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朝關於古代高麗史學術爭論的背後

國史研究 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牽頭組織、有東北三省各學科專家參與進行的東北邊疆曆史與現狀係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在中國知者甚少，倒是在韓朝史學界乃至政界激起了軒然大波。對於東北工程研究中，將高句麗民族及其政權視為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和其建立的地方政權的觀點，韓朝尤其是韓國史學界表達了強烈的批評意見和極大的憤怒情感。其實這也不奇怪，中朝韓關於高句麗曆史的爭論由來已久，隻是長期以來，這種爭論被某些意識形態或學術爭論的色彩所掩蓋。如今中國啟動了有國家背景的東北工程研究，筆者手頭有一本東北工程的成果論文集，開宗明義的宣稱，東北工程所研究的東北邊疆問題即是學術問題，也是涉及國家領土、疆域、主權的重大政治問題。韓朝史學界甚至政界的憤怒之情再也無法掩飾，終於公開的爆發了出來。也揭開了長久以來覆蓋在中朝兩大民族間地緣爭端上那層曆史學術的麵紗。 韓朝兩國的憤怒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對朝鮮還是韓國，高麗是古代中國東北少數民族一支的曆史事實都讓他們感到尷尬。如果承認，作為高麗民族繼承人的朝鮮民族隻能麵對他們是中華民族附庸甚至是一部分，如果不承認，那麽辛苦考證甚至編造的朝鮮半島五千年曆史就被割裂，頂多兩千年不到。而無論怎麽說，在現實的政治中都是不利的。雖然朝韓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對立，但無論政界還是學術界，對於中國東北領土卻懷有共同的毫不掩飾的野心。盡管在現實的實力對比下，這個野心接近白日夢想。但是中國近千年曆史上得東北者得中原的曆史教訓，以及雖然是朝鮮民族死敵卻實實在在是朝鮮民族近代化導師的日本在半個世紀前先占東北後奪中原的幾乎成功的計劃，都給尚未統一卻一直以相同思維思考的韓朝兩國上了很好的曆史教學課。未雨綢繆，為長久計議，韓朝兩國都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和曆史上很多類似的事例相似的是，公開的向曆史求援也是這個準備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製造一些勉強可以自圓其說的所謂曆史學說，盡管難免會有破綻，總好過象日本那樣在驟然崛起之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去倉促拚湊那些漏洞百出的曆史謊言。 在朝鮮半島的早期曆史中，諸如商周時期的“萁子朝鮮”或是秦漢時期的“衛子朝鮮”，朝鮮半島的先民不過是中原屬國的臣民或是來自中原地區的移民，這一點無論是半島曆史學者巧妙篡改曆史還是金日成親自下令拆毀“萁子墓”都是無法改變的。而今日朝鮮民族引以為豪的高句麗時期，高句麗王朝也曾借中原處於漢末到盛唐這段亂世數度翻弄風雨，意圖西進、爭霸中原，勢力數度踏入遼東半島，自然這也成為今日朝韓兩國對中國東北地區領土野心的曆史依據。隻是限於自身實力的不濟，也緣與先後在此地帶稱霸的慕容燕國和拓跋北魏的強大，難做寸進，不得已全力南侵。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曆史事件很能說明問題，十六國末期，高句麗曾出兵介入北魏平慕容鮮卑孑遺北燕的戰爭，當時北魏已兵臨北燕國都（龍城，今遼寧朝陽）城下，北燕國君引高句麗兵為外援，而北燕尚書降北魏，私開城門欲引北魏兵入城，然而北魏軍隊害怕城內有伏兵未及時進城，結果高句麗援軍捷足先登，先行入城，換過兵器（用北燕的鐵兵器換原裝備的木質兵器）後先助北燕國君殺了叛臣，再擊退北魏軍隊，暫保北燕平安。這一事件說明了三點，首先高句麗深深的介入了中原爭霸，事實上，在慕容鮮卑雄霸遼東的時候，高句麗也曾多次介入前後燕的內鬥或收留慕容氏內部鬥爭的失敗者，其次其軍隊能夠擊退當時兵鋒正盛的北魏，也證明了高句麗民族的強悍，正是這種強悍讓後來的楊廣和李世民吃盡苦頭，這種強悍在其後繼者們一直到今日朝韓運動員的身上我們都能不斷體會到，第三其軍隊在入城之後需要緊急換裝才能與北魏軍作戰，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其時高句麗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在南北朝時期，高句麗曾經趁北齊衰弱時重新占據東北地區，這即是今日朝鮮民族引以為豪的高麗時期。 