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印度模式”似乎成了一個時髦的詞語。很多人也都在談論印度是否能夠超過中國之類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並應該成為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的本質問題。問題的要害在於我們是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體製下同時進行著目標相似的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遇到的問題也有可能是相同的，但解決過程和方法則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看看人家遇到了什麽問題，或者是怎麽解決問題的，可能更有意義。我們從2004年的一次大選入手，談一些個人觀點。這次選舉反映出來的問題，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正在謀求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注意和深思。
一、2004年的一次大選
2004年5月，印度舉行了一次全國大選，選舉的結果令所有的政治觀察家和新聞媒體都深感意外。在野8年的國大黨出人意料地擊敗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重新進入久違了的總理府。
選舉前執政的人民黨政府執政期間加速向市場經濟轉型，加大經濟自由化改革力度，大搞計算機革命，大力推行私有化。在對外貿易、高科技行業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等方麵都取得明顯成效，執政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連續保持在6%以上，外匯儲備達到1100億美元，股市一路攀升，突破了6000點大關，市場上中產階級消費活躍，經濟形勢可謂一片大好。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黨決定提前舉行大選，希望借“大好形勢”一舉奪得選舉勝利而繼續執政。實際上，不管是選舉前的民意調查，還是選舉進行中的投票站調查結果，都預測人民黨將會獲勝。但國大黨卻最終戰勝了人民黨。大多數分析認為，人民黨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大多數人並沒有從經濟快速發展中享受到益處，這些人用選票表達了自己對政府政策的不滿。
近幾年來，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很快，但是快速增長的GDP卻不能全麵的描繪印度的真實狀況，經濟增長並沒有給普通百姓帶來看得見的實惠，沒有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經濟高增長的受益者隻是那些本已比較富有的城市中產階層，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並未從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受益，三分之二人口仍然生活在缺電少水、交通閉塞的農村，3.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失業率高達10%；隻有38%的家庭能用上自來水，500多萬個家庭依靠河流和池塘取水，隻有56%的家庭通電，50%以上的農村家庭用煤油照明。印度在號稱擁有世界五分之三的軟件工程師的同時，也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貧困人口，政府對高等教育進行了大量投資，但對中小學基礎教育的投入卻很少，尤其是農村教育投資更是嚴重不足，印度每年有200多萬大學生畢業，但全國婦女人數中有一半是文盲，城市富有階層享受了全國五分之四的醫療費用。更為嚴重的是，政府中幾乎沒有人對社會轉型感興趣，沒有人重視貧富差距問題，沒有人想認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貧困，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中的大部分人隻關心自己的生活和未來，隻是站在城市富有階層角度考慮問題，製定政策，結果是進一步加劇了貧富懸殊，富人愈富，窮人愈窮。
麵對這種情況，對於印度普通民眾來說，人民黨所描繪的宏偉藍圖隻是“鏡中花、水中月”，對於3.5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普通百姓來說，“印度大放光芒”是不切實際的，廣大普通選民最關心的並不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外交政策，他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水電、失業、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和道路交通等問題是否得到解決。在選舉中，國大黨針對印度的社會現實，製定了“麵向窮人”的競選策略，提出了“沒有印度農村，印度無法大放光芒”的口號。這一口號受到了底層選民的歡迎，得到選民的認同，最終贏得了選舉。
二、民主政治對印度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嗎
實際上，印度社會中遇到的問題，如貧富分化、教育薄弱等問題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幾乎都遇到的問題。但在不同國家卻可能用不同的辦法來解決，也就可能產生不同後果。最不理想的情況應當是耶魯大學學者蔡愛眉提出的所謂“起火的世界”：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實行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聚斂起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而民主則賦予窮困的大多數以政治權利。隨著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就可能會引發民族衝突，造成社會動亂，甚至是暴力屠殺。少數“富有”階層就會成為發泄仇恨的對象。這一矛盾以及這一矛盾引起的衝突正在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上演，從印尼到塞拉利昂，從津巴布韋到委內瑞拉，從俄羅斯到中東。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貧富差距的拉大和政府的“不作為”——沒有對這種差距做出適當的反映和采取恰當的措施。麵臨同樣問題的印度卻成功的避免了“起火”，成熟的民主製度成功的使政府實現了替換，使選民至少得到了“情緒”上的疏通，社會避免陷入分裂和衝突。
實際上，我們對議會民主製度對印度經濟的影響一直關注。但更多的研究卻集中於這種政治製度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諸多製約上。尤其是當與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相比較時，這更是一個常常被提及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多數人“故意”忽略了這種政治製度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具有的促進和保障作用。2004年的選舉就是對印度政府過去幾年執行的政策的一種矯正，或者說給了政府一個矯正的機會。這次選舉給麵臨同樣問題的國家予提醒：印度選民可以通過合法選舉的手段更換政府，如果沒有這種成熟的民主體製，社會是不是最終就可能通過動亂來實現政府的更換呢？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在許多國家已經發生過。
盡管以不同選舉口號贏得了大選，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大黨要完全停止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步伐。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知道隻有發展才能真正消滅貧窮。改革還要繼續，但具體的政策肯定會有所調整。用印度總理辛格的話來說，就是要以“人性化”的方式進行改革，因為那樣的改革將會有利於普通百姓，最終也有利於投資者。因此，印度新一屆政府仍在繼續致力於增加外國投資並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事實上，印度對金融領域的開放程度和對民營資本的法律保護一直就領先於中國。但新政府已經把經濟均衡協調發展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在GDP增長的同時注意采取措施讓更多人享受到繁榮的好處。也就是說，印度改革開始從追求GDP增長轉變為“以人為本”。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政策的執行速度將會減緩，或者予以調整，例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因為失去控製的私有化將會造成更加嚴重的不公平。印度政府對於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的謹慎表態充分體現了政府對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起點不公平現象的擔心。實際上，這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在改革中遇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此外，針對人民黨政府對社會低收入階層利益的忽視，辛格政府已明確表示，國大黨將會重視相當一部分印度人民沒有從經濟改革進程中獲益的現實情況，新政府將致力為貧苦大眾改善教育、基本醫療設施、電力和公路建設等條件，並極力為弱勢群體創造就業機會。
