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視野下的“通俗曆史熱” 李小樹 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7-3-9 -------------------------------------------------------------------------------- 一 作為一種關涉史學的文化現象，“通俗曆史熱”已經成為一個“公共話題”。從史學的發展的角度看，這是商品經濟和文化教育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 實際上，通俗曆史並非“新生事物”，其以講說形式而流傳的曆史已經相當久遠，它廣泛流行於民間，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裏，是民眾了解過去，熟悉曆史，滿足自身曆史求知欲的主要乃至唯一的途徑。不過，一般情況下它很少“走熱”。但是，當商品經濟趨於發達，文化教育發展迅速的時候，人們在從事賴以謀生的職業活動之外，帶有“文化色彩”的業餘需求會隨之增長，對作為文化存在常見形態之一的曆史知識，其“求解”欲望也會趨於強烈。這種社會需求的增長促使與時代發展息息相關的史學不得不進行必要的“適時性調整”，從而在隔塵絕俗的精英式研究之外，衍生出一種以滿足公眾意願為基本出發點的通俗化的曆史敘述（口頭的或文字的）並日益“走熱”。 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曆史知識相對豐富又長於“口筆之才”的文人出於不同的目的而介入曆史的通俗化活動，使之成為一種新的帶有“另類”色彩的史學模式。兩宋時期講史的活躍便是其中典型的“曆史”事例。在商品經濟和都市商業有了明顯發展的宋代，文化教育相對發達，出現了“學校未嚐虛裏巷”、“城裏人家半讀書”的動人景觀（梁克家：《淳熙三山誌·卷四十》）並有著多次“興學”之舉，與之相適應，“瓦市”中便有了“說三分”、“五代史”（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以及“講說《通鑒》，漢、唐曆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吳自牧：《夢梁錄·小說講經史》）的通俗曆史講述，“茶肆”中也有“講說《漢書》”者。（潛說友：《鹹淳臨安誌·卷九十二》）它成為一種很“熱”的民間文化形態，隨之而起的是宋元平話等通俗曆史著述的流行。原本看似“高深”的知識與觀念在這種背景之下“飛人尋常百姓家”，史學獲得了學科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當今市場經濟逐步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大為提高，高等教育開始走向大眾化，人們的業餘文化需求顯著增長，久遠的塵封舊事引起了人們日益濃厚的興趣。這使通俗曆史有了“升溫”的沃土，其“曆史的慣性”開始充分顯現了出來。客觀地說，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在古奧難懂的傳統史著和“學術模式”的現代史書皆難“卒讀”的情況下，通俗化的曆史幾乎成為他們“探尋過去”的唯一的選擇。換言之，在現代大眾對傳統的了解渴望中，隻有通俗化的曆史能夠使這種渴望獲得滿足，這使“通俗曆史熱”的出現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二 這一現象的出現對史學終極功能的實現從而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是有利的。史學的職任是記錄人類社會的發展曆程，總結其發展規律，以保證社會的良性運轉，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這是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終極追求。這種目的追求決定了史學傳播範圍與學科效應的正比例關係，即傳播範圍愈廣，對社會走向文明與進步，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也愈大。 長久以來，史學都視道德教化為天然職任，通過道德垂範的作用以優化民風，“激活”有利於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向善意識”，從而最大限度地消減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的潛在的高危因素，使人文生態在風俗善、禍亂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靜民和成為一種“常態”並最終惠及大眾與社會。此外，曆史知識的廣泛傳播，對廣大民眾的曆史求知欲的滿足，對民眾素質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對社會整體智慧的提高也不無裨益。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其廣大成員曆史知識貧乏、曆史觀念淡漠的民族，能夠曆經千載而生生不已，能夠麵對未來而自強不息。 由此可見，無論什麽時代，史學成果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其傳播範圍的廣狹對人們的文化素質、民族的精神麵貌和社會道德的總體狀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很多具有普適性的行為規範和道義原則等，在記錄它們的原初的文化語境中，是很難為現代人所理解與接受的，其舊有的“麵貌”不能滿足現代傳播的需要，隻有用通俗的現代語言加以表述與闡釋，才能使這種優秀的傳統文化在現時代最大限度地得到“活化”，成為社會道德與精神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通俗曆史熱”所帶來的曆史知識和曆史觀念“受眾”的大幅度增多，它所顯現的曆史傳播範圍的迅速擴大，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傳承的有效模式，對史學社會功能的實現，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是極為有利的。 事實上，通俗史學在廣大民眾愛國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與強化的過程中，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上世紀初，梁啟超曾經發出過這樣的呼籲：“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新史學·中國之舊史》）梁氏的呼籲雖然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但對於當代而言，其借鑒意義應該是不容置疑的。而要達到這種讓廣大普通民眾了解曆史的目的，其現實的途徑，除曆史的通俗化之外，似乎別無選擇。 三 正因為如此，通俗曆史的講說與著述之“趨熱”，應當受到歡迎和鼓勵。不必因為一些“硬傷”的存在而加以苛責。 通俗曆史在其形成與傳播的過程中，在史家群體對大眾需求出現“回應缺失”時，會使通俗曆史因活動主體缺少職業史家而產生訛誤的可能性相對較大。同時，單純的市場化運作有時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麵效應。但是，隻要通俗曆史的講說者與著述者不存在歪曲和虛構曆史的“主觀故意”，隻要其給予民眾和社會的不是一種“偽曆史”，其正當性與必要性就應該得到承認，其間的任何責難，包括對通俗史學活動者的“目的追問”，都不能改變這種正當性與必要性。因而，對於通俗曆史的講說與著述，應當“容忍”其出現失誤，在進行必要的糾錯的同時給予善意的批評和足夠的生存空間。因為，要使史學獲得多樣化發展並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的“史者的寬容”，是必不可少的環境條件。須知，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通俗史學的出現，不僅是史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一種需要不斷培育的有利的“史學生態”，它使史學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充滿生機。隻允許或隻認可單一的“學院式”的傳授與研究，使史學活動“唯精英化”，顯然不是史學“可持續發展”的長久模式。 當然，目前的“通俗曆史熱”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現在無論是通俗曆史講說還是通俗曆史著述，都帶有極為濃厚的“通俗化舊史”的色彩。而其所依據的舊史，“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梁啟超：《中國史敘論·史之界說》）“其中所載，大抵不外帝王爵貴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譜係”。（李大釗：《史學要論·什麽是曆史》）這種看似極端的“定位”，不乏深刻地揭示了舊史所存在的普遍的同時也是致命的缺陷。正因為如此，“脫胎”於舊史的通俗曆史講說和通俗曆史著述，其主要內容便難以避免地局限於帝王與宮禁，權貴和官場，很少涉及社會和民眾。也就是說，其所講說與記述的曆史，是政治的而非社會的，是官方的而非民間的，是上層的而非“草根”的，是“君史”而非“民史”。因而，它給受眾所描述的曆史場景，也必然是狹隘的而非廣闊的，是局部的而非全景的，相當部分的曆史信息在承繼舊史的同時無意間被遮敝了。很明顯，“通俗曆史熱”的深入發展，應當把講說與記述的重點，由“廟堂”轉向民間，由官場轉向社會。更多地關注下層，關注民眾，以體現史家應有的現代眼光，這才是更高層次的具有“現代色彩”的通俗曆史。 文章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