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曆史與疆域歸屬問題補議

高句麗曆史與疆域歸屬問題補議 徐德源 　　 關於高句麗的曆史與疆域歸屬問題,學者之間至今還存在著不同意見和分歧,諸如歸屬的標準問題,曆史文獻資料的選取,高句麗王國不同時期的政治地位及其與曆代中原王朝之間的政治關係和戰爭的性質,對隋唐諸帝的高句麗政策的評價,高句麗疆域與曆史的繼承等等,在這些問題上,既存在著差別乃至在根本立場一致前提下的分歧,也還有認識不明確和論證不充分之處。筆者在高句麗歸屬問題的基本立場和總體上不敢說還有什麽新創見,隻想在微觀方麵提出一些增補性的議論。 一、 箕氏朝鮮曆史與疆域的歸屬是確定高句麗王國曆史與疆域歸屬的遠因條件 公元前1世紀後期,高句麗興起於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這個地方最初的誰屬是確定高句麗歸屬的關鍵,即若是這裏自來歸屬古代中國,那麽高句麗的曆史與疆域就自來歸屬中國;如果這裏原來不屬於古代中國,那麽高句麗就從來不屬於中國。而認定玄菟郡地方原來歸屬的曆史前提則是關於衛氏朝鮮和箕氏朝鮮的歸屬問題。然而,朝鮮半島部分學者認為,高句麗與“古朝鮮”是一脈相承的朝鮮曆史上的重要王朝。①這個所謂的“古朝鮮”是由公元前7世紀出現的“古王朝”和公元前2世紀初取代“古王朝”的“滿王朝”構成的。 從最基本的曆史事實來看,這個所謂的“古朝鮮”是不存在的。朝鮮學者對“古朝鮮”的判定,不僅缺少開國始祖的記載,而且所引用的史料,諸如所謂“古朝鮮”的都城王儉城、“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朝鮮與古燕國之間的關係、燕人衛滿與朝鮮的關係等等,也都說的是箕氏朝鮮的史事。所以,所謂的“古朝鮮”實際上指的是“箕氏朝鮮”和“衛氏朝鮮”。為了說明曆史上確曾存在過一個所謂的“古朝鮮”,他們甚至從根本上否認中國曆史文獻中關於箕子東走建立朝鮮侯國這一史實。至於所謂的“滿王朝”,說的就是燕人衛滿建立的“衛氏朝鮮”。企圖通過避諱其漢姓“衛”,隻稱其為“滿”,名之曰“滿王朝”,來否定屬於中原王朝的“衛氏朝鮮”的存在,這當然更是站不住腳的。 由於高句麗族和高句麗王國的興起與衛氏朝鮮乃至箕氏朝鮮都有直接的連帶關係,而且朝鮮學術界在判定高句麗歸屬於朝鮮半島國家時也已經追本溯源到所謂的“古朝鮮”,實際上是箕氏朝鮮和衛氏朝鮮。因此,要有力地判定高句麗的曆史與疆域歸屬問題,就必須弄清楚箕氏朝鮮和衛氏朝鮮的歸屬的問題。筆者不僅肯定箕氏朝鮮確實存在,而且認定其為中國先秦時期的地方諸侯國,其曆史與疆域都歸屬於古代中國。 根據《尚書大傳》、《史記·宋微子世家》、《漢書·地理誌》等中國古籍記載,商周之際,商朝貴族箕子與周武王之間有一段政治交往關係,箕子受周封於朝鮮並朝周是其中最主要的情節。根據西周初年的政治舉措,可以肯定周武王的確封箕子於朝鮮。周武王克商後,為了穩定社會,建立新統治秩序,采取了一係列舉措,其中在地方行政方麵是實行封侯建國的分封體製。史記·周本紀》載有“武王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在周武王的一係列施政措施中涉及箕子的,《史記·宋微子世家》說:“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答武王問而述“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尚書大傳》說:“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上述三則史料都記載有周武王實行分封的史事,後二則史料都記載了箕子同周武王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周武王“釋箕子之囚”,“訪問箕子”和箕子演述“洪範”,“箕子走之朝鮮”,“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以及“箕子朝周”等相同的內容。但是,二者的記載有明顯差別。《尚書大傳》的次序是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朝周、武王問“洪範”。《史記·宋微子世家》的次序則是武王訪問箕子、箕子演述“洪範”、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朝周。國內外一些學者以兩書記載不同作為首要理由,否定箕氏朝鮮的存在,筆者以為未免武斷得過分了。嚴謹的態度應當是不僅看到兩書記載的差別,尤其應該重視兩書記載的共同之處,即在箕子與武王之間的關係上都包括武王會見箕子、箕子演述“洪範”、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朝周等四件事。