三、並非多餘的思考
印度的社會現實和2004年的大選結果常常讓人們想起一個“古老”但並不“多餘”話題。這就是議會民主製度與市場經濟之間關係問題。發展中國家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中，常常出現議會民主製度和市場化改革進程不協調的情況。因為一個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出現隻有少數人享受到發展成果的現象。這樣就會造成在經濟領域，大量的下層選民既沒有資金又沒有技術，處於不利地位；但在政治領域，民主政治使占人口多數的人民大眾在選舉中擁有很大的發言權，他們就要充分利用這種政治權利來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這樣往往會造成國家政權的不斷更迭。如果民主政治體製還不成熟，而被某些政客利用這種收入差別在人們心中造成的不滿，就有可能引起社會局勢動蕩“起火”。對於威權國家來說，則可以避免這種局麵，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壓抑矛盾，限製衝突，強行驅動整個社會前進，在一定時間內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民主國家不具備這個條件，執政的政黨往往迫於選票的壓力而要考慮各方麵的利益平衡，使社會緩慢前行。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來看，成熟的議會民主製度是能夠保證並促進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因為這種政治穩定性可以使投資者對社會發展有一個穩定預期，降低“政治風險”，為經濟長遠增長提供必要條件；還能夠實現社會發展的自我調節，當現政府的政策與社會的穩定發展出現不協調時，就可能通過下一次選舉來矯正，這是一個社會實現現代化性的重要標誌。而一個威權體製的國家則可能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凡是正在執政的政黨或政府很難主動矯正自己的錯誤，或者是根本發現不了自己決策中存在的錯誤。這種情況產生的後果就是錯誤越陷越深，最後無法挽救。這也是近年來所謂“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的一個重要方麵。實際上，正如後發優勢論所主張的，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並不一定要完全實現憲政改革以後才能實現經濟發展。如果一個國家在威權體製下能夠采取合適的發展模式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並能主動進行政治體製方麵的改革探索，實現社會發展的軟著陸，那麽就能實現真正的“後發優勢”，而如果錯過了政治體製改革的最好時機，或根本就不願意進行政治體製改革，那麽就有可能遭遇“後發劣勢”。
因此，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印度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已經建立了一個成熟、穩定、運行良好的民主政體。建國以來，不管宗教、族群與社會矛盾如何尖銳，印度的政治權力全部都是通過多黨競選的和平方式、順利地轉移交替，從來沒有發生過軍事政變或內戰，這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因倉促建立現代民主政體而經常導致政局動蕩的局麵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目前印度的法治比較健全，新聞輿論比較自由。這種成熟的民主政體將為經濟平穩發展提供製度性保障。鑒於這種情況，我們認為，“後發優勢”或“後發劣勢”的理論可能都不適用於印度，因為民主政治體製可能會使經濟改革以一種較為平穩方式進行：短期內，它不可能實現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長期來看，它也不可能因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使社會陷入分裂和混亂。也就是說，印度的市場化改革的大趨勢已定，但是由於民主政治的壓力，改革的步子不可能過大，而由於民主政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印度也不可能後退到威權體製。因此，印度的未來隻能是逐步探索一條充分照顧到各階層利益的經濟發展道路。印度也許將為發展中國家創造出另外一種發展模式。
王慶東
作者：卡內基中… 文章來源：卡內基中國透視 點擊數：262 更新時間：2006-7-26
印度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原編者按 近年來，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國政策界廣泛的討論，並且自然而然地將它的發展軌跡與中國相比較。中國和印度這兩條亞洲巨龍，究竟誰的發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誰又能真正成為21世紀的經濟強國？《卡內基中國透視》特別輯錄三位美國的中印觀察家的觀點，探討這個有趣而深遠的話題。
如今中國人到了印度，總會對那裏的“落後
”印象深刻。簡陋的基礎設施、堵塞的交通、滿街低檔國產車、大城市的貧民窟、隨處可見的乞丐，加上德裏大街上悠閑自得的“神牛”，作為孟買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場……都給人以一種“窮國”的強烈觀感，跟中國沿海城市熱火朝天的市政建設比起來相形見絀。
然而，人們往往沒有看到的是印度發展的潛力及其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長率穩步上升到7.5%。在過去的20年中，中產階級的規模翻了4倍，達到2.5億人，每年有1%的人口脫貧。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關注，並不是因為這是新的現象，而是因為它的發展模式獨一無二。印度采取的戰略跟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它並不依賴於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價格低廉的工業產品，而更依靠國內市場，重消費而非投資，重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重高新技術產業而非技術含量低的工業。這種方式意味著印度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經濟疲軟的衝擊，從而表現出很強的韌勁。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貧富差距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小。而且，30%至40%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於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資本或勞動力的增加——這是經濟健康增長的標誌。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於，它的政府在發展過程中並未提供幹預和扶持，企業家才是這個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繹者。印度現擁有極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證券市場和現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門。特別是從1991年起，國家幹預從經濟改革的浪潮中逐漸退出，在降低國內和海外競爭壁壘的同時，放手給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發展變化更多的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產階級的驅動，政治領導層所做的隻是包容這些變化而已。
盡管印度要成為真正的強國還有許多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有待改革，它的弱點在於大規模的貧困以及薄弱的財政和基礎設施，但它具備政治自由、社會多元、機製完整等優勢，使其能夠成功地進入全球經濟。對同樣人口眾多、曆史悠久、麵臨許多類似發展問題的中國來說，要迎接全球化的競爭，印度的發展軌跡和經驗很有借鑒作用。
