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玉剛作
對德勝利凱旋日，對日作戰運籌時；
受命獨身擔大任，遠東戰事賴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當東普魯士戰役勝利結束後的第二天，華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統帥部命令離開了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他知道，這次調離後等待他的將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線轉赴東線，奔赴遠東領導和指揮最高統帥擬議之中的未來對日作戰。
2月17日，早在雅爾塔會議剛剛結束、他到斯大林那裏去匯報工作、並被委派到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前線領導進軍普魯士的偉大戰鬥的時候，斯大林就曾告訴他說，在德國投降2—3個月後，蘇聯政府為承擔反法西斯盟國的義務，將在遠東地區展開大規模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作戰行動，並建議派他前去領導和指揮這次意義重大的遠東戰事。當時，斯大林還指示他說，最好由他在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和波羅的海沿岸第1方麵軍中挑選出若幹個精銳的集團軍，以便屆時派赴遠東戰區，作為對日作戰的蘇軍遠東部隊的尖刀。
“4月27日，我開始著手製定對日作戰計劃。”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到這時候，他才終於明白了當初他提出辭去總參謀長職務後為什麽斯大林把他列為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之一。顯然，在最高統帥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賞識的軍事統帥，最高統帥仍是把他們倆人視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樣。因為，當時朱可夫元帥已經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麽這個與之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遠東方向便非他莫屬了。
其實，早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華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東諾夫，要求他們考慮究竟采用什麽辦法才能縮短即將進行的對日作戰的準備時限問題，隻是那時他還沒有想到要派他去領導和指揮這次絕對重要的戰事罷了。他當時隻是認為，這不過是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人的分內之事而已。
現在，對蘇聯決定參加對日作戰問題略微作些追述和說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頭追溯到1904年前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場駭人聽聞的日俄大戰，也許有些讀者會覺得離題太遠了，或者會認為那些年代的事情對後來的事件並不具有什麽重要的背景意義：因為那是帝俄時代的俄日爭奪，沙俄也是奉行擴張主義的封建軍事帝國；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支援中國抗日或履行盟國反法西斯義務的舉措。因此這些還是不攪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這裏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給大家：這是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斷而且還緊密地纏繞、連結在一起的曆史！此外，尤其是在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每一個民族或國家在處理各種國際事務中，都首先要參照並顧及過往的那些似乎已經沉睡了許久的曆史及曆史的聯係；同樣，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領袖人物都不會輕易地割斷他們的曆史臍帶，或者是自覺的和有意識的，或者是不自覺的和下意識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駕馭一樣，這種民族或國家間的曆史情結也會衝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或阻滯。更何況，在許多時候還往往有著更為重要的國家或民族的實際利益在背後作著強大的驅動呢！
是的，這種解釋確實有點兒抽象而且過於冗長，那麽就說些具體而實際的吧。稍有一定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斯大林克裏姆林宮寬大辦公室的牆上，掛的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列寧的肖像，而是俄國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統帥和將軍們的巨幅肖像，如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甚至如我們已經介紹過的，許多著名戰役和軍功章也都是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的。當然，這倒不一定非要給予非議或厚非；但是，當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爾塔密約中把掠取第三國——確切地說是中國——實際權益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先決條件的時候，就不能不讓我們和任何有正義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這些問題如中東鐵路、南庫頁島、大連港國際化及租借旅順作軍事基地等，又都是經由1904年那場日俄戰爭的結果而引起來的。
可見，此役確為事之始因。
1904年春，為互相爭奪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權利，沙俄和日本兩夥強盜在關東大地上展開了廝殺。日軍先是在旅順口、蓋縣、遼陽至奉天一線大敗俄軍，隨後又在對馬海峽打得前來增援的俄波羅的海艦隊全軍覆滅。戰後，日本遂奪取原來在沙俄控製之下的旅順海軍基地，中東路沈陽至大連一段（即所謂的南滿鐵路）、南庫頁島及其附近島嶼等勢力範圍。這樣，沙俄苦心經營的中國南滿地區特權全部被迫無償地轉讓給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國的侵略擴張政策終於敗在了新銳強盜的“大陸政策”之下。這使俄國人大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兩國舊怨新仇交織一處，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寧的新生社會主義蘇維埃俄國出現後，日本出於意識形態和遠東利益等多種因素，帶頭參與並策劃了1920年前後的14國聯合外部武裝幹涉。其實，對日本來說，幹涉布爾什維主義是借口，真實動機和利害是實施蓄謀積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亞並占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1920年又占領了整個庫頁島。後因蘇俄軍民奮力苦鬥，才徹底擊敗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武裝幹涉活動，日軍也被迫於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領的大部地區，其中包括庫頁島北部。這樣，日蘇之間在遠東及中國東北地區的實際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那樣的基本狀況。
此後，雖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認蘇聯並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但兩國，尤其是日本卻一直也沒有放棄在遠東地區與蘇聯的爭奪。蘇聯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後的美國是其在遠東地區的實際威脅，遂於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別遠東軍；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後，蘇聯政府又決定建立遠東海軍。這是因為，日本內閣自1927年就製定了“北進”的侵蘇政策，其軍部也狂妄叫囂從北部擊敗蘇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將其關東軍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蘇聯政府為阻止日本“北進”，爭取時間加強經濟建設，擴充實力，遂於1931年底向日本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果，在時隔一年之後被日本以時機尚未成熟而拒絕。蘇聯遂感問題嚴重，乃於第二年5月加強了特別遠東軍實力及其防務。越二年，又改遠東海軍為太平洋艦隊，增設外貝加爾軍區。
1936年11月，日本勾結德國法西斯簽訂了“德日關於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還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秘密附屬協定”。後者是一個旨在反蘇的秘密軍事協定，它規定：締約一方受到蘇聯進攻或威脅時，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減輕蘇聯負擔的一切措施；不經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蘇聯簽訂與本協定精神相違背的一切政治條約。至此，“東京—柏林”反蘇反共軸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蘇哈桑湖衝突爆發（即張鼓峰事件）。日軍進攻被打退，蘇軍進入張鼓峰地區。此間，蘇軍總參謀部決定將特別遠東軍改為遠東方麵軍，接著又把該方麵軍分成獨立第1軍和獨立第2軍。哈桑湖軍事衝突期間，華西列夫斯基作為總參謀部戰役訓練處（作戰部前身）處長，直接協助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參與了這一戰鬥的指揮及善後處理，並因此得到了蘇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際，蒙滿邊境諾門坎軍事衝突爆發。實際上，這次衝突在背後是日蘇間的再次軍事衝突，關東軍和蘇軍也都投入作戰。結果，蘇蒙聯軍大敗日本關東軍而宣告停戰。