再對照武王“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和武王死後封微子於宋的事實,可以肯定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曆史事實,否定論是沒有充分根據的。至於《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箕子演述“洪範”是在受封前,《尚書大傳》所說是在受封之後,這個差別並不難理順。在殷紂王的四個重臣微子、箕子、比幹和商容中,比幹已死,所以周武王隻能以“封比幹墓”予以表彰;商容已被廢不能用事,也隻能“表商容之閭”②予以褒揚;通過表彰、褒揚這兩個重要人物以緩和前朝人士對新朝的對立情緒。微子和箕子都被周武王釋放,微子被周武王“複其位如故”③。而箕子是名揚一時的商朝“三賢”之一的重要人物,又很有政治見識,對於周武王鞏固新政權是個用得著的人物。可是,按照《尚書大傳》的記載,武王“釋箕子之囚”後,卻沒有再對其做任何表示,白白讓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周武王竟然不知道箕子離去,及至“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這在情理上似乎說不通。周武王既然對與箕子具有同等地位的比幹和商容都立即予以表彰、褒揚,既然已經將微子釋放,恢複了政治地位,那麽將箕子從遭囚禁中釋放出來,就應當在使用安排上有所考慮,怎麽反而會冷漠箕子,以至造成使箕子不辭而別離去的後果呢?近乎情理的還應當是《史記·宋微子世家》所雲,釋箕子之囚後,武王訪問箕子,聽取箕子對安邦治國的政見,箕子答武王問而演述“洪範”。《尚書·洪範篇》講得十分明確,周武王克商,在處理完諸般事務後,班師返回鎬京時“以箕子歸,作‘洪範’”,即帶領箕子一起回到鎬京,箕子作了“洪範”,然後封箕子為朝鮮侯。所以曆史的事實應該是箕子對周武王演述“洪範”在前,受封於朝鮮在後。《尚書大傳》說的“箕子受周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和《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也並不是根本性的差別,畢竟都說到了箕子朝周的事實,其所以從“不臣”到“朝周”,從司馬遷評論箕子對待西周新王朝的態度和情感上可以解釋清楚。從司馬遷的記述來看,箕子對西周新王朝並無敵視態度。鑒於殷紂王的無道,他顯然希望新朝的統治應該有道,所以當周武王問到“殷何以亡”時,箕子侃侃而談,講述了長篇的安邦治國大道理“洪範”,這是給周武王的施策出主意,可以說箕子對新朝統治者的態度是友善的。但箕子畢竟是前朝遺臣,又是紂王的親戚,正統的政治立場和家族觀念使他一時轉變不過來,不願意立即臣事新朝而出走,即使受封也“不臣”,即一時未按照封侯建國的宗法關係“來朝”。後來觀念有了轉變,於是改變了“不臣”的態度,回來“朝周”,履行了接受封號的正式程序,終於承認了自己是西周王朝的諸侯。 關於箕子在文王十三祀即武王在位第六年春天離開鎬京走之朝鮮並在同一年回來朝周的理解並不一定能成立。箕子朝周不一定是在《尚書大傳》說的文王之十三祀,即周武王在位的第六年,還是司馬遷說的比較準確,是“其後箕子朝周”,即不是在周武王在世時,而是其後,若是在周武王在世時,司馬遷就不會說是其後了。箕子受周封和朝周既然並不在同一年,就不必擔心箕子去來的時間不夠,而是有足夠的時間往來於朝鮮半島和中原之間。箕子朝周後,大約沒再回自己的封國朝鮮,他過殷墟時非常傷感,可能不久死去,並埋葬在殷墟附近地方,這就是今河南商丘的箕子墓。箕子雖然回到了中原,但他的後代卻始終留在朝鮮,世代統治這個侯國。總之,關於周武王與箕子之間關係的順序,筆者的判斷是:武王釋箕子之囚,以箕子歸,訪問箕子,箕子演述“洪範”,箕子受封於朝鮮,先是“不臣”,其後朝周,總而言之是向西周王朝正式履行了諸侯對天子之間的宗法關係程序,承認自己是屬於西周王朝的諸侯。這一判斷既駁斥了箕氏朝鮮否定論,也證明了箕氏朝鮮不是朝鮮古代王朝,而是屬於中國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因而其曆史與疆域均歸屬於古代中國。 戰國時期,東周王室衰微,北方的諸侯國燕國想“自尊為王”,箕子之後朝鮮侯與燕爭雄“亦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④。這件事與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打出“尊王”旗號爭很相似。由此可見,從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直到公元前4世紀,他的後代朝鮮侯即使自稱王,仍然繼續尊奉東周王室,以其諸侯自居。 