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蓋蘇文

試論蓋蘇文 劉炬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泉蓋蘇文是高句麗曆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怎樣評價他, 對於高句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影響。長期以來, 史家對此人一直褒貶不一, 有人視之為高句麗滅亡的罪魁禍首, 有人稱他為高句麗的民族英雄。那麽, 究竟該如何評價此人呢? 筆者以為, 要想給蓋蘇文這樣的領袖人物一個準確的評價, 就必須對他的政治、軍事、外交諸方麵的才智和業績進行全麵的分析和研究。 一 政治是蓋蘇文唯一真正取得成就的領域。因為蓋蘇文不僅以非正當手段奪取了政權, 而且迅速地鞏固了政權。 蓋蘇文鞏固政權的手段主要有二: 其一, 是大權獨攬。蓋蘇文發動政變後, 立高臧為傀儡王, 而“自為莫離支, 專國, 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 雲”。①除自己獨專軍政大權外, 他還令本家族成員分掌要職。如其子泉男生“為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詞令皆男生主之。”②此外, 其另外兩個兒子男建、男產能夠在其屍骨未寒之際, 便排斥男生而自取大權, 足見他們在蓋蘇文生前便已經是手握重權了。而蓋蘇文之弟淵淨土也在外任方麵之職。總之, 自發動政變後, 蓋蘇文已通過家族統治逐漸地將軍政大權攬於一人之手, 從而堵住了其政敵發動政變之路。其二, 是暴政統治。意大利著名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裏曾認為: 如果一個君主不能做到恩威並重, 而隻能任選其一的話, “那麽, 最好是選擇被人畏懼”③ , 而不是被愛戴。而蓋蘇文恰好是這樣做的。他在發動政變的過程中, 便誅殺政敵“凡百餘人”④。此後, 他更是“佩五刀, 左右莫敢仰視, 使貴人伏諸地, 踐以升馬。出入陳兵, 長呼禁切, 行人畏竄, 至投坑穀。”⑤這些做法竟真的收到了奇效。由於高句麗人民對蓋蘇文的恐懼超過了對他的仇恨, 因而一時無人敢輕舉妄動。所以直至蓋蘇文死前, 高句麗的社會局勢一直是穩定的。這一點, 可以從唐麗戰爭中得到證明。 蓋蘇文政變不久, 唐太宗親自發兵大舉東征。此後或偏師襲擾, 或大舉深入, 殆無虛歲。這對高句麗的破壞和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但高句麗既無上層官員乘機發動兵變或搞分裂活動, 也無下層百姓揭竿而起, 起義造反, 而是舉國上下一致對敵。這不能不說是蓋蘇文的一大政治成就。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專權與暴政, 乃是一切獨裁者的兩大法寶, 蓋蘇文借此以鞏固政權, 實不足為奇。但重要的是並非每個人都能熟練地利用這“兩大法寶”並取得成功, 弄不好就會玩火自焚。 而蓋蘇文能夠取得成功足以說明他身上有著我們後人無法知曉的過人之處。但是, 對於蓋蘇文的政治成就, 我們也不能過於誇大。事實上, 他的所謂“成就”並非真正的成功。因為當時高句麗政局的穩定隻是暫時的, 而與之並存的則是深重的隱患。暴政統治下的高句麗就如同一座尚未爆發的火山, 表麵雖然平靜, 可暗地裏卻燃燒著廣大臣民的熊熊怒火, 一旦爆發, 則必定帶來一場毀滅性的災難。早在蓋蘇文在世時, 社會上便到處謠傳高句麗將亡。