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兩伐朝鮮

後金（清）侵略朝鮮 第一節 丁卯之役與“兄弟”之盟 1.金朝關係 當時明金對峙，朝鮮的態度確實舉足輕重。後金與朝鮮僅一江之隔，因此後金要想西進征明，就要考慮東鄰朝鮮的行動，為此在後金統治集團內有兩種意見，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第三子洪太時（即皇太極）常勸其父欲犯我國，其長子貴永介（即代善）則每以四麵受敵，仇怨甚多，則大非自保之理，極力主和，務要安全，非愛我也，實自愛也。”[1]努爾哈赤為了避免兩線作戰，而不敢冒險，故對朝鮮采取拉攏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書，希望朝鮮與明朝脫離關係，同後金結盟，所謂“不事南朝，子子孫孫，永結盟約”[2]。但是，朝鮮不為所動，仍堅決支持明朝，反對後金。 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年），明遼東巡撫王化貞，為了組織明軍出廣寧、渡遼河，從正麵進攻後金，便派標下練兵遊擊毛文龍率領軍丁二百餘人，深入敵後，聯絡遼民，以牽製和分散後金的兵力。五月十一日，毛文龍率部由三岔河駕船到豬島、鹿島、禽島、石城、長山、色利、獐子等地進行安撫遼民的工作。此時，遼東廩生王一寧來會，建議前往朝鮮求助，共謀大計。七月初，他們來到朝鮮的彌串堡，得探報後金鎮江守將佟養真派兵外出，城防空虛，令千總陳忠過江潛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二十日深夜，毛文龍率領三千人馬，圍攻鎮江，陳良策歸降，然後生擒佟養真及其子佟鬆年等六十多人，收兵萬人，舊額八百人。鎮江捷報，全遼震動，寬甸、■陽，湯站、險山等城堡相繼投降，“數百裏之內，望風歸附”[3]，“歸順之民，繩繩而來”[4]。於是毛文龍因功授參將，不久又晉升為平遼總兵。 後金獲悉鎮江失守，大為震驚，命貝勒阿敏、皇太極等人率領大軍前去鎮壓，毛文龍卻不戰而退入朝鮮境內，後金兵幾次入朝進擊，並且遣使赴朝致書說：“如果我兩國真心想友好相處，那麽就逮捕毛文龍、陳良策交來。”[5]朝鮮方麵為了不使事態嚴重，“恐有日後之患，言其利害於毛將，使卷入海島”[6]。此議得到明廷的同意，認為毛文龍寄身海島，“有此可用之眾”[7]。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龍率部進駐朝鮮皮島（即■島、稷島、從雲島）。此島位於明朝、後金和朝鮮之間，據《明通鑒》記載：“皮島即東江，在登萊大海中。”[8]“地廣衍，有險可恃”[9]，“南可以屏蔽登萊，東可以聯絡朝鮮，北可以攻衝遼沈，乃平遼阨要區也”[10]。 此後，朝鮮為了防禦後金侵犯，便大力支援毛文龍，如劃給大片“閑田”[11]，使其兵民駐耕；免征商稅，“以助軍餉”[12]；供給大量糧食，以解決十萬軍民的生計[13]；補充大批火器，增強明軍的戰鬥力[14]。因此，毛文龍在朝鮮的支持下，勢力大增，除了擁有一支十多萬人的精壯大軍外，還控製著宣川、定州、龍川、鐵山、昌城、滿浦、獐鹿、長山、石城、廣鹿、三山、旅順等地，這對後金形成了很大威脅。所以，他一方麵經常派兵襲擾後金，又派人潛入後金，鼓動遼民起來反對後金政權，如天命八年（明天啟三年，1623年）二月，一次就派出五十人深入後金，進行“煽惑”[15]，致使一些遼民“叛去”[16]，逃往明地，還有一些遼民揭竿而起，聚眾“叛亂”[17]。毛文龍對後金的軍事行動規模不大，僅是騷擾性的，但“牽製則有餘”[18]。因此，後金的許多貝勒大臣認為：“毛文龍之患，當速滅耳！文龍一日不滅，則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寧。”[19]這說明毛文龍已成為後金的“腹心之大患”[20]。 隨著毛文龍勢力日益壯大，後金就更加歸罪朝鮮的支持，正如毛文龍所言：“奴酋之恨巨掣尾，每轉恨於朝鮮之假地。”[21]努爾哈赤雖然多次致書要朝鮮斷絕與毛文龍往來，如果擒獲毛文龍，則以朝鮮降將薑弘立作為交換，但是遭到朝鮮嚴詞拒絕。當時後金戰略的重點是在遼西，而對東江的毛文龍則封官許願，采取招撫之策，然而毛文龍乃無降金之意。 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患毒疽身亡，由其子皇太極繼承汗位，他上台後分析後金的形勢時說：“父王不聽我計，臨終方悔。……我氣不過就是東江，隻為山險穀深，前埋後伏，且他奸細甚巧，我的動靜言語霎時便知，可恨！可恨！”[22]又據朝鮮所得情報說：“奴酋死後，第四子黑還勃烈（即皇太極）承襲，分付先搶江東，以除根本之憂，次犯山海關、寧遠等城。”[23]皇太極雖然繼續推行其父努爾哈赤進取中原的戰略總方針，但是為了擺脫目前受包圍的困境，在對明的策略上有所調整，公開遣使與遼東巡撫袁崇煥進行議和，暗地裏則把進攻的矛頭由西轉向東，積極準備攻打朝鮮和毛文龍，以解後金的後顧之憂，“丁卯之役”就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爆發的。 2.出兵兩圖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1627年）一月八日，皇太極命大貝勒阿敏為統帥，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嶽托、碩托等隨軍東征。皇太極麵授方略說：“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照此非專伐朝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鮮可取，則並取之。”[24]又據《舊滿洲檔譯注》記載：“朝鮮國對滿洲國犯有重重之罪，雖然如此，但這次並非指著朝鮮而來討伐的。因明的毛文龍，住在靠近朝鮮的海島，經常收容逃亡者，因此生氣而來找他。”[25]可見，後金此次出兵主攻目標是毛文龍，次攻方麵是朝鮮。 阿敏率領三萬餘騎出征，進軍十分謹慎，他把大軍隱匿在鳳凰城，並且向朝鮮降將薑弘立了解情況，問曰：“我今縛送毛文龍，則朝鮮將從乎？”答曰：“縛送則未可知，而我國豈有顧惜之理。”[26]十三日，後金兵渡過鴨綠江，逼近朝鮮義州，阿敏先命總兵官■額禮、備禦官雅遜、葉臣、孟安等率領八十人，偷襲明軍駐守的哨卒，將其全部擒獲，無一人逃脫；然後又遣朝鮮人韓潤等人，“變著華衣，潛隨獵騎入城”[27]，以為內應；此外，還令人登南山呼曰：“城中將士，解甲出降，南土軍兵，悉出歸鄉，不然鐵騎蹂躪，亂殺靡遺。”[28]十四日，後金兵突然圍攻義州，命艾屯巴圖魯任主將，率軍攀梯登城，朝鮮守將李莞、崔夢亮等倉卒應戰，此時韓潤“焚火軍器，一城大亂，反氓開門”[29]，遂克義州。李莞、崔夢亮等被執處死，城中有明兵一萬，朝鮮兵二萬，勸降不從者皆遭殺害。當後金兵攻打義州時，阿敏就派遣濟爾哈朗等率領大軍進攻毛文龍駐守的鐵山，由於毛文龍自冰合後，移駐皮島，未能捉住，而鐵山守將毛有俊、劉文舉等被殺，許多明兵和遼民遇害。 阿敏根據形勢的變化，認為毛文龍避居皮島，隔海相望，未備水師，無法進攻；而後金兵卻輕易攻取義州，說明朝鮮防禦力量很弱，足以取勝。因此，他進一步貫徹皇太極進攻朝鮮的戰略，把主攻目標由毛文龍轉向朝鮮，於是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駐守義州。十五日，阿敏親率大軍與濟爾哈朗等會合，然後揮戈東進，為了減少和削弱朝鮮軍民的抵抗，“一邊進兵，一邊求和”[30]。十七日，後金兵進抵定州，阿敏派人向該城守將金搢投致朝鮮國王書，書曰： “我兩國原無仇恨，今何為助南朝兵馬，侵伐我國，此一宗也；我得遼東，既係鄰國，爾曾無一句好語。及窩藏毛文龍，助他糧草，尚不較正。寫書與爾國，毛文龍等綁來，我兩國和好，爾又不肯。辛酉年我來拿毛文龍，爾國屯民雞犬不動，爾又不謝，此二宗也；爾還把毛文龍放在爾國，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宗也；我先汗歸天，有仇如南朝而尚來吊問，齎禮來賀新汗，況我先汗與爾國毫無不好心腸，爾國無一人吊賀，此四宗也。先年尚有不好事件，筆難盡述。用此，我方統大兵來。爾國要和好，差官認罪，火速來講。”[31] 朝鮮答書稱： “我國與爾國本來無怨恨。我國臣事皇朝二百餘年，皇朝伐爾國時要我兵馬，既有天子敕命，何敢違也？……毛將既是天朝將官，來寄我疆，義不可拒。……今者爾國無故動兵，出我不意，攻我城池，殺我人民，是我國未嚐負爾，而爾先負我。……爾若息兵通好，則必以禮義相接，不可以兵戈相脅。”[32] 阿敏遭到朝鮮嚴詞駁斥後，便“麾兵進迫”[33]，遂一舉攻克定州。他取得定州之役的勝利後，堅定了征伐朝鮮必勝的信心，戰鬥結束的第二天，就派人回遼向皇太極上書報告自己的進軍方案。他告知後金兵順利攻取義州、鐵山，毛文龍已逃往皮島，“如內情合適，即進趨王京”[34]。皇太極收閱來書，基本上是同意的，但要小心謹慎，故在所覆詔書中說：“前進事宜，你們要深思而行”，“切勿強行，……凡事委你們出征者相機而行。”[35]這就表明皇太極讚同阿敏把朝鮮作為主攻目標和進攻方向。 朝鮮國王李倧得知後金兵渡江東進，定州失守的消息，驚恐萬狀，於是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毫無結果。