是年8月下旬，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國訂立同盟條約。鑒於日趨緊張的蘇德關係和日美關係，日蘇兩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盤，結果於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亦訂立中立條約。後者規定：“如果締約國一方成為第三者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應保持中立。”換言之，假如發生蘇德戰爭，日本須保持中立；如爆發日美戰爭，則蘇聯要保持中立。該條約有效期為5年。
然而，當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特別是德軍勢如破竹地越過蘇聯西部廣大地區、並於7月間發起對莫斯科的大舉進攻時，日本便準備北進攻擊蘇聯了。7月初，日本政府擬定了《適應形勢演變帝國國策綱要》。該綱要規定，對北麵的蘇聯“要秘密準備采取武力”。隨後，7月7日和16日，軍部兩次下達了“關東軍特別演習”（實際不是演習，而是進攻蘇聯的作戰）動員令。經過這兩次動員，蘇聯邊境這側的關東軍總兵力已經達到了7o餘萬人。蘇聯政府對此極為緊張，駐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訪日本外相鬆岡一次，質問日方是否準備遵守《日蘇中立條約》。在第三次（7月13日）會見時，鬆岡幹脆冷冷地說：“我認為，日蘇中立條約不適用於目前進行的戰爭。”隻是由於後來日本第二次近衛內閣解散，第三次近衛內閣新任外相豐田不主張急於攻蘇，隨後參謀本部也判斷德軍不能在年內攻下蘇聯首都並結束戰爭，最後才決定了“在本年內不對蘇聯使用武力”的新方針。
後來的事件表明，日本參謀本部的判斷是正確的，德軍不僅沒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裏慘遭大敗，以至不得不把戰線後退80—100公裏。但是，當時蘇軍總參謀部和大本營卻為此大大擔心了好長時間。此間，在遠東前線，遠東方麵軍命令各部隊在前沿大修築壘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礙物，拉鐵絲網，敷設雷區；太平洋艦隊加強巡邏和空中偵察，並在蘇聯海域蘇維埃灣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謝特灣附近敷設大量水雷；空軍部隊也進入了三級戰備狀態。（按常規，在一級戰備中，飛行員須全天候地在駕駛艙內待命；在二級戰備中，飛行員在機旁待命；在三級戰備中，飛行員在指定地點待命）。在10月以前，蘇方向遠東前線增派了不少的兵力，隻是此後得到準確情報後，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緊的時候，把善於冬季作戰的遠東軍11個精銳師抽調到了西線戰場去打擊德軍。然而即使如此，隨後又向遠東投放了比這個數目還要多的兵力，隻不過這些都是未經更多訓練的部隊而已。
蘇德戰爭的第二年，即1942年，當德軍把春季攻勢發展為夏季奪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規模進攻時，日本參謀本部又一次製訂了進攻蘇聯並奪取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作戰方案。為此，日本軍部決定設立關東軍第1和第2方麵軍司令部、裝甲兵司令部和第2軍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樣，後來由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遭到更加嚴重的失敗；而蘇軍隨後把戰爭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並由此開始大規模反擊作戰等因素，日本方麵才不得不放棄了這次與德軍夾攻蘇聯的打算。自此以後，雖然日軍仍在遠東前線留駐著關東軍的主力部隊，但再也沒有敢提出進攻蘇聯的新計劃。這是因為，一方麵，日軍在南太平洋戰場連連遭到美英軍隊的打擊，如中途島戰役、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等等。另一方麵，蘇軍已在戰場上轉入了對德軍的反攻，如庫爾斯克大會戰，第聶伯河左岸烏克蘭戰役和右岸烏克蘭戰役中，德軍已經連遭大敗，幾成節節敗退、望風而逃之勢。
到1943年11月，當蘇、美、英三國首腦首次德黑蘭會晤時，斯大林就已原則上同意了在擊敗德國後立即著手進行對日作戰的準備。因為，一方麵，斯大林已經高興地看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終於答應了將在第二年春天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承諾；另一方麵，這是為了承擔盟國義務或者回應美英兩國的積極行動，也是為了盡快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徹底教訓一下一直在威脅蘇聯的這個“小日本”。這時，斯大林認為他已經有這種能力了。當然這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他一直在等著這個機會。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總參謀部下達指示，要求計算出在遠東集結兵力所需時間，以及兵力配置、戰役保障等各種資料和數據。隨後在10月間與前去會晤的丘吉爾和艾登談話時，他明確表示蘇聯可以在德國投降兩三個月後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是，請美英兩盟國在遠東建立起足夠2—3個月的燃料、糧食和運輸工具的儲備。丘吉爾和文登表示願意承擔該項義務。
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舉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裏姆林宮接待了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後者想急於了解蘇聯政府在出兵對日作戰問題上的立場，斯大林絲毫不加掩飾地對他說，現在日本非常懼怕蘇聯參戰，而蘇聯再也不用過多地擔心日本的挑釁或進攻了。為此，他給美國大使舉了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他說，在不久前東京舉行的一次官方招待會上，日軍總參謀長杉山曾向一位蘇聯代表建議說，日本方麵很想與蘇聯首腦舉行會晤。杉山說，德國人並不在日本人眼裏，日本同德國的條約不過是一紙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見杉山，所以沒有給他以任何答複。日本這一作法表明了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其恐懼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日本的一個高級軍官竟然在這樣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蘇聯代表進行試探。”
關於第二個例子，斯大林對哈裏曼說：“日本立場改變的另一個證明還反映在，日本人現在已經同意了我們提出的把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北部開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讓權賣給蘇聯。早在1941年4月我們就談起過這筆交易，當時還打算在同年10月辦妥一切手續。但是後來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兩年多，現在他們突然願意實現那份原有的協議了。這是東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個跡象。”
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上，斯大林在禮貌的外表下向羅斯福和丘吉爾強硬地提出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不可動搖的條件。在2月11日簽訂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稱“雅爾塔密約”)上明白地寫著：
……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2—3個月後，蘇聯將參
加盟國方麵對日作戰，其條件是：
1．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2．恢複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
的各項權利，即
甲．將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毗連島嶼歸還蘇聯；
乙．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惠權
益，恢複租界旅）煩港為蘇聯海軍基地；
丙．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及南滿
鐵路進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而中國保持在滿洲
的全部主權。
3．千島群島交給蘇聯。
姑且先不去說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所開具的上述條件及其所持立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為反法西斯盟國的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也不用去說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歡蔣介石這個人；人們首先就會向，斯大林為什麽能這樣強硬地提出問題呢？一向多謀的羅斯福和狡黠的丘吉爾何以能答應蘇聯的這些要求呢？
原來，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就對日戰事提出了一份相當悲觀的估計和設想。按照那些富有經驗的高級軍官們的估計，德國投降後至少還需要有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最終戰勝日本，而為此美軍至少要付出100萬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價。他們認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島；如若歐戰延長的話，那麽這個進攻隻得推遲到1946年較晚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曾說：“通過東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業心髒地區，將會是一場極其激烈的戰鬥。”當時美英兩國的許多政治家和軍人甚至預測說，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終徹底地戰勝日本。既然如此，則不論是羅斯福還是丘吉爾，他們都希望由蘇聯人來承擔這一犧牲，哪怕這樣做確實對他們在遠東的未來利益有著不小的妨礙甚至威脅。他們的心理至少有兩點：一是兩害相衡取其輕；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自然，羅斯福和丘吉爾也不是傻瓜。當斯大林提出上述條件時，他們總是態度模棱兩可，甚至以中國政府和蔣介石不會同意為理由企圖變相拒絕。無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鐵了心要取得這些條件，否則便不準備出兵參戰。當然外交辭令不是這麽說的。