而作為今日朝鮮民族先祖的三韓人，三韓即馬韓、辰韓和弁韓（也稱弁辰），其先祖也來源於中原移民。三韓的祖居地為今陝西韓城，馬韓屬於華夏早期民族周族，而辰韓和弁韓則屬東夷族係，起源於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其中的辰韓即是秦韓，與日後一統中原的秦人屬同一支。三韓從中國的周朝開始東遷，到漢朝時陸續遷至朝鮮半島，其後分裂為新羅和百濟兩國。在朝鮮半島高句麗、新羅和百濟並存的那段三國時期，高句麗最強，百濟引日本為援，而新羅則與中原交好，數百年來爭鬥不休，這段小型的三國演義一直到盛唐時高句麗和百濟為唐高宗先後所滅才告終結。唐朝滅高句麗和百濟，扶植交好中原的新羅，以及順帶教訓對朝鮮半島同樣存有野心的日本，奠定了此後一千多年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基本格局。而新羅及其後繼者王氏高麗和李氏朝鮮也將臣屬中國定為維持生存的基本國策，一直保持到一八九四年晚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徹底戰敗，日本軍國勢力占據朝鮮才終止。綜上所述，朝鮮半島數千年的曆史無論作何詮釋，都難以劃清與中原文明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淵源。 正如前麵所述，自唐滅高句麗後，統治朝鮮半島的無論新羅、王氏高麗還是李氏朝鮮，都奉行與中原政權結好的“事大政策”，同時輔以靈活乃至狡詐，甚至有時接近無賴的外交政策，作為生存之道。朝鮮一麵恭敬的一貫的執行“事大政策”，事大的對象是任何一個占據中原正統地位的政權，而無關這個政權是漢族或是其他少數民族，他都一如既往的謙恭的奉行臣屬之責，甚至當中國陷於分裂之時，比如在南北宋時期，他也以一仆二主乃至多主的方式盡心盡力的侍奉著對峙的雙方；另一方麵，在事關國家存亡的大事上，又無所不用其極的盡力維護本國本民族的利益，元末明初迫使明太祖將元朝設於今朝鮮鹹鏡南道與江原道交界處的鐵嶺衛遷至今遼寧鐵嶺地區，從而獲取了半島北部廣大地區（這也正是現今北朝鮮的大部分國土），就屬很典型的事例。朝鮮的這種外交政策不僅保障了其在中國的臥榻之畔安睡了千年之久，而且每每到危急時刻，不管是強敵外患還是內部鬥爭，都能得到來自天朝大國強有力的援助，以度過亡國之厄。 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是東亞曆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曆史事件。戰爭的結果宣告了已經運行了千年之久的被稱為“東亞朝貢體係”的以天朝大國為中心、以朝鮮、越南等為藩屬的原東亞政治秩序徹底終結，雖然在此之前，原為中國附屬國的越南、緬甸等已經淪為西方的殖民地，所謂的朝貢體係早已名存實亡，但是正是朝鮮的淪陷，才是結束以中國為傳統盟主的東亞政治秩序的最後一塊多米諾骨牌。對中國來說，甲午戰爭的失利和緊隨其後的八國聯軍侵華是中華民族淪落的穀底，也是中華民族存亡的最危機高峰，從此救亡成了這個古老民族必須麵對的嚴峻曆史使命。很多人認為抗日戰爭才是中國最危機的時刻，其實不然，在日本全麵侵華之時，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已被全麵激起，國歌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就是這種民族意識的表現，誠然日本侵華對的中國的軍事威脅之大前所未有，但正是因為其全麵侵華野心的不切實際，這不是在一場局部戰爭中取勝，也因為領導抗戰的民國政府和中共政權其能力與決心和腐朽無能的晚清政府不可同日而語，日本侵華，看似危急，其實機遇更大，日後的中國正是部分的抓住了這個機遇，也已基本迎來了民族的偉大複興。今天來這樣看曆史，固然有些輕飄，然而曆史事實就是如此。對於日本來說，占據朝鮮，及其隨後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意味者怨恨而終的豐臣秀吉的狂妄夢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朝鮮”－已經實現了第一步，稱霸天下的狂想已經有了個良好的開端。