由於朝鮮國力衰敗，李倧決定先將後妃送往江華島，稱之“為避亂之計”[36]。下“罪己書”[37]、傳旨“命諸道勒王”[38]，下三道大肆“征兵”[39]等等，這些措施無一收效。 阿敏率軍乘勝向前推進，十九日後金兵渡過青川江駐營，先遣部隊已到達安州城下。安州守備南以興等，“前數日，城中聞賊兵日近，整頓兵械，為死守計”[40]。故後金招降，“城中不答”[41]。二十日，阿敏統領大隊人馬抵達安州城外，派人巡城呼曰：“無罪南兵開城出送，城中將士解甲出降，我且按兵以俟汝降戰之答。”[42]南以興命人答曰：“我國隻知戰與死而已，本無降與和耳。”[43]然後阿敏又派遣使者投書，書大意如前，“又添七宗惱恨”[44]。答書曰：“速得二書，要息兵修好，共享太平，其意甚好。但前書既雲要好，而兵隨其後，此我之所未曉也。自今以往，彼此解兵，兩國和好，豈不美哉。”[45] 二十一日清晨，後金兵發動攻城，雙方展開激戰，據記載：“是日黎明，遠近煙霧不辨咫尺，賊中吹角鳴鼓，呐喊■旗，萬騎駢進，雲屯雷擊。城中炮射，一時俱發，墜騎落壕，死者山積。前仆後入，左衝右突，並驅駱駝，輸進長梯，一時登城，長槍短兵，彼此相搏，勢如風火，措手不及，賊滿城中，追逐亂殺。”“賊兵之燋斃者，亦不知其數。”[46]安州保衛戰，表現了朝鮮愛國軍民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後雖孤立無援，城陷人亡，但給後金軍沉重打擊，傷亡很大，“遂駐軍安州，息馬四日”[47] 二十五日，阿敏率領大軍向平壤挺進。安州失陷後，李朝上下一片恐慌，各路守軍紛紛潰散，據都體察使張晚馳啟：平壤，黃州鳳山、瑞興、平山等邑軍民，“鳥驚魚駭，望風先潰”[48]。因此，後金兵“如入無人之境，諸將士皆逃匿，無一人當其鋒”[49]。二十六日，阿敏等未遇任何阻擋，占領了平壤。此時後金將領內部對進軍朝鮮王京漢城，發生了意見分歧，“一半則欲還，一半則以為不可”[50]。全軍統帥阿敏堅持向前推進，直取漢城。而嶽托、濟爾哈朗卻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此次出征主要是討伐毛文龍，而不是朝鮮，何況大軍入朝，沈陽安危不能不考慮。阿敏不從，是日率軍渡過大同江。二十七日，後金兵至中和駐營，便遣使赴漢城致書迫降，“使者未達而返”[51]。同一天，朝鮮國王李倧離開漢城，逃往江華島。並命已歸降後金的薑弘立之子薑■，樸蘭英之子樸雴，“持國書送虜中，欲諭退賊兵，乃探賊情”[52]。書曰： “自古以來，欺弱淩卑，謂之不義，無故殺捕人民，是為逆天啊！如果說有罪的話，應當先派人來問，然後聲討，方合義理。或是今先退兵再議和的話，才可言和吧！”[53] 這是朝鮮首次遣使到後金營中投書議和，可是阿敏對議和不感興趣。二十八日，他在致朝鮮的覆書中指出七條罪狀，“如要和好相處，速派使者來，我願聽之”[54]。二月五日，阿敏率軍占領黃州，然後“遣使脅和，要以三事：一曰割地，二曰捉文龍，三曰借兵一萬，助伐南朝”[55]。六日，朝鮮派薑■、樸雴二人前來通知，國王李倧已派親信大臣來營中談判，但是阿敏節外生枝，仍欲率軍深入。此時嶽托、李永芳等，希望阿敏不要違背前言，駐軍黃州，等待來使。阿敏不聽，又進兵至平山駐營。八日，朝鮮使臣來到平山後金大營，他說：“我們的王聽說貝勒你將至。……願意承認我們的錯，你們要如何結束此事，願把我們貧乏之國所出產的東西，隻要能收獲的都給你。”[56]阿敏聽了此言，仍然不滿足，還要向漢城進兵。嶽托、濟爾哈朗等出麵勸阻，他們認為“我等統朝廷重兵，不可久留於外，且蒙古與明近逼我國，皆敵人也，宜急歸防禦”，況且“朝鮮王京阻江為險，江岸置木柵槍炮，兵馬環列，且聞冰已解，亦恐難渡”[57]，“不可深入”[58]。阿敏還是不從，於是嶽托、濟爾哈朗以皇太極曾諭令阿敏與出征諸貝勒“公同議定”[59]為由，主持召開八旗大臣會議，會上七旗大臣都主張議和，唯有阿敏所領的鑲藍旗大臣反對。因此，阿敏在眾貝勒大臣的壓力下，被迫停止進軍，接受議和，從此後金和朝鮮的關係，由交戰轉為議和。 3.兩國盟誓 後金與朝鮮議和，在李朝內部引起強烈反響。司瞻直長樸日省、韓肅一等上疏，“力陳和議之非”[60]，太學生尹鳴殷等上書，“請斬差胡與樸蘭英等首，函送天朝，舉義斥和，背城一戰”[61]。還有些人說：“朝廷不思大義，通好醜虜，忠義之士扼腕，介胄之士解體。”[62]可見他們反對議和。而朝鮮國王李倧等主張議和，認為：“今日之勢，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奈何不和？”[63]與後金議和是“羈縻之道”，“緩兵之計”[64]，“未為不可矣”[65]。後金朝鮮議和，並非一帆風順，在以下幾個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爭論。 ——永絕明朝。二月二日，阿敏在給朝鮮國王書曰：“兩國和好，共言美事，貴國實心要好，不必仍事南朝，絕其交往，而我國為兄，貴國為弟。”[66]這是後金第一次提出要求朝鮮永絕明朝，李倧認為“大義所係，斷不可許”[67]。但是，李倧在遣使答書中則避重就輕，模棱兩可的說：“隻論兩國之好而已，何必提起不當言之言乎。”[68]五日，他又致書阿敏，解釋說：“事大交鄰，自有其道。今我和貴國者所以交鄰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矣。”[69]阿敏見朝鮮對明朝的態度堅持不改，故對永絕明朝一款不再強求，卻說：“朝鮮二百年事皇朝之言，極有信義，若與之交好，則可久矣。”[70]所以，十四日他向朝鮮來使表示：“不絕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強要。”[71] ——入質納貢。二月八日，阿敏派漢人劉興祚（朝鮮稱劉海）為使臣，前往江華島與朝鮮議和。當時朝鮮對後金提出的入質納貢持反對態度，國王李倧說：“質子之言，處之誠難。而至於歲幣，則答之以物力殘蕩，無以辦出可矣。”[72]所以，九日劉興祚到達江華島，朝鮮國王李倧拒不接見。十日劉興祚向朝鮮方麵提出“國王若不親見，則當自此回去”[73]。十一日劉興祚在給朝鮮的揭帖中說：“今貴國王惜一接見之禮，不念小民之塗炭，獨何忍哉！吾恐金人再為一激，勢必下王京，不惟四部道受害，八部道生民亦難安矣。事機一錯，禍不忍言。”[74]當天，李倧便接見劉興祚，十五日朝鮮接受後金的入質納貢的條件，給阿敏書曰：“和好是兩國所欲，故曾遣重臣，兼致禮物。”“自今以往，兩國兵馬，更不過鴨綠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約，安民息兵，父子夫婦，各相保存。”[75]並且“以木綿一萬五千匹，綿紬二百匹，白■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張，鹿皮四十張，倭刀八柄，鞍具馬一匹送於虜中”[76]。 ——去明年號。朝鮮在致後金書中皆書明天啟年號，阿敏對此非常不滿。二月七日，他在給朝鮮國王李倧的信中明確指出：“今見來文，照舊書天啟年月。既如此，怎麽講得好。”[77]八日，他再次給李倧去信要求“以‘聰’字易‘啟’何如？”[78]可是朝鮮不同意，於是阿敏對朝鮮施加壓力，他說：“昨接來劄，內書天啟年號，極難達於我汗皇。……看來貴國拿天啟來壓我，我非天啟所屬之國也。若無國號，寫我天聰年號，結為唇齒之邦。”[79]此時朝鮮國王李倧提出，“年號依中國揭帖例不書何如？”[80]後金使臣亦說：“國王答書，非如谘奏公文之比，天朝揭帖，則本不書年月，如廣寧袁巡撫所送揭帖例為之，則天啟二字，自然不書。”[81]最後雙方都作了讓步，接受“不書年號，從揭帖式”[82]的折衷意見。 ——蒞盟宣誓。朝鮮國王李倧不願意親盟鳴誓，並以母喪“方在憂服之中”，“三年之內，絕不殺生”[83]為由，拒絕殺白馬黑牛與後金盟誓。阿敏得知十分不滿，認為朝鮮“國王既不發誓，是不願講和之意，何糊塗以了事塞責？”[84]二月二十八日，阿敏致朝鮮書曰：“和好兩國之願，無盟誓，何以信其誠？今貴國王慳滯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85]然後進一步威脅說：“豈不知道近日兵器有備，士卒有練，欲一戰以較勝負。”[86]此時阿敏又派劉興祚從中進行斡旋，二十九日劉興祚在給李倧重臣李廷龜的信中舉了韓信、孫臏、勾踐為例，“此三人皆不以一時之辱，壞終身之大道。今貴國為一誓之辱，不顧王弟之質，黎民之殃，社稷之危乎？”[87]又說：“天朝與蒙古和，殺白馬黑牛以祭天地，與金國和亦然。不如是，則何以表信？”[88]三月二日，劉興祚提出解決蒞盟宣誓的新建議，他說：“主盟之人，親自宰牲禮也。而國王在憂服中，不敢強請，國王則於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於外處刑牲以誓，則俺等當以好辭回報，以完大事。”[89]盟誓一事在李朝內部有不同意見，但是在後金的壓力下，李倧妥協讓步了，他說：“上有宗社，下有生靈，不得不爾。”[90]最後接受了劉興祚的“降等”設議。 後金和朝鮮經過一個多月的交涉、協商，以上四個問題都達成議和的要求。三月三日，朝鮮國王李倧率領群臣和後金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華島焚書盟誓。發誓時，李倧親行焚香告天禮，由朝鮮左副承旨李明漢宣讀誓文，文曰：“各遵約誓，各守封疆，毋爭竟細故，非是征求。