前輩學者金毓黻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所著《東北通史》上卷一書,以翔實可信的曆史文獻資料,作出了箕氏朝鮮的曆史與疆域屬於中國史的論證說:“吾謂,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以開拓東北之疆域,一如太公之封於齊,召公之封於燕,蓋當時之一蕃國也。試就《魏略》之文考之,稱箕子之後曰朝鮮侯,則其先世必膺五等爵之侯封,如魯君之稱魯侯,齊君之稱齊侯也。燕亦侯爵,戰國時僭稱王,而朝鮮亦自稱王,則朝鮮之與中國北方之燕,地醜德齊又可知,是時中國諸侯之稱霸者,必尊周室以自重,而朝鮮亦欲興兵擊燕,以尊周室,則其所處之地位,正與中國之諸侯等。近人不查,多視箕氏朝鮮為東夷之一,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等,此實大誤。箕氏朝鮮為漢族所建之藩國,實占漢族開拓東北史上重要之地位,不得以其國都遠在鴨綠江東,而存歧視之見也。”這實際上是對此前日本學術界將箕氏朝鮮納入朝鮮曆史的反駁。 有人說,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中間有七百多年,箕氏朝鮮的曆史情況連一點記載也沒有,僅僅“尊周室”一點不足以說箕氏朝鮮屬於古代中國,要說箕氏朝鮮是中國的,總得有曆史上的連貫記載才行。無獨有偶。《史記·燕召公世家》從召公受封於燕到第九代是燕惠侯。燕惠侯治世恰在西周“共和行政”時候,燕惠侯二十四年正是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從召公受封到此時足有三百多年,同樣是一點曆史記載也沒有,連這中間的幾代燕侯的稱號和名字都沒有,《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說:“自惠侯以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曆史文獻對古燕國的記載同樣是很不連貫的,可是治中國古史者卻沒有誰因此而否定過古燕國的存在,更沒有因此而否定過古燕國是西周分封的地方諸侯國,沒有否定過古燕國的曆史與疆域歸屬古代中國。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為從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七百多年間沒有任何有關箕氏朝鮮曆史的記載而否定箕氏朝鮮的存在,否定箕氏朝鮮是古代中國曆史上的地方諸侯國。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箕氏朝鮮否定論者否定來否定去,並不在於《尚書大傳》和《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上的差別,他們否定的恰恰不是差別,而是兩篇曆史文獻記載的共同之處,即箕子受周封建立朝鮮侯國這一要害性的曆史事實。因為承認了這一事實,就得承認箕氏朝鮮是西周分封製體製下的古代中國的地方諸侯國,從而不僅不得不承認箕氏朝鮮的曆史與疆域都屬於古代中國,而且也必定得承認繼承箕氏朝鮮統治權力的衛氏朝鮮的曆史與疆域也歸屬於古代中國,進而也就必須承認興起於設置在衛氏朝鮮舊域上的玄菟郡的高句麗族及其王國的曆史與疆域也歸屬於古代中國。否定論者竭力否定箕子受周封建立朝鮮侯國這一曆史事實的用心就在這裏。 二、 衛氏朝鮮曆史與疆域的歸屬是確定高句麗王國曆史與疆域歸屬的直接前提 筆者認為,衛氏朝鮮是西漢前期的地方諸侯國,其曆史與疆域歸屬於漢代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最後階段是消除雄據北方的諸侯國,但滅燕、滅齊大約可以認為不是統一過程的終結,秦始皇似乎還有要解決遠在朝鮮半島上割據的箕氏朝鮮的意圖,秦始皇東巡和在今山海關以北建立規模龐大的行宮就是力證。但由於秦始皇實行暴政,激化了階級矛盾,使秦朝在農民戰爭中迅速覆亡,因而未來得及消除箕氏朝鮮這個前朝遺留的地方割據勢力,或許可以說秦始皇並未能徹底完成中國的政治統一。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爭和建立西漢王朝之初分封了一些功臣,在關東建立了幾個王國,即所謂漢初“異性諸侯王”。這些王國嚴重威脅著中央政權,並相繼造反,遂被逐步鏟除。其中燕王盧綰於公元前195年造反逃奔匈奴,他手下一個叫衛滿的漢族人亡命到箕氏朝鮮。秦漢之際,由於中原戰亂,燕、齊、趙民避地朝鮮可達數萬口,衛滿遂得借以積蓄政治實力,於公元前94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箕氏朝鮮王箕準,自立為朝鮮王,這就是“衛氏朝鮮”。衛滿是漢族人,他作為漢初一個諸侯王國的政治代表取代古代中國一個舊式諸侯國的政權,並繼承了其原屬中國的疆域,又增加了大批漢族居民,而且已經由“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⑤,即已經臣服於西漢王朝,所以衛氏朝鮮顯然是屬於漢初中國的一個地方諸侯王國,其所轄疆域當然屬於漢代中國。