同樣對於朝鮮來說，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他們意味著民族獨立的徹底喪失，直到如今他們仍處於民族分裂的局麵之中；從另一個方麵來說，與中國類似的是，這也是朝鮮的民族主義興起的開端。 由於朝鮮慘痛的民族曆史記憶以及其單一民族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麵也由於地緣仇敵兼近代化導師的日本的言傳身教，朝鮮的民族主義從其發端之初就帶有某種極端民族主義的特性。基於慘痛的民族曆史記憶，朝鮮的民族主義經常表現為過度的民族自尊，大到北朝鮮的核計劃，小到世界杯上的“假球黑哨”，乃至交替進行已成儀式的反美反日，都是源於這種過於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其單一民族的民族特征，又使得在缺乏國內民族融合曆史經驗的情況下，更使得這種極端傾向在其國內得不到理性思維的抑製。而日本在朝鮮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在給朝鮮民族帶來巨大創傷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朝鮮民族的思維方式乃至社會文化的方方麵麵，今日的朝鮮（主要是韓國，朝鮮的社會政治結構在全球範圍內也可算獨此一家，不過從其特立獨行的核計劃也能看出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端倪），大到政治體係、產業政策，小到流行文化，都無不打著深刻的日式烙印，自然日本那套誤所不用其極的杜撰曆史的手法也深刻的影響了韓朝的史學界。 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及的朝鮮曆史問題，我國著名學者何新早就指出：“曆史學……並非是……一門中性的所謂“曆史科學”。在主觀性的意義上，曆史是一種意識形態。黑格爾說：“純粹直觀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曆史中所透現的普遍人性。”曆史意識構成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關係於現代政治國家的某些根本價值。曆史認知關係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韓朝史學界對於朝鮮半島曆史的刻意杜撰和編造，以及中國史學界對此的奮起反擊，都從正反兩方麵證明了這一點。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受製於兩種錯誤的曆史觀，曾長期占據意識形態權威地位的僵化的“階級鬥爭史觀”，以及在二十世紀初興起的為新老自由主義者廣泛宣揚的否定、疑古的民族曆史虛無史觀，這兩種錯誤史觀雖然由於政治立場，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實質卻是一致的，都是將五千年輝煌燦爛的曆史描繪成了一部沒有好人和偉人的原罪史，從而導致近現代中國在民族曆史認知上的長期分裂和民族曆史人格的長期迷失，無論是文革期間發展到極致的“儒法鬥爭史觀”還是八十年代甚囂一時的《河殤》之類的充滿自虐情結的文化垃圾，以及充斥在港台和大陸部分人群中的殖民地文化情結，都是這種認知分裂和人格迷失的具體表現。 好在“亡羊補牢，尤未為晚”，夏商周斷代工程也好，東北工程也好，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駁斥了西方或韓朝史學界的某些歪理謬論，“山，就在那裏，而且將永遠如此。”夏商周斷代也好，不斷代也好，也不會變成印度的朝代；同樣，無論對中國東北的曆史作何解釋，中國東北的領土也不會因為朝韓史學界一些無聊或無恥的言論就變成朝鮮或韓國的領土。這一係列國家級的曆史研究工程的啟動和進展，其意義正是在於對中國曆史的重新認識和解讀。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裏，意識形態的重建無疑是民族複興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重塑正確的曆史觀和曆史認知則是重建意識形態的重要步驟，惟有此，方能重建中華民族健康自信的民族曆史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