印度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和高級研究員裴敏欣：要理解印度為什麽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長率，我們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經濟快速發展所麵臨的困難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經濟劣勢。總體來說，印度的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貧困人口和農業人口很多，國民教育總體水平較低，其中文盲率占40%左右，基礎設施落後，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新技術服務業，經濟的起飛並沒能創造出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阻礙印度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但是，如果從製度層麵來講，印度與中國比較而言具有明顯的優勢。在經濟基礎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成分仍占35-38%。國營成分愈大，政府對市場正常運轉的幹擾就愈多。而印度國營企業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資本市場，它的企業融資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審批過程完全按照企業的運營狀況而定，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有利於私營企業的成長和壯大，可中國的企業融資主要還是依靠銀行。第三，印度的銀行體係比較健康，反映在壞債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國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擁有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特別是在醫藥和汽車零件製造等方麵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國目前的企業卻無法與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別是技術教育很強，所培養的人才一般能直接勝任國際公司的工作。根據麥肯錫谘詢公司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能夠勝任國際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約是1/10，而印度的本科畢業生可以達到1/5以上，因此，與中國相比，印度培養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兩倍左右。在上層建築方麵，印度也具有發展優勢。印度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盡管它是一個相對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曆經多年戰亂，人口眾多，卻依舊能夠維持民主體製。
生動地講，印度是一個“小亂不斷，卻難以產生大亂”的國家，也就是說，民主的多元和選舉機製基本上能夠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優越的外部環境。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國際影響力和戰略地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為美國牽製中國的戰略棋子，今年3月美國同印度簽署核項目合作條約，向印度轉讓一些民用核技術和核燃料，正是美國決心大力扶持印度成為世界強國的開端。顯然，印度能夠得到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發展優勢。
印度四條經驗的重要反思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丁學良：印度經驗中值得人們反思的甚多。首先，印度的經驗有力地說明，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並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啟動民主實踐的進程；啟動以後，並不注定地要大步倒退到可怕的軍事獨裁。其二，民主體製的建設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覺醒”的時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會的動蕩不安，因為那時候人人皆要“當家做主”。其三，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國家的整合統一的關係而言，印度的實例對中國是富於鼓勵意義的。其四，印度最近幾年的大趨勢，正在一步一步地糾正“議會民主體製有害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過往假設和認識。
印度在軟件方麵的重大優勢
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教授黃亞生：印度和中國代表了兩種很不一樣的增長模式。每一種增長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缺點。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強調軟件基礎設施的建設——具有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這樣說並不是要表明投資建設硬件基礎設施不必要。事實上，投資硬件基礎設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國不改善自己的軟件基礎設施，將很快麵臨大規模硬件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極限。10年之前，印度從中國學到了經驗——提高投資率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現在中國是否也應從印度那裏學習一些有關軟件基礎設施建設方麵的有價值經驗？我覺得應該如此。經濟增長取決於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的數量及質量。所謂硬件基礎設施是指公路、機場、港口等；軟件基礎設施指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章製度和金融體係。
就硬件基礎設施而言，中國很明顯走在印度前麵。據估計，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國投資了大約2600億美元，用於改善電力、交通、通信和不動產部門，同年印度在這些部門的投資額隻有310億美元。就軟件基礎設施而言，印度則在某些關鍵方麵領先中國，比如產權保障、私有企業的融資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印度在軟件基礎設施方麵的優勢並不是全麵的。在稅收和勞動力管理方麵，中國事實上領先於印度.
印度模式的啟示 The India Model: Lessons for China
編者按:
近日來，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國政策界廣泛的討論，並且自然而然地將它的發展軌跡與中國相比較。中國和印度這兩條亞洲巨龍，究竟誰的發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誰又能真正成為21世紀的經濟強國？《卡內基中國透視》特別輯錄三位美國的中印觀察家的觀點，探討這個有趣而深遠的話題。
如今中國人到了印度，總會對那裏的“落後”印象深刻。簡陋的基礎設施、堵塞的交通、滿街低檔國產車、大城市的貧民窟、隨處可見的乞丐，加上德裏大街上悠閑自得的“神牛”，作為孟買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場……都給人以一種“窮國”的強烈觀感，跟中國沿海城市熱火朝天的市政建設比起來相形見絀。然而，人們往往沒有看到的是印度發展的潛力及其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
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長率穩步上升到7.5%。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產階級的規模翻了四倍，達到2億5千萬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脫貧。與此同時，人口保持1.7%左右的負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提高了人均收入（從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現在的3051美元，按照購買力可比價格來算）。印度現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很快它將趕超日本成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關注，並不是因為這是新的現象，而是因為它的發展模式獨一無二。印度采取的戰略跟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它並不倚賴於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價格低廉的工業產品，而更依靠國內市場，重消費而非投資，重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重高新技術產業而非技術含量低的工業。這種方式意味著印度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經濟疲軟的衝擊，從而表現出很強的韌勁。