朝鮮學術界為了否認這個曆史事實,竟毫無根據地說衛滿是“古朝鮮”人,硬要去掉即隱諱其漢姓,把衛氏朝鮮篡改為由古朝鮮人自己建立的所謂的“古朝鮮”“滿王朝”,將其納入本國曆史,從而把它的疆域納入自己的古代版圖。這顯然不符合真實的曆史實際,是篡改曆史。 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安慰之。今猥彼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複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悅,下書曰:‘……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鹹知焉。’”隨後《三國誌·魏書·東夷高句麗傳》曰:“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為盜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彼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再後《後漢書·東夷句麗傳》曰:“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 誘句麗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後二者的記載顯然基本上是轉錄自《漢書·王莽傳》。更晚的是朝鮮《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琉璃明王紀》,紀曰:“(琉璃明王)三十一年(公元2年),漢王莽發我兵以伐胡。吾人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盜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我。嚴尤奏言:‘貊人犯法,宜令州郡且安慰之。今猥彼以大罪,恐其遂叛,扶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扶餘、穢貊複起,此大憂也。’王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我將延丕斬之,傳首京師。莽大悅,更名吾王為下句麗侯,布告天下,令鹹知焉。”《三國史記》的記載顯然是綜合抄錄自上引三部中國史籍,其中的“貊人犯法”和“更名吾王為下句麗侯,布告天下,令鹹知焉”在確定高句麗歸屬問題上至關重要。它說明,到12世紀時候,高麗史家金富軾在官修史書《三國史記》中還明確承認,公元1世紀時候的高句麗受當時中國新莽中央政府的司法管轄,是隸屬於新莽中央政府的地方侯國,而且是由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明令布告天下,讓全國都知道的事情。 四、 東漢時期高句麗從隸屬於縣級政權升格為隸屬於郡級政權管轄 高句麗作為中國封建主義時代的地方王國,實質上是一個具有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據勢力。而中國曆史上的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的基本發展趨勢是時時窺測政局變化,在形勢於己有利時就乘機擴大疆域,擴充與增強實力,乃至相機奪取中央政權,君臨全國;在形勢於己不利時,就對中央政權取和解與表麵歸順服從的策略,以期保持自己的長期存在。然而,所有意欲如此的地方封建割據勢力,最終都難免被新興的統一勢力征服、消滅,幾乎概莫能外,於是中國這個多民族統一中央集權國家就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鞏固。通觀高句麗王國存在的七百年曆史,大體上就是沿著這一趨勢演進的。高句麗王國既不滿足於隸屬縣級政權比較低下的地方王國政治地位,又力圖擴大其疆域,於是其第二代王琉璃明王就乘新莽政權政局動蕩之機,於公元14年(新莽天鳳元年,高句麗琉璃明王三十三年),“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縣屬玄菟郡)”⑦,遂使高句麗縣再也不能對高句麗族及其王國行使行政管轄權了。及至東漢時期,麵對占據高句麗縣而開始擴張的高句麗王國,主管高句麗王國的地方政府玄菟郡和遼東郡就不得不使用武力加以遏製。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大武神王紀》載,“(大武神王)十一年(公元28年、建武四年)七月,漢遼東太守將兵來伐。