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個好東西》引人注目
● 葉鵬飛(北京特稿)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經過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刊載後，引起海外媒體的強烈關注。
俞可平的身份以及文章直截了當的題目，使文章背後可能代表的政治涵義營造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台灣東華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他身兼多職，除了副局長，也是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總負責人等，並任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複旦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學校的教授。
胡錦濤的“文膽”
中央編譯局傳統上的任務是翻譯馬列經典，屬於“冷衙門”，但是作為中共中央的直屬機構，也經常會接到高層要求的一些調研工作，俞可平因而也被視為胡錦濤的“文膽”和智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十七大召開的政治敏感年，海外媒體自然對他這篇公開肯定民主的文章格外重視。
俞文出現的過程也引發了各種揣測，文章原來是2006年底出版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這本書的序言，去年12月23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首次登載，經北京日報集團的京報網以及中共中央的新華網及人民網轉載，日前因中共中央黨校屬下的《學習時報》第三百六十七期轉載而終於獲得海外媒體的注意。
台灣《中國時報》認為文章顯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識形態枷鎖，準備為執政的合法性展開新論述。香港《亞洲周刊》指出，俞文從根本上顛覆中共之前有關自由民主人權的片麵認知，從而撥亂反正，把中共帶回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正道上。美國多維新聞網的報道形容這篇言辭大膽的文章勾勒出胡溫主導下的政治改革藍圖。
麵世過程曲折
有分析認為，文章麵世過程曲折，沒有經過中共中央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或新華社刊登，顯示胡錦濤推行民主的想法遭遇了官僚體係的消極抵製。俞文尖銳地指出，對於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民主是一個壞東西，因為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其權力要受到公民製約，不能為所欲為，似乎印證了文章被主流宣傳係統抵製的看法。
中共雖然不是鐵板一塊，下層官員敢於違背上層意誌的情況卻是無法想象。除非如文革或六四期間，中共內部出現嚴重派係矛盾，宣傳係統不聽中央指揮，尤其是總書記的意旨，無異天方夜譚；何況隨著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拿下，胡錦濤的權威正如日中天，他更不可能在黨內麵對被動局勢。
假設俞文確實獲得胡錦濤默許，或代表他的改革思維，繞過中央主流媒體麵世的做法，毋寧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謹慎策略。
中共推動的經濟改革在提升發展水準的同時，也衍生了一批鑽營改革過程裏體製轉型漏洞的利益貪腐集團，他們或憑借權力扭曲壟斷市場、或依靠勾結奸商化公為私，更利用輿論蒙蔽社會，混淆反思改革為反改革，擁護對自己有利、現階段的經濟改革，反對製約自身利益的改革深化——健全經濟體製以及開放的政治改革。
麵對錯綜複雜的形勢，在中共內部和社會大眾還沒有共識的情況下，貿然通過官方主流媒體宣示民主，隻會弄巧反拙。
在官方話語係統中，把民主等同於“和平演變”或“美國霸權”的慣性思考依然存在，雖然中共表麵上也肯定民主，但是內地裏卻是批評“資產階級的假民主”，對於民主的肯定也必然要加上“社會主義”的冠詞。
按西方價值觀解釋
俞文對民主正麵直接的肯定，並且嚴格按照西方價值觀做解釋，顯然有為民主正名的意圖。本報報道廣州中山大學哲學係教授袁偉時說中國媒體、大學、研究機構有責任、有義務“開民智”，更要“開官智”，正是一個貼切的注腳。
十七大的人事布局正在幕後如火如荼地進行，從胡錦濤上台後在外交、兩岸、社會等政策內斂而務實的作風，可以推測他在十七大鞏固人事後應該要開展足以垂世的新施政理念，中國社會的急速發展也迫使中共必須及時因應。民主雖然不是萬靈丹，在貪腐橫行，社會矛盾趨向尖銳的時刻，仍不失為一貼良方。
胡錦濤在政協的元旦講話中就指出，要擴大黨內民主，也要促進黨內和諧。
因此，判斷俞文代表的是中國將開啟新一波民主化政治改革顯然過於樂觀；其為十七大後中共內部可能出現黨內、局部、漸進民主改革做論述鋪墊，或許更切合當前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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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為胡錦濤解套
冼岩
(博訊2007年1月06日)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2006年12月28日在北京日報撰文《民主是個好東西》，完全從西方價值觀的視角高度肯定民主，在海內外引起了不小震動。俞可平被外界稱為胡錦濤的“文膽”，當屬胡核心智囊之一。雖然現在可稱為中共高層核心智囊的人不少，內部也有派係、分歧，個人言論未必代表中共高層的意思。但在此江澤民以“法辦陳良宇”的形式公開完成最後權力移交後不久，中共17大在即的敏感時刻，俞可平作為核心幕僚在媒體公開發表文章，其意義確實非同尋常。