關於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態度問題，斯大林說，他也不反對關於協議內容應該得到中國的確認，但現在不必急於通知中國人。他隻是希望把這些作為會議正式文件寫下來並得到總統和首相的讚同，至於什麽時候通知中國人，他相信羅斯福會有他認為可行又穩妥的辦法的。此外，為了平衡蔣介石的心理，在對待中國內部國共兩黨關係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羅斯福的建議，同意在最近與蔣介石簽訂一個正式的條約，以示對他的政府的支持，而並不支持與他有著共同信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人。
關於美英並不情願放棄的那份在遠東的利益，以及羅斯福提出的把大連等地實行國際共管而不是蘇聯一家獨占等問題，斯大林幹脆不加考慮，他隻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他解釋說：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條件，那麽蘇聯人民將難於理解為什麽蘇聯要對日作戰。德國威脅著蘇聯自身的生存，因而蘇聯人對於同德國作戰的意義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是他們不會懂得為什麽要去攻打日本。不過，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條件，這件事就可以較為容易地用涉及國家利益的理由，向蘇聯人民和最高蘇維埃進行解釋了。
就這樣，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表示“理解”。隻有中國不能“理解”，也沒有“理由”來做這樣的“理解”。可遺憾的是當時中國方麵還並不知情，即使後來中國方麵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這樣，在反法西斯盟國中間，確切地說是在美英蘇三國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也演出了這種犧牲弱國利益以維持大國間平衡的悲劇。實際上，這也是一幕醜劇。
當然，中國人民和當時的中國政府，尤其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沒有否認過這樣的事實，這就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及其一舉消滅日本關東軍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它加速了中國人民打敗日寇並驅逐其勢力出中國的偉大進程。不僅如此，中國人民對蘇軍的英勇作戰還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積極協助。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對此給予極高的評價。同樣，對美英等盟國在抗日戰爭中給予中國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謝。但是，這不等於中國方麵對美英蘇各大國拿中國的主權作交易是認可並同意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自當分明。
如果說，美國和英國等對於犧牲小國利益來換取它們的平衡或實際利益已經是輕車熟路、誌於此道的話，那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作為自詡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斯大林來說，則無論如何，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為此，當1949年共產黨人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當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並拜會斯，大林的時候，後者也感到相當難堪，並為他過去對中國革命一係列指手劃腳的錯誤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戰爭勝利之際蘇聯從中國得去的那些特殊權益也通過條約形式歸還給了中國。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但是，在當時，斯大林所更多考慮的確實是怎樣才能迅速打敗與蘇聯有著無數舊怨新仇的日本，怎樣才能在對日出兵作戰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和利益。他確實很少或幹脆就沒有顧及這樣做會不會損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國之一的中國利益和主權；或者，在他看來，蘇聯既然出兵參戰了，那麽就不能什麽報償也得不到。也許，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是太實際或過於貪心了，也許是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對他和他的政府用他們自詡的標準來要求和衡量？對此，隻有天知道。
當時，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訓一下日本了。也許，從1904年日俄戰爭以來那一幕幕曆史過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徹底地來一次總報複。他決心要讓日本比當年俄國人敗得更慘重，他要奪回當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輩手裏奪去的那些東西，甚至比那些還要多……
日本政府和軍界也明顯地感到了這一切。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就獲得了蘇軍將在戰勝德國3個月後即對日宣戰的情報。但是，狂妄好戰的日本軍部認為，蘇聯的對日宣戰和出兵時間應該大有疑問。他們覺得蘇軍的進攻不會那麽快，準備工作也不會在那麽早就完成。他們甚至判斷認為，蘇軍一定要等到日軍“瓜熟蒂落、不堪一擊”的時候才會真正出兵作戰。可是，他們沒想到，形勢發展得太快了，那絕好的“瓜熟蒂落”的時機恰好在德國投降3個月後就到來了。此外，日本方麵的史料還說，此時日本軍部並不知道雅爾塔會議期間還有那樣一個關係到中國主權問題的密約，這隻是在戰後他們才知道的。根據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關於結束戰爭的曆史文件》的披露，還在蘇聯沒有作好最後出兵作戰的準備時，曾經一度幫助日本與美國進行和平試探的艾倫·杜勒斯就已經在私下裏把該項秘密告訴了日本方麵。
1945年4月5日，當朱可夫正領導西線蘇軍展開總攻柏林的激烈戰鬥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把蘇聯政府不準備延長《日蘇中立條約》的決定當麵通知了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在闡述這樣做的理由時，莫洛托夫毫不客氣地說：“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國的對蘇戰爭，同時也已同蘇聯的盟國英國和美國處於交戰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認為《日蘇中立條約》已經失去存在的意義，因此完全沒有再讓它繼續存在的理由了。”按規定，該條約有效期為5年，如果在期滿前一年任何締約國一方不宣告廢除的話，它將繼續延長5年。
現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氣得直咬牙根：怎麽趕得這麽巧呢？至此，他們應該明白，這是蘇聯方麵準備參加對日作戰的一個明顯步驟，同時也是向他們發出的一個嚴重的警告信號。
但是，狂妄的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對此並沒有特別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眼前的時局。於是，日本國內在“無論如何也要勝利”的口號下，仍然煽動戰爭的歇斯底裏。鈴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義宣稱：“我們將毫不退讓地繼續前進，並以勝利最終結束戰爭。”
自然，日本政府也沒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蘇聯。它一方麵表麵上向蘇聯款送風情，甚至不斷派出所謂“親蘇派”官員赴蘇；而另一方麵，它也深知日蘇戰爭終不可免，因之在不斷地做著各種戰爭準備工作。當然，這時與以前所不同的是，由準備入侵蘇聯改變成了防範蘇聯對它的“入侵”。日軍軍部認為，蘇軍將首先在中國東北地區和北朝鮮發動進攻。在4月間，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向各戰區和非戰區軍以上司令部下達了一份絕密軍事文件，即《蘇聯東部地區蘇軍後勤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蘇聯遠東地區的各種經濟和軍事情報的總匯，它包括蘇聯在該地區的人口統計、經濟實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鋼材）、軍事工業、西伯利亞鐵路運輸能力（包括平時和戰時）等計算和分析，最後還對蘇聯出兵作戰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糧食、彈藥、燃料等補給量做了估計和判斷。報告認為，蘇軍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戰兵力為55—60個步兵師，這是指在單靠西伯利亞鐵路運輸情況下的算法；倘按理論上的計算，他認為最多可以達到80個師左右。
此後，日本便逐步加強其關東軍的實力，並下令所有在滿洲的退役軍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擴充其對蘇聯的防務。同樣，從1945年4月份以後，蘇聯也開始把大量的西線兵力，特別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條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戰經驗的部隊，逐步地運送到遠東前線……
