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真心接受「政教分離」嗎？

2008年教宗本篤十六世，談教會完成其福傳使命時，有這麼幾句：「應清楚教會和國家分別自主並各有權限。教會深信，國家和宗教同受聖召彼此支持，一起服務，使個人和社會都受益。」此話據《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之76節之有關政府與教會關係，再作聲明，乃梵二會議後，對於「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政權教權分掌不同性質的領域事物這一原則，作出的最新詮釋。

考該談話解說的那部份公教憲章，又名《喜樂與期望》，其76節屬第二部份「若幹比較迫切的問題」下之第四章「政治團體生活」，合共四節當中的最後一節。如要較準確把握教宗之意，還要回到第四章整體文本理解。該章講到，國家由人組成，一國之民是以個人、家庭、社團為單位建立國家，組織政府，為要保障全民個人與公共的福利。施政權力得自人民，其合法性憑是否繼續滿足公權與民權要求的道義力量。人民願意合作順服執政者，在於他良心對於公正施政能力的判斷，故此國家的性質與宗旨，政治權利和力量之基礎，不離道義良心的人性。本此認識，教徒對政教關係持正確觀念，便非常重要，尤其在多元社會，信友依循個人良心，以國民身份所做，跟以教會名義所做，應加清晰的區分。教會應做人性的表徵及守護者，獨立於政府行為。但在上主欽定的秩序之下，雙方不過是以不同名義，為關乎人類個人及社會之事的聖召而服務，二者越能健全合作，公共福利效益越高。因此教會絕不該寄望政府畀予特權，以免玷汙其純潔。然也不放棄合法的權利，應享有真正的自由，以便宣揚信德，維護倫理。教會遵從福音原則，履行其神聖使命於此世，為要培育並提升人類社會中的真、善、美，促進人間和平，而榮耀上主。

因此看到教宗重申政教關係的兩點立場：一，政教主權各自獨立，相互無管治權；二，政教實終在答應同一的聖召：益人榮神。答應聖召，教會有當然之義，但世俗政府，何需依從？因從神學角度言，國家權力之本，是靠正義、良知之人性，這是創造主規劃下的秩序，人民自然據之要求本身也要求政府，政府自己必須滿足這一倫理要求並敦促協助人民實現同一要求。教會看在政治團體生活裡存在「上主欽定的秩序」，官民都必遵從，即或日用而不知。在福音燭照和人類經驗中，維護人格尊嚴，實現人的權利和義務，尤顯明是至關人類的現代迫切問題，其中之一的政治生活，聖俗皆有責任。當憲章陳述及此，特別叮嚀信友，注意他的雙重身份，不可混淆：一是國民，按良心順服執政者；二是跟教會同領受基督的教導，宣揚信德，維護倫理致力拔高社會的真善美，榮耀歸主。教徒要經常提醒自己，既奉主之名，榮神益人，與教會一道完成基督和人類的使命，另外還奉國之名，在國家權力下，盡國民之責，以良心與正義，聽從政府，並督責政府。教會呼籲信徒都在基督裡，和基督與教會，跟人類大家庭一起共患難，分擔愁苦與焦慮，分享喜樂與期望。

我們若留意，教廷始終在談政教關係，卻避免直接用「政教分離」一詞。美國憲法修正案也沒明文的政教分離，但一般人以至法律專家讀之，承認均涵這個政教分離之義。加爾文不說政教分離，然他在日內瓦的生活工作，是把聖俗兩種的權力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他的言論，並沒有政教合一或反對政教分離的主張。當代天主教，一樣沒直說這政教分離，唯讀其言，意思明白俱在，何偏不予說明呢？其原因或可試循歷史加以追究。自從第四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作合法宗教，和狄奧多西立基督教成為唯一合法宗教之國教，君權要求教會為之背書，教會便以君權作基督掌權的象徵，自此政教合一漸成慣例。隨同帝國分裂又西、東羅馬帝國先後滅亡，歐洲各國仍視君權神授為當然。直到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君權民授之聲日囂塵上，如要說神授，首先該是神授民權。神授民以權結為共和，或經民權授意君權，如此之政權，跟教權分開，政教分離，新教尤為贊成，以這樣脫離羅馬一教獨大才合乎經訓。大革命狂瀾蓆捲法國，對羅馬天主教既帶來傳統權益的衝擊，亦對教士進行無理非法的迫害，掠奪教會的管理權歸之法國政府，如此以政壓教對待從二世紀即與羅馬建立關係而被譽為「教會長女」的法國教會，教廷當然不能接受。拿破倫時代，政教不協調關係重獲理順，支持宗教自由，教宗重掌任免主教權，政府承認公教是大多數法國人的宗教，並尊重新教徒的信仰。所以從十九世紀開始，法國已完成世俗社會，不以國家名義設教，政教分治，唯一是政府仍用稅款資助各大宗教。廿世紀初的新政教分離法，終把這僅留的一條小尾巴也砍掉。佔法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公教徒，起初相當抗拒此「政教分離」，尤以其政治中立的澈底世俗化大方向，將令此本屬基督教的國家完全變質。但很快他們便覺悟改支持立法，因絕對世俗的政治，自此與宗教無涉，反而換來絕對的宗教自由，免受政治幹擾。分離法至今已有百年，公教徒仍佔法國人口的大多數，證明政教分離未損害教會。「世俗主義，可以是健康的」，本篤十六世2005年就任教宗不久，對法國駐梵蒂岡大使說：當國家肯與教會攜手，同為公民的好處努力，並互相尊重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時，這樣的世俗主義，符合教會有關社會的教義，同時他鼓勵業已非常世俗化的法國，成為健康的世俗主義模範。不過自法國大革命至政教分離法頒佈之翌年，數位教宗都發出譴責政教分離的通諭，現教宗之言論豈非有不諧之音？隻要我們細看這些通諭所實指的「政教分離」為何，疑團當可立消。教宗們一貫反對的分離，首因那種妨礙政教協調的分離；其二政教關係陷緊張，間接必損害世俗社會的祥和；其三政治全權包攬民間力量，教化隻宜自政出無法自教出，必成文明斷裂而非進步；因此法國新法出爐時，教宗立表「哀痛地關切」，針對此「政教分離」一詞，斥之為虛假的命題，致命的錯誤。所以基於教會的信仰與踐履，經驗的史實與現況，隻存在政教關係，過去未能夠有、將來也不可以有斷然的「政教分離」。政與教為二種不同的權力，應分庭抗禮，該彼此協作，僅有關係，無法分離！故知不同時代教廷的表述即或有別，卻始終保持對簡化「政教分離」觀念及語用之歧義的警戒，另代之以更全麵的說法，闡釋政教異中有同、別中有合的當然關係。