俞可平此舉，其意不出有二。一是為胡解套。胡錦濤自履任以來，有明顯的加強政治控製、意識形態向左轉等傾向。這種左傾保守的定位，既固化了人們對胡的成見，也封閉了胡本人的選擇空間，捆綁了其手腳。胡如果要想在更廣闊的空間內有所作為，必須從自己言行所編織的定位中、從自己將自己套牢中解脫出來。俞可平此文，或許就是為胡解套。
這一推斷的前提是：胡欲有更大作為。如果僅僅是維持穩定、等待交班，胡完全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左傾保守評價。但是，曆盡艱辛走到這個高度，終於有機會可一展抱負，除非是極度悲觀者，很少有人能拒絕這種誘惑。胡雖低調、內斂，但絕不是缺少自信、沒有自我期許，他應該早已有目標，早已有計劃。果真如此，則一切將在今年17大上見分曉。很可能由於原來左傾保守的形象與17大上胡將要推出的名副其實“新政”有悖，不利於“新政”出台，並以此統一全黨認識。所以胡需要先作轉折和鋪墊，於是乃有俞可平文出。俞文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並不是如中共領導人通常做的那樣，泛泛肯定民主，然後將民主空洞化；而是在民主概念下塞入了具體內容，且完全按照西方價值觀來解讀民主。這種對西方民主的價值肯定，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從中共領導人以前關於“不會照搬西方民主”的政治宣示中解脫了出來，給人以如下想象：中西方民主其實是同一個東西，隻是彼此處於不同階段而已；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國未來的方向。 (博訊 boxun.com)
從這個方向上來推測胡錦濤欲行之新政，其內容隻可能是黨內民主。這種類似於西方早期“有產者民主”的“等級民主製”，既是當前形勢下執政黨要完成多項任務的客觀要求，也是目前條件下胡錦濤唯一有條件推動的、有望改變中國未來走向的不世之業。胡最近曾多次提到，反腐是全黨的首要任務。但在現有體製框架內反腐，成效有限。縱然胡在一年內拿下7大省部級高官，仍難從根本上扭轉已深入骨髓的黨風腐敗。胡不可能不明白，要真正有效遏製腐敗，唯一選擇是啟動自下而上的監督。最近胡訪越時，對越南政治改革作出了高度評價。這或許是胡自己親自作出的解套姿態，可惜其音僅聞於國外。
黨內民主也有多種搞法，有大搞、小搞之分。以中國目前條件和胡的風格論，17大啟動的黨內民主應該是謹慎的，嚴格限製範圍的。黨內民主的關鍵是差額選舉，沒有差額選舉兜底，一切民主化舉措都將流於形式。為保證可控性，預計胡會將差額選舉限製在基層，最多向上延伸到地市一級。這樣做雖然會令許多對民主抱過高期待的人不滿，但其實已邁出了了不起的一步；而且也已可實現執政黨最迫切的目標：緩解導致了當前社會不穩定的最大隱患“官民矛盾”——民主的實質是改變官民力量對比，使民眾有一定能力製衡官權力。要有效實現製衡，僅有自由競選還不夠，合法競爭的反對黨（派），自由言論的監督，均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但差額選舉是基礎。當前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指向缺少製衡的官權力，這種權力有時可表現出高效的優勢，它也可能壓抑了其它一些矛盾，所以當此權力被製衡後，也有可能會滋生出新的問題。但在此時此刻，在缺少製衡的權力所導致的官侵民利、官民衝突正在由慢性病轉為急症之際，對症下藥是必然選擇。
俞文的第二種可能用意是，投石問路。由於當前許多社會矛盾已堆積起來急須解決方案，由於黨內也有一股力量在積極推動，由於海外力量的持續壓力與誘惑，三種力量疊加在一起，如果胡錦濤的內焰雄心再大一些，壓倒他的審慎，急於青史留名，他可能會設計和逐步推出一整套的民主化方案：先黨內，後社會；先基層，後高層，直至全局。這也符合中共改革“不動則已、動則算全”的行為邏輯。
到底隻是解套還是投石問路，兩種選擇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完全不同，結局也將完全不一樣。筆者傾向於胡錦濤選擇的隻是第一種。這種判斷不僅僅源於胡的作風、性格，而且源於胡在客觀上並不具備啟動、掌控一場全麵改革的條件。中共曆史上隻有兩人曾經短暫擁有過這樣的條件，分別是建國初期1957年以前的毛澤東，改革初期1987年以前的鄧小平。
胡今天的條件遠不如當年毛、鄧，麵臨的風險更大，因此胡應該不會冒險犯難，他絕非沒有自知自明。而且，如果為一場全麵改革投石問路、試探水之深淺，僅有俞文份量不夠，應該連續有一係列動作。有媒體評論胡“以左控權，以右用權”，此說有一定道理，雖然胡再右也右不到哪裏去。
即使僅僅操作黨內民主，難度也很大。估計胡會輔以配套性的控製措施，包括嚴格限製黨內民主實施或試驗的範圍，進一步加強對言論、結社的控製，等等。如果黨內民主進展順利，形勢喜人、逼人，不排除胡會順勢啟動全麵改革——曆史從來就不會完全遵循政治家事先編排的劇本，而總是有著自己的演變邏輯。
政治如股市，轉折往往發生在人們對轉折的預期已經麻木之時。當“胡溫新政”多次令人跌破眼鏡，回回以為“狼來了”，狼卻沒有來；當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相信“狼來了”時，或許這回狼就真的要來了——中國曆史又將掀開新的一頁，雖令人期待，卻禍福難料。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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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媒體新動向—— “民主是個好東西”
文章摘要: 中國要崛起，最需要的其實不僅是美國符合資本擴張發展趨勢，順應全球自由貿易和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製度模式，更需要的應該是民主製度的精髓——連一貫強調“團隊精神”的日本，都開始更大程度地尊崇“個人價值”的美國精神。
發表時間：1/1/2007