如寶臧王十三年, 就有人自稱“於馬嶺上見神人曰: ‘汝君臣奢侈無度,敗亡無日。”⑥可見當時已是人心思亂。蓋蘇文剛 死, 即有人別有用心, 挑撥離間, 致使泉氏兄弟手足相殘, 自起刀兵。而當唐軍舉兵深入之時, 高句麗臣民則立即降者相繼, 僅薛仁貴破扶餘城後, 便有“四十城相率送款”⑦。這難道不正是蓋蘇文暴政統治的後遺症嗎? 此外, 高句麗抵禦強敵的力量並非來自蓋蘇文的執政。蓋蘇文的所謂成就隻是在其發動政變的同時, 仍能保持政局的穩定, 從而未使國力大幅度削弱。但是, 如與隋季相比, 高句麗的國力還是大不如前了。當年隋煬帝首次東征時, 雄兵百萬, 隨後的兩次東征也都擁兵數十萬。而唐太宗親征, 則不過出兵十餘萬。雖說隋軍難比唐軍, 隋煬帝更非唐太宗, 但軍隊數量的巨大差距或許可彌補這些缺欠。然而, 隋軍三次東征竟不能取得區區一個遼東城, 自己反而損兵折將, 終致亡國。而唐太宗則一路摧城破陣, 所向無敵, 取遼東城如探囊取物, 戰駐蹕山則威震敵膽。即使是親征之後的其他戰役,唐軍也莫不頗有克獲。這除了說明唐朝的統帥與軍隊優於隋朝外, 也不能不說是高句麗國力削弱的表現。 另外, 在隋朝與唐太宗親征之時, 高句麗尚能以遼東地區為據點抗擊敵軍並取得成功, 可當蘇定方與契何力東征之際, 蓋蘇文則隻能拒守鴨綠 水, 而鴨綠以西之地則隻能形同放棄了。這更充分證明當時高句麗已是國力漸衰了。而這一切難道能說與蓋蘇文的暴政統治無關嗎? 總之, 鎖鏈捆綁下的行動一致絕非真正的團結一心, 暴政統治隻能收到一時之效, 它不可能永遠壓製住人民的反抗, 更不可能真正帶來國家的強盛和社會的進步。蓋蘇文的所謂政治成就, 充其量也不過是鞏固了其個人的政治地位而已。 二 蓋蘇文的軍事才能曆來為中外史家所稱道。中國史家稱他為良將, 而《朝鮮全史》則稱他為“高句麗名將”、“傑出的指揮者”。蓋蘇文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讚譽, 主要是由於在他執政期間, 高句麗曾兩次擊退唐軍的大舉進攻。然而被歸入蓋蘇文名下的這些輝煌戰績有多大程度是靠蓋蘇文的指揮才智取得的呢? 這還需認真加以研究。 先讓我們來看一看唐太宗親征之戰。此戰, 高句麗竟然擋住了戰無不勝、堪稱戰神的唐太宗的迅猛攻勢, 使之敗興而歸, 這的確堪稱是一場輝煌的勝利。但這一勝利是蓋蘇文軍事才智所致嗎? 筆者以為不然。縱觀此戰的整個過程, 蓋蘇文親自插手的軍事行動主要有三: 其一, 是戰前的布防。唐軍自開始征集軍隊至進入高句麗境內, 相隔半年之久。其間舉國震動, 消息不可能不傳至高句麗, 因而蓋蘇文有足夠的時間做好防禦準備。且從“莫離支遣加屍城七百人戍蓋牟城”⑧這一點來看, 蓋蘇文也的確親自布置了戰前的準備工作。但是, 在這方麵, 蓋蘇文卻棋差一著, 中了李績之計, 被唐軍搶占了先機。當時“李績軍發柳城, 多張形勢, 若出懷遠鎮者, 而潛師北趣甬道, 出高麗不意。”⑨隨後, 卻自“通定濟遼水, 至玄菟, 所經烽戍皆下之。高麗大駭, 城邑各閉門不敢出。”(10)其實, 丟失幾處“烽戍”, 無關大局, 重要的是由於蓋蘇文的這一失誤, 使得唐軍順利突破了遼水防線。遼水為高句麗抵禦中原進攻的重要防線, 它不僅水麵寬闊, 且岸邊有“泥淖二百餘裏, 人馬不可通。”(11) 隋軍東征之際, 就曾受阻於遼水, 且“死者甚眾”。(12)倘若蓋蘇文能準確判斷唐軍的進軍方向, 則必能利用遼水防線給唐軍製造重大損失, 從而增大其下一步行動的困難。但是由於蓋蘇文的一著失算, 致使唐軍順利渡過遼水防線, 從而為此後的一係列勝利奠定了基礎。其二, 唐軍圍攻遼東城時, “國內及新城步騎四萬, 來援遼東”(13)。兩處軍隊如此步調一致, 當是奉了蓋蘇文之命。是役, 唐人自稱“大破之”(14), 而朝鮮史家則認為麗軍“獲得大勝, 但未能突破敵人數十層包圍圈。”