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笆那邊（5）

盧克和提芬妮一行從屏幕上消失後，會議室安靜了下來。我獨自一人坐在虛擬的會議空間裏，耳邊隻聽得見自己的呼吸聲和偶爾電腦風扇的低鳴。調解就像一場冗長的棋局，輪到對方出招時，隻能靜靜等待。

        我打開提芬妮前天發來的郵件。她終於回應了我一個多月前寄出的掛號信—那是我根據司法程序提出的“證據請求”。按照規定，她應該在三十天內答複，而她卻遲至調解前夕才草草交付。

        郵件裏附著一份PDF文檔包，共十多頁，大致分三類。第一類，是她的起訴狀與陳述，控訴她所受的“精神傷害”，以及索賠的法理依據。第二類，是她的三個成年子女提交的證詞，內容重複且顯得情緒化。第三類，是我們之間的短信截圖，包括了2021年夏天關於共享籬笆的一連串爭執。她曾在7月發來一條短信，抱怨我前院樹枝伸過界，要求我立即處理；8月6日槍擊事件後，則發送了那條成為整個案件起點的短信。

       我細細翻看這些證據，心中慢慢沉靜下來。若以法律標準衡量，這些材料根本構不成對我“玩忽職守”的指控。她要成立這樁民事侵權案，必須證明我在知情的情況下放任某種“可預見的危險”釀成現實的傷害。而她的所謂證據，除了兩個孩子說我“不接電話”，幾乎空無一物。親屬的證詞本就偏頗，缺乏公信力，尤其是在缺乏獨立旁證的情況下。

        我越看越覺得自己在法理上站得住腳。腦海中不禁回想起區法庭再審那天的情景。那位沒有受過正規法律教育的法官，對提芬妮的煽情表演幾乎毫無防備。她一口氣講了二十多分鍾，把整個法庭當成了她表演哀痛的劇場。我的律師凱琳一再指出：她的所有指控都沒有法理依據。然而，法官依然堅持原判，完全無視法律細節與舉證標準。

        庭審結束後，凱琳在法院門口拍了拍我肩膀，安慰我說：“縣法院的法官都是專業出身，他們不會輕易被情緒帶跑。”我隻能寄希望於此了。

       大約十五分鍾後，屏幕亮起，盧克重新出現，身後還跟著那兩位沉默的觀察者。他麵帶一種複雜的表情，說道：“我們剛剛與提芬妮談了一輪。她堅持認為，你應對籬笆的損壞負責。她開出的要求是賠償七千五百美元。”

      “七千五？”我一下坐直了，“她這數字是從哪兒得來的？”

        “她說你的租客對共享籬笆造成了毀壞，她認為修複需要七千五百。”

        喔，原來這樣。看來她放棄了對精神傷害的索賠，估計她也意識到這個要求很難成立。她現在把重點集中在籬笆上，但她似乎並不了解籬笆的建築成本。我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那一段籬笆最多六個區間。每個區間八英尺寬，就算用最好的6英寸寬的雪鬆籬笆片，也不過每片五美元。一個區間十五片，也不過七十五塊。整個算下來，材料費五百左右。”我頓了頓，壓住語氣，“柱子和橫梁都是好的，把籬笆全部換了，一個人一天就能搞定。她說要七千五？這是什麽籬笆？是鍍金的嗎？”

        盧克皺了皺眉頭，像是在腦中迅速做著加減法。他點了點頭，說：“你這個估算聽起來合理。我要再去問問她，看她怎麽解釋她的數字。”

        他起身離開，再次將我一個人留在會議屏幕前。

       我盯著空蕩蕩的會議界麵，心裏卻比剛才更加平靜了。調解不隻是妥協的過程，也是一次真相的試探。她開價七千五，暴露的是貪婪，而非合理的索賠；我則在一次次陳述中重新找回對案情的掌握。是非曲直，終究要靠理性來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