當4月底華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營受命的時候，蘇軍最高統帥部和蘇聯政府國防委員會正在做這方麵的工作。據他了解和掌握的情況，此間先後調到遠東地區的作戰部隊計有4個集團軍：柳德尼科夫上將指揮的第39集團軍、克雷洛夫上將指揮的第5集團軍、克拉夫欽科坦克兵上將指揮的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和馬納加羅夫上將指揮的第53集團軍。其中，第39和第5集團軍是直接從東普魯士戰場上調過來的，這是早在2月間華西列夫斯基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別挑選出來的兩支精銳部隊。
此間，最高統帥部大本營還專門為遠東蘇軍選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揮經驗的軍事統帥和高級軍事首長。這項工作是在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的親自把關下完成的。當時，他們認為，在不打亂遠東現存蘇軍組織的情況下，為加強後貝加爾方麵軍、遠東方麵軍和濱海集群，必須給他們派去更多的在西線作戰中受過鍛煉、而最好又在遠東眼過役的人員。自然，他們還必須具有統帥經驗和高超的指揮才能。
遠東方麵軍司令員的人選沒有改變，仍是普爾卡耶夫上將。他是華西列夫斯基的摯友，早在蘇德戰爭爆發前，他們兩人就熟識了。此人幹練果決，富於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帶指揮作戰的豐富經驗。戰前，該氏曾經出任莫斯科軍區代理參謀長、白俄羅斯軍區參謀長。衛國戰爭初期，先是擔任西南方麵軍參謀長，1942年擔任西北方麵軍下屬的一個集團軍司令，後因戰功卓著而晉升上將，並被任命為加裏寧方麵軍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將出任遠東方麵軍司令一職。原來，是準備派他來這裏為後者充當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調到沃羅涅日方麵軍鍛煉期間，在庫爾斯克會戰中犧牲了。這樣，普爾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來了。自此，他便紮根在遠東地區。
關於濱海集群的司令員人選，斯大林決定幹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麵軍司令部的全班人馬搬到這裏來，並任命麥列茨科夫元帥出任該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對華西列夫斯基說：“我相信，這個機靈的雅羅斯拉夫人一定有辦法打敗日本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區作戰了，他更有對付強大築壘敵人的經驗。”華西列夫斯基對麥列茨科夫印象極好，他知道後者的身世和經曆，特別是衛國戰爭期間，麥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戰線的各方麵軍中轉戰，獨擋一麵，卓爾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戰、山地戰和攻堅戰等多方麵的實戰經驗和指揮才能。該氏升任蘇聯元帥較晚，但戰前就獲得了“蘇聯英雄”稱號的殊榮。
至於最重要的對日作戰方向——後貝加爾方麵軍的人選，華西列夫斯基提議最好由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來擔任。他還向斯大林推薦說，馬利諾夫斯基的參謀長，應該非紮哈羅夫大將而莫屬。斯大林對這兩個人選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他知道，華西列夫斯基與他們倆人共事時間頗久，應是最了解他們的人了。而且，他還記得，華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時候就多次報告說，馬利諾夫斯基是一個聲望極高的軍事統帥人物，他最富機動作戰的經驗，治軍有方，更有善於深思、當機立斷的美名。一般說來，凡是由馬利諾夫斯基向大本營或總參謀部提出的報告或建議，多數都是合理的和正確的。
此後，華西列夫斯基經與總參謀部商量，最後請準斯大林同意，又向後貝加爾方麵軍和濱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戰功和豐富指揮經驗的集團軍首長。如，普利耶夫上將、巴甫洛夫斯基中將和盧欽斯基中將，此3人被派往後貝加爾方麵軍；又如別洛博羅多夫上將、奇斯佳科夫上將和紮赫瓦塔耶夫中將，此3人被派到了濱海集群。
這樣，遠東蘇軍各方麵軍的主要人選都解決了。當時的部署和編成如下：
滿洲西部邊境的是後貝加爾方麵軍，方麵軍司令為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軍事委員會委員為捷夫欽科夫中將，參謀長為紮哈羅夫大將。下轄各集團軍為：
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司令為克拉夫欽科坦克兵上將；
第39集團軍，司令為柳德尼科夫上將；
第17集團軍，司令為達尼洛夫中將；
第53集團軍，司令為馬納加羅夫上將；
第36集團軍，司令為盧欽斯基中將；
蘇蒙混合騎兵機械化集群，司令為普利耶夫上將；
空軍第12集團軍，司令為胡佳科夫空軍元帥。
滿洲東北部的是遠東方麵軍（後改為遠東第2方麵軍），方麵軍司令為普利卡耶夫大將，軍事委員會委員是列昂諾夫中將，參謀長是舍夫欽科中將。下轄各集團軍部隊為：
第15集團軍，司令為馬莫諾夫中將；
第2集團軍，司令為捷列欣坦克兵中將；
第16集團軍，司令為切列米索夫中將；
堪察加防區，司令為格涅齊科少將；
空軍第10集團軍，司令為日加列夫空軍上將。
部署在滿洲東部邊境的是濱海集群（後改稱遠東第1方麵軍），司令為麥列茨科夫元帥，軍事委員會委員是什蒂科夫上將，參謀長是克魯季科夫中將。下轄集團軍為：
第1集團軍，司令為別洛博羅多夫上將；
第5集團軍，司令為克雷洛夫上將；
第25集團軍，司令為奇斯佳科夫上將；
第35集團軍，司令為紮赫瓦塔耶夫中將；
機械化第10軍，司令為瓦西裏耶夫坦克兵中將；
空軍第9集團軍，司令為索科洛夫空軍上將。
此外，參加遠東蘇軍對日作戰的還有尤馬舍夫海軍上將指揮的太平洋艦隊和安東諾夫海軍少將指揮的阿穆爾河區艦隊（亦稱小太平洋艦隊）。這兩支艦隊也受華西列夫斯基的蘇聯遠東軍總指揮部節製和指揮。
關於華西列夫斯基擔任總司令的遠東軍司令部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華西列夫斯基的遠東軍總司令一職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達的，但這純粹是出於當時對日作戰準備的嚴格保密的技術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華西列夫斯基的總司令部一直被稱為“瓦西裏耶夫上將作戰組”。當時，華西列夫斯基、馬利諾夫斯基和麥列茨科夫3位元帥都奉命取下了元帥肩章，以普通上將的身份秘密進入遠東地區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華西列夫斯基改為瓦西裏耶夫上將，馬利諾夫斯基改為莫羅佐夫上將，麥列茨科夫改為馬克西莫夫上將。所有的作戰命令和報告都必須以此統稱，而且，軍師兩級首長及其以下的軍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說，他們並不知道這次對日作戰的總指揮官和方麵軍首長到底是誰。
關於蘇聯遠東軍總司令部的設立，最初隻有斯大林、安東諾夫和華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後斯大林隻告訴了在西線的朱可夫，因為他是副最高統帥。實際上，從4月底到8月初，華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遠東軍總司令的身份在領導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但多數人並不知道此事，隻是知道有一個“瓦西裏耶夫上將作戰組”、因為，在此間的一切公開場合，華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國防人民委員，大本營成員兼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司令的身份出現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勝利閱兵活動，華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後麵的職務領頭出現在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的千人混成方陣前麵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幾次談話中，斯大林對華西列夫斯基一直強調，這次對日作戰與在西線的對德作戰完全不同，因此大本營代表製度不適合遠東戰場的實際需要，他提出成立一個由華西列夫斯基負總責的遠東蘇軍總指揮部或司令部，後來幹脆就說任命華西列夫斯基為蘇聯遠東軍總司令。他征求華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見，華西列夫斯基表示說，他完全同意最高統帥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經常與斯大林打交道，發覺最高統帥有一個特點，或者說是習慣：每當他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情後，便喜歡把這種意見說出來並征求當事人或在場的人的意見，而最後由別人說出“是應該這樣”，或“我表示同意”之類的話。
當時，在闡述這一任命的職責權限時，斯大林破天荒地給予了華西列夫斯基以遠遠超出以往大本營代表那樣的權限。他說：“在這個崗位上，您擁有完全的決斷權和指揮權，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當成最高統帥部的一個派出機構。當然，我也希望您經常不斷地與我保持聯係。”
之所以有這樣考慮和做法，主要是因為遠東戰場將處於與蘇聯中心地區十分遙遠的位置，如果坐飛機從莫斯科到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隻空中飛行時間累計起來就須近30個小時。此外，遠東地區幅員遼闊，地形極為複雜，參戰的兵力和兵器都與以往有很大不同。這就要求對這些問題必須當機立斷，全權解決，以免因過多的請示報告而耽擱戰機。再有，這次作戰將與在西線作戰采取完全不同的辦法，它要求彼此遠相隔離的各方麵軍和海上艦隊，必須同時在3個方向開展向心突擊以分頭消滅敵軍。而在西部戰場上，過去多是幾個方麵軍彼此銜接地平行向敵人展開攻勢，因此互相呼應和照顧十分方便，指揮起來也相對順手得多。這就要求要有一個非常強有力而且熟練的指揮機構來組織和保持各方麵軍緊密的協同動作，否則，遠東整個戰局就會出現亂子，或者顧此失彼，或者各自為政，等等。
為此，在遠東軍司令部的組成人選外，斯大林還特別給華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麵的助手。他們分別是：蘇軍空軍總司令諾維科夫空軍主帥、通信兵副主帥普采爾采夫通信兵上將、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帥、後勤部副部長維諾格拉多夫上將、工程兵副總司令納紮羅夫上將以及以緬澤林采夫少將率領的一個總參謀部工作小組，其成員全是在遠東地區工作過的，或是這方麵的專家。
