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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應如何終結聖俗對立?

(2009-10-21 18:46:45) 下一個

哈貝馬斯在他八十華誕前的講稿《「後世俗」社會:意義何在?》(2008),宣言聖俗文化戰爭終結。啟蒙後的現代化,意味宗教無所不在的時代終結,又世俗化的開始。人們發現,現代自含價值,非盡傳統決定;現世自具使命,不是供進入來世作中轉站;凡俗自得意蘊,未必即塵累須全都代以神聖。故此世平凡之俗,本身有本身之義理,無待神聖方好生存。宗教遂逐漸退出個人以外現實生活的不同層麵,首先明確的是政治,政教分離。至若文化,宗教涉入生活,關係千絲萬縷,不那麼容易分清。全麵俗化的世態,尤令沈湎舊風光的原教旨者不安,對時代日新月異,感到草木皆兵。鼓吹現代化者,覺得教徒們言必信仰,未可理喻,整天憤世忤俗,不容於現代。聖薄俗來俗犯聖,於焉聖俗關係見緊張,這不唯政教之間,文化界、政治界之內更頻頻發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講溝通理性,卻願包容宗教,隻要宗教也講理,不過他又私以為宗教終將主動出局。但見其與教宗對話前後,觀點已不無鬆動,提出世俗社會有必要重新理解宗教信仰,經充分世俗化的後世俗社會,更該看出二者共存的事實,聖俗之文化戰爭當休矣,今需代之以尋求共同語言。

這宣稱不隻是哈氏本人學思的一塊裏程碑,還應標誌批判傳統的一個新契機。批判思想,該直上溯至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特別是康德,要人類的行為,受理性批判的支配,既不獨斷,亦免疑惑。按康德的說法,「啟蒙」即脫離人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那種如不借重別人引導,便不知從何運用理性的無力感。理性的作用,一名「批判」critique,希臘文本義是分辨判別,康德申言之,指對概念理論予其局限性以分辨,及其有效性以判別。這並不是我們通俗理解的批評判斷,更不是甚麼批鬥判決。「批判」之正解,近似漢傳佛教之「判教」,判釋教相,把釋迦一代的不同教說,依時間次第、化眾法門、教法深淺予以分類,天台宗的五時八教,華嚴宗的五教,皆如實依理分判,是其當是,而不重在非其所非,跟隻會作批評以至批鬥的消極態度完全不同。馬克思擴大批判含義,乃至社會批判,主要針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弊端,變以負麵義為主。法蘭克福學派承之而講批判理論,首先作立場,其次才是理論,即帶一定立場的特殊理論。此與傳統理論產生自客體之差異有別,而是由主體的不同出發,要跟一切順從既定事實的理論方式區分開來,所以乃為否定式理論。人類生來便具可能性,是其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既存歷史事實隻不過是人類的產品。發現到前者的是人本人道的,依從後者是專門科學的,在此分出兩種不同的認識本質,正是批判理論與傳統理論之大別。故批判理論,乃人道主義,要把人自社會專門化再生產的物質奴役中解放出來。然不少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從事批判,儘對專門科學之工具理性和現代性大加鞭撻;後現代主義者更把批判理論之作社會批判一變而為文化批判,講文化中話語權的爭奪,或是文藝批評闡釋文本的相對,這些逾遠離康德所言理性秩序的「批判」意義。哈氏雖法蘭克福學派,匡正紕繆,維持批判本義,還理性以公道,肯定啟蒙思想現代性合理之一麵,判別其有效性,同時分辨其局限性,隻反抗它片麵性帶來的壓迫。啟蒙用理性替國家注入自由人權民主等規範觀念,反思自我解放,這基本大方向絕不該隨便否定。隻不過唯理是用的科學主義卻相信,自我可客觀化描述得之,依理充實人格增益人性,並不自覺他理性非僅一理性本身,能擺脫主觀好惡。工具型的知識理性,暗藏操控他者的利益動機不真為解放,故應令之知權限,不得僭越。我們還需結合目的型的實踐理性,與解放型的批判理性,實現自我,並尋求自我與他者的共同解放。為此要透過日常語言行動,人與人充分溝通,哈氏稱之溝通理性。他要釋出理性的全幅大用,限定知識型理性的適當範圍,不準濫權無所不包,避免和現代化前的宗教犯同樣錯誤。這種辨析分判之工作,使各樣的理,各有所當,各歸其位,正像康德限製知識而為信仰留有餘地那般,才堪言「批判」的真義。理性須臻此才真成熟自運自用,走出獨斷與懷疑,這既有別於批判理論的事事反對,更不同後現代者的事事相對。

予各種理性以洽當的限製,並以溝通理性整合其有效性,是康德哲學批判理性能在生活中實現的一個很好的應用。但溝通理性本身,其有限性及有效性是否被考慮?哈氏把溝通理性首先放在公共領域,寄望知識分子的批判思考。我們確實看到不少知識分子,肩負社會責任,透過個人專業和非政府組織,在當權者以外發出獨立的批判之聲,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促進政治興革。唯哈氏倡議能純用溝通理性作指導的「公共領域」,是否果真存在過呢?不少論者仍甚懷疑。哈氏本人連看現代性也非已完事的事實,而是一漸行成形的過程,故他的公共領域,主要還是屬一理境,而溝通理性,為在其有限範圍認為可靠的方法,皆無普遍絕對的保證。