(15) 但筆者以為, 此戰乃是一場未分勝負的戰役。因為依據古代戰爭的一般規律, 一場真正勝利的俘敵之數幾乎總是遠勝於斬首之數。而此役麗軍有眾四萬, 倘若當真大敗,唐軍又怎會隻“斬首千餘級”(16), 而一無俘獲呢? 可見麗軍乃整眾撤離戰場的。但當時唐將李道宗“領騎裁四千”(17), 李績之全軍也不過六萬人, 又哪來的“幾十層包圍圈”? 倘若當時麗軍真的“獲得大勝”, 則遼東之圍自解。因此, 是役麗軍雖未大敗, 但也未獲成功, 其中更未顯示出蓋蘇文有何過人之處。其三, 調十五萬大軍馳援安市則肯定是蓋蘇文的大手筆, 這十五萬大軍大約是當時麗軍總數的一半, 而由於當時高句麗北抗強唐, 南拒新羅,平壤及一些重鎮又不可能全無軍隊防守, 因此這支軍隊實際上是蓋蘇文所能調動的全部兵力。因而該軍的勝負, 實係國之存亡。在此關鍵時刻, 平時一向氣宇軒昂, 終日“身佩五刀”, 威嚇臣民的蓋蘇文竟不敢親統此軍來與唐太宗對陣, 是可謂無勇。 同時, 他既不能運籌帷幄, 授軍隊以成算; 又不能選取良將, 破敵立功, 更可謂無智。故此這支軍隊最終成為唐軍的一份豐盛大宴也就不足為奇了。總之, 此戰蓋蘇文棋下三著, 著著失算, 可謂乏智無勇, 何以堪稱良將! 事實上, 高句麗所以能擋住唐太宗的大舉進攻, 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客觀因素外, 主要是由於安市城的成功防禦。而安市的防禦戰又恰恰與蓋蘇文無關。自駐蹕山之戰後, 蓋蘇文再也未派一兵一卒援救安市, 實際上他已準備放棄安市了。那麽,安市為何能成功地阻擋住唐軍暴風雨般的攻勢呢? 這其實另有原因。唐太宗在進攻安市之前就講:“我聞安市城險而兵精, 其城主材勇, 莫離支之亂,城主不服, 莫離支不能下, 因而與之。”()可見, 安市城主本蓋蘇文之政敵, 蓋蘇文隻是不得已才將安市給了他。可想而知, 蓋蘇文定然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後快, 因此, 安市隨時都有遭到蓋蘇文進攻的危險。而蓋蘇文既然能調十幾萬大軍抵抗唐朝, 也就能調動同樣多的軍隊來攻安市。 因此, 安市城主若想免遭蓋蘇文毒手, 就必然隨時做好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抗擊十幾萬大軍進攻的準備。而這可能正是安市城臨危不亂, 最終守城成功的主要原因。可見這場勝利實際與蓋蘇文的指揮才能毫不相幹。 現在, 再讓我們看一看蘇定方東征之戰。此戰, 高句麗不僅成功地保衛了平壤城, 而且還取得了蛇水之戰的勝利。蛇水之戰, 唐軍沃沮道總管龐 孝泰“舉軍沒”,(19)他本人“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20)這是高句麗對唐軍取得的最重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值得一提的戰役性勝利, 更是蓋蘇文善於用兵的“鐵證”。但在下結論之前, 我們必須要弄清蓋蘇文是如何取得上述成就的? 事實上, 蘇定方東征之初, 頗有一舉成功之勢。當時蘇定方剛到麗境, 便“破高麗於氵貝江, 頻戰皆捷, 奪其馬首山, 因山為營, 遂圍平壤。”（21） 而另一路唐將契何力更大破泉男生所率之麗軍數萬, “斬首三萬級, 餘眾降。”（22）從唐軍如此輝煌的戰績中, 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高句麗國力、軍力的衰弱, 更能看到蓋蘇文指揮才能與用人藝術的低劣。 但是, 唐軍初戰形勢如此之好, 後來卻為何損兵折將, 無功而返呢? 筆者以為這主要是由於新羅背信棄義所致。 