以消費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貧富差距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都要小（美國的基尼係數為41，中國為45，巴西為59，印度僅33）。而且，30-4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於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資本或勞動力的增加——這是經濟健康增長的標誌。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於，它的政府在發展過程中並未提供幹預和扶持，企業家才是這個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繹者。印度現擁有極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證券市場和現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門。特別是從1991年起，國家幹預從經濟改革的浪潮中逐漸退出，在降低國內和海外競爭壁壘的同時，放手給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發展變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產階級的驅動，政治領導層所做的隻是包容這些變化而已。
盡管印度要成為真正的強國還有許多經濟結構上的問題有待改革，它的弱點在於大規模的貧困以及薄弱的財政和基礎設施，但它具備政治自由、社會多元、機製完整等優勢，使其能夠成功地進入全球經濟。對同樣人口眾多、曆史悠久、麵臨許多類似的發展問題的中國來說，要迎戰全球化的競爭，印度的發展軌跡和經驗很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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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印度經濟增長至少可以持續15年
（裴敏欣博士係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和高級研究員）
要理解印度為什麽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長率，我們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經濟快速發展所麵臨的困難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經濟劣勢。總體來說，印度的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貧困人口和農業人口很多，國民教育總體水平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礎設施落後，由於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新技術服務業，經濟的起飛並沒能創造出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阻礙印度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但是，如果從製度層麵來講，印度就中國比較而言具有明顯的優勢。在經濟基礎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成分仍占35-38%。國營成分愈大，政府對市場正常運轉的幹擾就愈多，對市場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國營企業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資本市場，它的企業融資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審批過程完全按照企業的運營狀況而定，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資本可以自由進出，有利於私營企業的成長和壯大，可中國的企業融資主要還是依靠銀行。第三，印度的銀行體係比較健康，反映在壞債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國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擁有具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特別是在醫藥和汽車零件製造等方麵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國目前的企業卻無法與世界一流的跨國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別是技術教育很強，所培養的人才一般能直接勝任國際公司的工作。根據麥肯錫谘詢公司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的本科畢業生能夠勝任國際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約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畢業生可以達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與中國相比，印度培養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兩倍左右。
在上層建築即政治體製方麵，印度也具有發展優勢。印度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盡管它是一個相對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曆經多年戰亂，人口眾多，卻依舊能夠維持民主體製，這本身就是一項人類發展史上值得稱道的成就。生動地講，印度是一個“小亂不斷，卻難以產生大亂” 的國家，也就是說，民主的多元和選舉機製基本上能夠及時化解社會矛盾，這樣的機製不會等到社會矛盾和不公正積累到大衝突的程度時才作出反應。而且，印度的貧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奪行為，人民的基本權力能夠得到保障，這些都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印度沒有老百姓到中央上訪的行為，也很少見到群眾遊行包圍政府的事件，社會與國家之間沒有緊張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即便15年之後，印度的基本憲政體製和經濟發展不會發生大的震蕩，顯然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夠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斷的。
從另一方麵來講，印度多元化的政治體製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國那樣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經濟變革的步伐勢必因此而減緩。印度的發展將是穩健的，長期的，且相對高速的。並且，它的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是比較高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不是以破壞環境、缺乏醫療保障製度等高昂的社會成本為代價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優越的外部環境。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國際影響力和戰略地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為美國牽製中國的戰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國同印度簽署核項目合作條約，向印度轉讓一些民用核技術和核燃料，正是美國決心大力扶持印度成為世界強國的開端。顯然，印度能夠得到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發展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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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四條重要的反思
（丁學良博士係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和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學院研究員）
印度經驗中值得人們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學習中最感興趣的是四條。首先是關於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進步程度的關係。最為公眾關注的政治社會學假設之一是：“一個國家除非經濟上已經相當發達，否則不能啟動競爭性的議會民主製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啟動，它的議會民主製度也將是短命的”。