後來，華西列夫斯基曾經就此寫道：“在我看來，成立遠東軍總指揮部作為對軍隊實行戰略領導的機關，是正確的。有了這樣一個機關，就能有效地執行最高統帥部的指示，就能估計戰役戰略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的一切變化，並對這些變化作出及時的反應，也能就地給各方麵軍以必要的幫助……”
對德勝利凱旋日，對日作戰運籌時；
受命獨身擔大任，遠東戰事賴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當東普魯士戰役勝利結束後的第二天，華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統帥部命令離開了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他知道，這次調離後等待他的將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線轉赴東線，奔赴遠東領導和指揮最高統帥擬議之中的未來對日作戰。
2月17日，早在雅爾塔會議剛剛結束、他到斯大林那裏去匯報工作、並被委派到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前線領導進軍普魯士的偉大戰鬥的時候，斯大林就曾告訴他說，在德國投降2—3個月後，蘇聯政府為承擔反法西斯盟國的義務，將在遠東地區展開大規模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作戰行動，並建議派他前去領導和指揮這次意義重大的遠東戰事。當時，斯大林還指示他說，最好由他在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和波羅的海沿岸第1方麵軍中挑選出若幹個精銳的集團軍，以便屆時派赴遠東戰區，作為對日作戰的蘇軍遠東部隊的尖刀。
“4月27日，我開始著手製定對日作戰計劃。”華西列夫斯基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到這時候，他才終於明白了當初他提出辭去總參謀長職務後為什麽斯大林把他列為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之一。顯然，在最高統帥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賞識的軍事統帥，最高統帥仍是把他們倆人視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樣。因為，當時朱可夫元帥已經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麽這個與之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遠東方向便非他莫屬了。
其實，早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華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東諾夫，要求他們考慮究竟采用什麽辦法才能縮短即將進行的對日作戰的準備時限問題，隻是那時他還沒有想到要派他去領導和指揮這次絕對重要的戰事罷了。他當時隻是認為，這不過是他作為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人的分內之事而已。
現在，對蘇聯決定參加對日作戰問題略微作些追述和說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頭追溯到1904年前後在中國東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場駭人聽聞的日俄大戰，也許有些讀者會覺得離題太遠了，或者會認為那些年代的事情對後來的事件並不具有什麽重要的背景意義：因為那是帝俄時代的俄日爭奪，沙俄也是奉行擴張主義的封建軍事帝國；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支援中國抗日或履行盟國反法西斯義務的舉措。因此這些還是不攪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這裏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給大家：這是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斷而且還緊密地纏繞、連結在一起的曆史！此外，尤其是在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每一個民族或國家在處理各種國際事務中，都首先要參照並顧及過往的那些似乎已經沉睡了許久的曆史及曆史的聯係；同樣，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領袖人物都不會輕易地割斷他們的曆史臍帶，或者是自覺的和有意識的，或者是不自覺的和下意識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駕馭一樣，這種民族或國家間的曆史情結也會衝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或阻滯。更何況，在許多時候還往往有著更為重要的國家或民族的實際利益在背後作著強大的驅動呢！
是的，這種解釋確實有點兒抽象而且過於冗長，那麽就說些具體而實際的吧。稍有一定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斯大林克裏姆林宮寬大辦公室的牆上，掛的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列寧的肖像，而是俄國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統帥和將軍們的巨幅肖像，如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等，甚至如我們已經介紹過的，許多著名戰役和軍功章也都是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的。當然，這倒不一定非要給予非議或厚非；但是，當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爾塔密約中把掠取第三國——確切地說是中國——實際權益作為出兵對日作戰的先決條件的時候，就不能不讓我們和任何有正義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這些問題如中東鐵路、南庫頁島、大連港國際化及租借旅順作軍事基地等，又都是經由1904年那場日俄戰爭的結果而引起來的。
可見，此役確為事之始因。
1904年春，為互相爭奪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權利，沙俄和日本兩夥強盜在關東大地上展開了廝殺。日軍先是在旅順口、蓋縣、遼陽至奉天一線大敗俄軍，隨後又在對馬海峽打得前來增援的俄波羅的海艦隊全軍覆滅。戰後，日本遂奪取原來在沙俄控製之下的旅順海軍基地，中東路沈陽至大連一段（即所謂的南滿鐵路）、南庫頁島及其附近島嶼等勢力範圍。這樣，沙俄苦心經營的中國南滿地區特權全部被迫無償地轉讓給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國的侵略擴張政策終於敗在了新銳強盜的“大陸政策”之下。這使俄國人大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兩國舊怨新仇交織一處，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寧的新生社會主義蘇維埃俄國出現後，日本出於意識形態和遠東利益等多種因素，帶頭參與並策劃了1920年前後的14國聯合外部武裝幹涉。其實，對日本來說，幹涉布爾什維主義是借口，真實動機和利害是實施蓄謀積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亞並占領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1920年又占領了整個庫頁島。後因蘇俄軍民奮力苦鬥，才徹底擊敗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武裝幹涉活動，日軍也被迫於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領的大部地區，其中包括庫頁島北部。這樣，日蘇之間在遠東及中國東北地區的實際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那樣的基本狀況。
此後，雖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認蘇聯並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但兩國，尤其是日本卻一直也沒有放棄在遠東地區與蘇聯的爭奪。蘇聯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後的美國是其在遠東地區的實際威脅，遂於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別遠東軍；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後，蘇聯政府又決定建立遠東海軍。這是因為，日本內閣自1927年就製定了“北進”的侵蘇政策，其軍部也狂妄叫囂從北部擊敗蘇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將其關東軍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蘇聯政府為阻止日本“北進”，爭取時間加強經濟建設，擴充實力，遂於1931年底向日本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果，在時隔一年之後被日本以時機尚未成熟而拒絕。蘇聯遂感問題嚴重，乃於第二年5月加強了特別遠東軍實力及其防務。越二年，又改遠東海軍為太平洋艦隊，增設外貝加爾軍區。
1936年11月，日本勾結德國法西斯簽訂了“德日關於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還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秘密附屬協定”。後者是一個旨在反蘇的秘密軍事協定，它規定：締約一方受到蘇聯進攻或威脅時，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減輕蘇聯負擔的一切措施；不經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蘇聯簽訂與本協定精神相違背的一切政治條約。至此，“東京—柏林”反蘇反共軸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蘇哈桑湖衝突爆發（即張鼓峰事件）。日軍進攻被打退，蘇軍進入張鼓峰地區。此間，蘇軍總參謀部決定將特別遠東軍改為遠東方麵軍，接著又把該方麵軍分成獨立第1軍和獨立第2軍。哈桑湖軍事衝突期間，華西列夫斯基作為總參謀部戰役訓練處（作戰部前身）處長，直接協助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參與了這一戰鬥的指揮及善後處理，並因此得到了蘇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際，蒙滿邊境諾門坎軍事衝突爆發。實際上，這次衝突在背後是日蘇間的再次軍事衝突，關東軍和蘇軍也都投入作戰。結果，蘇蒙聯軍大敗日本關東軍而宣告停戰。