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亦皇天降災。若金國仍起不良之心，違背和約，興兵侵伐，則亦皇天降禍。兩國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後土，嶽瀆神祇，監聽此誓。”[91]讀訖禮畢，李倧回宮，隨後雙方與盟大臣來到誓壇燒香，對天殺白馬，對地宰黑牛，各以一器皿裝肉、白酒、血、骨、土。由朝鮮李行遠讀誓文曰：“若與金國計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國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現天就死。二國大臣，各行公道，毫無欺罔，歡飲此酒，樂食此肉，皇天保佑，獲福萬萬。”[92]然後由後金的南木太等誓文曰：“朝鮮國王今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兩國已講和美，今後同心合意，若與金國計仇，整理兵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禍。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處，皇天保佑，獲福萬萬。”[93]這次江華盟誓，阿敏雖然在誓書上署名了，但是對誓文很不滿意。因此盟誓議和後，不予承認，一方麵“令八旗將士，分路縱掠三日”[94]，“海邊一帶，已成空壤”[95]，“子女財畜，蕩覆無餘”[96]；另一方麵後金兵抵平壤立營，不再後撤，揚言“大同江以西，不可複還”[97]，又說“待執毛文龍後歸去”[98]。朝鮮國王李倧不同意，可是被迫無奈，更無他策，三月十八日派遣王弟李覺赴平壤後金大營，再次舉行盟誓。阿敏誓書曰： “如果朝鮮國王李倧將應送金國汗之禮物，背約不送，對金國派來的使者，不像對明的使者一樣恭敬，對金心懷惡意，鞏固城郭，整頓兵馬，並將金所獲得的已剃發的人，如逃來朝鮮，就據為己有，而不給回。王曾說過：與其和遠方的明往來，不如和近處的金國往來。如果違背上述之言，則將向天地控告，而討伐朝鮮國。天地以朝鮮王為非，殃必及之，壽命不到就死了。如朝鮮國王不違背誓言而相處時，金國的阿敏貝勒啟釁討伐的話，則必遭殃而死。我們兩國遵守誓言而相處，天地必眷佑，而讓我們世遠年久地過太平的日子。”[99] 如把“平壤盟誓”與“江華盟誓”兩文比較，內容有很大的不同，“平壤盟誓”要求朝鮮承擔更多的義務。故朝鮮認為“觀其語意極凶巧耳，”畏其屠掠，亦隻忍辱接受了。因此，阿敏罷兵後撤，四月十七日回到沈陽，受到皇太極的隆重歡迎。 4.義州撤兵 平壤盟誓後，阿敏率軍撤離朝鮮，但是命令冷格裏等領三千人馬留駐義州。後金駐兵義州主要目的是防禦明軍毛文龍，因為皇太極發動“丁卯之役”，原想一舉消滅毛文龍，解除後顧之憂，結果事與願違，未能得手，正如明熹宗朱由校所言：“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100]又據毛文龍的報告說：“職堅守不拔，所傷不滿千人”，可見毛文龍的勢力並未受損，仍然對後金起牽製和威脅的作用。所以，當明廷接到朝鮮求援的來書後，考慮到朝鮮“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101]。於是“上命文龍相機戰守，並命登撫暫移登、青、萊三府倉儲接濟，勵戎士以狀軍聲”[102]。因此，毛文龍不斷派兵襲擊入侵朝鮮的後金兵，“五戰而五勝，……皆令人舌咋心驚，色飛神動”[103]。就在平壤盟誓以後，阿敏準備率軍渡江返回沈陽時，毛文龍對後金發動一次新的攻勢，四月五日他“傳集諸將，麵授方略，度地遠近險要，發兵設伏，出奇夾攻，俱約至十三日齊到義州、鴨綠江邊，水陸公開截殺”，此役“死傷達賊六七千餘，打死孤山三名，牛鹿八名，並馬騾千有餘匹”[104]。這份塘報的數字雖有誇張不實，但亦反映了毛文龍給予後金兵沉重的打擊，所以後金為了監視、防禦毛文龍，不敢輕易從義州撤兵，故導致朝鮮與後金的義州駐兵去留之爭。 此時後金向朝鮮要求駐兵義州，但是朝鮮堅決不同意。朝鮮國王李倧在致後金書中指出：“今見來書，有留兵助糧等語，恐非告天立誓息兵安民之意也。”[105]後金卻認為“毛將在焉，我何卷歸，貴國縛給毛將，則我乃回兵矣”[106]。七月初，朝鮮遣使臣申景琥、樸蘭英前往後金沈陽上國書，交涉要求後金撤走義州駐兵。七月七日，他們到達沈陽，可是皇太極一直不接見。直到十二日，皇太極方派高且、大海等來見，說是“連日有故，未及相見，勿以為訝”[107]。申景琥、樸蘭英向他們提出，“當初講和，約以各守封疆，至於誓天。而撤兵之後，餘眾尚留我境”[108]，這是何故？大海等說：此事“非吾等所能擅答，當言於汗處”[109]。十四日，皇太極命大海等來言曰：“義州留兵，非疑貴國。毛兵方在貴境，我兵既撤之後，彼若乘虛奪據，則非但往來阻絕，恐傷兩國和好之義。欲押送交替兵馬，將以今十五日打發耳！今者貴國書意懇切，今當卷還，第未知以你國之兵力，能製毛兵，使不得下岸耶？”[110]申景琥等答曰：“本國與貴國曾無嫌怨，今春被兵全由於毛將。及其兵鋒深入之後，彼竄伏海島，終不出救，今何顏麵更下岸耶？”[111] 這時皇太極與明議和中輟，寧錦之役又慘遭失敗，遼東形勢對後金十分不利。因此，皇太極對朝鮮請求撤退義州駐兵，不能不認真對待，不然剛剛達成的“兄弟之盟”很可能破裂，“丁卯之役”的勝利果實就要丟失，又要重陷東西夾擊的困境。所以，皇太極從後金的戰略全局考慮，以義州撤兵的小局，服從聯合朝鮮的大局，從而打破明王朝設置的弧形包圍圈。於是，七月十九日，皇太極命阿什達爾漢、霸奇蘭隨同朝鮮使臣申景琥、樸蘭英前往，呈遞國書，書曰： “我們兩國本無事故，和好相處，因明之故才交惡。理應照舊和好相處，故天複令和好。如果彼此珍惜這和好，互相和好相處，不以破壞者為非嗎？我兵之所以駐守義州，並不是因為不相信你們而駐守的。我們之所以交戰，是因為明而戰的，恐怕明再來破壞和好，為了監視明才駐守的呀！今如不讓明進入你境內之地，則你王弟寫下‘不讓明進入’之保證書，並讓住民守兵來義州，則我可立即撤退。如在居義州之民兵來到義州之前，我兵即撤退，恐明將乘隙來入駐。”[112] 皇太極這次致朝鮮書和以往大不相同，除了明確表示同意撤兵外，而且全篇的語氣是平等的、友好的，沒有那種以勝利者自居的傲慢態度，所以收到了滿意的效果。朝鮮的覆書曰： “差人將書來，具知盛意，欲謹守和約，共享無疆之福，甚善甚善。貴國之留兵義州，固知本無反意，但業已誓天罷兵，而猶複屯兵他境，非各守封疆之意，故前書及之。今貴國有意卷退，我國地方，我自住守，寧有任人竊據之理。便即差官偕來使替守，慎固疆場，不至貽貴國慮也。”[113] 可見，朝鮮表示決不把義州交給明軍，以威脅後金的安全，這正是皇太極所希望的。因此，九月十二日，留駐義州的後金兵奉旨全部撤退，朝鮮的義州府尹嚴愰率領兵民進入義州城。 皇太極發動的“丁卯之役”，是一次侵略戰爭，它給朝鮮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但是對後金的發展卻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政治上擺脫了孤立的困境；經濟上衝破了禁運封鎖；軍事上粉碎了明軍的包圍，從而消除了內部危機，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二節 丙子之役與君臣隸屬 1.所謂“敗盟逆命” 皇太極通過“丁卯之役”，雖然向朝鮮索取許多權益，但是仍然承認朝鮮對明朝的臣屬關係，而後金與朝鮮僅約為兄弟之邦。隨著後金國力不斷壯大，兵勢日益強勝，皇太極對朝鮮遊移在明與後金之間的兩麵外交政策不滿，企圖撕毀盟約，不再承諾朝鮮與明朝維持君臣關係，而要改變與朝鮮兄弟相稱，把朝鮮置於後金直接控製下的藩屬。早在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一月，他就致書告誡朝鮮國王說：“王勿聽偏向明朝諸臣之言，二心視我。”[114]可見對朝鮮親明疏金的態度十分惱怒。第二年十一月，後金赴朝使臣直言不諱的說：“當革兄弟之盟，更結君臣之約，待來差以天使之禮。”[115] 到了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極統一漠南蒙古。八月，獲得我國世代帝王相傳，象征皇權的“製誥之寶”傳國璽。十二月二十八日，後金、蒙、漢諸貝勒大臣，認為“遠人歸附，國勢日隆”，而且“又得曆代相傳玉璽”，因此“合辭陳奏，請上進稱尊號”[116]，改元稱帝。皇太極想利用上尊號之機，采取外交手段，迫使朝鮮稱臣，永絕明朝。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二月二日，皇太極借吊朝鮮王妃喪逝之便，命戶部承政英俄爾岱、馬福塔等，率領包括蒙古使臣在內的一百七十五人的龐大代表團赴朝鮮，他們帶去以後金八和碩貝勒、十七固山大臣，及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的名義，致書朝鮮國王。書曰：“我等謹遵上諭，遣使相聞，王可即遣親近子弟來此，共為陳奏，我等承天意，奉尊號，事已確定，推戴之誠，諒王素有同心也。”