繼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讚許西方式發展之路之後，最近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耀眼文章，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首發，接著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再次全文刊發，之後各個網絡媒體爭相轉載，引發網民熱論，大有推波助瀾之勢，似乎有意在與《大國崛起》隱含的主題遙相呼應，旨在衝擊那些敵視政改的官場阻力。此篇言辭大膽、潑辣的文章，出自現年47歲、被稱為“胡錦濤文膽”的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之手，不難猜度出有其體製內的強悍驅動力，正孕育著胡溫主導下的政治改革破題在即。
俞可平教授可謂胡溫前沿智囊人物，是政治學、哲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時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並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課題總負責人，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複旦大學等校教授，曾任聯合國政府創新谘詢專家、美國杜克大學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等校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全球化、治理與善治、公民社會、政府創新等，是頗具代表性的官方軟科學專家。
此篇文章出自《民主是個好東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一書的序言。這個書名本是俞教授2005年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采訪時說過的一句話。此話一度曾在國內引起紛爭。此次文章又大刺眼球，以此為題，衝擊官方主流媒體，其潛在的意義已不言而喻。俞可平教授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不是對個別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對一些官員而言的；它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他特別強調，“對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試想，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權力要受到公民的製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單這兩點，很多人就不會喜歡。當然，他不喜歡也不會明說，而會說，民主怎麽不符合國情民情，民主的條件怎麽不成熟，公民的素質怎麽不行；或者說，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會帶來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因此，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這是對最近中央黨校“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調查結論中，多數官員漠視政改的有力回擊。
俞可平教授認為：“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製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製度。或者如一位著名政治家講的那樣，民主是一種比較不壞的政治製度 。政治民主是曆史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也是一種政治藝術。推進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製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為此，他亮出殺手鐧說：“最近胡錦濤主席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俞教授巧借“人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民主要穩步推進出發，從謀求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合作管理的互動出發，從市場經濟需要公民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從和諧社會離不開動態穩定的策略選擇出發，頗具針對性地逐一表述了他“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現實命題。這一對現實製度構成赤裸裸的反證性的言論，能大張旗鼓地在中共主流媒體上叫陣，意義非同小可。這就如同《大國崛起》能夠問鼎央視，宣揚“藍色文明”一樣，當有其深厚的政治背景。