唐朝所以在征高句麗之前先滅百濟的殘餘勢力, 正是為了讓新羅騰出手來全力支援自己攻打高句麗。所以, 在其征高句麗之前, 唐朝“遂命(新 羅) 王舉兵相應”（23）, 可新羅卻一麵虛與委蛇, 一麵出兵去攻打百濟的殘餘勢力, 根本不肯給唐軍以援助。其實, 唐朝真正需要的並非新羅援軍, 而是新羅的糧草供應。因為蘇定方乘波越海, 萬裏來攻, 所帶軍糧不可能很多。後勤供應, 原擬全依新羅。可事實上, 蘇定方深入麗境幾近半年, 卻未得新羅粒米寸草之援。軍中、朝中雖屢屢告急傳旨,催送軍糧, 可新羅就是遲遲不肯采取行動。最後在萬般無奈之下, 才勉強於次年正月以“車兩千餘輛載米四千石, 租二萬二千石赴平壤。”（24）對於此次救援行動的結果,《三國史記》各卷所記不一。《文武王紀上》及《金庾信傳中》均為於二月將糧草送至唐營, 但《文武王答薛仁貴書》則稱“所將兵糧,不能勝致, 平壤大軍, 又欲歸還。新羅兵馬, 糧盡亦回。”（25）筆者以為, 即使前者可信, 其幾許軍糧亦實無濟於事。《孫子》講: “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 忌稈一石, 當吾二十石。”（26）可見運輸過程中糧草損失的嚴重程度。唐太宗親征, 總共不過十幾萬軍隊, 當時糧道始終是暢通的, 且僅克蓋牟便獲“糧十萬石”,（27）拔遼東城, 又獲“糧五十萬石。”（28）可入麗境不過半年, 卻已是“倉儲無幾”。（29）而蘇定方之軍不減於太宗之軍, 新羅竟僅將二萬餘石糧穀長途運往唐營, 即便運到, 所剩又能幾何? 更兼遼東嚴寒, 極冷時“風雪寒冱, 人馬多凍死。”（30）而唐軍將士卻食不裹腹, 衣不暖身, 其戰鬥力怎能不減,人心又怎能不亂。可見蘇定方在告急於新羅時自稱“危殆甚矣”,（31） 實非虛言。蓋當時唐軍將士尚能苦苦支撐, 實因有新羅救援之盼。可當他們發現新羅 送到的軍糧竟少得如同兒戲, 根本無濟於事時, 其內心之絕望, 也就可想而知了。故蘇定方“得軍糧便罷還。”（32）這雖然顯示了他對新羅人的不滿情緒,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當時形勢所迫。更何況新羅王《答薛仁貴書》所載當為書信原文, 不像紀、傳所載多有人為修飾虛美之詞, 因而也更為可信。因此, 當時唐軍很可能根本就沒收到新羅的一粒糧食。如此, 唐軍處境則更加困窘。在此種形勢下,倘若蓋蘇文有乙支文德之才, 則縱使唐軍統帥是戰神唐太宗, 恐怕也難逃“薩水之災”了。而蓋蘇文值此千載一時之機, 卻僅殲唐軍之一支偏師, 而讓蘇定方大軍安然撤離, 其軍事才智的優劣可謂不言自明了。 由上述可知, 高句麗兩度擊退唐軍大舉進攻之功, 絕非蓋蘇文指揮才能所致。蓋蘇文由此獲良將之譽, 純屬浪得虛名。 三 重內政而輕外交, 大概是古代東方政治家的特性。而蓋蘇文則是一位典型的東方式政治家。他可以將高句麗舉國上下玩弄於掌股之間, 但在處理與周邊各國及唐朝的關係時, 他卻顯得生硬而低能。在這方麵,蓋蘇文至少在兩個問題上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其一,不能審時度勢,廢棄了榮留王時期的務實的周邊政策,采取了重名輕利的周邊政策。 榮留王在位期間, 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 對唐采取極其友好甚至看似軟弱的姿態。他屢屢奉行唐朝詔命, 或送數以萬計的漢人歸唐, 或與新羅停戰, 甚至主動“上封域圖”,（33）聽憑唐朝毀掉前朝所立“京觀”。但這絕不意味著他對唐朝的屈服。暗地裏, 他更加緊整軍備戰, “築長城千裏”（34）以期阻擋唐軍的進攻。最能體現這一政策的是榮留王接待唐使陳大德時的表現。一方麵, 他對陳大德“館候之勤, 加於常數”（35）; 另一方麵在會見陳大德時,“乃盛陳兵甲, 蓋懼中國而自強也。”