王入尉那嚴,閉城固守數旬。漢兵引退。”這是東漢郡級地方政府首次對高句麗王國使用武力。公元32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麗曾一度攻取樂浪郡。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大武神王紀》載,大武神王用王子好童之計,遣兵進攻樂浪郡,樂浪郡長官崔理不備,敗降於高句麗。此為高句麗王國首次進攻樂浪郡。同年十二月,高句麗遣使朝貢。《後漢書·東夷句麗傳》載:“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光武複其王號。”這是高句麗主動對東漢中央政府和解與服從的表示。光武帝也同樣表示了和解之意,取消了新莽時候以高句麗王國為侯國的貶黜,恢複其王國的稱號。(一說為此時“始見稱王”)這是高句麗王國歸屬於中國東漢中央政府管轄的鐵一般的曆史證據。公元3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高句麗大武神王再次襲擊並占據了樂浪郡。公元44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九月,漢光武帝遣兵渡海,擊退占據樂浪郡的高句麗勢力,恢複了樂浪郡的郡縣建置,其管轄地區為薩水(通說為今朝鮮清川江)以南,一時遏製了高句麗的南下。此後,高句麗就不斷進攻玄菟和遼東。東漢政府則出動兩郡乃至幽州的兵力予以打擊遏製。高句麗王國進攻遼東,曆史文獻留下的最初記載是《後漢書·句驪傳》,傳謂:“(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春,(高句麗)複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晚後的朝鮮《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太祖大王紀》抄錄《後漢書·句驪傳》之記載謂:“太祖大王五十三年105年)正月王遣將入漢遼東,奪掠六縣。太守耿夔出兵拒之。王軍大敗。九月,耿夔擊破貊人。”這次高句麗與東漢地方州郡之間軍事衝突的結果是高句麗於109和111年兩次遣使到東漢政府主動調整關係,最重要的結果是公元111年(東漢安帝永初五年)高句麗太祖大王“遣使如漢,貢獻方物,求屬玄菟。 即在高句麗縣已不存在的情況下,高句麗王國主動請求東漢中央政府將其歸屬玄菟郡管轄,從此,高句麗就由受東漢縣級政權管轄升格為由郡級政權管轄的地方王國。 但是,高句麗歸屬玄菟郡不久,又公然挑起戰事。118年(東漢安帝元初五年,高句麗太祖王六十六年)二月,高句麗聯合穢、貊襲擊漢玄菟郡,攻華麗城。麵對高句麗與穢、貊的聯合,漢政府也不得不將出動軍隊的地方行政機構升級,121年(東漢安帝建光元年,高句麗太祖王六十九年),幽州刺使馮煥會同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率軍進攻高句麗。此次戰是幽州及其屬下的遼東郡、玄菟郡聯合扶餘為一方,高句麗與馬韓、穢貊、鮮卑聯合為一方的國國內的民族戰爭,規模較以前擴大。東漢政府從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等地調騎兵救,夫餘王子尉仇台領兵二萬支援,與漢兵並力拒戰,大敗高句麗軍。其後,高句麗又複犯遼,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這件事對於判定高句麗國的歸屬十分重要,故將中外幾部曆史文獻的記載均予征引,並加以評論。此事的第一手記載晉陳壽《三國誌·魏書·東夷高句麗傳》稱:“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其後是南朝宋範曄的《後漢書·句驪傳》,傳曰:“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中略)成死,子伯固立,(中略)質、桓之間複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 《三國史記》卷第十五“高句麗本紀”第三“太祖大王”載:九十四年(公元146年,東漢質帝本初元年)“秋八月,王遣將襲漢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卷第十六“高句麗本紀”第四“新大王紀”載:“四年,漢玄菟太守耿臨來侵,殺我軍數百人,王自降,乞屬玄菟。”盡管《三國誌》未載明這一曆史事件發生在高句麗哪個王的時候,兩部中國史籍均未載明這一曆史事件的確切年代,中外史籍對這一時期高句麗王世係的記載並不一致,但這三部曆史文獻關於同一曆史事件記載的內容基本相同,後二者顯然基本上都是抄錄《三國誌·魏書·東夷高句麗傳》的,特別重要的是,《三國史記》的記載顯然是抄錄自中國兩部曆史文獻的,連其中的伯固“乞屬玄菟”都照抄不改。