二十世紀中後期的世界史，確實提供了對上述假設或認識的相當程度的證實——像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這幾個人均收入不高的國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確實有過先嚐試民主選舉製度然後又被軍事獨裁製取而代之的曲折經曆。但是這種驗證隻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則是證偽上述假設或認識的最重量級的國家。1947年印度獨立以後，就選擇了議會民主製，當時它的人均GDP收入約為597美元。在十個主要的亞洲國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數第三，低於平均數。然而到現今為止，印度的議會民主製已經連續實踐了六十年。這期間，隻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印度的政界高層強製實施了“國家緊急狀態”。印度的經驗有力地說明，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並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啟動民主實踐的進程；啟動以後，並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軍事獨裁。一個國家裏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文化傳統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夠發揮獨立於經濟財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該國的民主體製生根發芽，穩步發展。
其二，政治社會學中另一個假設是：“一個國家的教育普及率對該國的政治發展影響至關重要；在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裏，民主政治是沒有什麽希望的”。
印度的經驗在這一方麵，同樣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根據2005年發布的資料，印度15歲及更大年齡人口中的識字率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學人數占該入學年齡組的比率為 11.5%；中國分別為 90.7%和15.4%，均顯著地高於印度。
而在與知識和信息傳播相關的硬件設施方麵的狀況（包括：每千人擁有的電話線長度、每千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每千人中的互聯網使用者人數、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比率）， 印度和中國相比，均大為落後：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會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較落後的信息傳播硬件設施，並沒有阻止這個龐大的國家實施定期的全國選舉。
部分學者認為，印度的民主體製建設相對而言穩定、持續，倒是得益於它1947年起步的時候，印度民眾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國家最重要、最困難的政治事務基本上局限於該國受過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隻要他們之間達成了妥協，事情大體上就能“擺平”。我以印度的經驗作參照，覺得台灣的政治發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灣開放競爭性的政治過程時，島內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經降到 8% 以下，每十萬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重，達到了 2300人，這已經與法國和丹麥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當。所以台灣島內居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太廣泛、太高漲，每一個機構、每一級層次都要辦競選，每年選舉不計其數。這樣一來，雖然島內幾乎每周都有政治節目，熱鬧非凡，卻難免亂象叢生，綜合成本太高。亨廷頓在他的名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早就著力地論證：政治體製的製度化太落後於政治參與的步伐，則很容易引發政治生活的無次序化。所以，我覺得印度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發乃是：民主體製的建設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覺醒”的時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會的動蕩不安，因為那時候人人皆要“當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會學裏還有一個假設，是關於民主政治與國家整合之間的張力或衝突：一個國家的民族或種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雜多樣，則該國在經曆民主化的過程中，越是可能發生國家的分裂。
印度在這個重要方麵的足跡，同樣是令人注目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樂觀主義的確證。讓我們來引用歐洲資深的印中觀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評論：“印度社會的巨大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印度的語係語言複雜，語種繁多。那些使用人數眾多的所謂‘正式語言’，包括從源於梵文的印歐語係語言，到南印度的達羅毗荼語係語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門類齊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國總人口的 81.3%，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為伊斯蘭教，教徒占總人口的 12.7% ；基督教教徒占總人口的 2.4%；錫克教教徒占總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總人口的1.2%…… 如此紛繁複雜的政治、宗教、種族、語言和文化組成的‘拚圖版’，為印度各黨派和政治勢力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中爭權奪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時，也是產生新的衝突的根源。盡管如此，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種姓製度以及對於國家概念的認同等等因素，確保了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某種連續性，即使連續不斷的入侵者也沒能割斷這一點”。
中國的第一大民族漢族占全國人口的 92% ；印度的第一大種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國人口的72%；中國各種次要的宗教信仰團體（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體）占人口的比重低於10%；印度這類信仰團體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國居民在語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於印度。所以就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國家的整合統一的關係而言，印度的實例對中國是富於鼓勵意義的。
其四，政治社會學和發展經濟學中有一派觀點認為：雖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都是議會民主體製，但是這種體製在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成績卻不佳。換句話說，議會民主體製有礙於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高度集權的政治體製反倒有助於第三世界國家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這種觀點曾經遭遇過多方麵的批評，但是，這方麵的反駁總是顯得不夠堅挺實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這個實行議會民主製規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過去的經濟發展表現不夠出色。