（36）禮數有加以不給唐人動武的借口, 顯示實力以使唐朝不敢輕舉妄動, 這就是榮留王的對唐政策。而正是這樣一種政策, 才使得有心東征高句麗卻又不願承擔窮兵黷武之名的唐太宗一直遲遲未能興師東征。因此可以說榮留王的對唐政策是成功的。 然而, 蓋蘇文執政後, 卻毅然廢棄了榮留王時期的周邊政策, 對唐朝采取強硬態度。這種新的周邊政策可概括為兩句話: 一是南征新羅。蓋蘇文執政伊始, 便重新開始了中斷多年的麗羅戰爭。他聯合百濟, 共謀“絕新羅入朝之路”（37）, 並親自“將兵擊新羅, 破其兩城。”（38）二是西拒大唐。當唐朝遣使令蓋蘇文停止進攻新羅時, 他斷然表示拒絕, 甚至還“以兵脅使者⋯⋯遂囚之窟室中。”（39）當唐朝大兵壓境時, 他也堅決予以抵抗。 從表麵上看, 蓋蘇文的這種周邊政策頗與長壽王以來的傳統周邊政策相似。但它徒具傳統周邊政策之形, 而未得其實。長壽王時期所以能夠南征羅、濟的同時與中原王朝和平共處, 是因為當時中原南北分裂, 自顧不暇, 僅僅向其稱臣納貢, 便足以使之滿足。至於海東戰事, 實與之無關。但即使如此, 高句麗曆代王朝還是謹小慎微地盡力滿足中原王朝的虛榮心, 而從不因虛名微利激怒中原王朝。至於因得罪中原王朝而請和、謝罪之事則更是不勝枚舉。而蓋蘇文所處的時代則與其前輩完全不同。其時大唐一統中原, 華夷一家, 天下之事, 莫不關涉大唐。而高句麗無端入侵新羅, 這等於是向大唐的權威叫板。更何況唐太宗早有東征高句麗之念, 隻是苦於找不到適當的借口, 而蓋蘇文的一意孤行則恰好為其提供了借口。因此, 戰爭的爆發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其二, 不知外交權變, 坐失和平良機。 除了製定周邊政策方麵的錯誤之外, 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 蓋蘇文也缺乏基本的外交權變。如在唐太宗東征歸國後, 曾“以弓服賜蓋蘇文”。（40）唐太宗何以有此舉動呢? 這是因為唐太宗百戰百勝, 所向必克, 而東征之行, 卻未能如願, 有心再圖大舉, 卻擔心為此傾耗國力; 欲待就此罷手, 又覺顏麵無存。然則此番親征, 克遼東, 戰駐蹕, 以少勝眾, 殲滅高句麗十五萬大軍, 實不為無功。所欠缺者,“但以賊帥莫離支猶未授首”ov 耳。但倘若能令其心懷畏服, 遣使謝罪, 則親征之舉亦不為虛行。 唐太宗“賜弓服”之意正在於此。若是蓋蘇文能相機行事, 假作畏威服德, 遣使謝罪, 則唐太宗亦有以遮羞矣。這樣, 唐朝至少暫時不會著手準備下一次東征了。但是, 蓋蘇文在接受唐太宗的賜物之後, 卻“不遣使者謝”。（41）從而更使唐太宗自覺顏麵盡失。“於是下詔削棄朝貢”,（42）準備再次東征。至此, 唐麗雙方更加勢同水火, 不共戴天了。 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提出, 蓋蘇文為何斷然抗拒唐朝且無視唐太宗遞向他的橄欖枝呢? 是他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蔑視大唐兵威嗎? 不是。駐蹕山一戰, 高句麗舉國震駭, 以至於附近“數百裏無舍煙。”（43）此後, 唐軍圍攻安市兩個月之久, 蓋蘇文竟未敢派出一兵一卒前來救援, 足見其膽已喪。 那麽是不是向唐妥協會影響他在臣民中的威望呢? 也不是, 高句麗素向中原納貢稱臣, 其君主向中原謝罪請和者何止一人, 卻從未見有人因此而降低威望。且蓋蘇文本人在後來也曾以寶臧王的名義“遣使者上方物, 且謝罪, 獻二姝口。”（44）隻可惜此時謝罪,為時已晚。其實, 蓋蘇文抗拒唐朝的唯一理由就是要保持自己南征新羅的權力。