是年8月下旬，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國訂立同盟條約。鑒於日趨緊張的蘇德關係和日美關係，日蘇兩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盤，結果於1941年4月，日本與蘇聯亦訂立中立條約。後者規定：“如果締約國一方成為第三者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應保持中立。”換言之，假如發生蘇德戰爭，日本須保持中立；如爆發日美戰爭，則蘇聯要保持中立。該條約有效期為5年。
然而，當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特別是德軍勢如破竹地越過蘇聯西部廣大地區、並於7月間發起對莫斯科的大舉進攻時，日本便準備北進攻擊蘇聯了。7月初，日本政府擬定了《適應形勢演變帝國國策綱要》。該綱要規定，對北麵的蘇聯“要秘密準備采取武力”。隨後，7月7日和16日，軍部兩次下達了“關東軍特別演習”（實際不是演習，而是進攻蘇聯的作戰）動員令。經過這兩次動員，蘇聯邊境這側的關東軍總兵力已經達到了7o餘萬人。蘇聯政府對此極為緊張，駐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訪日本外相鬆岡一次，質問日方是否準備遵守《日蘇中立條約》。在第三次（7月13日）會見時，鬆岡幹脆冷冷地說：“我認為，日蘇中立條約不適用於目前進行的戰爭。”隻是由於後來日本第二次近衛內閣解散，第三次近衛內閣新任外相豐田不主張急於攻蘇，隨後參謀本部也判斷德軍不能在年內攻下蘇聯首都並結束戰爭，最後才決定了“在本年內不對蘇聯使用武力”的新方針。
後來的事件表明，日本參謀本部的判斷是正確的，德軍不僅沒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裏慘遭大敗，以至不得不把戰線後退80—100公裏。但是，當時蘇軍總參謀部和大本營卻為此大大擔心了好長時間。此間，在遠東前線，遠東方麵軍命令各部隊在前沿大修築壘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礙物，拉鐵絲網，敷設雷區；太平洋艦隊加強巡邏和空中偵察，並在蘇聯海域蘇維埃灣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謝特灣附近敷設大量水雷；空軍部隊也進入了三級戰備狀態。（按常規，在一級戰備中，飛行員須全天候地在駕駛艙內待命；在二級戰備中，飛行員在機旁待命；在三級戰備中，飛行員在指定地點待命）。在10月以前，蘇方向遠東前線增派了不少的兵力，隻是此後得到準確情報後，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緊的時候，把善於冬季作戰的遠東軍11個精銳師抽調到了西線戰場去打擊德軍。然而即使如此，隨後又向遠東投放了比這個數目還要多的兵力，隻不過這些都是未經更多訓練的部隊而已。
蘇德戰爭的第二年，即1942年，當德軍把春季攻勢發展為夏季奪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規模進攻時，日本參謀本部又一次製訂了進攻蘇聯並奪取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作戰方案。為此，日本軍部決定設立關東軍第1和第2方麵軍司令部、裝甲兵司令部和第2軍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樣，後來由於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遭到更加嚴重的失敗；而蘇軍隨後把戰爭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並由此開始大規模反擊作戰等因素，日本方麵才不得不放棄了這次與德軍夾攻蘇聯的打算。自此以後，雖然日軍仍在遠東前線留駐著關東軍的主力部隊，但再也沒有敢提出進攻蘇聯的新計劃。這是因為，一方麵，日軍在南太平洋戰場連連遭到美英軍隊的打擊，如中途島戰役、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等等。另一方麵，蘇軍已在戰場上轉入了對德軍的反攻，如庫爾斯克大會戰，第聶伯河左岸烏克蘭戰役和右岸烏克蘭戰役中，德軍已經連遭大敗，幾成節節敗退、望風而逃之勢。
到1943年11月，當蘇、美、英三國首腦首次德黑蘭會晤時，斯大林就已原則上同意了在擊敗德國後立即著手進行對日作戰的準備。因為，一方麵，斯大林已經高興地看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終於答應了將在第二年春天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承諾；另一方麵，這是為了承擔盟國義務或者回應美英兩國的積極行動，也是為了盡快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和徹底教訓一下一直在威脅蘇聯的這個“小日本”。這時，斯大林認為他已經有這種能力了。當然這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他一直在等著這個機會。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總參謀部下達指示，要求計算出在遠東集結兵力所需時間，以及兵力配置、戰役保障等各種資料和數據。隨後在10月間與前去會晤的丘吉爾和艾登談話時，他明確表示蘇聯可以在德國投降兩三個月後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是，請美英兩盟國在遠東建立起足夠2—3個月的燃料、糧食和運輸工具的儲備。丘吉爾和文登表示願意承擔該項義務。
到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舉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裏姆林宮接待了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後者想急於了解蘇聯政府在出兵對日作戰問題上的立場，斯大林絲毫不加掩飾地對他說，現在日本非常懼怕蘇聯參戰，而蘇聯再也不用過多地擔心日本的挑釁或進攻了。為此，他給美國大使舉了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他說，在不久前東京舉行的一次官方招待會上，日軍總參謀長杉山曾向一位蘇聯代表建議說，日本方麵很想與蘇聯首腦舉行會晤。杉山說，德國人並不在日本人眼裏，日本同德國的條約不過是一紙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見杉山，所以沒有給他以任何答複。日本這一作法表明了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其恐懼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日本的一個高級軍官竟然在這樣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蘇聯代表進行試探。”
關於第二個例子，斯大林對哈裏曼說：“日本立場改變的另一個證明還反映在，日本人現在已經同意了我們提出的把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北部開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讓權賣給蘇聯。早在1941年4月我們就談起過這筆交易，當時還打算在同年10月辦妥一切手續。但是後來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兩年多，現在他們突然願意實現那份原有的協議了。這是東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個跡象。”
在雅爾塔三國首腦會議上，斯大林在禮貌的外表下向羅斯福和丘吉爾強硬地提出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不可動搖的條件。在2月11日簽訂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稱“雅爾塔密約”)上明白地寫著：
……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2—3個月後，蘇聯將參
加盟國方麵對日作戰，其條件是：
1．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
2．恢複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
的各項權利，即
甲．將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毗連島嶼歸還蘇聯；
乙．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這個港口的優惠權
益，恢複租界旅）煩港為蘇聯海軍基地；
丙．設立中蘇合營公司，對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及南滿
鐵路進行共管，並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而中國保持在滿洲
的全部主權。
3．千島群島交給蘇聯。
姑且先不去說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所開具的上述條件及其所持立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為反法西斯盟國的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也不用去說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歡蔣介石這個人；人們首先就會向，斯大林為什麽能這樣強硬地提出問題呢？一向多謀的羅斯福和狡黠的丘吉爾何以能答應蘇聯的這些要求呢？
原來，在雅爾塔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就對日戰事提出了一份相當悲觀的估計和設想。按照那些富有經驗的高級軍官們的估計，德國投降後至少還需要有一年半的時間才能最終戰勝日本，而為此美軍至少要付出100萬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價。他們認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島；如若歐戰延長的話，那麽這個進攻隻得推遲到1946年較晚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曾說：“通過東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業心髒地區，將會是一場極其激烈的戰鬥。”當時美英兩國的許多政治家和軍人甚至預測說，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終徹底地戰勝日本。既然如此，則不論是羅斯福還是丘吉爾，他們都希望由蘇聯人來承擔這一犧牲，哪怕這樣做確實對他們在遠東的未來利益有著不小的妨礙甚至威脅。他們的心理至少有兩點：一是兩害相衡取其輕；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自然，羅斯福和丘吉爾也不是傻瓜。當斯大林提出上述條件時，他們總是態度模棱兩可，甚至以中國政府和蔣介石不會同意為理由企圖變相拒絕。無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鐵了心要取得這些條件，否則便不準備出兵參戰。當然外交辭令不是這麽說的。