[117] 十六日，英俄爾岱等人率領使團渡江，到達朝鮮義州，他向義州府尹李淑說明此次出使的來意，因“我國既獲大元，又得玉璽，西達（即蒙古）諸王子願上大號，欲與貴國議處”[118]，故“致書於主上，陳僭號，該與共尊汗為帝，同為臣事”[119]。義州府尹李淑立即將此情飛報朝鮮國王，對擁戴皇太極上尊號一事，朝議兩端。反對派洪翼漢說：“臣聞今者龍胡（即英俄爾岱）之來，即金汗稱帝事也。臣墮地之初，隻聞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為而至哉。……今乃服事胡虜，偷安僅存，縱延晷刻，其於祖宗何，其於天下何，其於後世何！……臣愚以為戮其使而取其書，函其首奏聞於皇朝，責其背兄弟之約，僭天子之號，明言禮義之大，悉陳鄰國之道，則我之說益申，我之勢益張矣。”[120]主和派崔鳴吉卻說：“答其循例之書，而拒其悖理之言，君臣之義，鄰國之道，得以兩全。權宜緩禍之策，亦何可全然不思乎？”[121]與此同時，朝廷許多部門亦紛紛上疏表態。弘文館“劄請以大義責虜使，嚴辭痛斥，以折僭逆之心”；■院疏稱：“胡差之到館，嚴辭斥絕，以明大義，益礪發之誌，以為備禦之策，則中外人心，豈不聳動，忠義之士，皆欲為殿下決一死戰。”憲府啟曰：“金差所言不忍聞，藩閫之臣，所當嚴辭峻斥。”[122]備局奏稱：“今者此虜益肆猖蹶，敢以僭號之說，托以通議，此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不量強弱存亡之勢，一以大義決斷，欲書不受，嚴斥其言。”[123]朝鮮國王沒有主見，隻是根據多數廷臣的主張，決定不接見後金來使，不拆閱來書，以示朝鮮不同意為皇太極上尊號稱帝。 二十四日，後金使臣英俄爾岱等人到達漢城，他們向負責接待的勾管所官員，“出汗書之張示之，一則春信問安，一則國恤致吊，一則致祭物目也。又有二封書，一則麵題金國執政八大臣，一則麵題金國外藩蒙古，而皆以奉書朝鮮國王書之”。可是勾管所官員不接受執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貝勒致朝鮮國王書，認為“人臣無致書君上之規，鄰國君臣一體相敬，何敢抗禮通書乎？”英俄爾岱立刻解釋說：“我汗征討必捷，功業巍隆，內而八高山（即固山），外而諸藩王子，皆願正位。我汗曰‘與朝鮮結為兄弟，不可不通議’雲，故各送差人奉書而來，何可不受。”[124]此言傳出以後，備局上疏指責說：“胡差入京之後，其所言之悖慢，所當據義峻斥”。館學儒生請求“焚虜書，斬虜使，以明大義”[125]。朝鮮國王李倧認為“斬使焚書似為過矣”[126]。 英俄爾岱等人，“密知其機，益生疑懼之心，破關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道路觀者，莫不驚駭，閭巷兒童，爭相投石”而逐之。於是“京城為之震動，廟堂始為恇慟，發遣宰臣乞留，相屬於道，胡將終不入來”[127]。同時，朝鮮國王“又以書三封，諭其邊臣固守邊疆”[128]，此書為英俄爾岱等人所截獲。他們沿途惴惴不安，三月二十日回到沈陽。 皇太極看了英俄爾岱等人奪回的朝鮮國王斥和主戰給邊臣的諭書，書曰： “國運不幸，忽遇丁卯年之事，不得已誤與講和。十年之間，……含愧忍辱，前為一番，以雪其恨，此我拳拳所注念者也。今滿洲日益強盛，欲稱大號，故意以書商議，我國君臣，不計強弱存亡之形，以正決斷，不受彼書。滿洲使臣，每日在此恐嚇索書，我輩竟未接待，悻悻而去。都內男女，明知兵戈之禍在於眉睫，亦以決斷為上策。……大人可曉諭各處屯民知悉，正真賢人，各攄謀略，激勵勇猛之士，遇難互相救助，以報國恩。”[129] 因此，皇太極召諸貝勒大臣傳閱此書，指出朝鮮“決意斷絕”兩國盟約。所以，諸貝勒大臣認為可乘機興兵問罪，一舉攻滅朝鮮。但是，皇太極考慮到要集中力量上尊號，便先遣人持書往諭以利害，“令其以諸子大臣為質”，如若不許，則將出兵“征罰”[130]。 朝鮮國王李倧看到後金使臣氣憤回國，又奪走了斥和主戰的諭書，深感問題的嚴重性，於是采取兩項應急措施：一是積極備戰。三月一日，李倧給全國下諭書曰： “我國卒致丁卯之變，不得已權許羈縻，而溪壑無厭，恐喝日甚，此誠我國家前所未有之羞恥也。……今者此虜益肆猖蹶，敢以僭號之說，托以通議，遽以書來，此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乎！不量強弱存亡之勢，一以正義斷決，卻書不受。……兵革之禍，迫在朝夕。……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期於共濟艱難，以報國恩。”[131] 二是遣使致歉。三月二日，命羅德憲、李廓等人出使後金，在致後金汗書中解釋說，不接見英俄爾岱等使臣，是因“寡人有疾，不即相見，不料貴使發怒徑去，殊未知其故也”。不受執政八大臣和外藩蒙古貝勒致朝鮮國王書，是因“此則非但前例之所無，抑條約之所未有，故接待宰臣，不敢收領轉示，亦是事體當然，寡人非有所失也”。最後請求皇太極“怒諒”[132]。 四月十一日，皇太極舉行祭告天地，受尊號大典。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被劫持參加朝賀，但是在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禮時，他們堅決“不拜”[133]，於是“胡差等毆捽廓等，衣冠盡破，雖或顛仆，終不曲腰，以示不屈之意”[134]。皇太極雖然很氣憤，卻製止眾人虐待使臣。他說：“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無理處，……皆朝鮮國王有意揖怨。欲朕先起釁端，戮其使臣，然後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135]十五日，遣朝鮮使臣回國，並在致朝鮮國王書中申言：“爾王若自知悔罪，當送子弟為質，不然朕即於某月某日，舉大軍以臨爾境。”[136] 朝鮮國王李倧沒有屈服於皇太極的軍事威脅，六月十三日他把致皇太極的信，稱之檄書，書中指責後金說：“如今番信使之往，劫以非禮，困辱百端，是果待鄰國使臣之禮耶！貴使之來，辱我臣僚，無複禮敬，劫賣橫奪，靡有止極。當初結盟，本欲保境安民，而今則民無餘力，市無餘貨，沿途州邑，所在空匱，若此不已，與被兵而覆亡等耳。”而且表示“我國無兵可挾，無財可資，而所講者大義，所恃者上天而已”[137]，主張堅決打擊入侵者。 朝鮮國王為了阻止和抗擊清軍入侵，其備禦之策除了傳諭八道加強戰備外，就是遣使請求明朝給予支持和援助。可是，當時的明王朝已處在農民軍與清兵的夾擊之中，自身都難保，不能給朝鮮有力支援。雖然幾次派人赴朝表彰其反清精神，但是又說：“見貴國人心器械，決難當彼強寇，勿以一時獎諭，以絕羈縻之計。”[138]這些話使朝鮮君臣感到失望，抗敵的信心和決心受損。 皇太極改元稱帝，驅逐朝鮮使臣以後，並沒有立即興兵征朝，卻想采取一箭雙雕之策，打擊明朝，迫使朝鮮畏懼就範。五日，皇太極命貝勒阿濟格、阿巴泰等人率軍伐明，進入長城，威脅京師，俘獲大批人畜，九月大軍凱旋回到沈陽。可是朝鮮沒有因為清軍的勝利而改變對清的態度，因此皇太極的目的沒有達到。於是他又改變策略，企圖製造軍事進攻的壓力，脅迫朝鮮接受議和。十月，皇太極派遣馬福塔等人到朝鮮義州，向府尹林慶業說：“我以十一月十六日，當舉兵東來，爾國若遣使講和好，則雖兵發在道，當罷歸。且我國稱帝，南明所不能禁，而爾國欲禁之何也。”[139]十一月，皇太極對朝鮮來使小譯說：“爾國若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舉東搶。”在答朝鮮國王書中皇太極曰：“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耶。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則其可以一小島為國乎。貴國持論者儒臣，其可以揮筆卻之乎。”[140]盡管邊將使臣傳其言與書，但是朝鮮國王不為所動。 皇太極看到以上所使計謀皆未能得手，便召開諸貝勒大臣會議，討論對朝鮮用兵一事。大貝勒代善說：“朝鮮區區守禮義而衰弱之國也，今姑置之，專意西事，得以成功，則不勞發一矢，而彼自然臣服。且我雖空國而西，彼無氣力，必不敢躡我後也。以我兵力，蹂躪不難，而但本國，山多野小，道路甚險，且有炮技，或恐損我兵馬，不如不伐。”可是，“九王（多爾袞）及龍（英俄爾岱）、馬（馬福塔）兩將，力勸動兵”[141]。皇太極同意後者意見，決定興兵進攻朝鮮，所以“丙子之役”就是在上述的曆史背景下爆發的。 2.圍攻南漢山城 皇太極為了入侵朝鮮，積極作出征前的準備。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篤恭殿召集諸貝勒大臣，宣布將統軍親征。並且下令說： “爾等簡閱甲士，每牛錄各選騎兵五十人，步兵十人，護軍七人，共甲三十二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統漢軍，每甲士一人，箭五十枝，甲士二人，備長槍一杆，二牛錄備雲梯一，挨牌一，穴城之斧、鑽、鍬、钁俱全，馬匹各烙印係牌，一應器械各書號記，攜半月行糧，於二十九日來會。”[142] 二十五日，皇太極率諸王貝勒貝子及文武群臣祀天、祭太廟，並告征朝鮮之由，進行出征前的思想動員。二十九日，他又傳諭朝鮮軍民說：“朕因是特起義兵，聲罪致討，原非欲加害爾等也。亦爾之君臣，貽禍於爾等耳！爾等但安居樂業，慎勿輕動，如妄自竄走，恐遇我兵見害。