從1990年代初開始，印度決定放寬國家的管製，認真推動改革和開放，告別它多年裏施行的部分地受蘇聯經濟體製的影響、更多地源於本國獨立初期意識形態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經濟製度和政策。於是自1990年代初以來，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增長速度雖然還略低於中國，但考慮到印度經濟體中投資的素質較高；比如，根據一項精細的研究報告，印度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1.5% 增長到1999年的16.5% ，這20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達到14.3%；中國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國在1978年至 2003年這25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是10.9%。印度最近幾年的大趨勢，正在一步一步地糾正“議會民主體製有害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過往假設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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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印度在軟件基礎設施方麵享有一些重大優勢
（黃亞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國代表了兩種很不一樣的增長模式。每一種增長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缺點。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強調軟件基礎設施的建設——具有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這樣說並不是要表明投資建設硬件基礎設施不必要。事實上，投資硬件基礎設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國不改善自己的軟件基礎設施，將很快麵臨大規模硬件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極限。10年之前，印度從中國學到了經驗——提高投資率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現在中國是否也應從印度那裏學習一些有關軟件基礎設施建設方麵的有價值經驗？我覺得應該如此。
經濟增長取決於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的數量及質量。所謂硬件基礎設施是指公路、機場、港口等等；軟件基礎設施指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章製度和金融體係。就硬件基礎設施而言，中國很明顯走在印度前麵。根據摩根斯坦利的估計，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國投資了大約2600億美元，用於改善電力、交通、通信和不動產部門，同年印度在這些部門的投資額隻有310億美元。
就軟件基礎設施而言，印度則在某些關鍵方麵領先中國，比如產權保障、私有企業的融資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印度在軟件基礎設施方麵的優勢並不是全麵的。在稅收和勞動力管理方麵，中國事實上領先於印度。
世界銀行設計的《世界商業環境調查》有助於我們看到中印兩國金融市場方麵的重大差別。一個基本調查問題就是：“請依照次序評判對公司的商業運作和成長最成問題的四個因素”。80.21%的中國企業把融資作為阻礙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相比之下隻有52.1%的印度企業有此困擾。中國企業麵臨的更多融資限製體現在兩個事實當中。第一，在被調查的81個中國企業中不僅在這個問題上落後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訪國家中的倒數第4位。第二個事實是中國的銀行部門要比其他國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國銀行部門提供的國內信貸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數據是53.8％。因此，中國銀行給企業的貸款是印度銀行給企業貸款的2倍多，但中國的私有企業得到貸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難。
另外一個同樣讓人感興趣的發現就是雖然中印兩國的企業都麵臨融資困難，盡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卻相差甚大。印度企業基於技術的原因麵臨著信用方麵的種種限製。它們抱怨的問題清單為許多處在具有欠發達銀行部門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敲響了警鍾。這也是一個特別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問題。中國企業對抵押要求、銀行文書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關係的抱怨要比印度企業低。事實上，中國在這四個方麵的數據甚至要比美國更好。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銀行體係要比美國和印度好？我認為不能。一個很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些銀行的習慣做法對於一個從來不能得到貸款的企業來說影響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國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其資本占到2004年中國銀行體係總資產的絕大部分——還對企業進行分類，它們對私有企業從來不提供貸款。因此，中印最關鍵的區別就是印度的銀行體係是欠發達的，而中國的銀行體係是具有偏見的。
印度在軟件基礎設施方麵的第二個巨大優勢就是它有一個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場。印度的銀行體係之所以比中國好，有兩個原因。第一，印度銀行不像中國銀行那樣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識形態偏見的負擔。第二，印度銀行體係的改革遠遠早於中國。其銀行改革並不是政府的一個主動政策，而且現實迫使其改革。這裏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來說明中印兩國的差別。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有一個儲戶起訴一家國有銀行，認為該銀行應該公布對外貸款標準。他認為，如果銀行各種各樣的不良貸款太多，將危及其作為儲戶的各種權利。受這個案例的觸動，印度銀行係統開始改革，包括國有及私有銀行在內的所有銀行體係都開始公開其貸款標準，因此提高了銀行的透明度。而這種例子在中國聞所未聞。
產權保障是印度軟件基礎設施方麵的第三個重要優勢。《世界商業環境調查》的報告表明，中國的稅收交納情況要比印度糟糕得多。隻有11.9％的中國企業相信本行業的企業為了納稅目的實報了企業的收入情況。而在印度，這一比率是41％。
中國企業在收入方麵的瞞報和錯報情況與企業家缺乏產權保障密切相關。需納稅的收入將暴露給政府當局，那樣當局將知道你有很多財富，很容易成為政府各種掠奪性企圖的目標。一個相對直接的證據就是法律製度的質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製度是多麽地沒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認其司法體係腐敗叢生，但印度的司法係統至少是獨立於行政部門的。而在中國，黨派控製了整個司法體係，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分治。
軟件基礎設施的第四個領域是公司治理。高質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質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國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領域，與印度相比，中國不能望其項背。
裏昂證券公司用7個關鍵指標來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紀律; 2）透明度; 3）獨立性; 4）可靠性; 5）責任感; 6）公平性; 7）社會責任感。在裏昂證券公司的10分評價體係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麵的得分是5.4分，而中國在所有受訪國家中排名非常靠後，隻得了3.4分。在具體的國家排名方麵，印度排在第6，而中國排在第19位。這裏有兩個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對中國來說表現很好，但並不是特別優秀。第二，台灣的得分比中國大陸要高出許多的事實強調了這樣一點，即公司治理不應被視為一種與英語特別有關的事務。中國大陸並不是因為這項調查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偏見而被排在印度後麵很多位，因為台灣在語言和文化上同中國大陸相近，但排名卻在印度之前。
