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奈「帝王之學」何？

傳統文人，以誌於學讀聖賢書始，但很快經由科舉收編進入建製，變成國家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唐太宗見書生伏案應考，笑謂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如用現代漢語再說一遍，就叫你們都上了我的賊船。讀書之人，無論是在朝做官，或在野為紳，自覺乃至不自覺，心甘情願地同做禮法、皇權的代言人。明清科考熱潮升溫，與之同時並進的現象，乃流行世俗化的民間宗教。當中士紳積極參與，如善書的編修、補註，無文人不行，而五術之類的方技，儒生不乏信徒，其精緻化和普及，更常賴擅長文墨者作之藝匠。五術曾是上古王官秘術，乃帝王之學，兩漢尊儒，推行周孔之文教，屬原始信仰的術數，暫告隱入民間。新訂為王官之學的儒教，雖有宗教性但非宗教，最多是準宗教、類宗教。原本孔孟的為己之學，要人不外騖，反身而誠，那種敬天、安命、歸仁的內在維度，日漸微薄了，知識精英從事的，不過是文教的儒家或釋經的儒學。僅僅把自身生命的東西客觀化，變成研究說明的思辨對象，不算宗教，那教理之儒教、教權之儒教，其實隻是去替政權出謀獻策，而為歧出的教學。民眾慕儒，大家所思，不過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這般好夢，逾入晚世逾加難圓。東席執教，入幕為僚，都已勉強算作不錯的日子。至若做帝王師，累世簪纓，更同神話。現實所見亦無百年之家，富不過三代，其間骨肉恩薄，眾子分裂，人生如戲，滄海桑田。原以遺金滿屋，不如教子一經，到頭來竟萬事成空。修族譜，建祠堂，築先塋，置族田，設鄉塾，辦義莊，經營以祖墳風水為中心依據的宗族事業，常為一介書生所能夠做到的最大功德。雖想好人或者會好報，心頭感安慰，也享譽鄉黨，但人暗底下依然常覺不踏實，故儒者每最是懦者。掩埋已久的帝王學，終於又告浮現，現在不直接効勞帝王，改為人民服務，迎合士農工商攀龍附鳳的心理，建立私利跟權力結合無愧怍的信念。俗語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正是這一新帝王學最言簡義賅的信經。到了乾隆年代，跑出來一部我國最大的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其後增編四庫的《總目》，加入全書未收但存其卷名並作簡介的「存目」。在這反映整體中華文明的古代知識結構之中，其子部的「術數類」，便佔去了四卷，僅遜於儒家之八卷，卻逾天文、算法、醫家、藝術乃至兵、法、農諸家，至於道家也不過才二卷，釋家僅一卷。從這位自命十全老人，歷來最高壽又在位最長的皇帝編纂的角度看，術數雖不再稱帝王學，但仍是蒞政施教之術，沒有湮沒，也不能湮沒，需加存錄而集成更偉大的新帝王學。

統治者相信數術嗎？具體地說，該因人而異；原則上講，《總目》為數術定調，是：「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而「末流猥雜」，淺言之，即應有來歷，然多不足據。故道「必謂今之術士能得其傳，亦世俗之惑誌，徒以冀福畏禍。」如此評論，不失中肯。但為甚麼這般的數術，還勞官方刊存呢？係因：「今古同情，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夥耳。然眾誌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這意思是：既然世俗趨慕，禁無可禁，那就由它去好了。可是何由非必輯集不可呢？而那些統治者不對胃口的書就不錄，即使收錄事後也會改版刪除，存目了的還要抽換竄改呢？何者當存又何者當廢，標準何在？若講到底，其實仍不外是以能否鞏固權力為依歸！

文人傳播之善書，因其內容淑世勵行，訴諸個人自覺多於外在權力，官方並無太大興趣。隻是若其帶來個人的覺醒，容易使誌同道合者走在一起，反招惹官方猜疑。文人熱衷術數，祈福避禍，私心與帝王萬世一統的冀願並沒有矛盾，官方則也樂於存其理留其說。因此術數得到放任自流的空檔，形成民俗版本，即坊間刻印的通書。善書、通書外，文人又推廣鄉約，鄰裏彼此勸善、規失、恤難、禮敬，北宋初起時純屬自發的互助組織，入明遂有官辦與非官辦，清代由官府定製加以推行，翻手變之作帝王聖諭正訓。民間社會走到最後出現的鄉治製度，內容有五，即：鄉約，保甲，裏社，社學，社倉，以鄉約的教化善俗為核心，維繫地方治安，宗教，教育，經濟。鄉治多是由縉紳先生出麵主事，官吏背後支持，樂見其成，實為吏治工具。文人出仕在朝，因是天子門生，光宗耀祖，但文人處仕居鄉，一樣可以奉獻精神物力，大有作為，風光渡日，而自行升座宣講鄉約，或舉薦能者為之，更儼然天子使徒。文人除非真心求仙學佛，自甘淡泊於山林，否則始終難脫王權的磁場運轉。鄉約在磁場引力的中心操作，術數略可遠些走動，善書多處於邊際遊移。