這說明,十二世紀的高麗史家金富軾當時還承認是高句麗新大王伯固主動請求歸屬於東漢中央政府所設一級大行政區幽州的轄郡玄菟郡管轄的,也就是說當年的金富軾明白承認了新大王伯固時期的高句麗王國歸屬於東漢時期的中國。 綜上所述,盡管東漢時期的高句麗對管轄它的玄菟郡和遼東郡處在和戰叛服無常的狀態,但卻時常是在其得利或者失利的時候,總要采取或是歸附玄菟郡,或是歸附遼東郡的策略收場,從這種發展趨向來看,顯然高句麗絕對不是中國之外的獨立王國,而是在政治上升格到受玄菟郡或遼東郡等郡級政權管轄的地方王國,當然仍歸屬東漢時期的中國。東漢後期中央政權政治腐敗,地方上軍閥割據混戰,東北地區南半部的形勢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出現公孫氏世代雄據遼東的局麵。公元189年(漢靈帝中平六年),出身玄菟郡郡吏的公孫度在幾經升遷之後,被董卓任命為遼東太守。次年,公孫度趁各路軍閥討董卓無暇東顧之機,自立為遼東侯,稱平州牧,仍自兼領遼東太守,又增置中遼、遼西二郡,各置太守。公孫氏的勢力還向周邊擴延,南達山東半島,設置營州刺史;北麵領有玄菟郡,並使扶餘來歸;東麵控製了漢樂浪郡之地,並將樂浪郡南部地方新置為帶方郡,以為樂浪郡之屏障。⑦公孫氏的勢力是東漢末期從西麵阻擋高句麗王國擴張和威脅幽州的屏障。漢獻帝建安(196—219年)中,公孫度之子公孫康出軍擊高句麗,一度攻破其國。高句麗新大王伯固的長子拔奇因未爭得王位而抱怨其弟故國川王,遂與涓奴部首領各率下戶三萬餘口到遼東,歸降公孫康。其後,高句麗複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兩郡合擊高句麗,大破之。故國川王死後,他的長弟發歧與次弟延優(即後來即位的山上王)爭奪王位失利,投奔公孫康,請求出兵援助,但公孫氏的軍隊被高句麗軍打敗。高句麗兩次請求東漢公孫氏地方政權幫助解決其內爭問題,也證明高句麗與東漢地方政權公孫氏割據勢力之間的隸屬關係。這一時期,遼東郡和玄菟郡尚未被高句麗占據,其地為公孫氏有效控製。 五、 三國時期的高句麗是隸屬於曹魏的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據政權 三國時期,曹魏統一了北方,又經派司馬懿於238年(景初二年)討滅了公孫氏,合並了原來由公孫氏直接管轄的遼東、玄菟、樂浪、帶方四郡之地,自然以中原和東北地方統治權力繼承者的姿態,要求高句麗承認其宗主權。這個時期在位的高句麗東川王(227—248年)也的確尊從曹魏是唯一的宗主國。有三個突出事例為證,一是236年(曹魏明帝青龍四年)“二月,吳王孫權遣使者胡衛通和,王留其使。七月,斬吳使胡衛,傳首於魏”⑨,即高句麗不承認東吳的宗主權,隻承認曹魏的宗主權。二是237年(曹魏明帝景初元年)“遣使如魏,賀改年號。”⑩此為高句麗與曹魏之間的正式通好。三是238年(曹魏明帝景初二年)曹魏派司馬懿率軍討公孫淵,高句麗東川王位宮遣主簿大加率數千人助軍。這說明高句麗依附即隸屬於曹魏,但其目的顯然是要乘消滅公孫氏勢力之機,圖謀擴大疆域。四年後,242年(曹魏齊王芳正始三年),“高句麗王位宮寇西安平。”《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東川王紀》抄錄中國史籍雲:“十六年,王遣將襲破遼東西安平。”於是乃有曹魏派遣大將?丘儉統帥大軍大舉征討高句麗之舉。244年(曹魏齊王芳正始五年),曹魏派遣“幽州刺史?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次年,“儉複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裏,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三國史記》對?丘儉征討高句麗之記載較中國史籍詳細,但年代較中國史籍差二年。其中載有高句麗有一位頗有見識的臣子得來多次勸諫高句麗東川王不要一再反叛中國,否則本浪公、高句麗王,接受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等行政官職和爵號,承認了前燕和後燕對高句麗的行政管轄權,而且上述這些地方均屬古代中國有效行政管轄的疆域,則據有這些地方的高句麗王國的疆域並未超出古代中國疆域之外。因此,十六國時期的高句麗在行政管轄和人文地理上都還是中國境內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權,依舊歸屬於古代中國。 六、 南北朝時期的高句麗仍從南朝和北朝接受具有行政管轄權的爵號和官職 　　高句麗由於經受魏將?丘儉和前燕慕容?兩次征討的非常沉重的打擊,已經開始轉而向南在朝鮮半島上發展,又與後燕調整了民族關係。到南北朝時期,北魏和南朝都籠絡高句麗,因此高句麗與中原王朝之間沒有再發生戰爭,對北魏和南朝都保持和平的隸屬關係,分別從北魏和南朝接受爵號和具有行政管轄權性質的官職。