凡拒敵者必誅，奔逃者則俘之，傾心歸順者，秋毫無犯，更加恩養。”[143]企圖以此來減少進軍的阻力。 十二月一日，皇太極命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沈陽，鞏固後方。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駐牛莊，備邊防敵。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駐海城，收集邊民。是日，蒙古諸王貝勒各率兵應約會於沈陽，整裝待發。 二日，皇太極率領十二萬大軍，往征朝鮮。行至沙河堡東岡，命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多羅貝勒豪格等人率領左翼兵，從寬甸入長山口，以牽製朝鮮東北諸道的兵力。三日，命馬福塔、勞薩等率領三百精銳，不要攻城占地，而是偽作商人，日夜兼程，潛往朝鮮都城，采取突然攻擊的辦法。接著又派多鐸、碩托等率領護軍千人，繼馬福塔等人之後往圍之。九日，皇太極恐怕馬福塔、多鐸等率領的先頭部隊兵力太少，於是又命嶽托、楊古利等率三千人馬，速往增援。十三日，駐營定州，命貝勒杜度，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率精騎，往攻皮島、雲從島、大花島、鐵山一帶，以阻止和切斷明軍對朝鮮的援助。 當清軍渡過鴨綠江，向漢城推進時，朝鮮境內陷入一片混亂。十二日，朝鮮國王見到義州府尹林慶業的報告，得知“賊兵彌漫，……分路渡江，倍道亟進”。十三日，報告再至，清軍已到平壤，於是漢城“上下慌忙，莫知所措，徒■婀而已，城中■懼，出門者相繼”[144]。十四日晨，朝鮮國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嬪宮送往江華島。午後，他帶領大臣出漢城南門，將向江華島，這時突然探卒馳報說：“賊已過延曙驛，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鐵騎已到弘濟院，而以一枝兵遮陽川江，以截江都（即江華島）之路。”[145]因此隻好退回城內。朝鮮國王李倧在南門城樓召見群臣，問道：“事急矣將奈何？”可是“大臣諸宰慌忙罔措，不知所對”[146]。這時“上下遑遑，罔知所為，都城士大夫，扶老攜幼，哭聲載路”[147]。於是令申景■率軍出城阻擊清軍，結果“為賊盡沒，隻餘數騎”[148]。然後又計劃逃往漢城東三十裏的南漢山城，便遣崔鳴吉前往清營見馬福塔等人，“以緩其師”[149]。他乘機率眾奔南漢城，途中十分狼狽，“東宮執鞚者亡走不見，急募人以從，東宮手執策鞭之，由銅峴路出水口門，城中士女跣足奔走，與大駕相雜而行，顛仆道路，哭聲震天。酉時渡新川鬆坡兩陣，江水初合，至山底，日已曛黑，二更始入南漢”[150]。君臣立足未定，金■認為：“孤城駐蹕，外無所援，■糧亦乏。江都則在我便好，在彼難犯，而且伊賊意在上國，必不與我久相持矣，臣故曰幸江都便。”[151]李倧接受他的建議，決定移避江都。十五日曉，朝鮮國王率眾人出南漢山城，由於“大雪之後，山阪冰凍，禦乘趺跌，上下馬步行，累次顛仆，玉體不寧，還入城中”[152]。 當馬福塔等人發現自己中了緩兵計，朝鮮國王李倧率群臣已逃往南漢山城，便於十五日領兵進圍此城。十六日，多鐸、嶽托等人率領的兩支清軍增援部隊，亦相繼到達南漢，清軍共有四千餘人，他們“立寨圍之”[153]，“伐取鬆木，列柵於城下八十步，張以繩索，懸以金鈴，人有逾越者，錚然有聲，使中外不能相通，是謂鬆柵”[154]。 南漢山城，地勢險要，城牆堅固。朝鮮國王退守該城後，一方麵加強城防，命申景■守東城望月台，李曙守北門，元鬥杓守北城，貝宏守南將台，李時白守西將台，具仁■守南門，全城守軍一萬三千八百餘人，分堞守城，“每堞三人，險要處每堞二人，極險處一人防守，絕險之處則不須分排，晝則分番休息，然後可以持久”[155]。另一方麵下詔抗敵，書曰： “我國臣事天朝二百年，於茲皇朝覆育之恩。……丁卯之變，出於猝迫，上奏天朝，權許羈縻者，隻為保全一國生靈之故也。今者此虜至稱僭號，要我通議，耳不忍聞，口不忍說，不計強弱，顯斥其使，隻為扶植萬古君臣之義故也。……予出駐南漢，期以死守，存亡之勢，決於呼吸。……宜各奮智力，或糾合義旅，或資軍糧器械，奮勇北首，廓清大亂，扶植綱常，樹立勳名，豈不快哉。”[156] 朝鮮國王李倧被圍困在南漢山城以後，不斷以蠟書下諭於諸道求救，書稱：“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發，汲汲之勢，卿可想也，星夜馳赴，前後合擊，期剿滅，以救君父之急。”[157]於是各地臣民紛紛起兵勤王，發布檄文說：“國運不幸，奴賊逼京，大駕駐孤城，賊兵合圍，道路阻絕，號令不通，存亡之機決於呼吸，言念及此，五內如焚，……期以一心趨敵，以救君父之急。……協心一力，共濟國難，不勝幸甚。”[158]結果三起勤王之師，皆為清軍打敗，兩次突圍之戰，亦以失敗告終，城內糧草缺少，“每兵二人，日給一人之糧”[159]，因此人心浮動，不斷有人逃亡。 二十九日，皇太極率領大軍到達南漢山城，在西門外駐營。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一，他登上望月峰，環視南漢山城的布防形勢，認為此城高大堅實，易守難攻，決定圍城打援的戰術，脅迫朝鮮國王李倧獻城投降。所以，他圍而不攻，二日，遣英俄爾岱、馬福塔往南漢山城，以清帝的名義致書朝鮮國王，指責他“敗盟逆命”，“陽為和順，陰圖報複”[160]。三日，朝鮮國王覆書駁斥說：“小邦自從丁卯結好以來，十餘年間情好之篤，禮節之恭，不但大國所知，實是皇天所鑒。”[161]是日，朝鮮全羅道沈總兵、忠清道李總兵，率兵前來解圍，被清軍擊退。七日，他們又領兵來攻，再次為清兵擊敗，死者甚眾。 此時多爾袞、豪格等率領左翼軍，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攜火炮，到達南漢山城，清軍實力大增。朝鮮君臣看到清大兵壓境，救援無望，糧草日缺，因此抗清的態度開始有些鬆軟。於是十一日，朝鮮國王李倧遣使致皇太極書曰： “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事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較哉！……今皇帝方以英武之略，撫定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揭寬溫仁聖四字，蓋將以體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業，則如小邦願改前愆，自托洪庇者，宜若不在棄絕之中。”[162] 由上可見，朝鮮國王李倧抗敵決心和信心發生了變化，而且書中公開稱皇太極為皇帝，稱自己“惟事詩書，不事兵草”，似乎要投降了。 皇太極為了改變雙方對持狀態，便更易戰術。他從俘虜口中得知，“朝鮮國王受困城中，糧米薪水俱乏”，“國王與長子及群臣俱在南漢，其餘妻子在江華島”。因此決定迅速“造船先攻此島，若得其妻子，則城內之人，自然歸順，若猶不順，然後攻城”[163]。於是十八日，命多爾袞等人率領左翼兵約三萬人，大小戰船八十餘隻，往攻江華島。另外，對朝鮮國王加緊迫降，在望月峰上升起白旗，書“招降”二字，以示城中，瓦解君臣軍民之心；又致書朝鮮國王說：“今爾有眾，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164]十九日，朝鮮國王迫於形勢的壓力，遣使覆書，稱皇太極為“陛下”[165]，示自己為臣，並說：“諸藩合辭，共進尊號，天人所歸，”[166]承認皇太極上尊稱帝。因為“重圍未解，帝怒方盛”[167]，所以不能“出城歸命”，“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所陳，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168]。 二十日，皇太極拒絕朝鮮國王的請求，派英俄爾岱等往諭朝鮮國王說：“命爾出城見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欲加恩於爾，令永主爾國，旋師之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169]當天，朝鮮國王覆書，仍然表示不能“出城歸命”，書曰：“今日滿城百官士庶，同見事勢危迫，歸命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出城一節，皆謂我國從來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170]清使臣英俄爾岱見此書，拒絕接受，他說：“汝國所答與皇帝書意不同，故不受。”[171]二十三日，朝鮮國王又命李弘胄等往清營，致書皇太極說：“陛下既以貸罪許臣，臣既以臣禮事陛下，則出城與否，特其小節耳，寧有許其大而不許其小者乎？……欲待天兵退舍之日，親拜恩敕於城中，而設壇望拜，以送乘輿，而即差大臣充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悅之情。自茲以往，事大之禮，悉照常式，永世不絕。”[172]依然表示不願出城歸降。此書又被清方退回，城內人心更加動蕩不安，希望早日議和。 