鄉之下的最基層，為裏，裏皆有社。社各有主，社主為地主土地公，乃地方守護神。「社」從土示，即隨土設壇，致祭地主。社在國家層麵名社稷，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國君主持社稷之祭，祈求五穀豐登，遍土太平，亦象徵國家擁有土地主權。古都設計，「左祖右社」，必置太廟與社稷於皇宮兩側，祖先與地主，都不得不敬。太廟代表皇室，社稷代表國家，皇室的政權與國家的治權始終是應該分開的觀念，被形象地保留，隻是在現實政治裡，當權者合二為一，政權暗中操控治權，以至明目張膽侵吞治權。這個題目大，暫按下不表，回說祖社。祖社並舉時，社之一字包含稷，明代以後幹脆社稷合一，不再分壇。官方以裏作為地方最基本的行政單位，入境一樣也得問問禁，看看土地公所在，先封土立社，故有「裏社」一詞之慣作連稱。社有官社，改自民社，但百姓見有官社後卻喜另立私社，是以鄉裏一地不隻一社，到處建土地廟，甚至家門及店前自置土地公神牌。首都代表整體國家的社既為皇帝所專有，鄉下庶民求立身之地的社，就得保住個性，私社多少象徵此精神的自主。這丁點兒信仰神聖的自由，在歷史最專製的時代，官府也不得不視為禁忌，未敢亂碰，除了新中國例外。傳統裏社是地方的宗教單位，鄉治之下給間接編排在以鄉約為中心的吏治結構裡。實施之時，化民善俗的鄉約和維持治安的保甲，總是一條鞭，約正、保長一身兼二任，恩威並重，寬嚴互濟，排難解紛，申張倫紀。而教育上栽培子弟學文的社學，和經濟上賑濟鄉親孤苦的社倉，多少是以宗教的裏社「社」的精神作維繫，安土保民，慈幼恤貧。不過皇帝的左祖右社，去到老百姓的一層，再非平行的，其祖不具社所能僥倖享有的活動空間。明朝禮製，庶人敬祖，限於居室，牌位隻許立禰、祖二代，禰為近，指先父，祖為父父，先父之父。品官之家，才準設祠堂，奉神主至禰、祖、曾、高四代，唯不及祧，即先代遠祖。

近代國人，最喜歡罵傳統社會是封建，進而鼓吹階級鬥爭。其實在中國製度上老早不封建了，自秦始皇設郡縣廢封建，封侯建國逐漸名存實亡，編戶齊民，百姓一體平鋪，沒有階級，隻剩士農工商，代表職業大類，最多形成散漫的階層，不具階級條件，哪裡還來團聚力量鬥爭？社會實際隻剩下個大皇帝，下麵是一眾臣民。皇帝居高臨下，為唯一真正的權利賜予者，下麵的人基本隻作權利的相互交易者，所以萬事以和為貴，最怕破壞了和諧社會，妨礙了權利授受的好事。我們的社會，原則不封建，根本缺少階級，具體運作非憑製度，而靠潛規則「待遇」。出仕享俸祿是看得見的，更多待遇是看不見的，例如品官能怎樣拜祖宗是精神形上的。不同待遇，有形的，無形的，結果產生不同的門麵，士大夫是百姓之中可獲最多門麵的人，邀譽於鄉親父老。士夫各因慇懃程度和際遇有別，即或在官場有所不得，在鄉治的範圍仍可換取各樣待遇。當然「待遇」之謂，要待，要遇，非可誌在必得，故回家會翻翻通書，如想更求心安的，便去抱著善書做好人。文人說是讀聖賢書，結果在權力場扭曲下的真理認知，隻存在一個與權力結合的真理，也即怎樣用心向權貴討待遇的「帝王之學」。所謂治國平天下，範式大致不出鄉約；齊家之事，標準答案備錄於薈萃術數百科的通書；而欲又修身，水平不超過善書。這三類文字也大體是許多人科考事畢，就束書不觀，平日僅有的精神食糧，思想天地，生命情懷了。

中國以農立國，農為常業，但眾視儒為良業，慕為本業，原因乃在背後的隱形待遇。當然想獲好待遇也講起碼的進場門檻，唯要求非真太過高。即使入不了仕，能成老爺或秀才已不俗，甚至粗通文墨，背幾段古書之乎者也一番，仍有優越感。隻是儒生勿因排名四民之首而飄飄然，要糊口以至吃得開，待遇到手多寡，還須看悟得仰承帝澤的道理與否。利益輸送，非聖賢書的光明坦蕩磊落可察那一套管用。誦讀的是一套，奉行的別又一套，所以文人常最世故矯情，曲學阿世，但求麵子，寧斷脊樑。仗義每多屠狗輩，鄙野村夫即使怯懦違心，也少一層可以拿來偽裝的學問，文人才有本事識時務為俊傑。這種立身處世的悟性，漸作信仰，故到了近代，思想導師仍樂於諄諄告誡知識分子：「媽媽常教育我，夾緊尾巴做人，不要翹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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