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小常識》：孔子的家派

孔子在先秦，乃為一家言，同樣成家者，除孔子代表之儒家，尚有道有墨有法有名等等。所謂諸子百家，百家爭鳴，孔子代表的僅一家。《漢書》舉出百家中最具影響的，百中有十家，其中小說一家，僅僅為家，入不了流；餘九家不隻成家，亦成了流，蓋學有傳承，承前啟後，如水之流。九流之中，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這一流，因傳承了周文化的精粹，所以到了漢代，政治文化獨尊其術，罷黜百家。不過官定儒一尊起用大批儒生解釋儒典，因所據文本與釋義方法之異，形成了今文經和古文經二大學派，派中又生派，甚至治一經者也有數家，如治《易》一經，就分四家。但無論哪派哪家，此時已與孔子有相當距離，漢儒不是執些微言大義隨意發揮，就是偏於典章製度，幾都忘乎孔子言禮之初衷了。

歷史上論儒家，總會有先秦儒、漢儒、宋明儒、清儒之分，而一代之儒，又見學派之別，如先秦儒，就有孟子學、荀子學二大派，因知大家雖都在講孔子，側重不同，進路不同，不能光以一家之名而概之。宋明儒，則有程、朱、陸、王諸大派，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孔子學說，傳承上了二千年，出現家派，是絕對正常的事，不同時代，不同人物，對孔子說過的話，自然會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理解，即使誤讀，也自有其本身道理。我們如能會同察異，求通得失，反而可對孔子之本懷，有多一重的理解。

學理相同，孶乳繁衍，則為一家之學。一家之中，所見又未必盡都一致，相別枝蔓，則又分派。家求同，派存異，家有家的家風，派有派的派頭。家中有派，派中又自成家，家派在我國學術傳統裡，一直還是挺清楚的，從積極的一麵看，應還是頗有價值的。隻是近之所謂讀書人，反在犯糊塗，視儒家隻鐵板一塊，不知一家名下，可以有種種說，以至舉一廢百，或執一概全，一是則全是，一非則全非，未能就家以論家，就派以論派，就孔子以論孔子。孔子曾為一說，可引起後之紛紜眾說，孔子影響後人是對的，但無可能要他負責後人要怎麼說，更無以負責人之怎麼理解，要存哪般用心，及將會怎麼做了。

西方文化，重個人主張，一人說話一人當。他人表示意見，贊同或反對，或說贊同哪些，又商榷哪些，不喜歡隨便拉幫結派認祖歸宗，這確是中西有別的事實。然而在西方，擁戴其說舉相跟從而成一家言者亦常有，隻是不用「家」表示，如從康德的叫Kantianism，中文譯康德主義或康德學派；後之看法不盡相同，又別立一說之康德主義者，則稱之為Neo-Kantianism，新康德主義。按中文的家派觀念看，康德主義者，是聚集在康德思想之下的家；而新康德主義者，是自此家另出之別支，實為派。西方人做學問，這些分際是清清楚楚的。我們國人，對一種思想的同異分際，其實原來並不是那麼不清楚，隻是今人無論讀古書或讀洋書，隻要是對自己的東西，反一樣大多常不清楚了，這是很奇怪的。

回到孔子本人，其說一言以蔽之，即「內聖外王」，用他自己的話講，為「克己復禮」。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仁是孔子思想的總綱。仁之為仁的體證實踐，一是由克己內聖的工夫見，一是由復禮外王的建設現。由己禮分兩，到內外相合，成一體之仁，這是孔子的視野。漢儒著眼點隻落在外，偏重講外王的政治。宋明儒救偏，常言內聖的修身，外王最多隻流為泛談空談。宋明儒對孔子的發揮，不無精彩，可惜守在內聖一端，外王雲雲，若一日專製帝王獨夫仍在，便奈他不何，唯有請他好自為之，希望他自己良心發現。其實漢儒言禮，雖未必夠上外王本義的理想高度，但非一無所得，微言現大義，典章顯文明，漢儒蕪雜，然披沙揀金，有時獲寶。及至清儒，則等而下之，內聖外王兩邊都不到。再經民國入共和國，更是每下愈況，把內聖外王克己復禮都當垃圾，要它掃地出門才高興。

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入華之初，對儒家已能簡別，分出先儒與後儒，對先儒稱慕有加，他們收集資料，並加研究，在歐洲出版，立成許多啟蒙學者狂熱追逐的對象。通過這個渠道，儒家思想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再間接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崇儒慕華的伏爾泰和萊布尼茲，學說傳播德國及境外各大學，把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的百科全書派領袖狄德羅，也成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的粉絲。然未百年到了孟德斯鳩、黑格爾，歐洲知識界自覺到「泛中國化」的不當，與歐洲傳統現代化的重要，終看明白現實裡尊儒的中國，不過偽儒，這種社會絕非人類世界理當歸趨的未來。孟德斯鳩開始瞄準中國政治裡的專製，批判一針見血，到黑格爾，中國政治文化便再無可戀，全予否定。隻是對孔子的家派，教士還樂願沙裡淘金，啟蒙之後人多改成挑沙子了，可笑是國人竟也邯鄲學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