關於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態度問題，斯大林說，他也不反對關於協議內容應該得到中國的確認，但現在不必急於通知中國人。他隻是希望把這些作為會議正式文件寫下來並得到總統和首相的讚同，至於什麽時候通知中國人，他相信羅斯福會有他認為可行又穩妥的辦法的。此外，為了平衡蔣介石的心理，在對待中國內部國共兩黨關係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羅斯福的建議，同意在最近與蔣介石簽訂一個正式的條約，以示對他的政府的支持，而並不支持與他有著共同信仰的毛澤東和共產黨人。
關於美英並不情願放棄的那份在遠東的利益，以及羅斯福提出的把大連等地實行國際共管而不是蘇聯一家獨占等問題，斯大林幹脆不加考慮，他隻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他解釋說：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條件，那麽蘇聯人民將難於理解為什麽蘇聯要對日作戰。德國威脅著蘇聯自身的生存，因而蘇聯人對於同德國作戰的意義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是他們不會懂得為什麽要去攻打日本。不過，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條件，這件事就可以較為容易地用涉及國家利益的理由，向蘇聯人民和最高蘇維埃進行解釋了。
就這樣，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表示“理解”。隻有中國不能“理解”，也沒有“理由”來做這樣的“理解”。可遺憾的是當時中國方麵還並不知情，即使後來中國方麵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這樣，在反法西斯盟國中間，確切地說是在美英蘇三國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也演出了這種犧牲弱國利益以維持大國間平衡的悲劇。實際上，這也是一幕醜劇。
當然，中國人民和當時的中國政府，尤其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來都沒有否認過這樣的事實，這就是：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及其一舉消滅日本關東軍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它加速了中國人民打敗日寇並驅逐其勢力出中國的偉大進程。不僅如此，中國人民對蘇軍的英勇作戰還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積極協助。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對此給予極高的評價。同樣，對美英等盟國在抗日戰爭中給予中國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謝。但是，這不等於中國方麵對美英蘇各大國拿中國的主權作交易是認可並同意的。功是功，過是過，功過自當分明。
如果說，美國和英國等對於犧牲小國利益來換取它們的平衡或實際利益已經是輕車熟路、誌於此道的話，那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作為自詡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斯大林來說，則無論如何，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為此，當1949年共產黨人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當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並拜會斯，大林的時候，後者也感到相當難堪，並為他過去對中國革命一係列指手劃腳的錯誤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戰爭勝利之際蘇聯從中國得去的那些特殊權益也通過條約形式歸還給了中國。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但是，在當時，斯大林所更多考慮的確實是怎樣才能迅速打敗與蘇聯有著無數舊怨新仇的日本，怎樣才能在對日出兵作戰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和利益。他確實很少或幹脆就沒有顧及這樣做會不會損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國之一的中國利益和主權；或者，在他看來，蘇聯既然出兵參戰了，那麽就不能什麽報償也得不到。也許，斯大林和蘇聯政府是太實際或過於貪心了，也許是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對他和他的政府用他們自詡的標準來要求和衡量？對此，隻有天知道。
當時，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訓一下日本了。也許，從1904年日俄戰爭以來那一幕幕曆史過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徹底地來一次總報複。他決心要讓日本比當年俄國人敗得更慘重，他要奪回當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輩手裏奪去的那些東西，甚至比那些還要多……
日本政府和軍界也明顯地感到了這一切。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就獲得了蘇軍將在戰勝德國3個月後即對日宣戰的情報。但是，狂妄好戰的日本軍部認為，蘇聯的對日宣戰和出兵時間應該大有疑問。他們覺得蘇軍的進攻不會那麽快，準備工作也不會在那麽早就完成。他們甚至判斷認為，蘇軍一定要等到日軍“瓜熟蒂落、不堪一擊”的時候才會真正出兵作戰。可是，他們沒想到，形勢發展得太快了，那絕好的“瓜熟蒂落”的時機恰好在德國投降3個月後就到來了。此外，日本方麵的史料還說，此時日本軍部並不知道雅爾塔會議期間還有那樣一個關係到中國主權問題的密約，這隻是在戰後他們才知道的。根據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關於結束戰爭的曆史文件》的披露，還在蘇聯沒有作好最後出兵作戰的準備時，曾經一度幫助日本與美國進行和平試探的艾倫·杜勒斯就已經在私下裏把該項秘密告訴了日本方麵。
1945年4月5日，當朱可夫正領導西線蘇軍展開總攻柏林的激烈戰鬥時，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把蘇聯政府不準備延長《日蘇中立條約》的決定當麵通知了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在闡述這樣做的理由時，莫洛托夫毫不客氣地說：“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國的對蘇戰爭，同時也已同蘇聯的盟國英國和美國處於交戰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認為《日蘇中立條約》已經失去存在的意義，因此完全沒有再讓它繼續存在的理由了。”按規定，該條約有效期為5年，如果在期滿前一年任何締約國一方不宣告廢除的話，它將繼續延長5年。
現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氣得直咬牙根：怎麽趕得這麽巧呢？至此，他們應該明白，這是蘇聯方麵準備參加對日作戰的一個明顯步驟，同時也是向他們發出的一個嚴重的警告信號。
但是，狂妄的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對此並沒有特別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眼前的時局。於是，日本國內在“無論如何也要勝利”的口號下，仍然煽動戰爭的歇斯底裏。鈴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義宣稱：“我們將毫不退讓地繼續前進，並以勝利最終結束戰爭。”
自然，日本政府也沒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蘇聯。它一方麵表麵上向蘇聯款送風情，甚至不斷派出所謂“親蘇派”官員赴蘇；而另一方麵，它也深知日蘇戰爭終不可免，因之在不斷地做著各種戰爭準備工作。當然，這時與以前所不同的是，由準備入侵蘇聯改變成了防範蘇聯對它的“入侵”。日軍軍部認為，蘇軍將首先在中國東北地區和北朝鮮發動進攻。在4月間，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向各戰區和非戰區軍以上司令部下達了一份絕密軍事文件，即《蘇聯東部地區蘇軍後勤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蘇聯遠東地區的各種經濟和軍事情報的總匯，它包括蘇聯在該地區的人口統計、經濟實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鋼材）、軍事工業、西伯利亞鐵路運輸能力（包括平時和戰時）等計算和分析，最後還對蘇聯出兵作戰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糧食、彈藥、燃料等補給量做了估計和判斷。報告認為，蘇軍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戰兵力為55—60個步兵師，這是指在單靠西伯利亞鐵路運輸情況下的算法；倘按理論上的計算，他認為最多可以達到80個師左右。
此後，日本便逐步加強其關東軍的實力，並下令所有在滿洲的退役軍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擴充其對蘇聯的防務。同樣，從1945年4月份以後，蘇聯也開始把大量的西線兵力，特別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條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戰經驗的部隊，逐步地運送到遠東前線……
當4月底華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營受命的時候，蘇軍最高統帥部和蘇聯政府國防委員會正在做這方麵的工作。據他了解和掌握的情況，此間先後調到遠東地區的作戰部隊計有4個集團軍：柳德尼科夫上將指揮的第39集團軍、克雷洛夫上將指揮的第5集團軍、克拉夫欽科坦克兵上將指揮的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和馬納加羅夫上將指揮的第53集團軍。其中，第39和第5集團軍是直接從東普魯士戰場上調過來的，這是早在2月間華西列夫斯基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別挑選出來的兩支精銳部隊。