很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在裏昂證券公司的報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麵表現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國有企業。這一點為理解為什麽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備的規章製度環境——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司治理方式應由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但目前的情況並不是如此——是中國的公司治理表現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裏昂證券公司的報告指出了中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問題：第一，國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議程成了首要議程，效益問題往往排在後麵；第二，隻有非常少數的中國公司會發布公開聲明或年度報告來專門探討公司治理問題。第三，中國公司的管理激勵機製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資者與公司的聯係仍然不是很強；第五，公司董事會成員和公司的總裁沒有足夠的獨立性來專門從事公司管理工作，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行政人員而不是監督者。
7-7-2003
BBC中文網7日刊發記者魏城透視文章：記得有一年乘飛機去中國，鄰座的一位美國商人與我閑聊起來。他說，他因為生意的緣故經常跑中國和印度，我就好奇地問起他對這兩個國家的對比，他回答說："印度比中國窮多了！在中國的城市中，雖然也有窮人和乞丐，但人數並不多，但在印度的大城市中，如孟買、加爾各答等，你在人行道上行走，必須一直看著腳下，一不留神，你就會踩上一個露宿街頭的窮人。"
我不知道他的"印度比中國窮多了"的結論，是不是僅僅源自於對兩國城市街頭漫步的對比。即使談到街頭漫步，也有一個小內幕，他可能並不清楚：中國當時仍然實行戶籍管理製度和收容遣送製度（收容製度隻是在最近由於"孫誌剛事件"的政治餘波才被廢除），而印度沒有這些製度，盡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大量外地民工湧入城市打工，但沒有工作的進城農民絕對拿不到"暫住證"，因此很容易被收容遣送回鄉，這也許就是這位美國商人在中國街頭很少看到露宿街頭、無家可歸的窮人的原因之一。
但我擔心說出來他也不會理解這些古怪的製度，就沒有告訴他。
網上又起"對比風"
不知為什麽，最近中文網上又刮起一陣"中印對比風"。網上隨意瀏覽一下，就會時不時地碰上有關對比中印經濟、政治等方麵誰優誰劣的帖子。也許，這是因為印度總理瓦傑帕伊最近剛剛訪問了中國的緣故吧。
就連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也跟著湊熱鬧，在瓦傑帕伊訪華之際發表了題為《印度對陣中國：落在龍後麵的老虎》的專題報道。
中印對比之所以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就是因為這似乎牽涉到民主製度和集權製度的競賽。
傳統傳媒和電子傳媒上的這類爭論當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也有一個共識：中國在某些方麵，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目前領先於印度。
對這一點，論戰雙方幾乎沒有爭議。即使是《經濟學人》雜誌，也在報道開篇時指出："25年前，中印兩國的生活水準頗為相似，但如今中國人的平均收入幾乎是印度人的兩倍。"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中印經濟上的差距是否能夠歸咎於政治製度，換句話說：印度經濟比中國落後是不是應該怪印度的民主？
一個署名"qw513"的網民顯然這樣認為。他在《世紀沙龍》網壇上發帖說：印度的精英階層"不顧條件和國情，認為民主就是萬靈藥，認為為了民主，寧可犧牲經濟發展速度，其結果是許諾給廣大老百姓一張實際不可兌現的自由、民主、尊嚴的空頭支票，喪失改善其經濟水平的機會，永遠成為選舉政治的犧牲品。"他認為，印度的經驗教訓說明，"民主不能當飯吃，第三世界國家的基本要求與發達國家不一樣，民主權與生存權都是好東西，但兩者不能兼得的時候，後者更重要。"
即使是在《關天茶舍》網壇上一位為印度辯護的網民"skimming"，也認為印度的相對落後與民主不無關係："印度有很多自己的問題，例如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使得先進的民主形式被濫用誤用，同時又無法像極權政府一樣實行有力的政府控製與改革。"
但網民"藏獒"認為，印度的落後基本上與民主無關。他在海外中文網壇《》上列舉了一般公認的"印度病"症狀，如尼赫魯時代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限製了印度人的致富積極性、濃重的印度宗教文化傳統使得人們不思進取、狹隘民族主義和低效率嚇跑了外商、印度與巴基斯坦愈演愈烈的軍事衝突嚇跑了一部分投資者、基礎設施落後等等，都與民主沒有什麽關係。
《經濟學人》雜誌的"中印對比"專題報道也認為，造成中印兩國富裕程度差異的原因與民主並沒有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不過是因為印度比中國更晚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再加上官僚主義、不寬容、印巴之間毫無意義的軍備競賽等原因。
然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似乎永遠不會有一個簡單、一致的答案。其實早在瓦傑帕伊訪華前，國際上就有過類似的爭論。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就曾在1995年主編了一部大型研究報告，比較"二十一世紀的兩大巨人──中國和印度"，該報告的某些結論與《經濟學人》雜誌的結論截然相反。
特克認為，印度的民主製度在某些方麵拖住政府，無法刺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民主政府必須更多地注意通貨膨脹問題和對"強大的既有遊說勢力"作出反應。
這個說法在某種意義上與"六四事件"前風行一時的"新權威主義"學說的某些論斷不謀而合。當時，該學說的主張者就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權威人物"強製地推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而過早的民主改革不僅會阻礙經濟改革的推行，也會拖慢經濟增長的速度。
即使認為印度落後與民主關係不大的網民"藏獒"也承認，"有一項中國大陸的專製優勢恐怕是民主印度永遠也趕不上的：印度作為民主國家，不可能采取大陸那樣化一切工會為傀儡的做法。正是這種區別，使得最恨工會的外商熱愛中國的投資環境，其投資額令印度這些民主國家瞠乎其後。"
民主：捉鼠之貓？
的確，這個世界上雖然有富裕的民主國家（歐美國家）和貧窮的專製國家（朝鮮），但也不乏較為富裕的威權國家（二戰結束前的德國、日本和民主化之前的韓國、台灣）和貧窮的民主國家（印度和一些非洲民主國家），這至少說明民主和富裕程度並不一定直接關聯，也順帶著削弱了以下兩個觀點的可信性：1、隻有實現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搞民主；2、要想富強，必須先實現民主。
然而，難道民主的價值僅僅就是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的手段嗎？難道政治製度的功能不過就是相當於能否捉到"小康生活"或"巨富生活"這隻老鼠的貓嗎？
最近隨同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的一個印度政府官員回國後發表觀感說："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你不可能在擁有人權、工會、教育水平低下的選民的同時擁有中國式的增長速度。這個代價值得嗎？我認為是值得的。至少我們沒有坦克在廣場上屠殺學生，沒有在大躍進中餓死三千萬人。"
其實，民主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價值追求，兩者有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聯係，但不是那種功利性的直接聯係。富裕不一定是建設民主的前提條件，民主也可能無法完成實現富裕的工具性任務。信奉"民主致富論"的人往往隻把眼睛盯在歐美的富裕國家上，他們不知道歐美的富裕原因很多，不完全就是因為實行了民主；鼓吹"民主不能當飯吃"的人也犯了類似的錯誤，他們把視野局限在那些搞了民主仍然未能致富的國家──俄羅斯、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其他民主窮國，他們不承認這些國家經濟沒搞好還有其它原因。這兩種人都把民主的功能狹隘化、簡單化為一種致富的手段：捉不住老鼠的貓就不是好貓，不利於致富的手段就不是好手段。
如果實行民主不一定能夠致富，那麽，民主的功用究竟是什麽呢？我認為，如果說致富是滿足人們物質層麵的需求的話，民主則更多是滿足人們精神層麵的需求：自由表達、自由結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人民來控製掌權者等等。
如果說民主與致富完全沒有關係，也不確切。前麵有人提到了民主對經濟發展的"負麵效應"，但不能否認，民主對經濟發展也有"正麵效應"。
民主也許不能保證一個國家迅速致富，民主也無法保證一個國家逃脫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但民主的"糾錯"機製至少能夠糾正那些錯誤的、甚至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如那位印度官員所說，中國"大躍進"經濟政策導致大饑荒的人為經濟災難就不會在印度發生。