是日，皇太極下令攻城，可是久攻不下，諸將認為“此城之險，實天所設，若欲破滅，必致死傷之多，不如堅守鬆城，待其自涸之愈也”[173]。因此，皇太極不再攻城，卻命漢軍向城內炮擊，“大炮中望月台，大將旗柱折，又連中城堞，一隅幾盡破壞，女牆則已無所蔽。……凡之落於城中者相繼，人皆畏懼”[174]。尤其是“每向行宮而放之，終日不絕，落於司倉，凡家貫穿三重，入地底尺許”[175]，君臣上下驚恐萬狀。 與此同時，二十二日多爾袞等人率領大軍至江華島渡口。前一天，朝鮮江華島守將金慶徵得到清軍來攻的探報，他認為“江冰尚堅，何能運船”。隨之又得探報，軍情如前，“始為驚動”，倉卒進行迎敵布署，“以海崇尉尹新之守大青浦，金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長零，李倧守加裏山，金慶徵出陣鎮海樓下”。可是“兵數零星”，“人皆逃散”[176]。因此，鳳林大君、金慶徵等人，便退守城中。當多爾袞等率清軍來攻，軍至甲串渡，先放虎蹲炮三柄，朝鮮舟師二十六隻，檢察使金慶征、留守張紳、忠清水使薑晉晰、虞侯邊以惕，“皆不戰而潰，賊以扁舟渡江，如入無人之境。至南門，大臣金尚容及洪命享、沈伣、李時稷、宋時榮等，皆自決死之。尹昉棄宗社，妃嬪變著常服，伏竄閭家，內官尋得之。韓興一、呂爾征等鹹出降。城中人物，淘懼奔走”[177]。二十三日，清軍占領江華島，俘獲朝鮮王妃一人，王子二人，閣臣一人，侍郎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 二十四日，皇太極遣使通告朝鮮國王，清軍已攻占江華島，宗室嬪宮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鮮國王和群臣得知此訊，雖然舉朝震驚，但是不敢相信。二十六日，朝鮮使臣洪瑞鳳等人赴清營覆書，英俄爾岱、馬福塔出見曰：“爾國所恃者江都也，吾已攻陷，執嬪宮，兩大君及夫人矣！”烘瑞鳳表示不信，英俄爾岱“乃示大君手書，韓興一狀啟，又示江都所獲宗室珍原君，宦官羅業二人。”[178]二十七日，洪瑞鳳等人返回南漢山城，向朝鮮國王和群臣報告了在清營所見，並奉上大君書及狀啟。這時“上看了驚慘痛苦，城中臣庶，送家累到江都者，舉皆號哭。於是朝廷震駭，罔知攸處，遂定出降之議”[179]。朝鮮國王命崔鳴吉等人往清營，致書皇太極說：“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趨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唯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數千裏生靈，仰托於陛下。”[180]表示願出城投降。 3.三田渡受降 一月二十八日，皇太極又收到朝鮮國王來書，稱皇太極為皇帝，朝鮮為小邦，自己為臣，而且主動把弘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二人，作為斥和者“送詣軍前，以俟處分”[181]，此書無疑是進一步表示投降的誠意。因此，皇太極認為此時脅迫朝鮮國王簽訂“城下之盟”的條件已經成熟，並征求諸貝勒大臣的意見，皆表示讚同。於是，皇太極遣使敕諭朝鮮國王李倧，提出投降條款十七項： ——當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獻納明國所與之誥命冊印； ——躬來朝謁，爾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為質； ——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 ——爾有不諱，則朕立爾質子嗣位； ——從此一應文移，奉大清國之正朔； ——蓋我軍以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為詞； ——其所進往來之表，及朕降詔敕，或有事遣使傳諭，爾與使臣相見之禮，及爾陪臣謁見，並迎送饋使之禮，毋違明國舊例； ——朕若征明國，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不得有誤； ——朕今移師攻取皮島，爾可發鳥槍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 ——大軍將還，宜備禮獻犒； ——軍中俘獲，過鴨綠江後，若有逃回者，執送本主，若欲贖還，聽從兩主之便； ——爾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 ——新舊城垣，不許擅築； ——爾國所有瓦爾喀，俱當刷送； ——日本貿易，聽爾如舊，當導其使者來朝； ——其東邊瓦爾喀，有私自逃居於彼者，不得複與貿易往來； ——每年進貢一次，其方物數目，黃金百兩，白銀千兩，……米萬包[182]。 朝鮮國王接受了以上條款，但是吏曹參判鄭蘊反對，他說：“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為恭，可爭之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皇朝之印，今將三百年矣，此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清國雲。彼若求助攻天朝之軍，則殿下當爭之曰：明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之矣，教子攻父，有關倫紀，非但攻之者有罪，教之者亦不可雲。”[183]李倧不聽，便派洪瑞鳳、崔鳴吉等人往清營，商量出城投降事項。清方由英俄爾岱負責接待談判，他告知洪、崔等人，“三田浦（渡）已築受降壇，明日可行此禮”[184]。朝鮮國王李倧出城，“龍袍不可著”，改穿“青衣”。不許出“正門（南門）”，“自西門可也”[185]。 三十日辰時，朝鮮國王李倧，身著青衣，帶領群臣和長子李■、次子李淏、三子李■等，出西城門，步行至漢江東岸三田渡，向清帝皇太極投降。皇太極在此設壇受降，壇為九層階，他南麵坐於壇之上層，張黃幕，立黃傘；兵甲旗■，森列四周；精兵數萬，結陣擁立；張樂鼓吹，四野震撼。命英俄爾岱為朝鮮君臣作前導，引至壇外，行三拜九叩大禮。然後，再領到壇下，又令進前三拜九叩。隨之，引入升階，李倧坐於皇太極左側，其次是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等，再次是李倧長子李■。右側是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等，其次是李倧次子李淏、三子李■，再次是蒙古諸王。朝鮮大臣給席於壇上東隅，江都被執之臣使坐於壇下西隅。坐定舉宴，宴間行射藝表演。宴罷，皇太極命英俄爾岱賜李倧黑貂袍套，白馬雕鞍，又賞給世子、大臣等人貂皮套。並且令朝鮮君臣會見被俘的嬪宮及夫人，相互灑泣曰：“稍緩數日，我等皆為灰燼矣。”[186]又命英俄爾岱、馬福塔送朝鮮君臣和嬪宮夫人返回漢城，留下長子李■、次子李淏為人質。 二月一日，皇太極“以江華島所獲人畜財幣，賞給各官有差”[187]。第二天，他先行班師，命多爾袞、杜度率領滿、蒙、漢大軍，攜所俘獲在後行。派碩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領部眾，攜紅衣大炮往攻皮島。二十一日，皇太極得勝回到沈陽，舉城歡慶。 清軍撤走時，分為四路，“一枝仍執世子等夫妻並其僚屬，置諸軍中，從大路以去；一枝兵逾鐵嶺，出鹹鏡道，渡頭滿江以去；一枝兵由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鴨綠江上流以去；一枝兵由漢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及孔耿所領遼兵，參雜藏書，仍脅本國西路敗卒，張其形勢，以圖皮島”[188]。皇太極為了防止清軍沿途掠奪，招致朝鮮軍民反抗，於是二月四日，傳諭各路軍將領說：“嗣後爾等，各直嚴禁彼地滿洲、蒙古、漢人士卒，勿得劫掠降民，違者該管章京及驍騎校、小撥什庫等，一並治罪，劫掠之人，置之重典，為首者斬以徇。”[189]可是，清軍官兵陽奉陰違，不聽禁令，依然瘋狂搶掠，給朝鮮民眾帶來深重災難。 八日，多爾袞、杜度等人率領大軍，攜帶大量財物，押著五十萬朝鮮俘虜，及世子李■、次子李淏的內眷、侍衛、宰臣等五百餘人，離開漢城往沈陽。朝鮮國王李倧到昌陵送行，見此國破家亡的情景，“百官上下，一時號慟，上亦泣下”[190]。所經沿途城鎮官民，在道旁迎送，皆感到無比的羞辱，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損傷。由於人眾物多，行軍緩慢，隻須十多天的路程，卻走了七十多天，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全部回到沈陽。 二月二日，碩托、孔有德等人，奉令合朝鮮兵往攻皮島，朝鮮國王命信川郡守李崇元、寧邊府使李浚領黃海道戰舡赴之。當時明將沈世魁等人，率領二萬餘眾，配有大量火器，以及充足糧草，駐守皮島。朝鮮雖然降清，但是心仍向明，故把清軍攻打皮島的情報“流傳於島中”[191]，使明軍早有準備。因此，碩托等“攻皮島久未下”[192]，於是皇太極命阿濟格率兵一千，前來助攻。