此間，最高統帥部大本營還專門為遠東蘇軍選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揮經驗的軍事統帥和高級軍事首長。這項工作是在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的親自把關下完成的。當時，他們認為，在不打亂遠東現存蘇軍組織的情況下，為加強後貝加爾方麵軍、遠東方麵軍和濱海集群，必須給他們派去更多的在西線作戰中受過鍛煉、而最好又在遠東眼過役的人員。自然，他們還必須具有統帥經驗和高超的指揮才能。
遠東方麵軍司令員的人選沒有改變，仍是普爾卡耶夫上將。他是華西列夫斯基的摯友，早在蘇德戰爭爆發前，他們兩人就熟識了。此人幹練果決，富於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帶指揮作戰的豐富經驗。戰前，該氏曾經出任莫斯科軍區代理參謀長、白俄羅斯軍區參謀長。衛國戰爭初期，先是擔任西南方麵軍參謀長，1942年擔任西北方麵軍下屬的一個集團軍司令，後因戰功卓著而晉升上將，並被任命為加裏寧方麵軍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將出任遠東方麵軍司令一職。原來，是準備派他來這裏為後者充當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調到沃羅涅日方麵軍鍛煉期間，在庫爾斯克會戰中犧牲了。這樣，普爾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來了。自此，他便紮根在遠東地區。
關於濱海集群的司令員人選，斯大林決定幹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麵軍司令部的全班人馬搬到這裏來，並任命麥列茨科夫元帥出任該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對華西列夫斯基說：“我相信，這個機靈的雅羅斯拉夫人一定有辦法打敗日本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區作戰了，他更有對付強大築壘敵人的經驗。”華西列夫斯基對麥列茨科夫印象極好，他知道後者的身世和經曆，特別是衛國戰爭期間，麥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戰線的各方麵軍中轉戰，獨擋一麵，卓爾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戰、山地戰和攻堅戰等多方麵的實戰經驗和指揮才能。該氏升任蘇聯元帥較晚，但戰前就獲得了“蘇聯英雄”稱號的殊榮。
至於最重要的對日作戰方向——後貝加爾方麵軍的人選，華西列夫斯基提議最好由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來擔任。他還向斯大林推薦說，馬利諾夫斯基的參謀長，應該非紮哈羅夫大將而莫屬。斯大林對這兩個人選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他知道，華西列夫斯基與他們倆人共事時間頗久，應是最了解他們的人了。而且，他還記得，華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時候就多次報告說，馬利諾夫斯基是一個聲望極高的軍事統帥人物，他最富機動作戰的經驗，治軍有方，更有善於深思、當機立斷的美名。一般說來，凡是由馬利諾夫斯基向大本營或總參謀部提出的報告或建議，多數都是合理的和正確的。
此後，華西列夫斯基經與總參謀部商量，最後請準斯大林同意，又向後貝加爾方麵軍和濱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戰功和豐富指揮經驗的集團軍首長。如，普利耶夫上將、巴甫洛夫斯基中將和盧欽斯基中將，此3人被派往後貝加爾方麵軍；又如別洛博羅多夫上將、奇斯佳科夫上將和紮赫瓦塔耶夫中將，此3人被派到了濱海集群。
這樣，遠東蘇軍各方麵軍的主要人選都解決了。當時的部署和編成如下：
滿洲西部邊境的是後貝加爾方麵軍，方麵軍司令為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軍事委員會委員為捷夫欽科夫中將，參謀長為紮哈羅夫大將。下轄各集團軍為：
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司令為克拉夫欽科坦克兵上將；
第39集團軍，司令為柳德尼科夫上將；
第17集團軍，司令為達尼洛夫中將；
第53集團軍，司令為馬納加羅夫上將；
第36集團軍，司令為盧欽斯基中將；
蘇蒙混合騎兵機械化集群，司令為普利耶夫上將；
空軍第12集團軍，司令為胡佳科夫空軍元帥。
滿洲東北部的是遠東方麵軍（後改為遠東第2方麵軍），方麵軍司令為普利卡耶夫大將，軍事委員會委員是列昂諾夫中將，參謀長是舍夫欽科中將。下轄各集團軍部隊為：
第15集團軍，司令為馬莫諾夫中將；
第2集團軍，司令為捷列欣坦克兵中將；
第16集團軍，司令為切列米索夫中將；
堪察加防區，司令為格涅齊科少將；
空軍第10集團軍，司令為日加列夫空軍上將。
部署在滿洲東部邊境的是濱海集群（後改稱遠東第1方麵軍），司令為麥列茨科夫元帥，軍事委員會委員是什蒂科夫上將，參謀長是克魯季科夫中將。下轄集團軍為：
第1集團軍，司令為別洛博羅多夫上將；
第5集團軍，司令為克雷洛夫上將；
第25集團軍，司令為奇斯佳科夫上將；
第35集團軍，司令為紮赫瓦塔耶夫中將；
機械化第10軍，司令為瓦西裏耶夫坦克兵中將；
空軍第9集團軍，司令為索科洛夫空軍上將。
此外，參加遠東蘇軍對日作戰的還有尤馬舍夫海軍上將指揮的太平洋艦隊和安東諾夫海軍少將指揮的阿穆爾河區艦隊（亦稱小太平洋艦隊）。這兩支艦隊也受華西列夫斯基的蘇聯遠東軍總指揮部節製和指揮。
關於華西列夫斯基擔任總司令的遠東軍司令部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華西列夫斯基的遠東軍總司令一職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達的，但這純粹是出於當時對日作戰準備的嚴格保密的技術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華西列夫斯基的總司令部一直被稱為“瓦西裏耶夫上將作戰組”。當時，華西列夫斯基、馬利諾夫斯基和麥列茨科夫3位元帥都奉命取下了元帥肩章，以普通上將的身份秘密進入遠東地區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華西列夫斯基改為瓦西裏耶夫上將，馬利諾夫斯基改為莫羅佐夫上將，麥列茨科夫改為馬克西莫夫上將。所有的作戰命令和報告都必須以此統稱，而且，軍師兩級首長及其以下的軍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說，他們並不知道這次對日作戰的總指揮官和方麵軍首長到底是誰。
關於蘇聯遠東軍總司令部的設立，最初隻有斯大林、安東諾夫和華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後斯大林隻告訴了在西線的朱可夫，因為他是副最高統帥。實際上，從4月底到8月初，華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遠東軍總司令的身份在領導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但多數人並不知道此事，隻是知道有一個“瓦西裏耶夫上將作戰組”、因為，在此間的一切公開場合，華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國防人民委員，大本營成員兼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司令的身份出現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勝利閱兵活動，華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後麵的職務領頭出現在白俄羅斯第3方麵軍的千人混成方陣前麵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幾次談話中，斯大林對華西列夫斯基一直強調，這次對日作戰與在西線的對德作戰完全不同，因此大本營代表製度不適合遠東戰場的實際需要，他提出成立一個由華西列夫斯基負總責的遠東蘇軍總指揮部或司令部，後來幹脆就說任命華西列夫斯基為蘇聯遠東軍總司令。他征求華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見，華西列夫斯基表示說，他完全同意最高統帥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經常與斯大林打交道，發覺最高統帥有一個特點，或者說是習慣：每當他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情後，便喜歡把這種意見說出來並征求當事人或在場的人的意見，而最後由別人說出“是應該這樣”，或“我表示同意”之類的話。
當時，在闡述這一任命的職責權限時，斯大林破天荒地給予了華西列夫斯基以遠遠超出以往大本營代表那樣的權限。他說：“在這個崗位上，您擁有完全的決斷權和指揮權，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當成最高統帥部的一個派出機構。當然，我也希望您經常不斷地與我保持聯係。”
之所以有這樣考慮和做法，主要是因為遠東戰場將處於與蘇聯中心地區十分遙遠的位置，如果坐飛機從莫斯科到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隻空中飛行時間累計起來就須近30個小時。此外，遠東地區幅員遼闊，地形極為複雜，參戰的兵力和兵器都與以往有很大不同。這就要求對這些問題必須當機立斷，全權解決，以免因過多的請示報告而耽擱戰機。再有，這次作戰將與在西線作戰采取完全不同的辦法，它要求彼此遠相隔離的各方麵軍和海上艦隊，必須同時在3個方向開展向心突擊以分頭消滅敵軍。而在西部戰場上，過去多是幾個方麵軍彼此銜接地平行向敵人展開攻勢，因此互相呼應和照顧十分方便，指揮起來也相對順手得多。這就要求要有一個非常強有力而且熟練的指揮機構來組織和保持各方麵軍緊密的協同動作，否則，遠東整個戰局就會出現亂子，或者顧此失彼，或者各自為政，等等。
為此，在遠東軍司令部的組成人選外，斯大林還特別給華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麵的助手。他們分別是：蘇軍空軍總司令諾維科夫空軍主帥、通信兵副主帥普采爾采夫通信兵上將、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帥、後勤部副部長維諾格拉多夫上將、工程兵副總司令納紮羅夫上將以及以緬澤林采夫少將率領的一個總參謀部工作小組，其成員全是在遠東地區工作過的，或是這方麵的專家。
後來，華西列夫斯基曾經就此寫道：“在我看來，成立遠東軍總指揮部作為對軍隊實行戰略領導的機關，是正確的。有了這樣一個機關，就能有效地執行最高統帥部的指示，就能估計戰役戰略形勢和軍事政治形勢的一切變化，並對這些變化作出及時的反應，也能就地給各方麵軍以必要的幫助……”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