另外，自由民主製度在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時從"自由人"心中所煥發出的自由能量，顯然也能轉化到經濟建設和財富創造上。
真正的繁榮
印度依然貧窮，印度城市的街頭上依然充滿了席地而睡的窮人。但那位隨同瓦傑帕伊訪華的印度官員看待這個問題的視角，顯然不同於此文開篇提到的那個美國商人。
這個印度官員說："如果孟買采用居住許可製度，如果沒有工作就阻止人民進入這個城市，如果沒有工會，沒有勞資糾紛，沒有罷工，孟買將會變得多麽繁榮？孟買將從此不再有城市人口膨脹，大街不再擁擠，沒有貧民窟，孟買將輕鬆超越新加坡。"
他的這番帶有某種怨氣的話，說的對，也不對。如果他提到的那幾個"如果"都實現了，孟買將會出現的景象並不是一種真實的繁榮，而是如同北京、上海一般的虛假的繁榮。如果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度縮小了城鄉差別，那麽，沒有居住許可製度和限製工會措施的孟買也會如同紐約、東京一樣繁榮，那時的繁榮將會是真正的繁榮。
如今即使連中國，也取消了收容遣返製度，如果在中國進一步徹底取消戶籍管理製度之後，北京、上海街頭仍然繁榮，那也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繁榮。
阿賽爾
凱迪論壇·貓眼看人
2006年12月24日
大概是2000年情人節的時候，印度一些城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為數不少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憤怒地砸爛了出賣情人節禮物的花店，強烈抵製印度人過情人節；他們的口號是“印度人應該堅持自己的文明，要防止西方文化入侵印度”。一時間，不少印度年輕人對情人節禁若寒蟬，唯恐被這幫暴徒痛揍一頓。
而在此後不久，印度仍然發生了寡婦被活活燒死殉葬的悲慘事件，有關當事者被當地警方抓捕判刑，但當地人卻對警方作出了較為強烈的反抗。難道這些印度人不知道印度的法律是保障人權的麽，那為什麽還要如此公然地甚至是大義凜然地做出違法的驚天罪行來？
這都是因為印度的傳統文化並沒有很好地走向現代化造成的。當傳統文化早就形成了風俗習慣的時候，其對人們生存方式的製約，是深入到骨子裏的，改變起來十分艱難；比較於人人平等的現代道德觀、價值觀，傳統文化中早就不合時宜的非人道毒素，對人們的毒害深入了骨髓，去除這樣的病毒，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印度是古老的國度，在人類社會的初年，曾經創造過輝煌的篇章，留下了不少寶貴的文明成果，至今影響著世界文明的進程。但是，已經走向了憲政民主製度的印度，卻再也沒有當年的輝煌，除去曆史上被西方列強盤剝、掠奪、奴役而失去了寶貴的發展時間之外，其實跟這個國度缺少一種文化開放的環境是很有關係的。去過印度的朋友告訴我說，那裏的很多民眾仍然處於較為愚昧的生存狀態中，很多早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生存方式的傳統習慣，仍然規範著製約著他們的生存方式，使這樣一個本來可以在如此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奮力發展自我的印度，在發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缺少了一種迫切需要的發展活力。
我們顯然明白，製度建設是現代化建設的保障和前提，而文化的現代化卻是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製度建設是發展的必然條件，但製度建設卻並不能取代一切；缺少了文化開放的環境，人們不能正確地選擇、適應現代化的生存方式，其總體的現代化進程，就必然遭受重重障礙，出現無意義的發展能量消耗，從而喪失了發展的機遇，落伍於世界之林。
印度的這個事實，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好在，中國經過了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27～1937黃金十年的文化革新過程，已經初步走出了“子乎者也皓首窮經、戴辮子裹小腳、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家產”愚昧狀態，懂得了人類社會普適的價值觀才是當今世界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標準，明白了傳統文化需要革新改造才能適應現代化發展進程的道理。比如，自從民國以來，沒有任何一個黨派、任何一個組織敢於宣揚“專製製度就是好的、就是偉大的，中國就應該專製下去，我就是要讚美專製”這樣的口號，雖然不少掛著羊頭賣狗肉的黨派本質上實行著專製，但是，卻從來沒有見過他們說過自己就是專製——起碼說，民主已經成了共識，至少也成了他們好用的羊頭。
為什麽大家都讚美民主，甚至借用民主來美化自己的專製之實呢？卻並不敢實話實說地，甚至像條漢子一樣該是什麽就是什麽地說出來自己的專製本質呢？袁世凱如此，蔣家父子也如此，原因何在？就是因為，作為先進文化中重要的道德價值判斷體係中的民主概念，已經成了一種能夠被中國人接受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標準；而深入考察這個東東的來源，就會發現，她卻並不是中國文化自身產出的，無論是漢唐的強盛，還是宋明的疲弱，中國人並不知道民主是什麽、人人就是平等的這些概念的；皇帝即是國家，天下是人家皇帝的天下之概念，就是曆史上的中國人的國家價值觀的。
這都深刻地說明了文化開放的重要性了。讓我們來假設：假如中國人沒有經過如此的文化開放過程，並沒有引進來民主科學的概念，中國人該如何理性地進行現代化呢？當年的清王朝努力過，甚至還裝模作樣地列出來了憲政進程時間表，跟真的一樣；但是，在沒有文化開放的條件下，它還是終於被自身的痼疾所淹沒，僅僅來自它自身階層的強烈對抗，就已經造成了它的風雨飄搖了。它的垮台，實在是一樁無可奈何的事情了——而且，它也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就憑那種“拒不接受外來文化”的冥頑姿態。
顯然的事實是：其後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讓國人剪掉辮子放開小腳遭遇了多大的阻力？從道理上講，辮子並不是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所固有的傳統，當年“留發不留頭”地讓中國人留辮子，也是這麽個強烈改變過程的，為此還殺掉了不少拒不留辮子的漢族仁人誌士；而今卻變成了“剪掉辮子就沒有了祖宗、就不是中國人了”的對抗狀況，可見習慣的形成和改變，該是多麽艱難而深刻！連祖上並不是留辮子的漢族中國人都如此強烈對抗剪掉辮子，對於擁有清王朝權力的滿族王室、貴族、滿民族民眾而言，如何不會更加強烈地對抗呢？他們怎麽可能自我主動地進行剪掉辮子的文化更新活動呢？
不剪掉辮子，看似小事，但實際上卻代表著一種生存方式改變與否的大事。更深層的問題是，當這種傳統文化成了社會道德，並進而上升到權力層次而被律法、法律強行製約，那麽，這個傳統就會形成無法選擇的狀態，失去了選擇的自由而成為一種必然。留辮子的確是一種文化傳統，這沒有問題，留與不留的確應該是自我的自由選擇，無論是滿清王朝還是民國政府，都不應該強行剝奪人們的選擇自由；但事實上是滿清王朝並沒有給中國人這個選擇的自由，他們通過製度的嚴酷，來把這種文化上的自由選擇變成了非自由，顯然，問題的根源就是能否自我選擇了。
好了，話到這裏，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終結了：無論是固有的傳統文化，還是外來文化，本質上說都是曆史過程形成的結果，無所謂好壞，當然應該由人們自由選擇才是道德的、人性的；而“應該由人們自由選擇不同的文化生存方式才是道德的人性的”這個概念，卻來源於文化開放之後外來文化引入的結果。
這說明了什麽道理？隻能說明，文化的開放是有方向的，就是向著人類共性的先進方向而開放，就是要讓人們接受“人人生而平等、權力來自於人民的選擇和合法自主建設、製度需要保護並保障人民選擇的自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黨派不過是人民的服務者當然不應該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橫征暴斂”這些普適的價值觀。
當今世界先進文化是屬於西方人所有的麽？早在不久前筆者就已經寫過了《英美法德，如何西化》這篇文章，來細述這其中種種的謬論，已經結論到這並不是西方人所有的，甚至來連他們的宗教，也不是他們自產的；經過如此眾多的國家和民眾及其其中的精英努力經營，才在如此的曆史過程中形成了如此的精華，他們被普遍接受並順利發展了那麽多國家，導致了英美法德日韓和我們的台灣如此飛速地發展，都是事實；那麽，他們為什麽就沒有拒絕這些文化因素的進入呢？難道我們比他們更聰明麽？更明白發展的真諦麽？究竟是我們愚蠢，還是他們愚蠢呢？
所以，開放就必然需要文化的開放，而且，這將是長期的，艱難的過程，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試圖通過權力限製，呼籲權力限製文化因素的融合，豈不是正好走反了麽？你為什麽就不能給民眾選擇的自由呢？你憑什麽要借用權力的大棒，來扼殺人們正常的自主選擇呢？
所以，關於近期九博士檄文糟糕的事件，看到他們在文章中不斷央求權力強力限製人們自主選擇權利的時候，我並沒有在意他們堅守的文化觀念是什麽這個問題，但我卻看到了他們不給大家自由選擇並且努力試圖通過權力來限製人們自由的罪惡。
原來，過不過聖誕並不是大問題，但是，呼籲通過權力來限製人們過不過聖誕，才是大問題。這其實不過反映了他們試圖通過權力來限製文化開放自然進程的罪惡之心罷了，並不能說明別的。
由此，我更看不起這幫所謂的小人儒了，這都是他們自找的。
阿賽爾，凱迪論壇·貓眼看人，2006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