四月五日，他在郭山召開軍事會議，製定了攻打皮島新的作戰方案，據清方檔案材料記載： “因皮島不可一路攻取，欲分兵兩路偷襲。議定，將我國所造小船由身彌島北潛逾二十裏以外之山，拉運至皮島西北熬鹽之河港。遣八旗護軍參領及每牛錄所出護軍各一員，命步軍固山額真薩穆什喀在前統領偷襲。令步軍官員等率領步軍繼其後，攻打皮島西北隅之山嘴。又命固山額真昂邦章京阿山、葉臣乘我國所造小船在後督戰。再，另一路遣八旗騎兵、騎兵諸官員、四邊城四百兵及全部官員，漢軍及其諸官員、三順王軍、三順王下諸官員及朝鮮兵，乘我軍在各地所獲船隻及朝鮮來援之船，赫然列於身彌島上，命兵部承政車爾格率領進攻。又命漢軍固山額真昂邦章京石廷柱、戶部承政馬福塔在後督戰。”[193] 六日，阿濟格致書皮島守將沈世魁，勸其歸降，未得答覆。八日，阿濟格下令進攻皮島，按計劃行動，分兵夾擊，經過一番激烈惡戰，明軍潰敗，沈世魁被生擒，因拒降為馬福塔殺害。清軍攻占皮島，斬殺明軍萬餘，俘獲男女三千四百多人，大船七十艘，炮十位，其餘金銀、衣緞、馬牛、寶器等物無算[194]。 阿濟格等率軍占領皮島這個戰略要地，是皇太極發動“丙子之役”的又一重大勝利，亦是完成了十年前“丁卯之役”，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務。從此切斷了朝鮮和明朝的聯係，正如朝鮮廷臣崔鳴吉所言：“椴島（即皮島）失守，極可驚慘，……天朝之路，今已絕矣。”[195]同時亦拔掉了威脅清後方安全的明軍據點，對穩定遼沈地區的社會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丙子之役”是以清的勝利，朝的失敗而告終，它對清、朝雙方以及明王朝都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如果把“丙子之役”與“丁卯之役”的後果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重大變化： 一是政治上，清與朝由兄弟的“平等”關係，變為君臣的隸屬關係。而且朝鮮自此永絕明朝，奉大清為正朝，改用崇德年號。這種臣屬宗主的關係，幾乎維持了整個有清一代，沒有什麽變化； 二是經濟上，丁卯年的平壤盟約，雖然朝鮮每年要向後金進貢，但是後金也要給予回納，雙方所獻物品盡管不等，卻是對等的。可是，丙子年的城下之盟，變為朝鮮單方麵納貢，而且貢物的數量大增，如黃金百兩、白銀千兩、茶千包、大小紙二千五百卷、大米萬包。這都是以往沒有的，可見清從朝鮮勒索更多的財物； 三是軍事上，朝鮮從後金的敵人，變為清伐明的助手。“丙子之役”，不僅解除了清的後顧之憂，粉碎了明的東江防線。從此朝鮮不再支持明朝，卻派兵、運糧參加對明戰爭，因此清的軍事實力大增。 “總之，皇太極通過“丙子之役”，既控製了朝鮮，又削弱了明朝， 為其實現進取中原的戰略方針鋪平了道路。 [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085頁。 [2]（朝鮮）李肯翊：《燃藜寶記述》23，見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一輯。 [3][103]《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4，毛帥東江。 [4]毛承鬥輯：《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5，天啟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5]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遼寧大學曆史係，下同）。 [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164頁。 [7]張岱：《石匱書後集》卷10，毛文龍列傳。 [8][9]夏燮：《明通鑒》卷78。 [10]毛承鬥輯：《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1，天啟元、二兩年塘報，原眉批。 [1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31頁。 [1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27頁。 [1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27、3231、3272頁。 [14]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25頁。 [15]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6，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16]重譯《滿文老檔》大祖朝卷47，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十二日。 [17]重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49，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18]《明熹宗實錄》卷25，天啟二年八月丁醜。 [19]毛承鬥輯：《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4，天啟五年六月二十六具奏。 [20]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7。 [21]《明清史料》甲編，第8本，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本。 [22]毛承鬥輯：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6，天啟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奏。 [2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84頁。 [24]《清太宗實錄》卷2，天聰元年正月丙子。 [25]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四月八日。 [2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9頁。 [27][28][29][33][38][39][40][41][42][43][46]（朝鮮）趙慶男：《亂中雜錄》6，見潘喆等編：《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3輯。 [30]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33頁。 [31][32][44][4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31頁。 [34][35]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正月十八日。 [36][37]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291頁。 [45]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32頁。 [47]《清太宗實錄》卷2，天聰元年三月辛巳。 [49]（朝鮮）《承政院日記》第17冊，第802頁。 [50][7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0頁。 [50][53]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52][55][97]（朝鮮）李肯翊：《燃藜室記述》二十三。 [54]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 [56]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二月八日。 [57]《清太宗實錄》卷7，天聰四年六月乙卯。 [58]《八旗通誌初集》卷130。 [59]《清太宗實錄》卷2，天聰元年三月辛巳。 [60][61][62][64][65]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2頁。 [6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1頁。 [66][67][6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1頁。 [69]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3頁。 [70]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9頁。 [7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3頁。 [7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7頁。 [74]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1頁。 [75][7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4頁。 [77]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4頁。 [7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08頁。 [79]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5—3316頁。 [80][8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5頁。 [8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8頁。 [83][87][8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0頁。 [84]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8—3319頁。 [85][8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19頁。 [89][9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1頁。 [91][92][9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2頁。 [94]《清太宗實錄》卷2，天聰元年三月乙酉。 [95]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4頁。 [9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5頁。 [9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23頁。 [99]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三月。 [100][102]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7。 [101]《明熹宗實錄》卷82，天啟七年三月庚午。 [104]毛承鬥輯：《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6，天啟七年四月二十日塘報。 [105]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36頁。 [106]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51頁。 [107][10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60頁。 [109][110][11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61頁。 [112]張葳：《舊滿洲檔譯注》天聰元年七月十九日。 [11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8，第3365頁。 [114]《清太宗實錄》卷8，天聰五年正月壬寅。 [115][119][122][125][134][139][141][144][145][146][150][154][157] [173][174][175][185][190]（朝鮮）李肯翊：《燃藜室記述》二十七，丙子虜亂。 [116]《清太宗實錄》卷26，天聰九年十二月甲辰。 [117]《清太宗實錄》卷27，崇德元年二月丁醜。 [11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46頁。 [120]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47頁。 [12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49—3550頁。 [123][126][177]（朝鮮）趙慶男：《亂中雜錄》續雜錄。 [124]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48—3549頁。 [127][138][140]（朝鮮）羅萬甲：《丙子錄》記初頭委折。 [128][129][130]《清太宗實錄》卷28，崇德元年三月乙醜。 [13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50—3551頁。 [132]吳晗輯：《朝鮮李明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51頁。 [133][135]《清太宗實錄》卷28，崇德元年四月乙酉。 [136]《清太宗實錄》卷28，崇德元年四月已醜。 [137]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55頁。 [142]《清太宗實錄》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己未。 [143]《清太宗實錄》卷32，崇德六年十一月已巳。 [147][148][152][180][183]（朝鮮）羅萬甲：《丙子錄》急報以後日錄。 [149]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72頁。 [15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73頁。 [153]《清太宗實錄》卷32，崇德元年十二月丙申。 [155][178][179]（朝鮮）《南漢解圍錄》，見劉家駒：《清初政治發展史論集》第120 頁。 [156]（158）（朝鮮）《丙子胡難湖南諸公倡議事實》。 [159]（朝鮮）《承政院日記》第54冊，第570頁。 [160]《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壬寅。 [16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80頁。 [16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82頁。 [163]《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丙辰。 [164]《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丁巳。 [165][168]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85頁。 [166][167]《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己未。 [169][170]《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庚申。 [17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88頁。 [172]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91頁。 [176]（朝鮮）羅萬甲：《丙子錄》記江都事。 [181][182]《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184]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594頁。 [186]《清太宗實錄》卷33，崇德二年正月庚午。 [187]《清太宗實錄》卷34，崇德二年二月辛未。 [188]（朝鮮）《朝鮮記聞》卷5，見劉家駒：《清初政治發展史論集》第143頁。 [189]《清太宗實錄》卷34，崇德二年二月甲戌。 [19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3600頁。 [192][194]《八旗通誌初集》卷140，阿濟格傳。 [193]《盛京滿文原檔》第7號，四月五日條，見《曆史檔案》1982年第3期第86頁。 [195]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9，第 3603頁。