當以“自由選舉”為核心的民主被看做是一種製度工具和“政治方法”時，中共一直擔心它會對國家崛起帶來負麵作用。民主，本源自希臘人追求平等的理念，到美國式的製度確立，已經把它推向了頂端。民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視為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成為全球大眾文化認同和政治製度的安排。而民主文化曆經艱難，走到今天之時，不僅西方發達國家完成了其向現代化的轉移，建立了現代民主，不少原本落後的國家也在無法回避的“現代化”進程中，將作為文化舶來品的民主移植到了自己的社會土壤裏。20世紀後期隨著全鬥煥、皮諾切特的受審，米洛舍維奇的倒台，薩達姆政權的搖搖欲墜，民主已經召喚起世界性的熱情。自80年代以來，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非洲博茨瓦納，已成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範。而韓國在獨裁軍人政府的樸正熙及全鬥煥時代，經濟取得了迅猛發展的同時，其獨裁道路也為自己挖掘好了墳墓，於是樸正熙被暗殺，全鬥煥下台以謝國人。台灣也是這樣，蔣氏獨裁統治也發展了經濟，政治上卻走向了困局。但蔣經國、特別是李登輝積極了很多，主動出牌，推動變革，到阿扁所代表的政權時，一樣驗證了中華文化會接納民主製度。甚至連阿富汗那樣的落後國家，都贏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自由大選。而蘇東波係列變革的藍本，更是最好的“紅色記憶”為藍色文明吞沒的現實解讀。人類社會發展史，已經從方方麵麵一再證實：中國沒有理由再拒絕民主。民主不僅“是個好東西”，而且的確是不得不實行的“東西”。
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鄧、江時代以“經濟決定論”為其執政發展的基礎，崇向哈貝馬斯的加強政府作用，以犧牲公平來換取效率。那種一方麵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民主加以拒絕，一方麵又對他們的經濟發展模式采取“拿來主義”所形成的“鄧小平理論”及其實踐，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嚴重不公，官民對抗，貧富懸殊，腐敗叢生、民怨載道，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社會治安等問題越陷越深，積重難返。以犧牲民主獲取經濟發展的道路，已經被無情的現實所否定。於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目標，要糾正20多年來隻重經濟發展，片麵追求GDP，無視社會公正的政策取向。
胡錦濤麵對江澤民傳承下來的是一個社會日益腐敗，貧富兩極分化，官民矛盾尖銳的現實，已逐步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是在有效的民主製度保障下，使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更多地呈現“非對抗性”和“力量對比相對均衡”的。因而當今的中共決策層的智囊們才會呼籲，中國需要的不僅是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製度的監督與協調機製，以實現社會和諧與平衡發展。但前提是還要戴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麵具。
一個好的製度，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會為解決問題創造一個良好的開端。在西方國家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好製度，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私有化。在政治安排上，他們喜歡給每個人一張選票，這是對每個個人權利與個人價值的確認。世界上都知道美國是發展這種製度最成功的典範。但美國的成功不是靠“豪言壯語”的吹牛，靠人與人的明爭暗鬥；而是靠那種頗具吸引力的崇尚自由、實驗與批判的個性化人文精神策動的。美國的這種精神資源不管被理解為“腐朽資本主義”的也好，或是“文化帝國主義”也罷，但總要尊重一個現實，像中國內戰時代崇尚“新生活”的青年湧向“革命聖地延安”一樣，今天全球各國的青年都不惜代價地移民美國去冒險和“淘金”，世界各國已有50多萬溜學生集中美國，其中相當多的優秀人材一生都踏向了“不歸路”。當今世界各大洲幾乎無一國家的內閣中沒有受過美國式教育的精英。在當今這個後對抗時代，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約占世界市場的 3/4 。美國的通俗音樂流行於四麵八方，全球電腦網絡與文化交流基本上也是“美國化”的。由此可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精神上“打倒美帝國主義”。這應該是要承認的現實。
美國在使用高科技圓動工具創造財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其國家的自由意誌，越來越趨向成熟，從而也在政治上建立起適應自由經濟發展和相對公平分配財富的民主製衡製度。美國的強大，不僅在於它首屈一指的經濟地位和無與匹敵的軍事力量，還在於它有一個能夠尊重和接納反對派的強大政府，能夠通過廣泛地民主辯論與求證，把最優秀的意見集中在政策運用的支點上，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和維護公民利益與國家的發展。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對世界各國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示範作用，盡管這種製度仍有不少弊端，但比較之下，世界多數國家都開始考慮應強調用成文憲法和法律體係來有效約束政府的行政行為。美國民主製度的成功，也許是由於美國曆史沒有經過封建意識的長期統治和中世紀黑暗陰影的籠罩。應該說美國海納百川的四方移民，構成了民主社會的先決條件，而“強調個人價值”，竟成為了美國得以不斷創新的國家精神。
中國要崛起，最需要的其實不僅是美國符合資本擴張發展趨勢，順應全球自由貿易和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製度模式，更需要的應該是民主製度的精髓——連一貫強調“團隊精神”的日本，都開始更大程度地尊崇“個人價值”的美國精神。
要真正解讀“民主是個好東西”的這個命題，美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