完全理性者自以不管麵對任何複雜情境,都有本領推論說明可能最好的結果,選擇可能有效的行動,如傳統經濟學處理市場競爭的取態,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全能觀點就更不必說了。事實上無論主觀客觀,人所獲得的訊息、知識永遠無法全備,在掌握中的資料,也不必皆可窮盡加以識別分析推證判斷,人於生理、認知、動機都非無限製。完全理性者,實即自以完全者,並且是完全個人主義者,不隻常毫無自知,也不知有人,唯知自己一人的判斷與決策,不知四周還有人各會自行反應及決策。此乃「致命的自負」,為現代人之通病!啟蒙思想樂觀地認為,理性的運用使社會更可預期,穩步發展,自此無所不知,也便無所不能。現代化詡言,為人類解魅disenchantment,消除傳統悄悄加諸人類其身的魔法,故理性化也即去神話的世俗化。理性加世俗,合理配實用,擅智則役物,物來即機械化,人來便科層化,形成風險管理的觀念。規劃未來,納一切於可控之正常化軌道,如私人保險公司和政府福利體係,便是專門計算未來得失的機構。這種心態瀰漫,以為將萬無一失。此不過重新分配風險,非實際減少風險,自然風險未必解除,人為風險相應增加。科技與科管隻見目下的合理,牽一髮動全身,那邊可能變更不合理,局部控製雖或成功,卻常製造整體困難,真是治絲愈紊。知識霸權,操縱人和物的因,必有反施己身的果,留下解魅後無可適從的人類,與非可逆料而更加失控的世界!過去百年新知暴增,超愈人類過去千萬年累積的知識,今人享受的方便自由,祖輩根本無法想象,但同時這一新世紀,也是自然遭人為破壞,及人受自己鄰舍血腥摧殘,空前慘烈的日子。若以為一旦唯理化,大小問題便迎刃而解,隻不過是人用理性自欺,魔由心生,自招邪魅。那邊才剛剛驅走迷信權威的魔咒,這邊當下代入自己,躍為唯一權威。一魅正去,旋又一魅復來,迷執更甚,還自以為得!

現代化不幸走了一條唯理化的不歸路,表麵無堅不摧,凱歌處處飄揚。所以現代化變成全球化,自西徂東,從外及內,宗教民族家庭這些社會最核心最穩定的東西,無不大受衝激,掀起身份之再認同。傳統崩解的苦惱,令宗教重新反思其教之本,是為基要主義。唯缺乏安全感恐懼下的過敏反應,思想走極端的便成原教旨主義,隻知捍衛其知見的唯一意義,不承認多元價值及對話的必須。把懷舊的傷感,時下的不安,未來的風險,一概指向異己,對象化為具體仇敵。在西方,科學、傳媒、政府、教育,都可忽成代罪羊。在東方,因為全球化由西方主導,原教旨主義結合民族主義,把西方越看越像是妖裡妖氣。一提「原教旨」,人自然都想起穆斯林的真主黨、塔利班、阿蓋達,這些自稱真主的教胞,古蘭的學生,聖戰的基地,誓與現代價值對立,其實他們並非最早的原教旨。廿世紀上半葉,部分美國更正教興起恢復基要教義的熱潮,結果為道理吵吵鬧鬧,莫說教外側目,教內也不恥所為嘆息傷心。「原教旨」遂成貶義,但那時尚屬教內問題,還不涉社會。至七、八十年代基督教原教旨者每透過大眾傳媒頻頻亮相,如電視佈道家Jerry Falwell,自稱代表「道德大多數」,曾支持種族隔離,鼓吹男主外女主內,指責九一一慘劇乃異教、墮胎、婦解、女同、男同世俗化美國所導致。這類仇恨語言與武裝穆斯林自殺炸彈一樣犀利,到處惹火。猶太教也有忠貞集團Gush Emunim,堅持照聖經劃分國界,建立猶太人定居點迎接彌賽亞降臨。其實非一神教亦不乏原教旨,世界印度教議會毀清真寺燒教堂;佔人口多數的佛教徒,在南不丹強迫印度教徒改宗,在西北斯裏蘭卡大舉清洗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這些原教旨施加異己身體或精神的暴力,都是因現代化一石激起千層浪,反應過度,回擊世俗,在世界連鎖反應的現象。

理性重要,但完全理性的迷思,卻成了現代人施之己身的魔咒。人類不能因現代化重視理性而應該放棄信仰。當然宗教重要,但眼睛光望上天,也不會現代化,我們仍需活在中世紀。拉青格就任本篤十六世教宗職後的第二年,曾以《信仰,理性和大學:回憶與反思》為題發表演講,重溫他過去約半世紀介入學術的心得:「信」與「理」,該和諧對話,才望治癒現代嚴重世俗化的文明病,而承此任者有大學。乖理之信,會為非理性開啟門戶,形成宗教暴力。棄信隻知窮理,不足維持常道,唯理是用,以我獨尊,實人類不祥之兆。這神學見地,兩年後哈貝馬斯重新從哲學角度表達:聖俗文化戰爭之終結,應由聖譯為俗及俗習聞聖,尋覓共同語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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