這就充分證明南北朝時期的高句麗仍然是歸屬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權,即使是427年(高句麗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之後也一如其舊。南北朝時期,高句麗王國的疆域向西擴展到遼河,向北推進到鬆花江流域,向南伸展到朝鮮半島漢江以北,據有了原漢、晉時代所設的遼東、玄菟、樂浪等郡轄區和帶方郡北部,其疆域所及之地都是原來屬於中國並由中原王朝所設郡縣實行有效行政管轄的領土。由於高句麗勢力日益增強,到南北朝末期便從以前在中原皇朝地方政權縣轄和郡轄下的地方王國發展為實際上與中原南北並立王朝相並立的少數民族地方割據王朝,以至實際上已經成為占據遼海地區脫離中原王朝的分立王朝。隋煬帝時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句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 真是一語恰中要害。 七、 隋唐兩朝對高句麗王國的戰爭是古代中國中央政府進行的國內統一戰爭 隋、唐多民族統一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重建,當然不能讓高句麗把自從先秦時期以來早已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遼海地區從統一的中國分裂出去,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破壞中國的統一。所以從隋文帝、隋煬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多次征服高句麗的戰爭,前後一貫的目的都是經略遼海地方,降服高句麗,製止其分裂中國領土和破壞中國的統一。關於隋、唐兩朝對高句麗的戰爭,前輩史家陳光崇先生已有專論《略論隋唐之際經略遼海地區的戰爭》 詳述其事,本文不贅,僅作評論。隋文帝之征高句麗,因為時機不到,準備不足,軍力不濟,指揮不當而失利罷兵。隋煬帝之三征,亦因師勞遠襲,饋運不繼,剛愎自用瞎指揮而連遭失敗。而且隋煬帝的暴政使國內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征伐高句麗的失敗,加速了統治的危機而覆亡。唐太宗之征高句麗,雖然力挫其兵鋒,然而終因遼左早寒難以久戰而終無成功。這幾次統一戰爭,都是在高句麗兵強勢盛之時發動的,又無盟國之助力,並非因師之不義而敗。及至唐高宗征高句麗時,一因唐朝已進入盛世,國力強盛;二因高句麗泉蓋蘇文之弑篡恣暴而激化了內部矛盾;三因泉蓋蘇文死後之諸子爭權請求唐朝中央政府介入;四因唐朝與新羅結盟,對高句麗形成南北夾攻之勢,終於一戰而獲最後之成功,達到了幾代人經略遼海地區,製止高句麗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目的。唐朝既滅高句麗,遂在漢樂浪郡舊地平壤設安東都護府,下置四十二州、百縣,以取代高句麗的地方行政建置,恢複了中國中央政府對包括自先秦以來就歸屬中國的朝鮮半島漢江以北地方在內的遼海地區的行政管轄權。 這是中國中央政府在新統一的國土上改變地方行政建置行使行政管轄權的內政,不是對鄰國領土實行軍事行政統治,這個曆史是非必須澄清。 八、 金富軾《三國史記》回避不了高句麗歸屬於中國的曆史原貌 綜上所述,高句麗王國毫無疑問長期是古代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割據王國,它的曆史是中國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全部疆域在曆史上都是屬於中國的領土,這是曆史的原貌。將曆史上的高句麗視為外國,從而將其曆史與疆域完全納入外國曆史,以及將中原皇朝與高句麗之間本屬中國國內的民族關係或中央政府與地方王國之間的關係全部說成是古代中國對鄰國的侵略,都不符合曆史的原貌。或許有人會問,高句麗曆史不是寫在朝鮮高麗朝金富軾的官修史書《三國史記》裏嗎?據此將高句麗史納入朝鮮史有什麽不對?前幾年在一次國內舉行的高句麗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外國學者就曾提出質問:中國一些學者說高句麗屬於中國,請問中國有《三國史記》這樣的書嗎?《三國史記》也是中國的嗎?這種質問並不難回答。這裏主要是應該嚴格區分曆史的原貌和曆史的繼承。《三國史記》中寫有高句麗是由於曆史繼承的結果。在金富軾撰寫《三國史記》時,以平壤為中心的高句麗在朝鮮半島的舊域,早已被新羅朝所兼並。當時,新羅兼並了大同江以南的部分高句麗舊域,並分別向高句麗舊域的東北麵、西北麵拓殖,又繼續兼並了鴨綠江、圖們江以南(今元山至圖們江之間地區在高麗時代尚未列入版圖)原屬高句麗的轄區。