近數十年來，公教對「政教分離」一議，評論趨於溫和，此前排斥之情溢於言表。所以轉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至為關鍵。大公會議，即至大無外普世性的教會會議，基督教二千年隻開過廿一次，四至八世紀的首七次，東西方教會皆有出席，自東、西教會分裂，以後的十四次由羅馬主教以宗徒統緒繼承人身份召開而為普世會議，正教新教一概不予認可。十六世紀的第十九次特利騰會議，回應改教運動，振興羅馬天主教，從此近四百年之久無再舉行，最後才有兩次的梵蒂岡大公會議，簡稱一梵、二梵。一梵針對現代世界理性、自由、唯物思潮，重申教義真理；二梵不同，而是整體地討論教會教義教儀教友教職，及與政府社會各宗教宗派的關係，前後歷四年，通過憲章、法令、宣言合共十六卷。梵二天主教進行自我更新，觸及各方議題，由草案、審議、諮議、修訂、表決而定稿，無論範圍和深度都屬空前。前此的二次大會，分別麵對宗教改革和現代衝擊，這次卻是新視野、全方位「發揚聖道，整頓教化，革新紀律」，就宗教與俗世作出總答覆。梵二的新思維，更切合實際，安頓世俗，非二分化置其於對立方，政教關係分離與否，自此也有新定調。作為世之最大宗教團體，對世俗政治態度的轉變，影響舉足輕重，未可忽視。

與現代化同步的世俗主義，首先出現歐洲，乃為一還俗主義laicism，把公職與權力由聖職手中取回，交給凡人，還政於俗，以俗治俗，實事求事。政權在俗，需重置宗教，以教惠政，故此設立官方的宗教，如英國之聖公會，為歐洲多數國家作各種程度和形式的效法，又或不指定國教，由政府補貼各宗教團體，如政教分離法出枱前之法國。世俗主義看宗教非為負麵，所以不誣教幹教，而健康成熟的世俗主義，更重視宗教作為社會發展的正麵力量。歐洲國家大多仍有官方宗教之設，同時政教分治，信不信宗教或信何種宗教皆自由，所以不是政教合一，但也毋需太強調政教分離。世俗主義在法國，歷史原因使之一開始便作為反抗宗教在社會的傳統特權而發展，未隻不設國教，最後更為政教分離立法，與早她百年立法不設國教的美國，製度上皆最澈底世俗化的國家。然「政教分離」之於美國，是為宗教自由之爭取，不是針對宗教之抗爭，所以在現代化國家中，結果隻屬一種柔性的世俗主義，而非剛性的世俗主義。教廷在歐洲，見那裡法式世俗主義強勢硬來，不無戒心，相對於大西洋彼岸另類美式的政教分離，認識有隔，需要時間消化。美國耶穌會神學家，基於美國經驗反省國家秩序中的宗教自由，是以自然法的人類尊嚴自主倫理，直接肯定的公民權利，故願支持政教分離。民權天賦優先於對抽象真理的理解，人即使有很少真理，信仰自由的權利不可剝奪。這種自由的信仰言論同時置疑以理全真即權必全權的大家長心態，曾遭上級勸止。但當梵二進行中，持美式觀點之神學家竟突奉召至大會起草《信仰自由宣言》，經輪番激辯以大比數通過，尤得到共產國家的主教贊同。因他們的教會深感，唯有正確真理宣稱外的獨立信仰權利，才可保障教會自主實現其至大至公使命，與全人類由信仰團體到世俗政權，發展睦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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