）的《當歐洲入睡時：伊斯蘭激進勢力是如何從內部摧毀西方的》（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讀，他們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二戰後的歐洲過於沉迷於文化多元主義、寬容精神和政治正確原則，致使其內部的伊斯蘭激進勢力日益坐大，終至於釀成今日的苦果；從這個意義上說，苦苦奉行這些原則的歐洲各國政府和知識階層其實正是伊斯蘭激進勢力摧毀歐洲的共犯。
矛盾的中國因素
在2005年，西方似乎突然間被中國驚動，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東方，各大媒體先後進行了有關中國的封麵或專題報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諸如“中國世紀”、“中國公司”和“財富和實力向東方大轉移”這樣的有關中國的著作。他們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國經濟對他們的威脅：在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龐大的市場，以及“鍍金時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種不拘形式的競爭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擴張精神等諸種條件形成的強大競爭優勢下，他們的工廠開始倒閉了，工人開始失業了，身邊充斥的全是“中國製造”的商品。這些不得不讓他們憂慮。
2006年，這股熱潮並未消退。比如，《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金奇（James Kynge）出版了《中國震撼世界：饑餓之國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編的《權力轉換：中國與亞洲的新動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實際上，由於中國今年的崛起意識更趨積極和主動－－比如高調舉辦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國家電視台播出讓人浮想聯翩的紀錄片《大國崛起》等等－－這股熱潮隻會變得更加強烈。
在去年的年終總結文章中，筆者曾說這股熱潮反映了“美歐一方麵難以抵擋中國市場的誘惑，另一方麵卻又恐懼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情。這種恐懼緣於中國與他們不同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文化模式以及悠久的帝國曆史。在他們看來，中國近兩年來的左轉：經濟政策上的左轉是為了應對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自然是必要的；但政治和外交上的左轉卻不免讓他們感到憂慮－－毛澤東時代給他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了。”
這一表述在2006年得到了更好的體現。2006年既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文革發動40周年，也是長征勝利70周年，多項意味深長的紀念日子集合一起給人以更為深刻的印象。美歐出版界也適時地推出了一批相關的著作，如曆史學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中國旅英作家孫書雲（Sun Shuyun）的《長征》（The Long March）、英國曆史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的《長城：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國與世界之關係》（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英國曆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尼克鬆和毛澤東：改變世界的一個禮拜》（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任《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國課：一個美國人和他的中國同學以及新中國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和前《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國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等，其意大致離不開希望中國徹底擺脫帝國時期和毛澤東時代的陰影，早日成為一個真正理性、健康的開放民主社會雲雲。
劉見林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6年第48期，12/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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