高麗朝修史當然是以本朝疆域所及之地為基準追溯以往,故而把當時已在高麗王朝疆域之內包括平壤在內的高句麗舊域的前代曆史納入其中。這種先例在世界各國曆史上普遍存在,這是曆史的繼承,但不應當據以改變高句麗原本是中國古代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形式的地方封建割據王國曆史的原貌。《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雖然將高句麗納入朝鮮曆史,但也還相當多地保存了高句麗歸屬的曆史原貌,諸如卷十三琉璃明王三十一年之“更吾王名為下句驪侯”,卷十四大武神王十五年之“遣使入漢朝貢,光武複其王號”,卷十五太祖大王五十九年之“遣使如漢,貢獻方物,求屬玄菟”,卷十六新大王四年之“王自降,乞屬玄菟”,卷十八故國原王二十五年之“(前燕)以(故國原王)為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卷十八長壽王二十三年之“王遣使入魏朝貢,且請國諱。(中略)(魏主)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王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同卷五十一年之“(南朝)宋世祖孝武皇帝策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同卷七十九年之“王薨,(中略)魏孝文(中略)遣謁者仆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卷十九文谘明王元年之“魏孝文帝遣使拜王為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同卷文谘明王三年之“(南朝)齊帝策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句麗王”等等。這些是直到十二世紀時的高麗史家金富軾都還承認而不能回避的曆史原貌,即承認高句麗原來歸屬於中國。 注釋:①　樸時亨:《為了渤海史的研究》,朝鮮《曆史科學》雜誌1962年第1期。②③　《史記·宋微子世家》。④　《三國誌·魏書·東夷傳》引《魏略》。⑤　《史記·朝鮮傳》。⑥　參見馮永謙:《北方史地研究》第二編“戰國漢唐曆史地理研究”四“高句麗城址輯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⑦　《三國史記》卷第十三“高句麗本紀第一”琉璃明王。⑧　參見寧夢辰:《東北地方史》第三章,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⑨　《三國史記》卷第十七高句麗東川王十年。⑩　同上書東川王十一年。 　高句麗向南發展時,略得了帶方郡的北半部,南部則被朝鮮半島國家百濟奪取,於是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南漢江一帶一時形成了中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高句麗與朝鮮半島國家百濟之間的邊界。 　《資治通鑒·隋紀·煬帝上》。又《隋書·裴矩傳》:“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 《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 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5期·東北曆史與文化 ---(徐德源　1927年生,吉林市人,滿族。民盟盟員,遼寧省文史館館員。1953年東北師大曆史係畢業。遼寧大學曆史係教授,碩士生導師,韓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專攻世界中世紀史、日本和朝鮮古代史、東北邊疆史。1985、1986年分獲沈陽市優秀教師及教書育人先進個人稱號。1992至1995年主持有關邊疆史地研究方麵的國家級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996年由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和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退休。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世界通史》(古代卷東北亞史部分、中世紀卷南亞、東南亞、東北亞部分);譯著《機密日清戰爭》(伊藤博文著);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