但其一旦惹惱唐太宗, 則必需全力備禦大唐的進攻, 因而也就很難有餘力再征新羅, 建樹開疆拓土之功了。事實上, 自唐麗戰爭爆發後, 蓋蘇文也隻有在永徽六年唐朝全力休養生息之際, 才聯合百濟“侵新羅北境, 取三十三城。”（45）此外則根本沒有機會用兵新羅。而這區區小利與其所蒙受的損失實在難成比例。因而可以說蓋蘇文隻是在名義上堅持了國家的權力, 而事實上卻無法為國家帶來任何利益, 反而給國家帶來無窮的災難。 因此, 他的周邊政策是錯誤的, 他的外交才能是低劣的。 通過以上論述,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蓋蘇文絕不是一位民族英雄, 因為他既沒有為國家和人民謀得任何福祉, 也未創建任何足以令高句麗民族自豪的輝煌業績。 當然, 他執政期間的確一直對唐朝持強硬態度, 但是, 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應該審時度勢, 為國家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利益, 而絕不是一味蠻幹, 拿民族命運做賭注。因此, 如果蓋蘇文因敢於抗拒大唐便被稱為“民族英雄”, 那簡直就是對這一神聖稱號的褻瀆。但是, 如果說蓋蘇文是高句麗亡國的罪魁禍首, 則尚需加以分析。因為高句麗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民族, 它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也就是其不斷漢化的過程, 因而與漢族融合 乃是其必然歸宿。且當時大唐一統天下, 唐太宗本人更是雄心萬丈, 統一遼東本是其宿願, 何況高句麗的強盛也使其頗有臥塌之下有他人酣睡之感, 因而唐麗戰爭早晚必將爆發。從這一點看, 將高句麗的滅亡歸罪於蓋蘇文未免有失公允。但是蓋蘇文的種種倒行逆施, 也確實導致了高句麗的上下離心和唐麗戰爭的提前, 因而加速了高句麗的滅亡。從這一點講, 稱蓋蘇文為高句麗亡國的罪魁禍首也並非毫無道理。 總觀蓋蘇文一生所為, 我們完全可稱之為“奸雄”。但其奸不足以隱惡, 其雄又不足以成功。因此, 他算不上一位成功的領袖人物。 注釋: ①④⑤⑦（17）（19）（27）（28）（34）（40）（42）（43）（44）（45）《新唐書·高麗傳》 ②（39）《三國史記·蓋蘇文傳》。 ③　（13）（14）（29）（33）《君主論》第十七章。 ⑥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寶臧王下》。 ⑧（13）（14）（29）（33）　《舊唐書·高麗傳》。 ⑨（11）　《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10）（41）《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 （12）　《資治通鑒》卷一八一。 （15）《朝鮮全史》三卷·八章二節。 （18）《資治通鑒》卷一九八。 （20）《資治通鑒》卷二○○。 （21）《冊府元龜·外臣部·征討》。 （22）《新唐書·契何力傳》。 （23）（24）（25）（30）《三國史記·新羅本紀·文武王上》。 （26）《孫子·作戰》。 （31）（32）《三國史記·金庾信中》。 （35）《資治通鑒》卷一九六。 （36）《冊府元龜·奉使部》。 （37）《舊唐書·百濟傳》。 （38）《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寶臧王上》。 （41）《資治通鑒》卷一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